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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既有文獻及研究,探討教育機會均等之定義,研究模式及使用變項.同時收集次級統計資料及經問卷調查所得的各類高中學生之基本資料.透過兩者所得之資料進行分析,以探討教育改革在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的成效,及了解新制的高中,對於促進教育機會均等是否有助益.根據研究發現,可歸納以下重要結論:1.高中職學生人數比例,有逐漸縮小的趨勢,但高中學生名額仍有增加的空間.2.比較各類型高中學生之家庭背景.居住地區等條件,發現普通高中.綜和高中學生最好,完全中學學生次之,職業高中學生最差.3.不同家庭背景.居住地區等外在條件的學生,其北區公立聯考分數存在差異.條件愈好的學生,分數愈高.4.與其他學術導向類型學校比較,完全中學學生的家庭背景較差,顯示完全中學的設置,使得一些社經背景較差的學生.居住在都市化程度較低地區的學生有機會就讀學術導向的高中,進而獲取更高的教育.5.條件愈好的綜和高中學生畢業後計畫愈傾向選擇進入大學升學,反之,條件不好的學生傾向於選擇進入四技二專就讀.6.擴張高級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容量,同時配合相關的措施,如獎助學金,助學貸款等,應該可使教育機會分配更為均等.

無

中共政權自成立以來，便一直支持緬甸共產黨，企圖以武裝革命手段顛覆緬甸政府，因此在研究中共與緬甸關係時，常認為中共在緬甸進行革命輸出。不過，中共對外政策絕不僅限於意識型態的功能運作而已，其外交作為現實主義的成份要大於意識型態。中共外交政策的現實性可由中共在與蘇聯關係惡化後，擴大解釋和平共處五原則的適用範圍看出。這套原則原先是強調處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關係，不過中共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宣稱，「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更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自一九六九年，中蘇共爆發嚴重邊界衝突後，一直到一九八○年代中期，蘇聯成為中共最主要的敵人及國家安全的威脅來源。至此中共不僅要拉攏非共國家，同時也要維持與其他共黨國家之關係，以突破美蘇雙重包圍。擴大和平共處五原則之適用範圍是理所當然的了。在此國際背景之下，中共與緬甸的關係是以外交考量為主，其他影響彼此關係之因素如經貿往來、緬共及華僑問題事實上也都以外交為主軸。中（共）緬雙方之所以如此重視彼此外交關係，實有其不得不然之苦衷。就緬甸而言，緬甸很早就已認為北方中國是緬甸最大威脅，為求生存，緬甸選擇中立主義。就中共而言，無論在地緣上或政治上緬甸都具有特殊之地位，使中共不得不容忍緬甸之中立主義外交政策。因此，中共運用兩手策略，一面以利誘，一面施以壓力，促使緬甸維持其中立外交政策，進而將緬甸納入其勢力範圍。總而言之，中共與緬甸自一九五○年至一九九○年四十年間，雙方之所以能維持和平關係，彼此相安無事，乃緬甸運用中立主義，及中共採取務實而理性的策略等因素，產生微妙的平衡的結果。

中共改革開放30年，經濟的發展帶動整體國力不斷提升，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之中國威脅論，中共近幾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藉由各種場合不斷強調和平共處、和諧發展之基調。 2002年胡錦濤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於2003年接任中共國家主席，自此開啟了胡錦濤執政時期。本文旨在探究胡錦濤主政時期對內如何實現和諧社會、對外又如何實現和諧世界之理論，並進而探討中共對台政策之和平作為。 胡錦濤對內為建構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乃是經由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建設等手段；隨著經濟發展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緊接著政治改革成為必要，加強與人民群眾利益緊密相連的社會建設，並藉由文化軟實力的推動來改變西方國家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觀感。對外為建構其和平形象，除塑造負責任大國形象，與鄰為善，持續深化與支持發展中國家，並積極參與各種國際組織，爭取主辦國際賽事及盛會，對台政策則重啟兩岸談判機制，加強兩岸互動交流，進而減少打壓臺灣國際發展空間。 然而中共也因改革開放政策而面臨嚴重的社會問題，雖其不斷強調自己的發展策略是一種和平導向，但卻又處處設限，強調「民主」卻又打壓「人權」，發展「和平」卻又處處「威脅」，雖然中共積極地謀求一個更利己的國際環境，然其矛盾的作法仍形成發展「和諧社會」及「和諧世界」的內、外部阻力。 有「和諧社會」才有「和諧世界」，而「和諧社會」的根本在民主，期待中共未來能夠落實真正的自由、民主，進而發展成為表裡合一的「和諧世界」。

本論文考察中古佛教造像活動之興衰。主要分原因、過程與變化三者。首先，從譯入經典著手，討論造像福報觀念的譯入、傳播以及普及；其次，從造像主身份階層討論祈願對象的差異；另外，則述及造像材質（如金銅、玉、石）、造像類型（如釋迦牟尼、阿彌陀佛等）等活動，最後探討造像在唐以後衰頹的原因。 中國中古造像活動的課題造像歷來由藝術史學者擔當；藝術史學者多著眼圖像分析，較少探討佛像光背上、佛座與四周的銘文，後者是為造像銘記。歷史學界方面，儘管有數位先驅前輩之研究，但考察侷限北朝，未兼論隋唐。因此，筆者以為可以著墨兩點：第一，綜合造像記與造像行為，討論造像的行為變化；其次，時間拉長、視野擴大，將時代跨越北朝至隋唐，藉以延伸出中古社會佛教盛行的意義。

本研究係以產業集中度指標為研究主軸，探討1961年至2000年外人來台直接投資集中度之變化情形，並藉由相關變數推測解釋外人來台投資之影響因素。本研究資料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所編印之「中華民國歷年核准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對外投資、對外技術合作、對大陸間接投資、大陸產業技術引進統計年報」，分別選擇二十八個國家地區及二十七種產業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外人對台直接投資的集中程度在國家地區別上有下降之趨勢，原因在於有愈多新的國家地區來台投資，且其比重提昇的緣故；而在產業別方面，集中程度則是呈現波動起伏的現象，原因是因為政府政策所形成的產業交替。此外，影響外人在台直接投資之決定因素為投資來源國的國民生產毛額。

中東路事件可說是中國民族主義嘗試挑戰蘇聯在東北的利權，不論成敗，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版圖必然有所變動。追求列強在華勢力均等的英國，按理不會任由事態發展而不插手。而其自身面對中國民族主義挑戰的經驗，英國縱使不向當時非盟友的蘇聯傳授心得，也必定會與其他列強相聯絡。過往研究沒有看到英國的任何明顯行動，也沒有見到為何英國沒有任何行動的解釋，更沒有見到使用英國檔案為主的視角。本篇論文以這疑問出發，嘗試使用英國外交部檔案，來考察英國在中東路事件當中，究竟採取什麼態度，是否有什麼政策，進行什麼活動。並藉由英國對中東路事件的考察視角，關照南京外交在中東路事件的行動，從中得到一些與過去中東路事件研究不同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