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探討基督宗教處理對正因為宗教的因素構成全球範圍內衝突的重要根源之一，本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基督宗教在強調宗教平等與多元化的社會中，處理與其他宗教的關係的理論依據是什麼？有什麼宗教對話的理論可以作為宗教對話的指導？宗教對話所面對現實情況是什麼？基督宗教如何與其他宗教進行對話？兩個台灣曾經進行過的宗教對話的案例的分析意義。 首先介紹基督宗教處理對其他宗教傳統的三種理論，宗教排外主義、宗教包容主義和宗教多元主義。希望從中了解其他的宗教傳統，對於基督宗教而言的意義是什麼。在強調多元性的社會中，基督宗教傳統的獨特性應如何理解處理。然後，我們將檢視這三種理論，會如何影響宗教對話的進行。並且深入介紹一些宗教對話的理論模式與觀點，其中會介紹的有司威德樂的宗教對話理論和原則和潘尼卡(Panikkar)的宗教對話理論和原則。希望從中了解宗教對話應如何進行。 最後將會進行兩個個案分析。第一個個案是在一九五零年代到六零年代的論辯。選擇這個宗教對話的個案原因在於參與者屬於傳統佛教與正統基督教的對話。由於這一次的對話在戰後的一個非常獨特的歷史脈絡下進行，基督教此時的傳教活動非常積極主動，有時甚至到挑釁的程度，而佛教相對下處於一個比較弱勢的地位。佛教在迫於情勢之下與基督教進行一連串的論辯對話。對話的激烈程度，亦是比較罕見的。 第二個個案是中華信義神學院與現代禪的宗教對話，時間上相隔超過四十年，現代禪是一個佛教新興宗派，創辦人李元松在一九八零年代末期，由於不滿傳統佛教的義理、修行方式、及種種亂像，所以對傳統佛教進行過一段時候的批判。到後來成立了由一在家居士所組成的修行教團現代禪。由被傳統佛教視為付佛外道，到慢慢被一些佛教內人士承認。這是一個很獨特的個案，由一個佛教新興宗派與基督教進行對話是非常少見，並且有時代的意義。而且雙方進行的氣氛，跟第一個個案相比有很大的差別。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主要的就是從文化及心理動力的多元角度理解諮商中抗拒的出現。具體來說，就是從文化差異及心理動力的觀點，分析諮商員與個案在婚姻、家庭問題的因應方式及抗拒現象，對個案抗拒或抗拒持續的原因有多元的解釋觀點。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一位美國白人男性諮商員及台灣中年男性個案，共取得諮商歷程的逐字稿27份，特別擷取諮商中的夫妻關係及原生家庭議題為主要分析的主題。閱讀逐字稿後，研究者分析出27個抗拒現象，並經由專家檢核及分類主題選取後，確定8個抗拒段落為本研究的研究資料。藉由分析其諮商歷程，詮釋個案問題的文化脈絡、諮商員處理的觀點及抗拒發生的原因。研究結果與結論如下： 一、在多元文化諮商中，僅用單一心理分析理論架構理解個案的抗拒現象，是將個案與其文化脈絡切割，不但對於理解個案會有所缺陷，對諮商的進展也可能造成阻礙。因此，諮商員亦須有文化意識，覺察自己本身的文化信念與價值，並採取文化的觀點理解個案的文化信念系統，體會雙方在文化信念上的差異，進一步多元解釋在諮商中的抗拒現象。 二、受華人文化影響的個案，在諮商中所表現出來的抗拒行為，皆於間接、婉轉方式，例如：沈默、表面順從、「是，但是…」、描述外在事件以迂迴回應等，符合華人在人際衝突中，面對權威的因應方式。因此，諮商員在面對個案的口語及非口語行為時，要更了解對方文化中抗拒行為的展現，並小心解讀個案的因應方式。 三、研究中可以發現華人文化的特徵，包括：男性角色的傳統期待、圓滿婚姻形象的維繫、關係取向的自我價值感、文化對權威的表面順從、家庭中的階級地位、家庭中對和諧的要求、孝道文化影響對父母負向情緒的表達等，這些特徵在在使諮商員在進行諮商中一些重要目標時，例如：獨立自主、直接溝通、自我覺察等，需要更仔細地思考文化脈絡的影響。 四、諮商中「自我肯定」、「自我覺察」、「直接溝通」等重要價值與目標，在華人文化的個案中應用需要更仔細地考量，包括允許更多的時間、注意口語及非口語的迂迴表達出自我肯定與自我覺察、發展除了溝通之外更符合文化脈絡的建議等。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與討論，研究者進一步提出對諮商專業人員、諮商訓練機構及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多元化評量在國中英語科實施之情況。教育部於民國93年所提出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提及，學生的成績評量可參酌建議之十二項評量評定之。本研究藉由問卷設計及訪談的方式進行，旨在了解目前國中英語科老師對多元評量功能的信念，常使用之評量方式，以及評量最常遭遇之困難。其中問卷調查是匯集143位台北市公立國中英語科教師之意見，以統計軟體SPSS 10.0進行敘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薛費法事後分析，並訪談其中5位自願受訪的老師，以質性資料補充說明，獲得結果簡述如下： 1. 國中英語科老師對多元評量功能上的信念，抱持正面的看法； 2. 國中英語課堂上最常採用的三種評量方式依序為：紙筆測驗、作業、口試；教學年資不同的老師，對測驗的選擇有顯著性的差異； 3. 國中英語科老師在實施多元評量時，最常遭遇的困難依序為：學生程度差異大、班級人數多、施測費時；性別、教學年資、以及是否參加過與多元入學相關的研習，對於實施多元評量時的困難，造成顯著性的不同差異。 最後依據所得的結論，對教育相關單位提出具體建議，希望能做為未來落實多元評量的參考。 /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assessments (MA) in the English classe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he MOE proposed the Guidelines of Assessments for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2004, suggesting 12 modes to evaluate students’ performances. The researcher endeavored to find out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beliefs in MA, the assessments practiced most often in class, and the difficulties hindering teachers in employment. Both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were used to collect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from 143 English teachers in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ity. Statistic computerization,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e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and ANOVA with Scheffe as the post hoc test if needed, were analyzed, and the findings were presented briefly as follows: 1. In general,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ho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functions of MA; 2. The most common used assessments, in order, are: paper-and-pencil tests, homework, and oral tests;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seniority reflec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hoices of MA in use; 3. In applying MA in class,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are most hampered by the divergent levels of students in the same class, the large class sizes, and a time consuming; the variables, such as gender, seniority, and workshop-attendance, mak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hen teachers are encountered with different difficulties in applying MA in class. Finally, based on the findings in this study, some suggestions were made for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concerned to develop a more mature environment for practicing MA in the future.

