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的經濟在經過多年的高度成長，金融實力大幅提昇。另一方面，為因應香港九七大限回歸大陸及我國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因此國內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的腳步愈來愈快。而企業融資的管道，直接金融的比例快速上升。自從一九八八年，綜合證券商開放以來，整個台灣正好進入全方位理財的時代，大企業對於投資理財的效率與效果更殷切。然而，由於金融市場自由化、國際化的影響，國內證券商面臨前所未有的機會與挑戰。因此，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欲達成的目的有下列幾項： 1.針對個案公司進行外在環境與內在條件分析。用以認定當前的機會、威脅、優勢與劣勢，以其發現目前所面臨的問題。 2.分析個案公司朝投資銀行發展未來可行的策略方向，並為其制定相關的營運策略、組織策略及人力資源策略。 3.為個案公司評選應採行之策略，並提出長短期計畫。綜合實證分析結果，依據內外在分析，本文制定相關的根本策 略為成長策略，具體的策略作為如下： (一)、強化資本，規模大型化，以做為業務發展及組織成長的堅強後盾。 (二)、增加營業據點，擴大配銷網路。 (三)、擴充業務，多角化經營以分散風險。 (四)、循序漸進拓展海外市場。 (五)、培養具多種專業知識的國際化人才。 (六)、建立網路資訊系統，加強客戶服務競爭力。

全球資本主義從1980年代後，進入新的資本流動快速的全球化階段。英美資本主義的金融開放進程，加強了金融全球性的深度，許多發展中的國家捲入其中，從而加劇了全球資金自由流動。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開放證券市場，適應國際資本流動的需要。證券投資在國際資金流動中，所佔的比重不斷上升。而投資銀行與證券商在國際資本流動的過程中，扮演了橋樑與中介角色。 台灣於2002年元月一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後，許多世界知名的證券業者及投資銀行，依WTO在1999年3月通過的『金融服務業自由化協定』，紛紛加入我國金融市場的行列。而外商挾其國際化與大型化的優勢，對我國金融市場的營運產生極大的衝擊。在此情況下，證券業生存環境將更形嚴峻。政府亦推動一系列開放計劃，讓證券商能夠參與國際業務，俾能轉型為投資銀行。 本研究發現台灣證券商轉型投資銀行的障礙主要有： 一、產業內部因素方面 1. 證券商過多，彼此惡性競爭 2. 海外業務及通路薄弱 3. 業者本身之認知不夠清楚 4. 專業人才不足 5. 資本規模不夠大 6. 公司治理未上軌道，風險管理制度未貫徹與落實 7. 國際聲譽不高 二、產業外部因素方面 1. 證券商無法承作完整的投資銀行業務，以致無法發展利基業務 2. 自營交易方式的限制 3. 稅法不健全，阻礙新金融商品之發展 4. 法令限制，致使證券商處於不利競爭地位 5. 政府缺乏發展整體金融市場之藍圖 6. 兩岸關係未能正常化，通商機制尚未建立 對證券商而言，不僅必須充分瞭解巿場利基，利用既有優勢，選擇高附加價值之業務及具競爭力之經營型態，作為發展具有核心價值及特色的投資銀行業務的重點。業務擴展的同時，也必須積極培育風險管理及新種業務之專業人才；並加強自我之風險控管，才能事半功倍，於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發展成為區域性之投資銀行。 對政府而言，面臨自由化、全球化、科技化及金融商品多元化的風潮及國際間的激烈競爭，過去以「靜態風險」為主要考量的管理架構必須全面檢討，且應能適時、有計劃的開放業務，建立一個各金融產業公平競爭的機制，對新金融商品有合理且明確的課稅原則，適度調整兩岸政策及早建立通商機制，才能因應證券商之轉型需要。

