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際金融證券市場發展情勢，除了區域整併程度程度增加，金融業務也日趨全球化，金融市場亦逐步走向法人化，並且隨著網際網路等通訊、電腦技術的發展快速，更使得證券市場邁向國際化、資訊化。尤其在兩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隨著國際資金流動規模與頻率之增加，兩岸證券市場在未來將會更為密切交流，以至於兩岸負責證券市場交易的證券交易所將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兩岸由於政治、經濟背景的不同，造成了兩岸股票市場截然不同的風貌，無論在政策、制度與經營模式上，都存在著相當的差異性。然而，在兩岸長久以來所背負的歷史宿命下，未來如何走向競合，尋求優勢與合作契機，勢必將成為兩岸金融整合之熱門議題。 本文主要之研究目的係先將整個證券交易所由不同層面，包含證券交易所的起源、發展與目前歐、美及亞洲主要證券交易所做整體之介紹。其次就兩岸證券交易所法律定位及職能做比較，從證交所的建立、發展到評價以及法律地位等方向為出發點，並就職能現況加以討論。再由兩岸證券交易所法律地位之比較、法律地位決定其所能行使的職能、對法律定位進行重塑的觀點加以討論。最後經由彙整比較並參考近年來世界各主要交易所發展的趨勢後，就兩岸證券交易所未來的發展提出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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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廣州交易會之意義 自一九五七年起，中共每年分春、秋雨季在廣州舉辦『中國出商品交易會』，迄一九七六年春季止，已歷十九年餘，共舉辦了三十九屆。 依中共之說法，廣州交易會是本著平等互利、互通有無之原則以展覽和銷售相結合、當面看樣就地成交、有賣有買的方式，以促進中國大陸與各國間之貿易。似與一般國際性的展售會相類似，以促進中國大陸與各國間之貿易。似與一般國際性的展售會相類似，惟在事實上，交易會卻具有不尋常的意義。以其接待對象而言，非但係以非共國家人士為主，且全憑中共之意願而邀請，故歷屆交易會外商的來自國家和地區，反映了中共對外貿易的方向。就展品內容來看，交易會的展品不僅止於出口商品之樣品，尚包括大批所謂反映大陸工農業生產和科技成就的非賣品，因此，交易會實為中共經建成果的宣傳樹窗。歷屆交易會的成交金額，在中共外貿額中佔有很大的比重，最高時會超過四分之一，故交易會交易情況的冷熱往往表示中共外貿之盛衰，從而間接反映了大陸政治、經濟情況的一斑。此外，在中共『政治經濟不分離』的口號下，廣州交易會不僅是一項經濟性的活動，同時也是政治性的活動，有時甚至政治成份大於經濟成份，實堪為中共以貿易手段進行統戰的典型例子。 第二章 廣州交易會之設立背影及沿革 中共之所以在一九五七年創辦廣州交易會，積極拓展對自由世界之貿易，其背景主要為：（一）中共與蘇俄之貿易甚受蘇俄剝削，在價格與匯率計算方面吃虧很大，故在主觀上，中共不願再擴大與蘇俄之貿易；在客觀上，由於過去向蘇借款及歷年貿易逆差為數龐大且急待清償，亦無力繼續自俄大量輸入，中共乃思改變貿易方向。（二）中共已覺察對俄貿易依存度過大之害，而蘇俄以國際分工之理論，企圖控制中共經濟，更使中共不滿，故急欲建立多邊之貿易關係，以滅少對蘇俄之依賴。（三）中共過去以飢餓輸出政策，向亞非落後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國家。削價傾售大陸產品，並進行國際經濟統戰，會稍具成果，為加強此種效果，故舉辦廣州交易會。（四）由於中共之種種運用，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的禁運，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已有逐漸放寬之勢，中共於此時趁機設立交易會，加西方國家之貿易攻勢，欲圖使禁運政策澈底解除，以獲得所需之工業設備及物資， 並加深西方國家間經濟利益之矛盾，以削弱反共陳容。 廣州交易會是由前此幾個在廣州舉辦的展覽會演變而來的，這些展覽會的舉辦經驗，使中共確定了廣州交易會的方式與性質，它們主要是：（一）宣傳性的『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引起了中共舉辦商品展覽會的興趣。（二）地區性的『廣州出口物資交流展覽會』，將原來國內的物資交流會，改成出口的形式，並以當面看樣、就地成交之方式進行。（三）試驗性的『廣州出口商品展覽會』，是全中國大陸各種產品的綜合性展售會，內容包括供出口的商口和炫耀經建成就的產品，並以非自由參加的方式邀請非共國家人與會，由於成效不錯，中共乃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推出首屆廣州交易會，於十月再度舉辦，從此決定了陸續舉辦交易會的原則，而交易會也就成為中共對外貿易中一個常設的機構。 第三章 廣州交易會之組織與活動 廣州交易會之會址，會經幾度遷移擴大，但均設於廣州市，現今交易會展館，係於一九七四年春季啟用，面積達十一萬平方公尺，較首屆交易會增加約有十倍之多。最初舉辦時，交易會只設有五個展館，其後不斷增加，一九七四年春季以後，共有展館十二個，分門別類展出各種產品和所謂先進與型單位之事跡。