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各地的抗日救國運動風起雲湧，不過1930年代中期，由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時、李公樸、史良「七君子」等所發起領導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無疑是最受注目而且影響深遠的 。由於救國會的牽涉層面廣泛複雜，從不同的方向切入和不同的角度立論，將有不同的探討重點和論述方式。考慮當年救國會抗日救國的主要訴求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以及七君子被捕的主要指控是「有共黨嫌疑和企圖推翻國民政府」。因此論文的研究主要抓兩個方向：一是救國會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二是救國會的抗日活動。來探討救國會的抗日活動論文一共分為七章：第一章、前言。第二章、救國會的成立背景：敘述救國會興起的外在背景和內在因素。第三章、救國會的紛立及與共產黨的關係：敘述救國會從地方組織擴大整合為全國性的抗日團體；而從成立之初，即有共黨潛伏其中，這是共黨統戰的策略，但救國會的成立尚談不上是中共的策動。第四章、救國會的宗旨與組織：敘述救國會的抗日救國主張，確實包含「反」政府的成分；以及救國會的組織從外表看雖然鬆散，但內部結構中有中共的黨團運作；而從中共中央來到上海，救國會與共黨的合作更加密切。第五章、救國會的主要活動：敘述救國會的宗旨雖然是要促成各黨派合作抗日，但主要的活動其實是透過組織、宣傳與抗議活動等來製造輿論，對政府的安內攘外構成壓力。而在兩廣事件與西安事變中，救國會的立場與中共並不一致。這說明救國會雖然與中共關係密切，但仍有自己的性格，而中共也無意攘奪救國會的領導權。第六章、救國會七領袖被捕：敘述七君子案表面上是法律案件，其實是政治事件，國共雙方都在暗中較勁。雖然社會聲浪對七君子頗多同情，但最後政府瓦解救國會。第七章、結論提出筆者一個思考性的看法。

本研究主要在探究國會記者專業性，並討論「立院－媒體」共生現象以及新聞因素是否會對國會記者專業性造成影響？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自民國93年6月9日至6月15日以國會記者為研究對象進行施測，共發出13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94份，回收率為72.30%。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國會記者是一群平均年齡在30歲上下、男性較多、具有高學歷背景且新聞相關科系畢業、新聞工作年資平均在四年以上、擔任國會記者的年資平均兩年。 二、國會記者非常同意「立院－媒體」共生現象，且大多數認為自己必須跟立委維持良好互動關係以利交換新聞資訊。另外，大部分記者也不否認立委藉由提供新聞稿、新聞資料的方式而主導了新聞內容。 三、本研究發現國會記者在專業性評量上最重視「專業能力」、其次是「專業自主」、「社會責任」、「專業知識」，最不重視「專業承諾」。 四、本研究經由因素分析原架構中專業性二十五題項後發現，國會記者專業性清楚呈現出六個因素，即是「專業能力」、「專業自主」、「社會責任」、「專業承諾」、「教育背景」與「定期進修」，評均分數仍是專業能力最高，其次是專業自主、社會責任、定期進修、教育背景，專業承諾分數最低。 五、大部分國會記者同意自己擁有相當程度的專業自主權，但是對於新聞政策配合度仍然非常高，即使編輯台規劃方向與自己規劃的報導內容立場有所衝突，大多數的國會記者仍表示會盡量配合編輯台。 六、媒介類型不會影響國會記者專業性，但是人口變項中是否為「新聞相關科系畢業」、「政黨立場」與「擔任國會記者年資」則與其專業性有關聯性。 七、本研究發現新聞室修改記者已經準備好的新聞稿情形普遍，超過五成以上的國會記者表示自己經常或偶爾因為「增加閱聽眾興趣」、「改善新聞正確性」或者「增強政治平衡」因素，而被新聞室中其他人修改自己已經寫好的新聞稿。 八、國會記者專業性與其評估共生現象、新聞室修改記者新聞稿情形之間並無關聯性。