證券分析師是美國投資人接近資本市場之重要媒介，長期受到資本市場及投資大眾之信任。然而在2000年網路公司泡沫化後，證券分析師的預測紛紛失去準頭。他們對行情和股票的錯誤判斷，導致投資人損失，其原因，被直指與利益衝突有關。本論文主要探討賣方分析師在投資銀行所扮演的角色與利益衝突的議題。 賣方分析師所服務之投資銀行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個利益衝突架構上的商業機構。投資銀行收入通常來自經紀、自營與投資銀行(承銷)這三大塊業務，每一塊業務都會為賣方分析師帶來利益衝突。本論文分析在華爾街普遍存在之賣方分析師利益衝突形成原因，並介紹美國對證券分析師的改革措施。 美國所發生之分析師利益衝突事件，使得全球如英國、日本等國的證券主管機關，均已開始檢視其現行有關證券分析師及投資銀行關係的相關規範。近年來，我國主管機關一方面對金融業務採取更開放之態度，另一方面也積極加強金融業發揮中介機構之角色。因此，如何督促業者自律，遵守應有之規範，為防止與有效管理利益衝突之重點。本文藉著對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因應之道的討論，盼能對國內現有制度有所啟發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針對我國之綜合證券商發展為投資銀行之策略作一整體策略性分析，主要是藉由分析目前我國證券產業之產業結構，並深入訪談四家上櫃綜合證券商，探就目前我國綜合證券商朝資銀行發展所採行的策略作為以及應有的策略作為。 　　首先經本研究發現，發展為投資銀行之關鍵成功因素有下列數項：財務工程能力、創新能力、富的市場知識、金融行銷能力、優秀的人力資源品質、雄厚的資本基礎、制度性的風險管理制度、跨國性企業、接近國際主要金融市場、商譽、網路型組織的連結以及資訊的運用。而目前我國證券產業的產業結構為：同業間競爭強度強、新進入者的威脅大、替代品的威脅不大、供應商的議價力量低、購買者的議價力量高，屬於一種低風險、低報酬的產業。就本研究針對四家規模大並有意朝投資銀行發展的綜合證券商進行深入訪談後發現，過去我國綜合證券商主要採取之策略方向為：（一）大型化：現金增資、盈餘轉增或採取購併方式（二）集團化：集團化發展以建立投資銀行雛形。而未來我國證券業將走向跨業競爭時代，主要策略方向將朝國際化以及繼續擴大規模發展。 　　最後，本研究針對證券業者提出建議之策略作為：建立客戶網路、增設國際據點、強化研究部門、多元化的金融商品之開發、強化理財顧問業務、強化聲譽之建立、專要人才之培養、強化風險控管能力。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 2 第三節 研究架構 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5 第一節 理論部分 5 第二節 相關實證文獻 23 第三節 小結 33 第參章 研究設計 34 第一節 研究方法 34 第二節 資料蒐集 35 第三節 研究流程 37 第肆章 我國證券產業分析 38 第一節 總體環境分析 38 第二節 我國證券產業現況 42 第三節 我國證券產業未來發展趨勢 47 第四節 我國證券產業分析 49 第伍章 證券業個案分析 57 第一節 我國證券產業演進 57 第二節 個案分析 60 第三節 個案比較 107 第陸章 結論與建議 115 第一節 結論 115 第二節 研究限制 118 第三節 對證券業者的建議 119 第四節 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121 參考書目 122 一、中文部分 122 二、英文部分 124

企業於成長歷程中可能會因為產業環境劇變、不當轉投資、經營管理失當等因素導致企業面臨財務危機以及經營困難之情形。惟許多企業仍具備產業存活與競爭之核心競爭力，因此得透過企業重建(Corporate Restructuring)方式，使公司重踏再生之途。其中金融機構為大型企業主要之債權人，為保障債權，於企業重建案件進行時，金融機構均涉入債權協商等諸多複雜權利義務關係，另外企業再生之外力依靠亦需要金融機構在財務上之資金挹注、顧問服務以及管理等協助。因此本研究即擬以金融機構之投資銀行業務出發，探討投資銀行如何於企業產生財務危機時所產生之正面價值。 / Owing to the rapid changes industry environment,enterprises may encounter financial distress and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inappropriate investment, and improper business management during the growing stage. Yet many of the corporations still posses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core competencies, therefore, implementing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may revive themselves. While the corporations restructuring takes place; as the corporation’s loaner;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heavily involved with the aim of securing its loans. On the other hand,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relies deeply on financial supports, counseling services, guidance to management strategy offered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be primarily focused on investment banking and explore how investment banks play their roles when corporations face financial distress.

