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倫敦國內外銀行為實證的對象。選取275家倫敦國內外的銀行為樣本，以1996年到2005年10年的分行數資料，採用Panel Data型態進行處理分析，以固定效果模式與隨機效果模式為估計方法。本文以Sang Rim Choi, Daekeum Park, and Adrian E. Tschoegl在1980到2000連續20年研究金融中心銀行進出的概念為主要架構，依據銀行本身的內在的變數、外部環境的變數，探討影響銀行分行數變動的主要原因，將實證的結果與過去文獻研究的結果互相印證，希望進一步提供相關銀行產業參考。 使用的變數分別為(1)銀行內部變數：總資產、ROA、自有資產率(2)外部環境變數：來源國及當地的GDP per capita和人口、兩國間的貿易流、文化因素以及城市之間的距離。實證結果如下： 本研究若是以英國境內的銀行到倫敦設立分行的情況來說，發現總資產及英國的GDP per capita對銀行設立分行呈現正向的關係，而自有資產率則是呈現負向的關係。若是以國外銀行至倫敦來設分行的情況來說，發現總資產、ROA和兩國間的貿易流呈現正向的關係，而當地的人口數與城市間的距離則呈現負向的關係。 / This study uses banks located in London as empirical objects. We picked 275 banks as empirical sample. The sampling period is from 1996 to 2005. We use data form is panel data and use fixed effect and random effect approach to verify.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from Sang Rim Choi, Daekeum Park, and Adrian E. Tschoegl (1980 to 2000). To try find out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on variations of the branches in accordance with inner variables and outer variabl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can test traditional theory and provide the results to the managers of the bank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re (1) inner variable: total asset、ROA、equity divided by total asset and (2) outer variables: foreign countries’ GDP per capita and population、UK’s GDP per capita and population、trade flows between foreign countries and UK、cultural factor and distant between cities and Lond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follows: In local banks case, the result shows total asset and UK’ GDP per capita both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numbers of the branches. On the other hand, E/TA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numbers of the branches. In foreign banks case, the result shows total asset、ROA and trade flows all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numbers of the branches. On the other hand, UK’ population and distant both hav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numbers of the branches.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探討公共關係效果，建立公共關係效果類目，以確定公共關係在組織間的角色與功能。同時，在研究對象部分亦不同於以往公共關係研究。相較於過去，公共關係研究多以消費性產業為研究對象，本研究則關注製造業之公共關係運作，希望能透過此初探型研究，瞭解製造業公共關係現況。 公共關係效果經常被簡化為媒體效果，在此觀點之下，若媒體曝光量低，公關往往便被視為未發揮其應有之功能。但就基本定義來看，公共關係主管組織與各利益關係人之間的關係管理與溝通，因此若僅以媒體效果作為公共關係效果的評估標準，似乎並不恰當。因此本研究試圖由其他層次，對公共關係效果進行探討，除依循過去媒體效果之相關研究外，本研究尚加入「關係」之角度，探討公共關係的關係管理效果，並援引管理學領域中，組織績效評估理論：「平衡計分卡」，作為公關組織績效之研究基礎架構，透過不同的角度，希望建立完整的公共關係效果類目。研究結果發現，公共關係不僅於媒體效果上具有顯著功能，在關係效果及組織績效方面亦有其特殊貢獻。 本研究共採用兩種研究方法：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在深度訪談部分，透過企業公關人員及科技線記者兩種不同的角度，驗證雙方的說法，以更瞭解雙方平日的互動情形；問卷調查的對象，則針對企業公關人員，以瞭解公共關係的組織績效。並藉由整合兩種不同來源之資料，針對研究問題做出適當之推論與結論。 由於本研究屬於初探型、描述性研究，因此在最後亦提出許多相關建議及研究方向以供未來研究參考。

本文結合H-O模型與Blanchard(1985)的跨代模型來分析一小型經濟體系實 施永久性進口限額政策之後，對經濟體系中的各個變數之影響。結果發現 在無資本累積模型下，影響經常帳的效果有所得效果與財富效果。而在有 資本累積模型下，影響經常帳的效果則有資產替代效果。

