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1978年開始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由原本的企業保險逐步轉換成為如今社會保險的形式。然而，從1970年代末期改革以來，經濟的快速成長引起了矚目，並進行了多種的改革之中，中央將其財政權力下放地方，被認為是貢獻於其驚人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這卻造成了地區間的競爭，也使得各個地區間的經濟規模產生了差異。在這人口結構日趨老化的中國，社會保障支出總是其地方財政支出的重要項目，雖是地方財政的負擔，但是否對該地區經濟的發展受了侷限嗎?回顧一般在研究發展經濟學的論文中可以發現，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規模間的影響都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論述，沒有一致的結論；至於中國，也是存在兩極的結論。 本篇文章之研究目的，即為了探討中國社會保障支出受到各省市地區經濟規模差異的影響效果為何。我們將利用中國的省級追蹤資料(Panel data)來進行分析，地區經濟規模的差異對於各省市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究竟具有什麼影響因子。在本研究中，將回顧現在文獻中，對於社會保障支出的各種影響變數，以更加完整的架構去搭起計量模型的雛型。此外，本文也將清楚的介紹現行中國的社會保證制度與發展的歷史經過，並點出當下所面臨的問題。最後，本文考量了社會保障支出中的基本養老與基本醫療支出其所受到影響的因素有著些微的不同，故建立了兩種實證模型，來進一步研究不同的支出受到經濟發展規模的影響差異為何。以釐清社會保障支出中各項基金支出受到經濟規模的影響大小，以做為各個政府改革的參考。

本研究主要使用財務績效、經營品質、策略發展及公司治理等四指標構面對台灣金融控股公司之經營績效進行評估，再選定富邦金、國泰金、台新金、中信金、玉山金、永豐金及元大金七家金融控股公司進行分析比較，本研究資料顯示金融控股公司表現可從以下的效果觀察： 一、風險分散效果 金控的經營業務範疇應涵蓋銀行、證券及保險等業務，就靜態面而言，將不致因其中一項產業之衰退而侵蝕整體金控獲利，此外金控各子公司獲利也會因整體景氣循環、利率匯率變動產生互補之效果。 二、綜效 從動態面來講，金控旗下子公司透過龐大的客戶基礎可以引進更大的銷售滲透力。這是金控3C之交叉銷售（Cross-selling）最重要的獲利擴大效應。就資本效率而言，金控可透過資本配置將資源移轉到獲利潛能較大的公司，資本的運用效益將可有效發揮。 三、經濟規模 金控夠大所產生的市佔主導效果相當顯著，以證券業為例，元大證券購併多家券商後，一舉成為國內證券市場龍頭，證券行銷通路資源也為旗下金融商品提供強勢的銷售管道。

本論文計有一冊，約五萬字，並分為六章十八節，其旨在於建立一模式來求得自動販 賣通路之經濟規模。茲將內容提要分示如左： １•第一章 緒論：共分五節，第一節研究動機及目的，第二節研究範圍及對象，第 三節研究方法，第四節研究架構，第五章研究假定及限制。 ２•第二章 學理及文獻探討：共分五節，第一節通路通理，第二節經濟規模理論， 第三節排隊理論，第四節存貨理論，第五章相關實證研究。 ３•第三章 自動販賣業特性及發展概況：共分三節，第一節自動販賣業特性，第二 節國外發展概況，第三節國內發展概況。 ４•第四章 分析模型：共分二節，第一節分析模型之前提，第二節分析模型之建立 。 ５•第五章 實證分析：共分二節，第一節實證結果，第二節實證結果之分析。 ６•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教育性質融合了消費性、投資性、生產性之特質。我國政府的教育經負擔。以七十四 年為例，教育經費支出位各級歲出總額之百分之十六、五七。教育投資與否，或者投 資結構的分配，均應詳加評價，否則將導致資源之浪費與人力供需之不平衡。 本文之目的乃設法將教育視為一種產業，求出其成本曲線，並分析其是否具有經濟規 模，及解出平均最低成本之學生人數。本文共分為五章，主要研究對象為臺灣現行之 高級中學，及大專院校。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教育成本之剖析；第三章為有關文 獻之探討；第四章為我國教育規模之實證分析；第五章結論與建議；就實證分析之結 果，討論與建議，如何達到最適之經濟規模，並降低教育成本。

