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黨對政府的組織、人事、政策擁有決定權，兩者關係為黨領導下的相互重疊，是列寧式政黨及其取得政權後所建立之「黨國體制」（party-state system）的主要特徵之一。雖然經過近二十年來改革開放潮流的薰陶，使得中國共產黨對於地方行政官僚、軍隊、社會團體等各方面的控制力均有鬆動跡象，但是不可否認的，其數十年來「以黨領政」、「黨指揮槍」的運作模式，至今仍然能夠透過諸多黨內高層人士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軍隊相互兼職的方式來得到進一步延續。就當今政治學界而言，有關於政府決策過程的研究到目前為止仍多僅止於臆測。在民主國家中進行研究尚且如此，相形之下，共產國家則又更增添了幾分神秘色彩。也正因此，探索共產黨內核心組織變遷的因果關係，黨內核心組織成員在中央乃至地方之黨、政、軍兼職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以及黨內高層人事異動與組織變遷兩者間的交互作用，將使吾人對共產國家之政策走向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就中國共產黨而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即為其核心組織，總書記、黨主席、黨副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等職位則代表核心組織成員之職權範圍，兩者匯合即構成所謂的「最高領導制度」。相信透過本論文的研究，對於中國共產黨，乃至於中共政權的政策走向作更精確、更細緻判斷方面將會有所幫助。 本研究共計六章，第一章為緒論，內容包括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文獻回顧、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章節結構等五大部分，目的在於對本研究之內容與方向作一說明。第二章至第五章為本研究之主體，依循歷史演進的順序，以「六屆五中全會」、「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及「十二大」三次會議的召開作為鄰近各章之分界點，對於總書記及黨主席（包含副主席）與黨內核心組織─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三者及其成員間之關係，就組織變遷、人事異動、成員兼職等諸多層面分別進行深入探討。本研究主體各章依據前述方式分期，除了考慮到橫跨時間點與資料配置上的均衡，以及整理分析上的方便之外，「六屆五中全會」、「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及「十二大」在中共黨組織史上別具意義也是重要原因。「六屆五中全會」係中央書記處成為最高領導制度中重要組成部分之源頭所在，也是「總書記」與「中央書記處」兩者並行之濫觴所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是現今最高領導制度在「文革」衝擊下進入劇烈變動時期的導火線，中央書記處的功能從先前的「八屆十中全會」開始轉弱並趨於癱瘓，最後甚且造成最高領導制度的近乎全面瓦解；「十二大」則是「總書記」與「中央書記處」在黨章中重現，現今最高領導制度正式回歸「八屆十一中全會」前景況之起始點。第六章則是結論，除了對最高領導制度發展之經過加以統合整理，將其中糾葛紛雜的人事互動關係進一步釐清之外，也試圖在最後一節，以自江澤民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後首次全國黨代表大會─「十四大」召開至今為時六年有餘的制度變遷過程作為主要分析架構，並且將「十四大」召開前之制度變遷史引為解釋、預測之佐證，對其最高領導制度未來之可能發展作一初步探討。

冷戰結束後，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面向均有大幅度的成長，國力的增強以及國際地位的提高，引發既有強權與大國的疑慮和不安，有關「中國威脅論」的論調層出不窮。國家形象的好壞，影響一國的前途與發展，以胡錦濤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將國際形象定位在「負責任的泱泱大國」、「和平發展的後興大國」和「建構和諧世界的重要推手」三個面向著手努力。 然而，國際民調機構數據顯示，中國訴求的國家形象與國際社會眼中實際的中國形象，仍帶有認知上的差距。造成兩者形象認知不和諧的原因，包括黑心商品氾濫、新聞自由度低、不和諧的威權國家和國際傳播力度不足。中國期望的國際形象與實際國際觀感不符，面對此困境，中國在傳播媒體上制訂了「自建渠道走出去」、「借力使力走進去」和「先發制人」三大策略。在策略面下，本研究以極具代表性的官方電視媒體－中國中央電視台為例，探討中國在實質面上的傳播手段。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Macau /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冷戰結束以來，兩極體系的瓦解使得東亞地區發生權力變化，為爭奪區域領導權，各國無不摩拳擦掌，其中尤以日本與中國兩國的競爭最為白熱化，兩國關係的發展也因而受到注目。日中兩國關係在1990年代歷經了初期的友好、中期的惡化與末期的低潮之後，進入二十一世紀，兩國關係已然走到關鍵的十字路口。2001年4月小泉純一郎以改革形象，挾前所未見的高人氣入主首相官邸，一上任即面臨受歷史教科書、李登輝訪日以及農產品貿易糾紛而陷入緊張的日中關係，再加上小泉首相面臨的是近兩百年來未見的崛起的中國，如何處理日中關係成為其任內的一大考驗。更重要的是，日中這東亞兩大國的互動，是合作抑或競爭，是否能破除「一山不容二虎」的迷思，都將大大影響東亞地區的未來，對身處東亞地區且正好鄰近此兩大國的我國來說，亦將是非常值得觀察的發展。 / 本文一開始首先簡單介紹從冷戰結束後到小泉首相上任之前，日中關係的大致發展，作為背景說明，其次則闡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文獻回顧以及論文架構安排。