交易會的承辦單位，有（一）以為外貿部為首的貿易行政系統。（二）貿易業務系統之七個進出口公司和十個專業公司，在交易會舉行期間，由各進出口公司組成各種交易團，駐會與到會外商進行貿易洽談。（三）廣東省、廣州市的偽地方政府，負責交易會的一般事務，歷屆交易會之『主委』即均由粵、穗偽政府之頭目擔任。 交易會對於展品和商品之搜集係採取集中而有系統的方法，除利用現成嚴密的搜購網外，復有各種特別措施，以增加產品之來源和保持不斷的推陳出新。為給予與會外商良好印象，每屆交易會前便必整頓廣州市容，增加物質供應，並大捕犯罪份子，有時甚至以軍隊保護交易會，以期順利舉行；對於參加交易會之外商，則又恐有所謂破壞份子混入，因此，對於外商之入境有種種限制和規定。入境之後，則又限制其行動之自由和活動的笵圍。在進行交易時，交易會所採取的方法主要有三，即是展覽與交易相結合、當面洽談看樣成交、購銷業務同時並進，中共自稱『這樣的交易方式，在目前世界貿易中是少見的，也是最好不過的。』在交易活動之外，中共還舉辦許多大規模的宴會，進行自我宣傳，或召開座談會，實施統戰工作，或安排參觀遊覽，宣傳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 第四章 歷屆廣州交易會概況 在最初四年齡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交易會之規模雖然發展很快，但在中共整個外貿活動中仍不甚重要，參加之外商不多，主要是港澳和東南亞的僑胞，每屆之展品亦僅有一、兩萬件，並且會期也較不固定。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之十二屆交易會，呈現前後期不同的情況，一般而言，前三年中，新產品增加較少，外商之參加不踴躍，交易情況冷落，與一九六○年同為交易會的第一個衰退期；後三年則反是，每屆有數千件新展品，一九六五年會有新展品七千件，參加外商由一九六四年春季之三千七百多人增至一九六六年秋季之六千多人，交易金額則在一九六四年春季接近過去最高峰之一九五九年秋季，以後幾屆均陸續創造新紀錄。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年，交易會在文革動亂的影響下，雖仍按期舉辦，但情況與以前大不相同，最突出的一點是會中政治氣氛非常濃厚，廣州交易會變成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場合，交易活動反居於較不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文革所造成的中共經濟低潮，亦在交易會上反映出來，形成交易會舉辦以來的第二個低潮。 一九七一年以後，廣州交易會的規模有很大的發展，展品由三萬件擴充至四萬餘件，參加之外商由一萬餘人增至二萬多人，最高時會有三萬人以上參加，其所來自之國家和地區亦更廣泛，由八十餘國發展至一百餘國，所達成的交易額也有巨幅增長，如一九七三年兩屆交易會共成交約廿五億五千多萬美元，佔該年中共外貿總額四分之一強，但一九七四年春季以後，交易會又由盛轉衰呈現衰退現象。 第五章 廣州交易會之分析 縱觀歷年交易會的成交金額，可見其係呈循環波動現象，在一九七三年以前，大致有五個短期性之波動，每一波動經歷之期限約為三至四年，此種現象並與中共對外貿易之情況相符合，惟在衰退時期，交易會之發展則常數倍於整個對外貿易，故其總成長率十數倍於外貿，這是由於中共刻意發展廣州交易會的結果。再以交易會成交金額在中共外貿中的比重來看，最初比例並不高，但一九六五年以後則平均約佔五分之一，故中共常稱『交易會已成為我國同世界各國經濟貿易界人士友好往來的紐帶和開展貿易戰的重要場所。』至於歷屆交易會交易金額的徨波動，則顯然是大陸經濟情況的反映，最初三年和一九六三年至六六年交易金額的增長，是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經濟調整期工農業生產增加的反映，一九六○年至六二年和一九六七年至六九的減退，則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經濟衰退的反映，一九七○年以後，交易會成交之大幅增加，除因中共經濟逐漸正常外，還由於世界性的通貨膨脹和各國貨幣之重新估價以及中共對外關係之發展、外貿政策之改變。 歷屆交易會展品數量之增加和質量之改進，是中共強調的重點之一，其目的是欲以此宣揚大陸農業生產豐收和科技發達、工業進步，從而肯定毛共政權的統治。最初交易會展品只有一萬二千多件，一九七四年春季以後則達四萬多件，在質量上工礦展品的比例也有顯著的增加，惟從近年中共進出口商品之結構分析，在出口商品中，工礦產品之比重雖較其政權初成立時提高，但比例並不如中共所稱之大，而且主要是由於紡織品和輕工藝品輸出的增加，至於重化工業品則輸出甚為零星，而輸入甚多，故基本上目前中共經濟仍未脫離農業國家巢臼。 廣州交易會之任務，就交易意義來說有二，一為經濟的，欲爭取外匯，套購物資；一為政治的，配合其外交活動，發展對外關係，並實行對外擴張政策，此兩項任務又常因對象之差異而有重點之不同。