因應中國大陸新一輪改革與經濟轉型需要，同時反制美國華府在中東與中亞推動的「新絲路戰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3年提出「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 」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為中國大陸首次提出的重大和全面完整的經濟發展核心戰略。對中國大陸而言，新加坡是經濟發展成功的範例，中新合作可以創造互補共贏的效果，同時新加坡也是未來「泛亞鐵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交會點。新加坡亦秉持「一帶一路」的共商、共建、共用原則，積極與中國大陸合作，近年來兩國間的貿易總額不斷的攀升，同時也擴大在政治、教育、經貿、文化、科技等領域的密切聯繫，中國大陸更成為新加坡的主要進出口國。由於中國大陸試圖透過「一帶一路」戰略確保其國家能源，特別是原油，能安全從中東運送至本國，使其經濟軍事發展能安全無虞，因此本文即以新現實主義理論及權力平衡理論作為分析途徑。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建設中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為平台擴大與沿線國家的對接效果，新加坡政府對於亞投行的成立抱持歡迎的態度，因為未來或許將可透過亞投行參與更大規模多國與區域性的城市打造專案。然而由於中國大陸與美國近年來於南海議題上的摩擦漸增，加上麻六甲海峽的戰略重要性和美國對這條運輸航道的影響力，中國大陸政府試圖與泰國政府合作開挖克拉運河及打造上海自由貿易區成為深水港，未來將可能影響新加坡本國經濟與國際地位重要性，因此中國大陸如今出於經濟轉型發展的需要推行「一帶一路」戰略，對新加坡來說或許是個契機也可謂是個挑戰。

本論文共一冊，約五萬字，分為四章十四節。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文獻探討，第 三章為模式的建立與分析，第四章為結論與建議。 本模式考慮一個風險中立且追求最大利益的證券發行公司，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 即投資銀行擁有較發行公司為多的市場資訊），是否應授權給投資銀行進行訂價與配 銷的工作。由於投資銀行擁有較佳的市場資訊，因此本模式假設由投資銀行訂價，但 後續的配銷工作應由發行公司或投資銀行進行，則視訂價與配銷二階段間的關係而定 。若二者為零相關，則無論由誰配銷，發行公司的利益皆不受影響；若為正相關，則 由發行公司配銷較有利；若為負相關且相關係數很小，則由投資銀行配銷較有利。

我國綜合券商近年來因為整體家數過多、全球景氣持續衰退、金控時代來臨等因素影響下，使得整體產業經營出現困難，極待政府與民間共思一個解決方案。為此，財政部與證期會共同協助我國綜合券商的轉型升級，希望透過政府相關法令政策的開放解套，推動獨立綜合券商轉型為投資銀行，解決目前綜合券商在經營上所面臨之困境。 本研究針對我國綜合券商轉型投資銀行的相關政策，進行可行性研究與個案分析，並以國外知名投資銀行成功案例進行個案分析，從中探討投資銀行產業的成功關鍵因素，以做為我國綜合券商轉型投資銀行的策略擬定依據。 根據本研究成果，提出以下幾點結論： 1.台灣綜合券商面臨生存與轉型之壓力 2.我國整體投資環境確實有發展投資銀行可能性存在 3.產品創新、資本規模、品牌知名度及全球佈局能力仍是關鍵 4.各券商必須依據自身核心優勢差異發展不同之轉型策略 5.政府法令開放程度影響投資銀行發展 除此之外，本研究亦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對政府與相關主管單位建議：(1)法令開放持續推動；(2)建立有效監理機制；(3)大陸市場審慎評估。 2.對整體證券產業建議：(1)適度整合市場競爭狀況；(2)提供建議與政府合作。 3.對於個案公司建議：建議個案公司仔細思考目前所面臨轉型挑戰，以及相關解決辦法，透過本身核心優勢維持與發揮，逐步轉型投資銀行以因應我國金融產業轉型與升級。

