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各國家、各民族，都有其獨特的神話。 那神話，是其國家，其民族之從原始時代以來的文化與思想之產物。以神話，研究 各國、各民族原初時代之文化與思想，而比較研究，因人類精神之共通性產生的類 似神話，以為深有意義，因此寫本論文。 本論文共五章，六萬字以上。首章論上古之神話，分四節：（一）兩國上古神話之 特色；（二）神市與神樹；（三）Totemism；（四）不死觀念。次章論堯、舜、禹 ，三代神話與三國神話，分二節：（一）誕生問題；（二）神事。三章論兩國神話 上之女神之考察，分二節：（一）神之性格；（二）與女神有關之諸問題。五章論 死亡神話及鬼之神話，分三節：（一）再生問題；（二）鬼之考察；（三）巫俗之 考察。四章論自然神話，分三節：（一）日月神話；（二）龍神話；（三）植物神 話。

本文從「組織內捲化」的角度，評估中共「民主集中制」的運作與政治變遷，檢證精英回應環境變遷所依循的指導方針或組織原則，以及黨組織與國家制度之間的互動。包括： 一、「民主集中制」的規範雖然沒有背離民主原則，但是所訴諸的概念經常隨著黨內路線的轉變而更動，使其實質及運作一直存在爭議性，在研究上也形成一種套套邏輯(tautological)：中共的實踐使吾人得以定義民主集中制，若要對照(against)民主集中制則必須評估中共的實踐。 二、中共建政後，由於黨對選舉有系統的操控，使精英甄補存在明顯的專制性質；而黨與政權的平行發展，使非正式制度與黨的內部規章取代正式規則，導致黨組織逐漸取代國家的權威，也抵消國家權力機關的功能，形成黨與政權內部顛倒的權力關係。 三、黨國體制的排他性使執政者必須時常面對自我辯護及自我肯定的問題，中共試圖從黨的包容性、黨內民主、梯隊接班到人大功能的提升強化其回應性與代表性。但是在限定的制度框架內，使中共政治改革顯現出對既有制度的延續勝過制度的變遷。 四、「多數統治」雖然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但是在現行制度下如何防止「勝者全拿」(winner-take-all)造成對少數權利的忽視？而執政者在制度設計上摻入強烈的現狀偏好，形成一個穩固、永續的多數派維持意見的高度集中，反而提高政治變遷的難度與防範多數專制的沈默。 五、中共現行制度結構成為改革所無法迴避的「既定邊界」，組織內捲化使中共在改革過程中面臨「黨性」與「發展」，「法治」與「人治」、「黨管幹部」與「人民民主」，「議行合一」或「三權分立」的衝突，這些問題並不是簡單地藉由兩者的「辯証統一」得以解決，高度的優勢雖然使中共權力得以維持，但也限制其調適能力。 「組織內捲化」描繪出中共演化路線「節律失調」(dysrhythmic)的變化過程，包括傳統模式的再生與維持，以及常規化及理性化的機制同內捲力量的衝突。中共試圖透過「民主集中制」在集中與民主、紀律與自由、統一意志與個人心情舒暢之間尋求辯證的統一；但也因為堅持在一黨統治的框架內，使其面臨如戴蒙(Larry Diamond)所提出民主的「三個弔詭」：衝突與認同、代表性與治國能力、同意與效能之間的緊張關係。執政者希望逐步推動民主與法制，但是民主法制的全面開展又削弱黨的支配權，形成兩者難以共存的制度困境。在這過程中所存在的緊張與調適的困難，若只想藉著提出建立兩者間的「辯證統一」關係來解決，實際上只是以不同說法來重述相同的問題。家長制統治與改革之間的困境在於家長制統治刺激改革者，但改革產生於一個家長制環境下；改革者主張法制與制度化，主要是基於他們對家長制與腐敗削弱黨的統治能力的認知。最重要的是，改革是由上而下執行，並限制在現行體制的範圍內，因此改革的執行過程亦由現行的統治模式所形塑。 「內捲化」雖然也作為一種革新的形式，只不過這種革新試圖保持現存的結構，透過「修補」或者逐漸將既有操作模式與傳統關係加以合成(elaborate)來解決新問題。中共的組織內捲化，始於最初革命所設定了組織參數，建政後隨著內部的發展而強化，並有限地調整這些參數；緊接著大躍進與文革的震盪，最終破壞了外部行政管理機器，轉而尋求內部資源，強化了內捲模式；而後毛時期的改革，再次對組織形成震盪，其目標在於促成組織的進化發展，然而卻因為改革者對其政治遺產的模糊態度，使發展侷限在「內捲」與「進化」之間。在過去二十年當中，中共威權統治的制度化過程，為邁向更開放的政治體系提供有限的動力，但是對中共政治體制最大的挑戰，來自於舊制度崩解與新制度建立兩股政治走向步調的不均衡，其中組織內捲化的發展凸顯出黨組織內外不同的權威與關係模式，以及正式與非正式運作模式之間的緊張與衝突。 若我們回顧西方政黨發展史，正是基於選舉權擴張為政黨多元主義提供環境，也因此中共雖然接受黨內應朝向民主化與制度化的方向發展，但最終仍因為必須鞏固具高度人格化的領導核心所抵消。