就展覽會之意義而言，交易會之任務亦有二，其一是促進中國大陸與各國之貿易，另一是向海外進行宣傳，包括對大陸經濟建設的宣傳和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 在一九六六年以後，日本一直是中共的最大貿易興國，但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以前，雙方並無『邦交』，因此，中共對日本的貿易成為經濟與政治因素交織的最佳例子，由於政治因素的考慮，雙方貿易往來幾全靠友好貿易進行，而友好貿易又多假廣州交易會為之，因此之故，日商歷年在交易會中的成交值，平均約佔雙方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四十，其中以一九六一年最高，達百分之六十一點五，並使日商成為廣州交易會最大的交易者，其佔有率約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第六章 從中共對外貿易關係看交易會未來可能趨勢 廣州交易會之所以在中共對外貿易中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乃是由於最初舉辦的背景相當複雜，因而具有多種的任務，然以現今中共對外貿易關係而看，此些背景多已不複存在，目前中共已與世界上大部份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係，對俄貿易比重於一九六七年以後即降至無足輕重的百分之三左右，西方國家對中共之禁運，自一九五七年逐漸放寬，時至今日已形同具文，中共與非共同家之貿易比重，於一九六三年超過半數，一九六六年後經常佔四分之三以上。在此情形下，以促進對非共國家貿易為主要目的的交易會，乃漸失去重要性，一九七四年起，中共已較不重視廣州交易會的舉辦，交易會有逐漸和其他展售會居於相似地位之勢。然在交易會交易情況衰退之中，中共仍不斷推出大量新展品，以渲染大陸經濟之進步，而加強交易會作為其經濟宣傳櫥窗的作用。

回首史卷觀古今，縱橫中外論政經；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引入東方古國封疆之初，國家未獲其利，人民先受其害；美式民主移用臺灣淺盤政壇，亦成朋黨分贓、膚淺之治；取法英美公營事業民營化之革新，亦成財團謀利、政客公器私用之具；剖析其因，非理論原罪，惟未透其理、衡諸國情調整應變！綜觀我國公營事業變遷之過程，不難發現即使時空移轉、政權交替，公營事業背後始終隱匿著政治權力鬥爭與經濟利益交換之幢幢影魅。以此觀點，論述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民營化之利弊，自不可單純地著眼經濟效能與組織效率，實應反視我國政治動態之深層影響，量身打造方宜。有鑑當局民營化政策觀念莫衷一是，為正本清源，本文擬以交易成本理論為撰述基礎，針對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民營化之市場、管理與政治等三項交易成本，分別由外部競爭、內部管理與政治影響等不同的角度，持平分析其經濟效能、組織效率與衍生之社會成本與政治代價，以進一步揭示我國民營化背後之政治意涵，始適國情民性，辨誤明正。 Wilson（1987）曾言：「僅憑自我的比較，我們絕對無法瞭解自我的優缺所在。我們對自己制度的外觀與流程習以為常，無法透視其真正的底蘊。」本文期望趁著近年來臺灣政治快速變遷之契機，藉著探討北水處民營化之主題，徹底檢視政府價值與企業精神之互動；於公，盼能提供政府決策參考，於私，亦求拓展個人視野，強化思慮分析之能力。我國公營事業多年配合政治掛帥的公共政策，官僚組織文化與低落服務品質長久即為人民所詬病，值此政治生態巨幅震盪、民眾意識抬頭之際，當是利用政治轉型，順勢改善公營事業體質之契機。

我國於民國90年11月及91年2月分別公布「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之修正條文，引進「私募」制度，為公司開啟一個彈性的籌資管道。私募有價證券制度在我國實施已逾五年，公開發行公司以私募方式籌資之風氣漸盛，故本研究將重點置於實證研究，自公開資訊觀測站、臺灣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等蒐集並彙整相關資料，藉由敘述統計之比較與分析，嘗試對規範妥適與否作出建議。茲總結本文各章研究，將本文建議簡述如下： 一、善用證券交易法第20條反證券詐欺及資訊不實條款 二、提高具專業知識之機構法人參與私募有價證券市場比重 三、建置私募繳款價格低於每股淨值時之保護機制 四、縮短現行私募有價證券一年之辦理期間 五、對於掏空或非常規交易行為，引進懲罰性賠償金制度 六、填補利用內線消息進行私募有價證券交易之法律漏洞 七、投資人保護中心功能再加強 八、刪除公司法有關私募有價證券制度之規定 九、建議將應募取得私募股票，納入歸入權適用範圍 十、增列「私募應注意事項」授權法源依據並擴大資訊揭露範圍 十一、獨立董事或審計委員會功能之強化