本文首先對於長久以來質疑司法權的民主正當性的看法 從古典民主理論 與修正民主理論兩者的基本差異進行分析 發現古典民主理論受到許多新 興理論的挑戰 其當初理論的許多基本假設其實與許多人類共同經驗有相 當大的認知差異 修正民主理論較能真正反應政治實際運作的景象 也為 現代多數政治學者所接受 只要司法違憲審查的權力能夠受到民主多數的 同意與其制度能夠受到多數民意隨時的改變司法違憲審查權也能獲得民主 正當性 本文以先進民主國家的美國憲政運作為對象 分別 從總統固有的 行政權 司法裁判權 國會的立法否決權以及獨立管制委員會幾個部份分析 結果發現權力分析理論在解釋與適用上可分別採取形式論的途徑與功能論 的途徑來進行為了了解我國憲政運作的實際情況 本文以大法官解釋為研 究對象 權力分析為研究理論透過形式論與功能論為兩個研究途徑分析近 五十年大法官所為四百二十多件解釋 相互交叉比對 所得到的二十一種關 係類型 經過分析發現 整體而言大法官所採取的解釋途徑是相當平均的 但是 差異是發生在與司法權相關的關係上 形式論解釋途徑的使用明顯超 過功能論 本文亦發現這種途徑的特性 往往使其被用於不同意見書中以反 對司法權介入某種憲政爭議上 這也適度的反證多數的司法院大法官對違 憲審查權的行使是較積極的 我國國會議員在具有特權及國會自律的保障 下 往往導致權力之濫用 然而國會自律功能極為不彰 對於民意代表的行 為幾乎束手無策而毫無拘束力 但是司法權基於該項原則卻自我設限而給 予迴避 因此本文的主張在政治哲學的價值導引下採取權力分立功能論的 解釋途徑 對於民意代表的特權及國會自律加以司法上的監督 以維護憲政 制度的良性運作 / The question to the judicial power is in the view to democratic legitimacy, the analysis from the basic difference between "classic democracy" and "reformed democracy theory". there are many challenges to the assumptions ofthe "classic democracy theory", which beyond human common experience. Most ofthe political scientist are able to accept "reformed democracy theory". If the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is basis on people consent and changed by most of the people anytime, the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is owned democratic legitimacyIn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of constitution explanation which should make thejudicial power into legislative discipline area.

國會議事一直是民主國家運作的核心，在我國立法院的議事效率議事逐年受到重視的一個議題，國會助理正是影響國會議事表現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國內有關國會助理工作及其角色的文獻卻是較為缺乏的，因此本研究欲從質化與量化研究之角度，進行深入探討。 本文首先蒐集整理國內相關重要書籍、期刊、論文，依照文獻探討之結果發展問卷進行問卷調查與深度訪問，並於文中針對質化與量化分析之結果進行討論。本研究發現，我國的國會助理主要包含「價值追求」與「價值中立」兩類型，並且助理之服務傳遞是會受到「個人理念」、「不同職務」與「資源多寡」而有所不同的。期望本研究，在實務上，能夠做為立法委員在管理其助理與立法院進行國會助理制度改革上的參考之一事例。 關鍵字：國會助理，角色扮演，工作內容，工作態度

本研究之目的有四： （一）整理目前我國國會助理工作之特性： 藉由研究來了解國會助理工作之內容及特性為何，進而歸納出國會助理所需之勞動條件。 （二）了解目前我國國會助理勞動之條件： 由於國內多數國會助理研究並未對國會助理各項勞動條件明確予以討論，本研究試圖收集國會助理各項勞動條件，藉以了解國會助理真實的勞動環境情況。 （三）歸納目前我國國會助理勞動之權益： 藉由收集到的資料，分析及討論目前國會助理各項勞動條件之情況，並適時了解國會助理於勞動環境中所面臨之問題。 （四）明白目前我國國會助理勞動權益與條件之間的落差： 在了解國會助理的各項勞動條件後，分析與討論其與現行法令之落差，並提出改善之建議，藉以提升國會助理之勞動條件。 關鍵字:國會助理、勞動權益