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貨幣基金會基於傳統理論，認為貶值會使就業效果增加並改善國際收支，而允許各國當發生「基本不均衡」時，可以調整其基金平價。 本文建立嚴謹的兩國模型，同時引進Laursen-Metzler效果與貨幣學派所主張匯率變動的銀根緊縮效果，來探討在不同匯率體系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商業性政策之有效性，浮動匯率是否能隔絕國外干擾及貨幣政策是否具有自主性等國際金融問題，並與傳統理論作一比較分析。本文除了用比較靜態分析外，為了解說更清楚明瞭起見，我們還配合圖形加以說明。 經由慎密的研討，吾人發現本文的結論涵著了傳統的看法，一般傳統學者的見解皆可由本文模型化解得之。當我們考慮匯率變動後所引發的銀根緊縮效果與Laursen-Metzler效果後，財金政策的有效性不再是浮動匯率體系大於固定匯率體系，浮動匯率亦無能完全隔絕來自國外的波及，傳統的結論有了重大的修正。 事實上，基於本文的假設所求得的結果，是否符合實際的經濟情勢，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研究傳播理論學人，常討論傳播訊息（message）內容，單面或兩面何者效果較大問題。雖有不少學者作過實際研究，並對此問題已有重大貢獻，但能夠在理論上對各種現象作完滿之解釋者，尚不多見。 筆者根據我國之文化背景，以不同之研究材料與對象，對本問題重予研究，以求對前人研究所作之解釋，作進一步之說明，俾本問題之研究，在理論上有一更完整之基礎。 至於本文係以研究報告之方式寫成，第一章緒論，介紹本研究之目的、價值及本研題之範圍等，第二章中外有關研究之介紹，係分別介紹何府倫博士與朱謙博士有關單面與兩面傳播研究之先例，第三章構想、假設與方法，則介紹本研究之三項假設與研究方法，第四章實驗之經過，即介紹本研究資料收集之經過，第五章結果與解釋，即資料分析之經過與研究結果。最後第六章總結論，則簡要歸納本研究之結論。 本研究原承恩師朱謙博士指導，無論在思想、觀念之啟發上或在方法細節之指點上，均賜益良多。後因朱博士出國講學，改請梁尚勇博士多方賜教，始克完成。而研究進行期間，本校漆敬堯教授會不吝指正，台北市師大附中及成功中學各有關班級之師生亦予以拙作密切之合作，謹此一併致以最懇切之謝意。 研究生 王秋土撰

近代經濟的發展來自於生產力長期的累積增加，而生產力長期持續增加的原因，來自知識不斷的累積與有效應用，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儼然已成為提升生產力與促進經濟成長的主要驅動力；知識之來源即是人力資源。因此人力資源之利用，可促使科學、研發的商業化，推動創新體制，提升產業的競爭力及生產力。人力資源的培訓，則仰賴大學與研究機構，透過產學間的合作、人才的訓練，以增進產業的生產力。 國內目前研究機構的設置漸趨多樣化，從早期的中央研究院、工業研究院到大學的普遍設置，顯現出政府對基礎研究的重視。然而這些研究機構的外溢效果對於產業生產力的影響是否顯著著實值得商榷，因此本文從我國大專院校為例，探討大專院校所產生的外溢效果對高科技產業及傳統產業之影響。 透過實證結果亦發現：1、大專院校的外溢效果對於高科技產業具有正面的影響，表示大學此類之研究機構設置在地理空間分佈上，對於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是有利的；2、大專院校的外溢效果對傳統產業而言，並不顯著；顯示出我國傳統產業在利用政府研究機構的技術轉移能力還是比較薄弱，而產業區位之分佈也未如高科技產業有著與研究機構空間分佈有高度相關。 /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lies on the long-period accumulation of productivity while the accumulation of productivity is caused by the increasing and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period of knowledge economic, knowledge itself becomes the major force to promote the productiv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 origin of knowledge comes out from human resource.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can commercialize science and R&D, create innovative systems, and promote the industry’s competitiveness and productivity. The training of human resource relies on the cooperation and career training among colleg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he industry that can increase the industry’s productivity. Recently the research institutes have been being set up variously. We would say the government highly cares about the basic research; while that can be proved in the set of Academia Sinica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to the broadly colleges. However it’s still arguable if the research institute’s spillover effect on industry’s productivity is obvious or not. Therefore this thesis takes the college as a case study and focus on the colleges’ spillover effect on high-tech industry together with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The findings of this thesis are as below: 1.The colleges’ spillover effect on high-tech industry is positive relevant while it means the set of research institutes in geographic space is use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y; 2.At the meanwhile, the colleges’ spillover effect on traditional industry is not obviously proved; the effect mentions that it is weak to use the tech transferring ability of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taken from govern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high-tech industry, the space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y is not highly relevant with the set of research institutes as expected.

目前有許多論文探討可轉換公司債的評價方式，但這些論文都是建立在公司只發行單一可轉債的假設下，而目前在櫃檯買賣中心掛牌交易的可轉債中，約有二十家公司同時有兩檔不同時間到期的可轉債發行在外。因為可轉債具備有選擇權的性質，其價值是不確定的，若未來可轉債是很有可能被轉換為股票，則對公司股東而言，無異於將股票以低於市場價格賣出，在此情況下，公司資產會有高估的情形，則將影響到可轉債的評價。所以同時有兩檔以上之可轉債發行的評價不能用一般的評價模型來進行評價。本文依據Lim and Terry (2003)的模型推導出在同時有兩檔可轉債發行下的債券價格，並探討兩者間的影響效果。 結果可以清楚看到，在Lim and Terry(2003)的論文所得到的結論，也適用於可轉換公司債上。當公司同時發行兩檔以上之可轉換公司債，則此兩檔可轉換公司債的價格會互相影響，除了因稀釋效果造成股價降低所導致的影響外，任一的可轉換公司債被贖回也會影響另一可轉債的價值，故在評價可轉換公司債的時候，對此情況應加以考慮，投資人在選擇投資標的時，也應對此情況加以評估。雖然此結果是建立在較簡單而非較一般化的條款設定下，但在純粹分析稀釋效果以及可轉債價格交互影響效果下，此一簡化的評價方法所得到的結果應仍具參考價值。