交易實務企劃:法則與心理 / Abstract Trading Business Plan : Method and Psychology By Edmond Wang More and more people participate in the ever more volatile financial markets of today with the goal of ensuring a more secure financial future. Sadly most people who participate fail to make money in the markets as the system is set up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beginner’s to fail. Most people fail because they either do not have a game plan or they succumb to making emotional, non logical decisions. To have a fighting chance in trading the financial markets, traders need a business plan which lay out specific rules for entries and exits, the plan will address market situation whether it goes up, down or sideways. Success of the trader depends on how disciplined he can be executing the plan faithfully every time. Failure is usually the result of the trader deviating from his plan. Deviation from the plan or impulse trading is the result of a trader’s emotionality interfering with calm logical trading decision and system execution. Market volatility is caused by the emotions of traders participating. To win in the markets the trader not only need to understand market psychology, he also need to guard against his natural human instinct to join the crowd mentality. As winning traders are the ones who can control their emotion and ego and practice discipline It is the goal of this thesis to lay out the general components of a trading business plan which any trader can build upon and construct a trading method which best suits his personality. There will be discussion on market psychology which is what causes markets to move, and finally there will be tips and what to watch out for in the trader psychology section, which will aide the trader achieve the goal of practicing discipline in adhering to his trading methodology.

本篇文章援引Easley and O’Hara (2002) 所完整建構出來的理論模型,探討台灣期貨市場的資訊交易機率。我們選取台灣十年期政府公債期貨為樣本，以兩個月為期間，在流動性考量下，納入日內資料的每筆交易，實証結果顯示，台灣十年期公債期貨市場資訊交易機率僅為0.23。我們將台灣公債期貨市場資訊交易機率低的原因歸因其缺乏流動性，並進一步就流動性低的原因提出解釋。 / This paper follows Easley and O’Hara (2002) and estimates the probability of information-based trading in Taiwan Futures Market. We use the intraday data of 10-year Government Bond Futures in Taiwan Futures Exchange, including all transactions as trades in a trading day for liquidity. Our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risk of information-based trading is quite low since the estimated proba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based trading of 10-year Government Bond Futures is only 0.23. We attribute this result to the illiquidity of 10-year Government Bond Futures, and we provide several explanations for the illiquidity.