過去立法院常被譏為行政院的橡皮圖章，但隨著國內民主政治的快速發展，立法院已成為我國當前最重要的政治舞台，不管是各政黨或是政治人物，對於在立法院合議制度下，所形成的權力分享與利益分配，都有莫大的關注與興趣。再者，立法院職權之行使攸關人民生活財產的維護，在民主化的過程裡，代表民意的立法院，更背負著民眾的高度期待。因此，研究立法院之監督功能，對立法與行政之間的互動關係做一明確的界定與釐清，將有助於了解我國民主政治的建立與實踐民主化的進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立法院之監督功能，也因此擬先介紹民主國家國會監督概念，針對「監督」一詞，加以界定並分析其理論基礎。再針對各國憲政發展之比較，來了解何以要研究我國立法院監督功能，並從我國民主發展過程中，探討立法院扮演監督功能的意義與角色，最後試圖從法制規範層次與實務操作層次上，找尋出我國立法院所具有的監督效果，以達到探究其監督功能之目的。 從萬年國會到國會全面改選，乃至目前歷經六次修憲以來，我國國會體制逐漸落實立法院真正成為全國最高立法機關之制度設計，不過立法權如何有效落實其監督制衡行政權的功能，除了從靜態的憲法條文賦予的職權來分析，還必須透過動態的立法權行使過程加以探討。因此，本文先從民主憲政原理中的監督背景及其概念，假設我國在國會全面改選後，雖然行政部門過去的主導力量甚強，但立法權仍能發揮其監督行政權之功能，以立法院所行使的職權是否具有監督功能來分析，並觀察出立法院非制度面部分，具有的實際監督功能之機制，最後做出結論與提出建議。 本文分成六個部分。第一章緒論，介紹本論文研究背景、研究目的、概念界定、研究架構設定、文獻回顧、研究方法及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二章國會監督功能之理論基礎，從形成國會的民主概念破題，來介紹國會監督功能之背景、意義、基礎、技術，以了解民主國家之國會監督功能；第三章我國立法院監督功能之介紹，從我國立法院形成之背景，來介紹立法院監督功能之背景、意義、基礎、技術，以呼應第二章；第四章法制規範層次之監督功能分析，是以監督對象為基礎來分析立法院的監督功能，文中將監督對象分成對人如同意權、彈劾權等；對機關如預算權的監督；對政策如法案權，再放置到四個重要民主政治概念（權力分立、代議政治、有限政府、權力制衡）中來檢驗，以了解其法源依據、規範作用及實質影響；第五章實務操作層次之監督功能分析，將提出具有實際運作而無法在法制層次探討如議事杯葛、政黨協商等非正式制度面之監督功能，從實務操作層次中，去探討其實質影響。第六章結論，提出研究過程中所得到之發現，及希冀提供後進研究者之建議。

臺灣公民團體監督立法院的行動並不罕見，早在1989年就有公民團體發起立委評鑑的活動，然而學界未曾對此做過系統性的研究。2007年公督盟正式成立後，自第七屆起，公督盟每會期結束後定期公布立委評鑑，引發民眾與不少朝野立委的重視，但也引起名列待觀察名單立委的反彈。本文有兩個層次的研究問題，首先，公督盟究竟如何做評鑑以及他們怎麼看立委評鑑這件事，本文除了分析公督盟的檔案資料外，也深度訪談其成員。公督盟做評鑑的目的希望為選民篩選出好立委，淘汰劣立委，也希望透過監督推動立法院更加透明開放。公督盟實際上在評鑑過程相當嚴謹，卻一直受到國民黨立委的抵制。然而，解決資源有限與強化質化評鑑是公督盟未來急迫的目標。 　　其次，什麼樣特質的立委較為關心立委評鑑？立委又是如何去看立委評鑑？為了解答本研究問題，本文使用質化的深入訪談以及量化的調查研究兩者混合的方法進行分析。在質化分析上，作者發現：國民黨立委普遍對公督盟持有敵意，民進黨立委則較為友善；此外，立委不分藍綠對評鑑指標過於量化表示不滿；同時，個人形象以及連任考量是影響立委關心評鑑的主因，因為選舉時可以加以宣傳政績；不過，立委評鑑看似使許多立委對立法問政較為積極認真，但不少立委卻是以做業績方式應付評鑑，諸如增加提案量、質詢次數以及高出席率等。而在量化分析上，統計模型顯示，區域立委、民進黨籍、重視立法問政、高教育程度以及女性的立委較為關心評鑑；而民進黨籍立委以及女性立委則較積極提供評鑑資料給公督盟；最後，立委關心評鑑的程度與其評鑑成績表現有正相關關係。總結來說，這些發現均說明了公督盟對立委的問政行為多少產生影響力，後續效應值得學界繼續追蹤研究。 / The NGO’s activities of supervision on the Legislative Yuan is not rare in Taiwan. As early as 1989, there were campaigns called “legislator-evaluation (hereafter ‘LE’)” held by a few NGOs. However, there are scarce systematic researches on it. In 2007, many NGOs allied into an alliance called “Citizen Congress Watch, CCW”. Since the 7th term, the reports of LE were regularly published by CCW after the end of each session. The reports of LE not only attracted the public and the legislators’ attentions, but also received serious criticism from legislators listed on the ‘watch-list’. This thesis has two levels of research questions: First level question is how the CCW conducts and treats the LE. I analyzed the archives and interviewed with the members of CCW to understand how and why they conducted the LE. The purposes of CCW are not only to filter out excellent legislators and to eliminate infamous legislators through LE for the electorate, but also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gislative Yuan to more transparency by supervision. Actually, the process of LE is rigorous, but the CCW still confronts the KMT legislators’ boycotts. However, under the situation of limited resource, it’s CCW’s urgent problem to solve and to reinforce the qualitative indicators. 　The second level questions intend to discer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gislators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LE, and how the legislators regard the LE. I combined the methods of in-depth interview and survey on legislators and their assistants. From the in-depth interview, I have several findings: First, because of suspicion on the CCW’s stand towards to the DPP, the KMT legislators are hostile to the CCW; in contrast, the DPP legislators are friendly to it. However, both the KMT and the DPP legislators are unsatisfied with the ways of conducting LE because it overly weights on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In addition, the reasons legislators care about the LE is mainly due to their values on personal image and re-election considerations. Last, it seems that legislators had become more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because of the LE. Actually many legislators purposefully cope with it by “upping grades”—the number of proposals, interrogations, and the attendance rates were magnified or boasted by the legislators. Also, my hypothses are verified. From the statistic model, it shows that district legislators, the DPP legislators, those who emphasize on legislative affairs rather than constituency service, and the female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LE. Besides, the DPP and the female legislators are more willing to offer documents for LE to the CCW. In addition,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grees of legislators’ concern and their grades of LE. In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imply that the CCW has more or less influence on legislators’ legislative behaviors. It worths conducting follow-up studies in the future.