當黨內民主的機制一直存在無法突破的界限，使黨內民主只成為「維護中央權威」的工具，而非目的；亦使得中共欲藉由「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的規劃流於原則性的宣示。同樣的，人大功能的提升，在絕大的比例上是建立在憲法規範中法定權力的轉移，即是從人大轉移至常委會；人大的穩定運作，仍是建立在維持非競爭性政黨體系的前提，僅試圖透過提高政權機構的包容性政策（如康曉光所謂「行政吸納政治」）、建立政策合法化與權力的制約，取代多元政治下的權力競爭，這也使得中共一直無法擺脫民主承諾與威權真實性的緊張狀態。 當前中共的合法性除了建立在經濟發展的成就，也在於人民可欲選項的缺乏，使黨成為整個政治體系的穩定者；但是社會主義政權在薄弱的責任機制以及缺少外在競爭的壓力，也剝奪了共黨學習適應社會變遷之能力。中共在改革中面臨的一個困境是，它「放權」的底線在哪裡？由於改革的決策總會引進新的行為者與不確定性，使中共在組織與制度上調適的結果，除了試圖進一步鞏固權威，也可能擴大其脆弱性，深恐在變遷的某一關鍵點上遭遇「連續性的斷裂」(breaks of continuity)。因此觀察中共在面對政治改革的議題時，這個自主的中央常顯得迷惑且優柔寡斷，有時甚至追求相互衝突的政策。事實上，對執政的精英而言，政治改革的主要難題首先在於如何應付原有的支持者，其次則是如何對應新秩序的要求者。對第一個難題而言，處於改革中的政治領袖最大的憂慮就是，改革在尚未創造新的支持者之前，就已失去原有的支持者；第二個難題是，改革等於是容許異議者更大的活動空間而帶來更大的挑戰力量，使執政精英的政治權力與利益受到極大威脅。因此，和平的過渡必須建立在不威脅那些有權否決者之利益下，將這個不確定性加以制度化。但問題也在於，當執政者一味以政權的穩定為考量，忽略客觀的經社成長逆轉人們的期望，形成中共主觀意願與人民期待之間的嚴重落差，使外在的改革壓力可能蓋過黨的調適能力而導致分裂。

論文摘要 台灣IT電腦相關產業，多以國際大廠的OEM / ODM Business為主，在過去廿多年的積極耕耘，充份發揮台灣公司的快速、彈性、價格競爭能力，獲得國際大廠如IBM、Compaq、HP、DELL、Toshiba、 Hitachi、NEC…等大型訂單，也奠定台灣IT產業在整個國際電腦產業價值鏈重要的代工製造地位。 當這些國際大廠挾其品牌知度，賺取行銷的超額利潤，在台灣這些以代工為主的電腦製造商，因缺乏品牌及通路的能力，也只能默默的扮演代工角色賺取有限的製造及代工費用。為了滿足大廠在國際競爭及其終端客戶的需求，許多台灣電腦製造廠除了必需在其製程及採購力上精益求精，控制其成本於最有競爭力，更必需配合國際大廠的要求，配合國際大廠供應鏈管理電子化，以及在世界各地建立支援國際大廠快速交貨所需的物流、發貨倉庫及售後服務。 除了這些國際性的大廠及其所屬的專業OEM / ODM代工大廠，在台灣仍有許多資源較有限，主力不在OEM / ODM的電腦及週邊產品製造商，這些中小型的製造商在產品上與國際大廠的產品有些區隔，經濟規模雖不大，但產品有其特色及合理的利潤。這些中小型企業無力獨自建立或使用較有規模的物流機制，若是能夠了解少量多樣物流所需，在充份整合這些需求後，為其量身訂作適合這些台灣中小企業所需的物流機制，當台灣電腦產業量大的產品普遍面臨因價格成本壓力必需外移大陸或東南亞，台灣空出的廠房、人力及物力，可用於幫助企業轉型， 發展更有附加價值、少量多樣創新的產品。除了根留台灣，也可以協助這些中小型的企業解決其無法單獨將少量多樣貨物以合理低廉的運輸成本送至國外發貨倉庫，再依終端客戶的需求將產品即時送至每一個客戶手中。 若能解決這些中小企業國際行銷產品後段物流運籌問題，採取本研究之建議方式，中小企業可以徹底發揮其特質，快速推出具有附加價值的產品，並透過這個物流機制將貨物快速送到客戶手中，最後提出對政府、物流業者、電腦業者及後續研究者的建議分別為： 對政府的建議： （一） 由政府及電腦公會相關單位出面促成物流業者整合電腦業中小企業，以特優的運費及倉租費率，先在台灣共同集貨後再隨時將貨送達國外物流發貨倉庫及客戶手中，透過這些中小企業群聚的效果，達成合理的經濟規模而強化台灣IT產業在全球運籌體系之競爭力。 （二） 團結力量大，若一家中小企業每月節省10萬運費，則100家中小企業可省下1,000萬運費。若一中小企業少量多樣產品一年可出口1億元的貨物，則100家中小企業可共同創造之利潤約等值於一家大型OEM代工電腦公司約300億營業額所創造之利潤。 對物流業者的建議： (一) 考量台灣中小型企業少量多樣的出貨需求，為他們量身訂作一個適合少量多樣的物流運籌機制，提供低廉的倉租，低廉的picking, packing, loading, shipping, unloading, custom clearing,handling 價格。 (二) 幫助台灣中小型廠商也負擔得起從發貨倉庫運送少量貨品至其顧客的物流費用，以避免從台灣出貨緩不濟急或運費太過昂貴。 (三) 為滿足客戶的需求，歐洲的物流發貨中心，在第一階段需提供物流管理中心、倉庫、租稅服務、資訊系統、業務等基本功能性組織，並可考慮在第二階段導入加工服務、回條品服務(RMA)等延伸性加值之服務；快遞及陸運服務則採外包之方式。 (四) 在台灣設立的物流公司，其主要功能為服務台灣製造商或貿易業者在台先集貨、併貨後一起出貨至海外物流中心，並負責物流業者與電腦業者間之溝通協調，讓台灣製造商能以最低廉的人力、物力成本獲得高品質的物流服務。 當這個少量多樣的物流機制可在台灣及歐洲第一個地點都經營成功後，可再將類似的經營理念，擴展至歐洲的第二個發貨倉庫，大陸市場及美洲市場應也可以採同樣的經營模式去擴展商機。 對中小企業業者的建議： (一) 台灣中小企業應努力轉型，從製造一般性低價產品升級到製造較有附加價值的產品，並適量的投入資源於研發及國際行銷上。當公司自己有能力開發出客戶需要的產品，掌握住國際行銷通路時，再透過物流機制的幫助，就可以順利的將產品送達國外客戶手中，而創造出好的利潤，進而回饋給股東、員工及整個社會國家。 (二) 當物流業者願意配合少量多樣的產品而調整其經營模式時，中小企業應摒除己見，全力支持此少量多樣物流公司之建立。中小企業的資源較有限，單憑已力是不可能完成全球物流的佈局，惟有大家同心協力，幫助此一少量多樣物流機制的建立，中小企業才有機會以合理之運輸成本，並有效率地將產品快速送達國外客戶手中。

中亞地區自古以來即為列強爭奪的場域。冷戰結束後，中亞五國，即哈薩克共和國、吉爾吉斯共和國、塔吉克共和國、烏茲別克共和國、土庫曼共和國紛紛脫離蘇聯獨立，這一地區因蘇聯勢力退卻呈現「權力真空」狀態，各主要強國及其周遭國家紛紛開展對中亞國家的競逐，中共做為冷戰後的區域強國，自然對中亞地區有著極大的關注。再者，中共與中亞地區的邊界長達三千多公里，新疆內部之少數民族在種族、文化、語言及宗教上與其有著密切的關係。此外，在經濟上，中共亦謀藉由與中亞各國關係之推展，得以擴展其市場與戰略資源，同時對於中共的「西部大開發」政策亦多有助益。 故此，中共面對冷戰後地緣政治、經濟的重大變化，勢必要有其因應的新戰略與適當的作為。本論文欲探究的目標有：冷戰後影響中共的中亞戰略之主要因素為何？「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的發展過程及關注之議題；「九一一事件」後的中亞情勢與中共的中亞戰略之變化；冷戰後中共的中亞戰略的前景與可能面臨的困難。

冷戰結束，作為冷戰時期圍堵共產陣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似可在作為敵對的華沙公約組織瓦解後而解散。但是，北約非但未解散，其成員國不僅愈有擴大趨勢，組織功能也從冷戰期間著重被動性防禦、威嚇敵對勢力，改為主動以軍事行動干預冷戰後出現的區域局部衝突。1990年北約在倫敦召開首腦會議，會上通過《倫敦宣言》，明確宣佈北約將不因華沙的解體而解散，且在1991年5月相繼召開國防部長和外長會議，商討北約在冷戰後的地位及作用。與會國一致認為應對北約軍事作出調整，決定向中東歐國家提供某種程度的安全保護，並提出廣泛的合作計劃，以擴大北約的政治作用。為因應冷戰後世界局勢的變化，北約16個成員國在1991年底提出「新戰略概念」(New Strategic Concept)，將經濟、社會與環保等因素列為新增的國防政策，執行層面上除了包含原先具有的集體防衛能力，又列入對話、合作方式， 並至1999年北約成立50週年大會上通過「二十一世紀新戰略觀」得以完善。「二十一世紀新戰略觀」與以往北約戰略最大的不同，在於北約職權的範圍擴大到非會員國，由被動的防禦轉為以足夠的武力積極維持和平，顯現其本質已有相當大的改變。北約已將組織功能朝向因應危機處理的方向發展，逐漸成為具備主動、多元化的政治、軍事防衛體系。 　　北約擴展在多數學者眼中，其目的除了解決冷戰後中東歐國家民族衝突、走私、販毒與核武安全等日益嚴重問題外，戰略意圖則在於防範俄羅斯的再次興起造成歐洲安全上的恐懼，因此欲藉由廣納與俄羅斯鄰近的中東歐國家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填補蘇聯瓦解遺留的真空地帶。 1995年北約公布《東擴可行性研究報告》，明確提出加入北約的條件和步驟，規定欲加入北約的國家必須滿足五項條件。 1996年12月北約舉行外長會議，正式宣佈北約擴展時間表，確定在1999年以前納入第一批新成員國家。1997年北約馬德里高峰會宣佈邀請波蘭、匈牙利、捷克參與入會談判，而在1999年北約成立50週年時，三國正式成為首批加入北約的原華沙會員國。