第二章則介紹小泉時期的日本外交政策，提出五組決策者信念體系與其實際決策間的關聯因素作為分析架構，首先介紹小泉首相是如何看待現今的國際與區域情勢，以及因此衍生出來小泉的對外政策特徵，與傳統日本對外政策有何異同。第三章介紹自2001年4月小泉首相上台後日中關係的發展情況，以時間發展先後為本章的撰寫主軸，將小泉首相在位期間所發生對日本外交政策與日中關係有重大影響的四項重大國際事件（2001年9月的911事件、2002年10月的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戰爭以及2005年12月的東亞高峰會）作為分斷點，並介紹此四項重大國際事件對日本外交政策的影響，以及該項日本外交政策的改變對於日中關係的影響。第四章分析小泉時期影響日中關係變化的發展因素，將小泉時期影響日中關係發展的重要正面因素分為經貿投資、在區域及國際性問題的合作以及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三項。第五章分析小泉時期影響日中關係變化的衝突因素，將小泉時期影響日中關係發展的重要負面因素分為歷史與民族主義、領土、台灣、安全以及經濟與能源等五項。最後為結論，綜合以上各章節，歸納出小泉時期整體日中關係的情況與小泉上台對日中關係的影響及其原因，並以此為基礎，嘗試推測在「小泉後」的新政府時期，日中關係可能的發展走勢與變化。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wo East Asian great powers, Japan and China, during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Koizumi Junichiro’s tenure. After the Cold War, the two powers have had encountered a period of changing relationship in the 1990s – from honeymoon to a series of quarrels. Under the situation of the power vacuum and power shift happened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Japan and China have clashed fiercely in the process of competing for regional leadership. Now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th Century, Japan-China relations are at a crossroad, and here comes Koizumi who just got the power to lead Japan toward the new century. The atmospher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n the Koizumi era may have a great effect not only on the future of Japan-China relations but also on the future of the whole region, even the whole world. As a member of the East Asian region, there should be great interests for us in studying this theme, and getting to know how to deal with these two great powers on the basis of ou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 The first part of this thesis composes research motives, purposes, scopes, limits, methods and literature review, and also provides the background of Japan-China relations in the 1990s. Chapter two focuses on Japan’s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Koizumi government, and analyzes the Prime Minister’s viewpoint on the nature of today’s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understands his foreign policy and China policy. Chapter three introduces the detail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tenure of Koizumi. While Chapter four and five analyzes respectively the factors which foster or impede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China relations. In the last chapter, I reach the conclusion and find ou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behind the deterioration of Japan-China relations in the Koizumi era, and then try further to predict the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 of Japan-China relations under the new Abe government.

