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以及資本主義的發展，徹底改變了產業與經濟結構，對勞動的生產力與生產價值產生了重大改變，而這些改變更對勞工的生存以及其老年生活產生了重大的改變與影響。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同時，卻也產生了相當多的社會問題，工業革命瓦解了傳統的社會關係，新產生的勞動人口成為了社會中的孤立個體，失業、生活水準低落、勞動傷殘等，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 在過去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中，這些問題大多依賴家庭或家族這樣的團體來解決，就算國家有介入，也僅是非常有限的短期貧民救濟而已。直到十九世紀前半葉，歐洲以英國為起始，許多國家開始促進各種共濟團體的設立，也開始有國家介入規定應設立共濟基金，並在立法上擴大了雇主的責任，加重雇主在職業災害上的賠償責任。 從十八世紀開始西方各國進入工業化時代，經濟轉變的同時勞工問題也不斷發生，勞工藉由各種組織團體自助，或團結與資方不斷相互抗衡，加上政府立法、政策的介入，逐漸形成針對各種勞工問題的解決方式，直到1919年成立第一個國際性的勞工組織—「國際勞工組織」(簡稱ILO)是聯合國負責勞工問題的國際機構，為聯合國諸多機構中成立最早、地位十分重要的一個專門機構。其成立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基礎，即是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革命，以國際公約和建議書等形式，提供解決勞工問題的策略。透過勞工立法和開展技術合作，促進"社會正義"，維護"世界持久和平"，使全人類不分種族、信仰或性別都有權在自由和尊嚴、經濟保障和機會均等的條件下謀求物質福利和精神發展。 本研究以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為核心，作為主要的研究範圍，檢討我國的老年保障架構，因國際勞工組織考量了各國國情與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其公約為最低基準的訂立，相關研究與建議書也僅提供綜合性的概念與建議，並非相當準確且精細的針對個別國家情況作立法建議，因此對於法令訂定及施行上的技術性層面問題，無法做直接且精準的解決，此為本研究的限制。不過國際勞工組織，對解決各種勞動問題所做的努力，勞工基本權力的維護，以及其公約普世價值的確立，都是各國在保障勞工權益，以及訂定相關法制時，不容忽視的準則。

有視於許多珍貴人類文化資產或因全球化導致文化均質化，或因武裝衝突、發展觀光及環境惡化等因素，面臨毀壞甚至消失的危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許多國際組織透過制定及締結國際公約喚起國際社群的關注，凝聚國際間的集體力量，帶動國際文化保護保存的合作，以維護文化的多樣性、推動文化對話及族群相互尊重包容。基於全世界對於文化資產保護的文化共識，1954年《海牙公約》制定至今已逾一甲子，《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至今也邁向近半世紀之久，我國1982年公布實施《文化資產保存法》，至今亦已有卅餘年。 本論文研究目的在檢視國際公約有關文化保存保護的歷史發展，及我國現行文化保護保存法規與實務問題。採質性研究、個案研究法，將我國最高行政法院文化資產相關判決整理分析，期從研究發現中獲得文化保護行動的反思與我國修法的參考。 研究發現我國文化法規整體規範尚未包含無形文化遺產的保護保存，此一部分亟待未來立法。此外，現行法規內容及文物分類與國際公約所行方式不同，另一方面，我國文化事務主管機關執行政策時所遇困難，可參酌國際公約與他國現行方式，本於我國文化資產特性與文化整體特色因應調整。除立法修法建議之外，本論文亦從個案分析與比較研究發現，我國對於文化資產保存的概念採物質取向，衍生文化物私權凌駕公權之上的衝突情況，若期文化永續發展，宜將「文化資產」概念轉化為「文化遺產」觀點，從更高的文化哲學層面執行我國文化事務的全面保護保存政策。 / Regarding the destruction of many precious human culture, either due to globalization to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or because of armed conflict,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other factors, the arouse concerns and collective strength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led to maintain cultural diversity, promoting cultural dialogue and mutual respect for ethnic coexistence. Based on the world's cultural consensu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firstly the 1954 Hague Convention and consequently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Convention, both have built up a well-organised system for cultur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In Taiwan, The Culture Property Preservation Act has also been implemented in 1982. This paper explore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n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cultural legislation and practical issues in Taiwan. Drawing upon case studies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he analysis of twelve cases selected from the highest administrative court judgments illuminates currently controvercial issues and leads to make suggestions of what action of amending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empower authorities and provide more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to enhance domestic culture policies. The result of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norms and regulations have not been viewed as an important issue and legislation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be put on top priority in national culture development policies.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while implementing policies of cultural affairs shed lights on central and local hieracheical institutions that the realm of autonomy should be distinctively clarified so that administrative agency could be helpful to solve conflicts and diversities. In addition, the case study and comparison also found that collective rights on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assets were derived overriding private rights. However, i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would be expected then a balance between collective and provate rights on cultural affairs should be taken as legal norms