由於北約的擴展計劃一直以來就遭受俄羅斯的反對，尤其強烈反對波羅的海三小國的入會，因此1994年發展的「和平夥伴關係」計劃(Partnership for Peace,簡稱PFP)， 便成為北約與中東歐、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國家增進交流的第二軌道，以緩和俄羅斯境內民族主義者的強烈反對，期望藉由軍事合作增進相互了解，促進這些國家的軍事、民主化發展，作為日後加入北約的準備。 　　因此，以往對於「北約擴展」的研究，學者的看法多是著重對俄羅斯的衝擊。以中國大陸為例，1999年以前對北約擴展的探討，多是附加在探討中俄關係的進程上。學者指出，促進1990年代中期「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建立的外部因素，其一在於中俄雙方認為美國藉北約擴展遏制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另外則是以1996新簽訂的《美日安保條約》牽制中共，東西包夾方式圍堵中俄。 中共的戰略因此以東南沿海的戰略部署作為第一要務，可見北約擴展對中共的衝擊不敵《美日安保條約》的迫切威脅性。不過，1999年北約出兵南斯拉夫，炸毀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一事，則喚醒中共對北約擴展的重視。經媒體大幅報導後，中國大陸的報章期刊不僅可見情緒性的文章批評北約暴行，學者從國際法、戰略層面探討北約出兵行動、組織演變等， 幾乎如出一轍將北約與美國劃上等號，視北約為美國建構單極世界體系的工具。大使館遭到北約轟炸，引發中共國內對於國際戰略、「和平與發展」、「韜光養晦」、對美「不搞對抗」綱領的強烈質疑，各種反西化、反全球化、反對私有化市場改革的「左傾」勢力，大有與民族主義情緒結合，挑戰冷戰後整體外交方針的趨勢。 因此，認為以美為首的北約在「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下，將中共視為取代俄羅斯的新圍堵對象，而美國更深用意在於建構單極霸權。 　　除了喚醒中共對北約在冷戰後組織演變及擴展的認知外，就地緣政治而言，中共認為北約擴展的目標不僅限於歐洲。由於東鄰中國大陸的中亞地區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隨著蘇聯瓦解造成中亞地區的戰略真空，各大國紛紛意圖填補，其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也令各大國勢力尋求有利位置。西方勢力便以北約作為前進中亞的突破口，藉由與中亞各國建立「和平夥伴關係」計劃，積極與中亞國家發展多邊安全合作。中共認為北約的「亞洲化」趨勢目的在於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部局，將擴展觸角伸向中亞，一是為控制中亞、高加索地區的油氣生產和運輸，二則為填補中亞地區的「權力真空」，奪取該地區的主導地位。不僅可以打通連接北約與美日安保同盟的戰略通道，在歐亞大陸建立安全體系，並以中亞地區為地緣政治支點，北約擴展和美日安保同盟為兩翼，抵制俄羅斯的復興、防止伊斯蘭教義派的滲透以及遏制中國大陸的崛起。 尤其911事件後，北約為配合美國的反恐行動，將反恐列為二十一世紀新任務之一，在鄰近阿富汗之中亞地區的軍事部署與軍事合作勢必將更為密切。中共因而擔心，北約在全球輿論的支持下，藉由打擊恐怖主義，鞏固在中亞地區的勢力，進而將北約腹地向東直逼中國大陸西部疆域，更為壓縮中共的戰略空間與衝擊在中亞地區的利益。不僅在戰略上對西部邊界形成軍事威脅，對中共構成戰略進逼之勢，北約是否會以「科索沃」模式干預中共境內的分離運動問題，也令中共倍感威脅。 　　由於中共「新安全觀」的制定背景基於對國際環境的認知，蘇聯瓦解令中共調整傳統的安全觀，在大規模軍事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大幅降低的認知下，中共調整其國家安全利益，強調經濟安全的重要性，以因應冷戰後全球化帶來的新挑戰。中共因此在「新安全觀」的指導下，以雙邊外交與多邊外交擴大與各國的交往並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以構築發展「四化」的穩定環境。不過，國際環境並未如中共預期，除了冷戰期間潛藏的地區衝突、熱點一一浮現之外，「中國威脅論」的興起令中共深感遭受國際圍堵。因此，在1999年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一事發生後，中共如何因應北約擴展、對國際環境的認知為何？「新安全觀」是否遭到挑戰與調整，都是本文探討的焦點。