面對多元化、國際化的衝擊，不論是機關或學校，其思維模式、政策推行均有急遽的改變，教師績效評估制度，為了因應日益重要的變革以及符合人民的要求，亦應朝向重視「績效管理」及「顧客導向」之多元評估模式發展。 本文旨在探討目前國民申學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之缺失及未來如果推動多元評估制度，學校教師的接受程度及實施之可行性，並以學校教師對多元評估之意見反映，作為未來推動實施之參考。 本研究採取文獻檢閱法、問卷調查法及質性訪法之方式進行，對於目前教師考核現況採文獻探討之方式分析說明，在問卷調查法部分，以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共計發出問卷870份，實際回收597份，回收率68.6％，經剔除回答不完全者最後有效問卷574份，採次數分配及百分比計算方式，並以卡方檢定與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作交叉分析，扼要探討教師對不同評估者之態度，及教師對多元評估制度之接受度及未來實施之可行性，並佐以質性訪談方法，進一步深入了解教師之意見。本研究發現：（一）從了解工作情形分析，多數教師認同，主管、同事、教師本身可以充分了解，教師的實際工作量及工作情形。（二）從考評者能力分析，多數教師認為主管、同事、教師本身都能夠做好考評的工作。（三）從公平性角度分析，多數教師認為主管、同事、教師本身均能公平的評定考績。（四）從與考評者溝通協調層面分析，多數教師認為與同事、學生、主管能夠有充分溝通的機會，且考核可以讓教師達到自我反省的機會。（五）教師普遍能夠支持多元回饋評估制度，但不同性別、不同職務之教師，對於多元回饋評估制度的支持度有顯著差異，男性教師的支持度明顯高於女性教師，兼行政職務教師之支持度明顯高於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六））教師認為未來實施多元評估制度的可行性明顯低於支持度，且不同性別教師對於未來學校實施多元評估制度的可行性有顯著差異，男性教師認為實施的可行性明顯高於女性教師。（七）多數教師們較認同的評估者包括校長、考核委員、同事、自我。 最後，根據以上研究發現及文獻檢閱，提出對於教育主管機關、學校及教師三方面之建議，並提出數個思考方向，以作為後續研究之建議。 關鍵詞：教師績效評估、多元回饋評估制度