倫理是有關哲學、價值及道德的研究，涉及判斷力和行為的準則，亦或是藉以建立及執行正確而又適當行為的樣準；決策則是公共行政內容中最主要的活動，公共政策本身即含有決定社會價值再分配的特性；民主國家的立法單位正是決定利益歸屬的關鍵場域，作為立法機關構成者的立法委員對倫理的認知及踐履，將反映在當代政治風氣的清明與否，利益的分配是否合於公眾對公平正義的期待？長久以來，民眾對立法院形象評價低落的原因之一，正在於部分立法委員以權牟私，特權關說等等不符倫理行為導致政治活動商業化的情事浮濫，故及早建立外部的行為規範，督促政治風氣及國會倫理趨於清明，並設置有效的監督機制，是當前國會改革工程極為艱鉅的工程。 國會的改革與政治環境關係密不可分，故本研究擬採制度比較的方法切入，主要試圖勾勒：（一）、立法委員行為與倫理對公益的關係及影響？（二）、在比較及分析我國國會利益迴避制度的同時，亦參酌美、日、英等國對國會的利益迴避制度，並比較和我國現有制度的異同？（三）、經由現正研擬中有關於利益迴避制度的分析研究，歸納出未來對立法委員行為規範的立法趨勢為何？（四）、整合前述各項差異，歸納出可能改進的方向，作為利益迴避在國會倫理法制化過程中改進的參考。 關鍵字：立法委員、利益迴避、國會倫理 / Ethics deals with value, morality, and philosophy, involving judgment and behavioral principles; it may also be the criteria for establishment and guidance of right and proper conduct. Decision-making is a primary activit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itself contains redistribu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value. In democratic nations, legislative bodies are the key field that decides whom interests belong to. Being legislative bodies, their acknowledgement and observation of ethics may reflect whether current political atmosphere is free of corruption or not and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meets public expectation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For a long time,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the public rates the Legislative Yuan low lies in that legislators abuse their power to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as influence peddlers; this conduct is not ethical and leads to indiscriminate commercialization of political activities. Hence, setting external conduct norms as soon as possible, enforcing cleanness of political atmosphere and legislative ethics, and forming effective supervising organizations are arduous work for reforming the Legislative Yuan at present. Reform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herefore, this study starts at comparison of system methods in an attempt to present an account: (1) What is the relations and influences of legislators’ conduct and ethics over public interests? (2) By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Legislative Yuan’s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nd by reference to conflicts of interests systems in Britain, Japan, and U.S.A. this study tries to compare and distinguish differences in these systems. (3) On analysis and study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s system being prepared, legislation trends of legislators conduct norms can be concluded. (4) To summarize the above-mentioned differences, improvements are summed up for legislation for conflicts of interests in legislative ethics code as reference. Key word: legislators, conflicts of interests, Legislative Yuan’s ethics.