近代學者對「經濟規模」之理論及實證研究不勝枚舉，然其研究之方法及對象僅止於 比較同業廠商之間利潤或投資報酬率，而逕得該產業廠商之「經濟規模」，並未對該 廠商背後之各項生產因素作個別分析，而後再加以整合，以求得「如何」達到「經濟 規模」，而獲得規模經濟。 本研究擬以產業特性較單純之液化石油氣分銷商產業為例，探討各項生產因素－－人 員、設備、土地－－之成本，及顧客到達頻率分佈情況，再利用等候線理論、存貨理 論加以分析，以求得在各種不同的顧客滿意水準之下，城市、市郊、鄉村各不同地區 之分銷商的「經濟規模」，及其各項生產因素之配置，以供分銷商之參考。

本文旨在研究地下經濟規模與金融發展對實質人均GDP成長率之影響。我們使用二種不同金融發展資料，分別為私部門信貸規模及股市成交值規模。使用的資料型式為追蹤資料，時間由西元1981年至2008年，國家共22個，其中有14個已開發國家，8個開發中國家。模型部分共採用三種型式，首先為一般線性模型，其次為納入地下經濟規模與金融發展交互作用之非線性模型，最後則是門檻迴歸模型。 結果顯示，在一般線性模型中，地下經濟規模及私部門信貸規模對實質人均GDP成長率的影響並不顯著，而股市成交值規模對實質人均GDP成長率有顯著正面影響。 而在納入地下經濟規模與金融發展之交互作用項後，私部門信貸規模與地下經濟規模的交互作用項對實質人均GDP成長率有顯著負面影響，而股市成交值規模與地下經濟規模之交互作用項對實質人均GDP成長率有負面影響，但不顯著。由上面的結果，我們推斷地下經濟規模與實質人均GDP成長率可能存在著非線性的關係。 在門檻迴歸中，若把顯著水準設在10%，我們發現納入私部門信貸規模與股市成交值規模的模型存在顯著的門檻效果。在門檻迴歸中，若把私部門信貸規模或是股市成交值規模當作門檻變數，當金融發展程度低時，地下經濟規模對實質人均GDP成長率有顯著正面影響，而當金融發展程度高時，地下經濟規模對實質人均GDP成長率的影響並不顯著。 總結來說，我們建議低度金融發展國家適度的允許地下部門發展，因為政府無法干預地下部門，因此地下部門的營運較有效率，適度允許反而有助於提高資本投資的效率，進而促進實質人均GDP成長率。相反地，我們建議高度金融發展國家的政府應限制地下部門的發展。 / This paper focuses on linear effects and nonlinear effects of underground econom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the growth rate of real GDP per capita. Utilizing two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size of private credit and stock trade. The analysis relies on a sample of 22 countries for the period 1981-2008, including 14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8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use three different models, including linear model, nonlinear regression with a cross-term and panel threshold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linear model, underground economy and private credit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growth rate of real GDP per capita, but stock trad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rate of real GDP per capita. Moreov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ivate credit and underground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rate of real GDP per capita,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ock trade and underground economy has an in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rate of real GDP per capita. Hence, we speculate there have a nonlinear effect between underground economy and the growth rate of real GDP per capita. In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if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is set in 10%, we find that the model with private credit and stock trade have threshold effect, it implies that the sample can be split into two regimes: High degre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Low degre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Underground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rate of real GDP per capita when private credit is low, so does stock trade. In conclusion, we suggest that it may be optimal for countries with a less developed formal financial sector to accept more tax evasion, because it accelerates the efficiency i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then facilates the growth rate of real GDP per capita. On the contrary, countries with a more developed formal financial sector should impose more tax compli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