廖添丁是台灣家喻戶曉的人物，從日據時期至今，相關資料在官方與民間、史料與傳說、雅與俗等方面皆呈現豐富而多樣的面貌，而在學術圈中，關於廖添丁的研究蠭起，更指出「廖添丁」背後必然有其意涵，值得深入研究。 「劫富濟貧」是廖添丁最為民眾所熟知的事蹟，人們將其視為俠盜、義賊甚至是抗日英雄，深受民眾崇敬；而在官方檔案中，廖添丁卻是個嚴重違反社會秩序的人物，是不折不扣的盜賊。不難發現，兩者間的認知存在極大差異，民眾將盜匪視為英雄，本身即是一種自我道德的顛覆，蘊藏著對整體社會的不滿，這對擁有統治權的官方無疑是一大挑戰，亦使得官方必須審慎應對，故本篇論文從官方與民間敘事文本為基礎，結合文化研究理論，試圖分析箇中隱含的意涵。 第一章為緒論，針對研究動機、目的、範圍與方法等方面，做完整的陳述，並對現今的相關論文做一番檢視，藉以發現研究課題，從而確立論文研究的方向。 第二章以民間文本為研究方向，選取民間傳說故事與歌仔冊為研究材料，而以歌仔冊為主，探究民間賦予廖添丁何種形象？運用何種方式塑造？並分析民間文學所展現的教育、娛樂與社會等功能。 第三章從作家文學出發，以小說為研究範圍，運用敘事理論，分析作家如何塑造廖添丁的形象與描摩其內在心理？並分析作家在創作中所要傳達的意涵。 第四章則從民間信仰的角度做為出發點，首先說明現今民間信仰的概況，再從文獻資料中記載的神化事蹟，探究神化的方式、神化的原因與其中蘊含的心理。 第五章則透過前三章從民間文學、作家文學與民間信仰所得到關於廖添丁的塑造與呈現的意涵，再加上官方資料，試圖分析廖添丁的定位問題，進一步探討官方面對此現象，如何運用政治、經濟、社會等力量進行控制，而民間又如何運用「廖添丁」所產生的文化資本進行反統治，藉以釐清「廖添丁」背後的文化政治意涵，以及法律、正義與社會秩序如何達到平衡狀態，以確保社會結構不至於瓦解。 第六章則為結論，希望歸納出廖添丁這個「英雄」的誕生，其產生的因素乃是時代下的產物，是官方與民間角力之後的結果，是一個具備強烈社會時代性的「英雄」。

本論文「客語「打」字構式群：論元體現與及物性之檢測」旨在運用Kay (1995) 以及Goldberg (1995) 等學者所提出的構式語法觀點，對於客語中典型及物動詞「打」字極具廣泛的語意表徵、論元體現、以及其結構上之及物性程度與力道轉移現象進行檢視及探究。先前文獻普遍認為在動詞結構中，動詞是唯一可決定論元體現成分之主要角色。然而，藉由相關語言事實可以發現，除了仰賴動詞外，論元體現也必須靠結構來決定。這些由形式及語意組合而成的結構，亦各自帶有具區辨性之功能。後則採用Voorst (1996) 所提出的四種程度差異之及物性表徵，更進一步地對於詞組結構、句型結構、以及在言談中之句型變化進行討論。藉由檢視句法語意介面之結構類型，本研究將依據構式框架對於客語中「打」字結構群以及動詞「打」字在結構中的論元體現與及物性特徵提出完整縝密之分析。 /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mprehensive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prototypical transitive verb da2 (打) ‘hit’ in Hakka, this study, adopting the framewor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proposed by Kay (1995) and Goldberg (1995), examine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structural types in Hakka da2 constructions. In addition, the facets of argument realization and transitivity which involves energy transfer and degrees of affectedness are probed into. I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a verb is the center responsible for the argument realization of the verbal construction. The relevant facts, however, suggest that the argument structure integrates both the verb and the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s — pairings of form and meaning — also carry their distinct functions. For a thorough consideration, the increasing level of closeness and intensity of transitivity offered by Voorst (1996) are applied to tackle not only phrasal but also sentential structures and the structural variations in discourse. In adopting these theories to examine the interaction of syntax and semantics,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constructional framework and attempts to capture both general and idiosyncratic properties with a fine-grained analysis for the family of da2 ‘hit’ constructions in Hakka.