本文藉由探討刑罰的目的理論以及目前世界各國的死刑政策、量刑制度，以檢視我國目前的死刑政策。而近年來最高法院判決大量援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藉由整理我國最高法院近年來的有關死刑量刑方面的見解，包括精神障礙者是否得以科處死刑、教化可能性概念的提出，並有加入學者們對於這幾個概念的其他見解，檢視「教化可能性」這個詞的實際意涵。 從科學家的許多實驗中，發現腦與心智科學實際上真能影響人類的行為，本文透過介紹大腦結構、神經控制的機制，以及犯罪學家在衝動型暴力青少年犯罪者的實驗，提出腦波的變化可能可以作為刑事判決中「教化可能性」的客觀參考，藉不同時點對於犯罪行為人的腦波觀察，了解其衝動行為是否已獲得控制，期許建立可能預測再犯罪率、判斷教化可能的生物醫學模式。

我國已於2009年透過制定施行法的方式將兩公約內國法化，正式引進適足居住權，然而多年來嚴重違反本權利要求的迫遷案件依然不斷上演，衝擊人民基本權利與臺灣在國際社會上的人權信用甚鉅。由於司法部門係確認適足居住權定位並確保其實踐的關鍵角色，本文乃以居住議題相關的司法裁判為核心，探討在我國究應如何透過司法途徑建構及落實適足居住權。 經爬梳聯合國針對此議題作成的權威文件，本文整理出適足居住權的形成、發展、監督落實機制、內涵、以及締約國應負擔的國家義務等內容，勾勒出對我國而言尚屬陌生的適足居住權形貌。在我國採取接納說的一元論架構下，兩公約於經批准後即容納為我國法律體系的一部，其規範效力並非取決於《兩公約施行法》；屬強行國際法性質的人權條款具有憲法位階的高度，其餘則為法律位階，並得在系爭人權規定提升為基本人權層級後，與包含一般性意見在內的國際人權文件共同作為具體明確的違憲審查指標。而為了盡可能消弭經社文公約上的適足居住權規定與我國憲法基本權間的落差，本文檢驗了若干基本權條款，認為居住自由、遷徙自由、生存權、財產權、文化權及環境權可共同承接適足居住權的內涵，使適足居住權得以提升至憲法位階，作為一項獨立的基本權，並指出過往與居住議題相關的大法官解釋審查依據應有疏漏。 確立憲法層次的適足居住權後，本文全面檢視我國涉及適足居住權的裁判並深入分析其中六則個案，嘗試歸納我國司法部門看待及操作適足居住權的模式，再指出引進適足居住權的意義——適足居住權不因屬經社文權利即不具備可司法性，司法者毋寧應於審理裁判時妥適運用合憲、合公約的法律解釋方法，甚至在系爭個案為消極抵禦侵害、不涉有賴立法與行政兩大政治部門定奪的資源分配事宜時，賦予公約條文直接適用的可能性。若衝突明確，無法透過解釋方式排除國內法律與公約牴觸的疑義，大法官在釋憲時亦應充分衡量適足居住權的各該憲法規範依據。 本文最後並提醒，政治部門同樣必須承擔實踐適足居住權的國家義務，不論是與居住相關的法令及行政措施的檢討改進、抑或政策及法令的制定，均有待其積極作為，始能在實害發生前即充分滿足適足居住權的保障，避免事後救濟的緩不濟急。

我國立法院於2009年3月31日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經總統於2009年4月16日簽署，並於同年4月22日公布。故我國雖無加入聯合國或經由簽署而成為締約國，惟透過該施行法的轉化功能，《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已正式於我國法體系落地生根，也使我國與國際的人權保障標準有了初步的接軌。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規定：「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懲罰。特別是對任何人均不得未經其自由同意而施以醫藥或科學實驗。」，該條中有關酷刑禁止之原則亦因上述施行法的通過而成為我國應遵行的人權保障範疇。惟公約第7條的酷刑禁止規定究係一單純的理念宣示，亦或是具有實效的保護規範？對我國刑事法的規範面及實踐面又有何重要影響？ 對此，本文先在第二章中比較酷刑的一般性定義及國際法定義，並論述酷刑本身帶有的惡性，接著探索酷刑產生的根源、在歷史的發展變遷及禁止酷刑的理論基礎。第三章首先確立酷刑禁止原則在國際法上已受到諸多條約及宣言的反覆闡示，且取得了國際習慣法的地位，而其本身帶有的強行法性質可為酷刑禁止原則之絕對保障提供強而有力的說理基礎。其次介紹《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的制訂背景、保障意義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此所作出的兩號一般性意見書。《歐洲人權公約》關於酷刑禁止之原則規定在第3條，而歐洲人權法院在此表達的權威性見解有助於我國釐清《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的保障內涵。 第四章剖析公約第7條對我國法的規範面及實踐面會產生哪些重要的影響。首要應先定位公約第7條在我國法體系中的法律效力，特別是不受酷刑在我國憲法上的保護基礎為何？而死刑及無期徒刑有無違反公約第7條？需受到哪些限制？我國現今的監禁法制與現象有哪些需要迫切檢討之處？社會上有引進呼聲的鞭刑與化學去勢是否牴觸公約第7條？營救式刑求是否屬於公約第7條的例外？本文整理了相關的國內外文獻，歸納出不同的肯否見解，並參照歐洲人權法院的看法對上述議題一一回應，以期使公約第7條可在我國獲得正確適用，並妥善的發揮其保障功能。最後，除了總結回顧上開的研究重點外，並展望我國刑事法在酷刑禁止原則上所要面臨的全新課題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