本文研究銀行業要進行併購時，主併銀行與目標銀行為了要使合併能更順利地進行而雇用投資銀行，同時希望投資銀行所為他們帶來更多的的合併效益。本文依循William and Julapa（2002）所設的三個變數來衡量投資銀行帶來的效益，檢視雇用投資銀行是否對合併案有幫助：第一個變數是併購案完成的機率；第二是完成的速度；第三為合併後主併銀行的利得。並且探討合併雙方支付給投資銀行的顧問費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文中選取了銀行業作為資料分析的樣本，期間是以合併宣告日從1990年1月1日到2006年12月31日止，總樣本共有242件合併案。 實證結果顯示合併雙方雇用的投資銀行數量越多，不只有更大的機率會合併成功，主併銀行合併後利得也更多，且與合併雙方所支付的顧問費有正向關係。主併銀行雇用更高階的投資銀行，合併從宣告到完成所需要的時間越少。當目標銀行支付越多的顧問費，對於合併完成的機率有重要影響；不過主併銀行卻沒有這現象。 /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at how the acquirers and targets choose the investment bank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o make these deals successfully. According to William and Julapa（2002）, we proxy the effort put forth by investment banks in three different ways . The first variable is whether the deals complete or not. Another is the number of days between the merger announcement date and the effective date. The other is the post-acquisition gains for the acquirers. We also discuss the advisory fees paid by the acquirers and targets. Our samples are about the commercial banks and bank holding companies that includes 242 merger deals announced during the period 1 Jan 1990 to 31 Dec 2006. We find the more investment banks be advised, the more likelihood the deals being completed and post-acquisition gains acquirers acquire. This result also has the positive relation with the fees paid by acquirers and targets. We also find that top-tier investment banks advised by acquirers spend less time completing the deals than the lower tier one. Finally, the more advisory fees paid by targets, the more likelihood the deals being completed.

近來非傳統(Non-banks)金融機構(非銀行機構)，不論在聯合貸款市場或是在一般貸款市場所參與的程度愈來愈多，所承作的借款金額也逐年增加。這樣的趨勢尤其以歐美市場更為明顯。而一般文獻對於非銀行機構在聯合貸款市場與傳統金融機構在貸款條件差異的相關研究較少，因此本文研究非銀行機構利用1995至2007年美國企業在聯合貸款市場的資料，透過結合「Thomson Reuters LPC’s Dealscan」以及「Compustat」資料庫，分析包括融資公司(Finance Company)、投資銀行(Investment Bank)、保險公司(Insurance Company)、機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s) 的聯貸條件，實證結果發現非銀行機構參與的聯貸案件，通常都會要求較高的借款利率，其中又以保險公司所要求的借款利率為最高，可見非銀行機構是屬於追求較高風險的中介機構，但是本文也發現非銀行機構卻也會承作貸款期間較長的契約。 本文同時探討2000年美國通過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案是否對於非銀行機構造成影響，實證結果發現母公司為金融控股公司的非銀行機構在通過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案後，會放款給較高風險的公司，說明了在允許跨業經營下，隸屬金控的非銀行機構子公司承做風險較高的貸款業務非銀行機構。 / Non-bank institution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commercial lending market and syndication market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in the U.S market. However, the literature addressing this issue is sparse.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by Non-bank lenders in the syndicated loan markets.We examine the loan contracts which started from 1995 to 2007, and use 「Thomson Reuters LPC’s Dealscan」and 「Compustat」datasets to analyze the lending behavior of Non-bank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Non-banks participate in the loan market, they tend to charge higher credit spreads. However, when Non-banks participate in the facility, they also provide longer-maturity loans.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also examines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s influence on lending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Act was put into force, non-bank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tend to be more risk-taking. We find that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would transfer the more risky operation into non-bank subsidiaries after they are allowed to cross sell their produ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