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1978年開始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由原本的企業保險逐步轉換成為如今社會保險的形式。然而，從1970年代末期改革以來，經濟的快速成長引起了矚目，並進行了多種的改革之中，中央將其財政權力下放地方，被認為是貢獻於其驚人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這卻造成了地區間的競爭，也使得各個地區間的經濟規模產生了差異。在這人口結構日趨老化的中國，社會保障支出總是其地方財政支出的重要項目，雖是地方財政的負擔，但是否對該地區經濟的發展受了侷限嗎?回顧一般在研究發展經濟學的論文中可以發現，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規模間的影響都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論述，沒有一致的結論；至於中國，也是存在兩極的結論。 本篇文章之研究目的，即為了探討中國社會保障支出受到各省市地區經濟規模差異的影響效果為何。我們將利用中國的省級追蹤資料(Panel data)來進行分析，地區經濟規模的差異對於各省市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究竟具有什麼影響因子。在本研究中，將回顧現在文獻中，對於社會保障支出的各種影響變數，以更加完整的架構去搭起計量模型的雛型。此外，本文也將清楚的介紹現行中國的社會保證制度與發展的歷史經過，並點出當下所面臨的問題。最後，本文考量了社會保障支出中的基本養老與基本醫療支出其所受到影響的因素有著些微的不同，故建立了兩種實證模型，來進一步研究不同的支出受到經濟發展規模的影響差異為何。以釐清社會保障支出中各項基金支出受到經濟規模的影響大小，以做為各個政府改革的參考。

University of Macau /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

無

無

本文的目的是經由積體電路及個人電腦產業的發展，找出其發展所具有的特殊條件，以此討論該產業快速發展在戰後對台灣經濟發展的意義進而試圖說明戰後新興開發中國家擺脫依賴理論馬克思經濟學者所謂的邊陲困境的可能。 論及可能成為戰後台灣積體電路及個人電腦產業之資本，可舉出如次幾項：戰前已存在的小型電子電器類資本在戰後重組，經由政府「外向型」經濟發展政策的鼓勵由商轉工，復與日本電器廠商取得技術上的運繫，而以本地市場進行資本累積。另一方面，1950年代以降，美國將台灣納入其防衛體系的一環及1960年代台灣的外資導入政策使得美國以台灣為其電子產業的跨國生產基地，由於技術及市場皆從屬於日，美兩國，因而以此為源流所形成的本地電子資本呈現出弱小及從屬的特性。 戰後台灣當局的科技政策，初期以基礎科學研究為發展重心，未必能有效地與電子產業發展取得連繫，不過，此種情形直到1973年工研院的成立出現轉機，工研院成立所具有的意義在於國家權力跨足原有的指導位置更進一步積極地將學術研發與資本活動聯結在一起，而形成另一個積體電路及個人電腦產業之資本系統。 1980年後成立的聯華電子係出於1975由政府主導的積體電路發展計畫，以其在技術上自立，適逢1980年代後期亞洲形正逐漸形成積體電路生產中心而快速進行資本累積；另一方面，1985年工研院角色亦由「協助產業」轉變為「創造產業」後並於1987年成立台積公司，適切地與全球特殊應用積體電路(ASIC)的設計與製造趨勢結合得到相當的發展。不過台灣當局於1980年起所推行的電腦工業發展計畫，也使本地電腦業者能“及時”加入1980年代後由美國電腦廠商主導的個人電腦世界市場，並將日本製的個人電腦排除在以美國為首的生產聯盟之外，同時也使台灣電腦產業得到充份的發展。 總的來說，台灣於1960年代所推行的外資導入政策對生產性技術管理人才的培養、基礎科學研究人才的造就，及至1970年代以降工研院擴散到產業界的人才及基於跨國分工考量而回國的人才，共同建構了台灣內部支持產業發展的「技術人力」。本稿所強調之「新興產業」即在表現戰後台灣依其特殊環境所產生的技術人力為動力，加上世界市場的支持及國家權力積極干涉（即政府的獎勵政策）而快速得到發展，作為本文之緒論，以台灣為例「擁有技術的人力」堪稱為開發中國家擺脫依賴困境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