中國大陸在六四後的二十多年，因為經濟發展，整體國力也漸漸上升，由於想要在國際社會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邁入大國之列。另一方面，在傳統人權的觀點下，中共包括六四屠殺事件以及各種迫害人權的作為，都使得中共被認為是一個不夠文明的獨裁政權，也影響到中共的國際地位。中共希望在美國主導的國際典則系統之外，建構另外一個以中共為中心，包括人權論述在內的系統。「後冷戰時代中共與美雙邊關係中的人權因素」這本論文，則是以中共和美國在人權上的你來我往為出發點，來探討中共在六四以後提出的人權理論和確實人權狀況。由於中共在人權的宣傳上不僅是對國際上，也對國內，所以在兩方面探討其影響。本文的結論主要有：一、中共的人權論述是一個比較鬆散的，主要是對於西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的人權批評的回應。二、中共的人權論述並非根植於其社會狀況，而主要在於維持共黨統治的需要。

本研究係以中年已婚職業婦女為研究對象，進行其生活壓力及其因應方式之研究。旨在探討中年已婚職業婦女的生活壓力來源，影響中年已婚職業婦女生活壓力產生的因素，及生活壓力的因應方式。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台灣地區北部40~60歲的中年已婚職業婦女，共174人。研究工具除自編之「生活壓力事件量表」外，尚有「壓力因應策略量表」，統計方法採用結構方程模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及重覆量數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 中年已婚職業婦女的生活壓力來源有「生理老化」、「事業發展停滯」、「經濟壓力」、「家庭問題」、「照顧年老長輩」、「退休規劃」六項。 二、 不同「年齡組」之中年已婚職業婦女，只有在「經濟壓力」這個生活壓力程度上有顯著差異，其中，前中年期的中年已婚職業婦女，在「經濟壓力」上，比後中年期的中年已婚職業婦女明顯的壓力大。 三、 不同「子女數」之中年已婚職業婦女，在各生活壓力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四、 不同「扶養公婆父母數」的中年已婚職業婦女，只有在「照顧年老長輩」這個生活壓力程度上有顯著差異，有扶養公婆父母者，在「照顧年老長輩」的生活壓力得分比無扶養公婆父母者高。 五、 不同「社經地位」的中年已婚職業婦女，在「事業發展停滯」、「經濟壓力」、「家庭問題」、「退休規劃」的生活壓力程度有顯著差異，其中社經地位最高者在此四項的生活壓力最小；社經地位最低者，在「事業發展停滯」、「經濟壓力」、「退休規劃」此三項生活壓力最高；社經地位次低者在「家庭問題」的生活壓力項目上壓力最高。 六、 中年已婚職業婦女，在面臨「生理老化」、「事業發展停滯」、「經濟壓力」、 「家庭問題」、「照顧年老長輩」、「退休規劃」等生活壓力項目時，會傾向採 取不同的因應策略；此種傾向只有在「退休規劃」的生活壓力項目上會因「年 齡別」而不同。

蘇聯解體後，在中亞地區，產生新興五國獨立國家，計有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吉爾吉斯等五國，先後獲得國際社會外交的承認與支持。中亞國家獨立初期，即面臨內部和外部多重嚴峻的考驗，在內部問題上，無論政治、經濟等各項政策均未能步入正軌，造成各國在政治上的動盪不安，經濟上的嚴重斷層，社會上的犯罪走私，以及民族性的複雜和宗教上的極端等，都為中亞國家帶來不易解決的難題。在外部問題上，前蘇聯曾經維持中亞區域上百年的安全機制頓時瞬間消失後，加上繼承者俄羅斯綜合國力的式微，使得中亞地區成為權力真空地帶，引起世界強權覬覦和介入。 中亞國家基於具有獨特的地理位置，是連接歐亞大陸的走廊，亦是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以及豐富的油氣資源，吸引全球的目光聚焦於此區，並成為世界強權競相角逐的舞台。身為中亞鄰國的中共，基於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的考量，也參與競逐，然而「九一一事件」後，美國藉反恐戰爭，將軍隊名正言順地進駐中亞地區，再次彰顯出中亞國家地緣戰略的重要性，對中共而言，不但直接影響了中共西北邊界安全，壓縮了中共在西部的戰略空間，同時形成海路兩面對中共的封鎖，更重要的是衝擊中共在中亞地區的原有戰略及利益，隨著，美國勢力在中亞的持續擴大以及主要強權積極的介入，使得中亞地緣政治格局發生重大的變化，相對的，影響了中共在中亞地區的利益，促使中共積極推動「上海合作組織」一系列具體措施的運作，除爭取國家最大利益外，並運用多邊關係制約美國在中亞地區的總體發展，進而提昇在國際的地位。