本文主要探討能源價格對於碳權價格的影響。前半部份以歸納文獻的方式，整理出溫室氣體的管制政策及影響碳權價格的因素。後半部份以歐洲氣候交易所的碳權期貨價格作為研究樣本，首先探討碳權價格與能源價格的關聯性，再者為碳權價格與能源間價格消長之關係。除了以價格走勢圖來比對觀察之外，並以實證分析佐證。結果指出能源價格的改變對於碳權價格有顯著的影響，而能源間價格的消長對於碳權價格則有落後影響的現象。

本論文分析臺灣期貨市場當沖交易的交易概況，探討不同類別投資人的獲利能力，以及影響當沖報酬的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台灣期貨市場的當沖交易非常活絡，平均當沖交易占總交易量的74.71%，而個別投資人為主要的參與者，占了當沖交易的66.68%。而先賣當沖可獲得比先買當沖更多的報酬，40.16%的先賣當沖，其當沖報酬可以超越當日的市場報酬。在交易獲利方面，整體而言，平均每筆當沖交易投資人會有-111.55的虧損，以投資人類別分類後可以發現，和股票市場有很大的不同，有52.23%的個別投資人可以在當沖交易中獲利，而投信只有21.04%。整體投資人績效方面，在考慮交易成本後，只有外資可以獲得正報酬，相較其他投資人具有資訊優勢，而自營商和投信的績效則比個別投資人差，並不具有資訊優勢。 交易量分析方面，平均而言，在研究期間內交易量小於10筆的投資人可以獲得較高的報酬，而交易量大於10000的投資人則有小幅度的虧損。在單獨分析波動度較大的交易日中，發現投資人在這些交易日中可以獲得比平常更多的報酬。我們進一步去分析在研究期間內績效表現較好的投資人，發現他們平均的交易量只有12.65筆，這類投資人並不傾向先買和先賣當沖，但是傾向一天只從事一種當沖交易，但先賣當沖的報酬仍然會多於先買當沖。這些投資人的報酬有集中於波動度大的交易日的趨勢，而交易時間比般人的交易時間要來的長，平均一筆交易為91到96分鐘，而整體投資人的交易時間約為48到50分鐘。 在迴歸模型中，我們發現市場報酬、交易量、時間、投資人過去績效對於當沖報酬都有顯著的解釋能力，然而，交易時間對於報酬卻是負向的關係。在解釋力方面，先賣當沖的解釋力較先買當沖好，而超額報酬模型的解釋力較當沖報酬模型好。 / When an investor buys and sells the future on the same day, he was made a day trade.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performance of day trades in the Taiwan Furtures Exchange(TAIEX) for the period between July 2006 and December 2006. Day trading accounts for 74.71% of total trading activities, of which individual investors account for 66.68% of the day trading volum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ell and then buy day trading can earn more profits than buy then sell day trading, about 40.16% of the sell and then buy day trading can earn more profits than market return. In aggregate, day traders earn mean gross profits(before transaction costs) of $NT 199 per transaction, but net losses(after a reasonable accounting for transaction costs) of $NT 111 per transaction. After we categorize day traders, we find that about 52.23% of the indiviual investers can profit by day trading activities, and only foreign investors can earn sufficient profits to cover transaction costs. To analyze the performed better investers, we find that their average trading volume only have 12.65 within half year, they don’t tend to sell and then buy day trading or buy then sell day trading, but they tend to engage one kind of trading in one day, and sell and then buy day trading can earn more profits than buy then sell day trading. Their trading time is longer the others, about 91 to 96 minutes, other traders’ trading time only about 48-50 minute. Overall,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market returns、trading volume、trading time and past profitablilty have a strong relation with subsequent returns, day traders who historically earned profits continue to earn profits. The statistical power of sell and then buy regression model is stronger than buy then sell regression model.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公布公司法修正條文，本次修法為歷年來修正幅度最大之一次，其內容包括一人公司、工商登記簡化、廢除公司執照制、負責人之忠實義務、放寬公司資金借貸之限制、折價發行股票、放寬公司取得自有股份之限制、交叉持股之規範、無實體發行及交易制度、認股權制度之增列、放寬出資種類之限制、董監資格之放寬、公司重整程序之改進、公司分割及簡易合併程序等等，堪稱我國企業法制迎向全球化競爭的重要里程碑。由於近年來國內外上市公司陸續爆發大股東淘空公司資產以及經營管理階層的詐欺及通謀行為，而造成前交通部長張建邦下台及華隆集團掌門人翁大銘被收押的「華隆案」，纏訟十二年後，最高法院於民國九十四年判決翁大銘、其秘書李秀芬及前華隆副總經理柯敏雄無罪確定，使得公司治理成為爭相討論之焦點，其中董事與公司間自己交易規範之相關問題一直為學界較少著墨之一塊。 按現行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三條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交易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似僅在迴避雙方代表禁止之問題，對於董事與公司間利益衝突之交易並不能真正達到防範之目的，而監察人是否能扮演把關角色以保護投資股東亦令人質疑，因此本文試圖以外國法制為鑑，指出國內現行法制不足之處，嘗試為未來修法提出建議及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