中共以黨領政，強調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具體表現為它對國家各方面事務的政治領導、組織領導和思想領導。政治領導是指黨對國家法制和國家發展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領導，即以馬克斯主義為指導，根據國家的歷史和現實特點，制訂正確的路線、政策、方針以及對國家立法進行思想指導，並以此來領導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及各方面的工作。很多人會認為中共中央的決策機制是在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的會議裡完成，但是在實際運作上，由於讓政治局常委在重大決策上拍版定案前必須事先具備一些政策細節的評估與分析，加上要交付國務院相關單位執行之前也要有具權威的決策本質，因此一個類似具有「黨政協調」或是「黨政運作」的機制就因應產生。1958年5月中共的八大二次會議，決定中央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五個小組，各有專人負責，此為中共中央工作領導小組的開始本文欲探討的目的有二，分別為中共中央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共黨對政府及對黨內領導而言的組織定位與扮演角色之變化，其敘述如下：一、瞭解中共中央工作領導小組在不同階段所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功能；二、探討中共中央工作領導小組對黨內領導而言，其扮演的角色及功能有所變化，亦即研究是否相較於毛澤東時代，中央工作領導小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其協調功能與輔助決策的功能增強，而幕僚功能也隨之加強。換言之，即研究是否其制度化程度提高，對領導小組本身而言，其功能也跟著加強。因此本文所欲探討的另一重點為中央領導小組在組織運作上的差異。是否領導小組的角色功能從在毛澤東時代的為了強化中央領導而設立的領導小組，其小組功能從最初的深有毛個人色彩的為了掌控黨對政府行政的控制能力所成立的監督機構，轉為輔助政府決策的黨政協調機制。 / The full name of CLSG is Central Leading Small Group, which is considered as the internal decision-making organs. Its main duties is to propose policies and give suggestions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Political Bureau, which used to be the final decision maker. In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china, a CLSG, is a committee composed of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coordinates party activities within an agen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As the Constitution of China stipulates, it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lead the whole society by controlling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s by means of organization, personnel, etc. The Party has established many institutions called “the corresponding departments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which intervene directly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 of the country. This thesis is research in definition and statu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specially in historical change. CLS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 within the PRC after the 1990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policy where the CLSG has become a tool for coordinating the work several agencies as well as insuring party supervision over government activities and much more institutionalized and less focused on personalistic factions.

冷戰結束後，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地呈現復興的趨勢，而從九零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復興與發展，也一直是受到關注的話題與焦點，像是1997年的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到現在的反日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這些都是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實際例證。但是對於民族主義，一般總是存在著許多負面的看法，因為在西方的民族主義發展歷程當中，民族主義高漲的結果將很容易的演變成極端激進形式，我們是否能將中國的民族主義輕易的套入西方的歷史情境當中，將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至於民族主義在外交中的影響力，如同惠廷(Allen S. Whiting)所言，民族主義如何影響中共外交，將取決於它國如何對待中國，也因此探討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民族主義因素，除了分析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在外交層面的作用之外，更需關注中日民族主義之間的互動趨勢，以及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發展。本論文在分析中共對日外交政策上，關注的主要變數是民族主義發展的影響，在分析的途徑上則試圖從國際層面:如中日民族主義的互動趨勢；國內層面:如中共愛國主義的原則、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的互動；以及決策層的認知思維層面，依據多層次的分析途徑，從以上這些變數來探討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民族主義因素，並期望藉由民族主義興起的研究，提供理解中國崛起與發展的一個觀點。

1978年，中國開始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至今已歷經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經濟增長明顯加快、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改善，食物消費也因此更加多樣化。為了提供足夠的糧食安全保障，中國的糧食生產自2004年以來，已經達成了「十連增」的記錄。 本研究特別針對中共在「十五時期」（2001年～2005年）、「十一五時期」（2006年～2010年）」所採行之糧食政策及執行成果進行分析。研究顯示，中國雖然在21世紀初難得地維持了相當高度的糧食自給，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日益縮減和惡化、人口快速成長以及工業化、城市化的社會變遷，都是中國糧食安全必然面臨的嚴峻挑戰，同時也影響中國對安全的感受。 為應付國內的糧食缺口，並在國際糧價處於相對低價時增加儲備，從2009年開始，中國連續幾年成為大豆、玉米和小麥等穀物淨進口國，進口量並逐年攀升，因此中國的糧食需求已成為國際間影響糧食安全的關鍵。只要中國糧食自給的能力稍有變化，都會帶來大量的糧食國際貿易，甚至有人主張這也是導致糧價高漲的原因之一。 隨著全球化的進展，糧食也成為國際貿易商品，糧食相關金融產品成為跨國企業及財團運作資金的另一種選擇。但若從宏觀開放的視野看待進口糧食，中國的資源配置和農業生產結構，可望透過貿易自由化而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自十八大拋出「城鎮化」的概念後，很多投機者已經虎視眈眈，寄望從城鎮化帶來的土地盛宴中攫取財富，認為「新土改」將是中國繼城市化之後又一個炒作房地產的機會。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不只是民生經濟問題，處理不好就可能引發社會動盪；「城鎮化」是否將排擠農業耕種面積、「農村現代化」如何兼顧總體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益，都是值得持續密切觀察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