中國崛起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國際事務之一。在經濟上，澳洲是世界上最極為倚重中國的國家。雖然中國崛起對澳洲尤其重要，但目前仍沒有足夠的研究涉及這個議題。有鑒於此，本篇論文應用跨學科---經濟與非經濟---的方法評估中澳經濟之前瞻。本研究認為，從經濟角度看，未來中澳的關係有利。然而目前澳洲政府管理中國崛起的策略不善，可能是雙邊貿易面臨的主要威脅，以致損害未來的經濟環境，以及澳洲對中國的觀感。本論文之結論顯示亞太必須積極地管理中國崛起的重要性，並提出政策建議供給澳洲及其他國家參考 / The rise of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monumental events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important to all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The rise of China is specifically pertinent to Australia’s future as Australia is the world’s most economically dependent economy on China. This thesis evaluates the future of Australia-China trade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considering both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approaches. The thesis looks at the future of Australia-China trade in an economic sense by analyzing descriptive trade statistics. This is the first analysis of Australia-China trade of this type and the first application of th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The thesis finds that the future of Australia-China trade is very good and the rise of China poses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for both states. The thesis goes on to consider how the process of the rise of China has been managed in Australia by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The thesis argues that the main threat to trade is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s poor management of the rise of China, which is showing signs of damaging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exchange and creating a negative perception of China in Australia.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nalysis and the need for states to be proactive in their management of the rise of China is especially pertinent for many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The thesis concludes by providing a range of recommendations for Australia and China to help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the rise of China to enable a more beneficial world.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