本文探討了正整數要成為畢氏三元組之一員的條件,並且研究了在給定其中一數的情況下的所有畢氏三元組組數, 同時也提供了計算公式。

詩人筆下構築了一個繽紛多彩的二元符號世界，其作品中二元思維模式運用之繁富，是中國文學史僅見的，其中無論是歷史道統喻、香草喻、禽鳥喻、道路喻、修為喻、器用喻、工具喻、自然現象喻等，莫不呈現了二元之間對比之分明、色調之濃烈與文字之瑰奇。而且，在詩人作品裡，往往還可以看到詩人思維出入於自然與人生、古往與今來，站在生命有限性的門檻上思索著生命之本質與死亡之本質，並試圖尋求在生命有限性之外的永恆存在。同時，在其作品裡，時間的跨度由幼及老，空間的跨度則自俗世到崑崙。如此從幼年的壯志到年紀漸長的無奈、身處江湘異域的終窮到遊走崑崙聖域的索求，這種在時／空的流轉間所透露的今昔之思與聖俗之感；在家國危難之際所形成的國愁、個人現實遭遇之下所形成的身愁這樣的雙重憂慮，在在於篇中構築成高揚與低沉的心靈迴旋，交織成力動的反差與對抗。可以說，也就是因為詩人如此強烈而分明的二分思維，以及對生命本質、神聖境域、個人處境等的思考與求索，才能鮮明而清晰地將詩人的「自我精神」凸顯出來。 　　是以本文即聚焦於詩人之「自我」處於當時特定時空環境下所面臨的各種衝突，從而彰顯的二元分類思維模式，並由善惡、聖俗、生死關乎屈子精神的三個面向來剖析屈原作品的深層意蘊，探索詩人在善／惡之間對芳潔、善美一面的永恆渴求；思辯詩人於聖／俗之間的辯證與掙扎；檢視詩人於生／死之間意義的認知與最終的抉擇；而由善惡、聖俗與生死所交織出來的核心議題是：詩人崇善棄惡、強烈的好善惡惡情志；對神聖境域的渴求，卻又忘懷不了認同的原鄉之不遷精神；以及對生命本質、死亡本質如此人生最高層次的思索與抉擇。在此間，詩人面臨各種二元衝突時所呈顯的情緒，如期待、焦慮、失落、絕望等都紛紛呈顯，而詩人的個體精神也由是呈現。是故，透過二元思維的聚焦，不僅能探討詩人個體面臨生存困境時的衝突與矛盾，更可從中看出詩人的信仰與堅持，從而我們可以發現，詩人作品展現的是中國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詩人精神。同時，在二元思維由「對立→辯證→超越」的流動進程裡，亦逐漸型塑出一個詩人不凡與高潔的「自我形象」，如此的形象，已在後代凝聚成一個詩人的典型。

許多實証研究發現股票市場存著月轉換期間效應，即每月最後幾個交易至次月前幾個交易日的報酬率顯著高於其他交易日期間，本研究將針對台灣股票市場於月轉換期間是否亦有此效應進行研究。

Following Devereux, Shi, and Xu（2007）,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tariffs and derives the optimal tariff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US dollar acts as an international ‘vehicle’ currency— all traded goods prices between the U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re set in US dollars. We set a tariff policy rule which allows the authority to react to country-specific productivity shocks. The analysis on the equilibrium shows that the current tariff imposed by the US on its output is expansionary. However,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a current tariff imposed by the US is contractionary. Optimal tariff under flexible and fixed exchange rates are examined. Under flexible exchange rate, optimal tariff policy parameters of the US are dependent only on the monetary policy of its own being indifferent to the exchange rate movement；the exchange rate movement is crucial to the optimal tariff policy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vertheless, the optimal tariff policy of the US under fixed exchange rate is the same as that under the flexible exchange rate, while the policy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altered owing to the loss of control on its domestic money supply to do the unilateral 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