世界上的先進民主國家採行兩院制設計，多屬於聯邦制國家由第二院來代表地方利益；少數的單一制國家則第二院不採直接民選，權力也明顯較第一院為弱，主要扮演牽制第一院的角色。日本參議院的特殊性在於其並不代表地方利益，且採直接民選，甚至被期待為站在中立角度，重新審視眾議院決議的機關。由於民選的緣故，參議院最終仍為政黨所主導，戰後自民黨長期同時掌控眾參兩院，在眾議院為日本政治重心下，參議院的存在感與功能性並不顯著。直至2007年參議院選舉民主黨大勝後，首度開啟長期兩院不一致的政治局勢。兩院分立下的2007年至2009年兩任自民黨首相福田康夫、麻生太郎，皆難逃遭參議院通過究責案的命運，而這也是戰後唯一兩例參議院所通過的首相究責案，說明了日本的政治局勢的確發生變化。本研究所關心的焦點為兩院分立下，不同的參議院組成結構將帶來何種政治影響，而這樣的政治影響在日本憲政上有著何種意義。 　　 　　針對參議院影響層面最大的法案審議部分作檢視，研究發現分立國會時期，掌控參議院的在野黨會傾向轉往參議院提案。再者，內閣的法案通過率與一致時期相較，在參議院對反對的法案，多半採取直接否決的態度下，明顯有降低的趨勢。另外，法案審議天數的指標顯示，若參議院持反對態度，則在參議院審議天數將明顯較一般法案為長，顯示其有意擱置，拖延法案成立時間。本研究因執政聯盟在眾議院同時擁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數，得以對參議院所否決法案再次複決通過，所以實際造成的影響尚待進一步評估。 　　研究發現，無論一致或分立時期，參議院都為政黨角度而非中立角度來審議法案，與原先所規劃設計明顯產生落差。今後因在野黨已有與長期一黨獨大的自民黨相抗衡能力，分立國會可能形成政治常態下，必須對參議院的角色重新定位，以因應分立國會所造成的若干問題。而日本特殊的兩院制憲政實踐經驗，也值得供作比較政治學領域之參考案例。

過去對於國會中政黨的研究，多限於探討政黨體制的制度面，或偏重於從國會議員的角度闡述政黨對國會議員行為的影響力，本研究則是試圖突顯政黨身為動態立法過程中的重要政治行動者，必須採取各種行動與策略，整合自身成員的力量，與他黨進行立法聯合互動，以達成特定目標。 本研究主張政黨在進行各種立法聯合時，乃以其選民基礎及其在特定議題上的立場為主要考量，同時在面對實際立法情境時，亦須將因政黨本身資源有限所導致的立法限制，及政黨為表現善意或獲取自身利益而與其他政黨進行立法交換等因素一併加以考量，如此方能更精準地推估立法聯合的可能情況，並完整地描繪出政黨在多元動態的立法過程中所扮演的政治行動者角色。研究結果顯示，政黨在各類法案上確實受上述因素影響而出現不同的立法聯合狀態，如：大陸定位問題類法案即因其涉及的選民基礎及特定議題相當明確，而每呈國新兩黨與民進黨對立的局面。 本研究以政黨的選民基礎與在特定議題上的立場此兩項政黨的基本考量，連結政黨在選舉中的競爭態勢與其在國會中的立法聯合表現，彌補過去研究較少論及國會中政黨競爭的缺憾，有助於對政黨競爭互動的實際情況進行更全面、連貫且深入的瞭解與詮釋。 / Most previous studies on congressional parties concentrate either on institutions of party system, or on the effects that a party could have on individual legislators' behavior, predominantly from the legislators' aspect. However, this research aims to emphasize that the parties are the important political actors in the dynamic legislative process, during which they must adopt some valid actions and strategies, integrate their members' strength, and form legislative coalitions with other parties in order to reach particular political goals. When parties form legislative coalitions, they must consider their bases of constituents and their positions in particular issu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must consider the legislative restrictions caused by their limited resources and the possible legislative exchange with other parties in order to show their benevolence or to accomplish their self-interest goals. The author strongly believes that this is an appropriate method through which people may get a whole picture of the role that the parties play in the complex and dynamic legislative process.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the bill categories influenced by the factors stated above as to have different styles of legislative coalitions. For instance, when a bill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China is raised, the legislative coalition of the KMT, aligning with the New Party, against the DPP is ineluctable, because their bases of constituents and their positions in particular issues are clear and definite.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wo major considerations of the parties：their bases of constituents and their positions in particular issues. The research furthermore uses these two considerations to connect competitive circumstances of parties in the elections and the legislative coalitions in the legislature. It may help to unravel and interpret the real situations of party competition completely, coherently, and profound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