本論文利用2007年台灣經濟新報（TEJ）之廠商數據為研究母體，並從中選取了傳統產業的塑膠工業、紡織纖維產業，高科技產業的電機機械產業、電子工業等四產業為研究樣本，以最小平方法與分量迴歸分析廠商之資本、勞動人數、無形資產、研發經費、研發外溢效果與地區別對於產值的影響。 （一）最小平方法分析 本研究所探討之四產業之生產要素對產值的影響，其估計值皆正，這表示增加生產要素的投入皆使產值增加。除了紡織纖維產業的無形資產的估計值不顯著外，其他產業之變數皆顯著。 四產業之地區別虛擬變數為不顯著之負值，表示無足夠證據可說明廠商產值會因地區不同而有所差異， （二）分量回歸分析 四產業之資本與無形資產之估計值走勢為遞增，表示廠商的資本與無形資產投入將隨著廠商規模越大，對產值增加的貢獻越大。 各產業之廠商規模勞動人數對產值的影響情形不一。 研發經費在對產值的邊際影響，在傳統產業廠商中的影響是先升後降；但高科技產業研發投入對產值之估計值走勢則是逐漸下降。 而由四產業之研發外溢效果對產值的影響，可發現分量迴歸估計值走勢遞減，表示小規模廠商其受到外溢效果的影響較大，這結論也說明小廠商為什麼常常會出現在大廠商附近。 利用地區別之虛擬變數，傳統產業在各分量下之廠商產值仍不受區域別影響；但高科技產業在廠商規模大時，其產值在北部會較中南部高。

自1935年Hoppock提出「工作滿足感」一書後，不論西方或國內對工作滿足的研究就層出不窮。雖然有不少研究希冀呈現出工作滿足的整個前因與後果，但直至1999年時Bussing等學者還是指出在個體與工作滿足之間的那個過程仍是一塊模糊不清的領域。由此可知，即使工作滿足的相關研究如此繁多，但還是有些許缺失與遺漏的，此形成了本研究的研究動機。 本研究由人口屬性出發，探討個體是如何對工作產生滿足感的？經由文獻檢閱，本研究推論報酬是主要影響工作滿足的因子，並將報酬分為內滋性報酬，包括技能多樣性、工作完整性、工作自主性、工作回饋性、工作重要性五者：與外附性報酬，包括同事關係、與上司關係、金錢報酬、福利制度、進修機會。然而，報酬是如何與工作滿足產生聯繫的？經由文獻檢閱推論出工作滿足的理論基本上都是從期望理論與公平理論發展出來，因而，本研究認為報酬與工作滿足之間的關係是透過對報酬的期望與對所獲得報酬公平性得知覺兩者交互作用而成的報酬激勵效果所連結。亦即，本研究推論，個體是經由報酬激勵效果而對工作滿足產生影響。 經由本研究對公部門、私部門與非營利組織調查研究發現，不論是公部門、私部門或非營利組織基本上都是某些人口屬性會透過某些報酬激勵效果對工作滿足產生影響；而人口屬性與報酬激勵效果或工作滿足之間的關係也有會受到組織特性的影響而有所差異的情形發生。 至於各特性組織對報酬的反應分別為，公務員對技能多樣性與進修機會的期望最高；私部門員工對工作回饋性的期望最高；非營利組織員工對內滋性報酬、同事關係、與上司關係之期望最高。而各人口屬性對報酬的反應分別為：女性對進修機會與內滋性報酬的期望比男性高；學歷低者對工作自主性的期望最高；職位屬低階者對進修機會的期望最高。不過，不論是何種特性組織或何種屬性的人，基本上都對工作自主性與福利制度的期望很高，同樣地其也帶來很高的激勵效果；且都對金錢報酬的期望很低，而其所帶來的激勵效果也是相對最低的。 經由研究發現，個體對工作是否會產生滿足感確實會受到個體對報酬的期望與對報酬公平性知覺的影響。

國內的市場日趨自由化，國外的產品不斷的湧入國內，分蝕台灣的市場，國內廠商如何應對是當前必須仔細思考的問題。瞭解影響消費者態度的因素是吸引消費者注意的根本之道，所以，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是探討影響消費者態度的因素，以及這些因素是否會因產品來源國不同而有所差異。 根據 LISREL 模型研究的結果發現，產生來自不同的國家，影響消費者態度的因素確實會有所不同。以『Made in Taiwan』的產品而言，影響消費者態度的因素包括：產品保證，消費者認知成本之合理性以及來源國形象。產品保證對消費者態度的影響是直接的，而消費者認知成本之合理性及來源國形象會先影響消費者認知風險，然後再影響消費者的態度，所以是間接的的影響。『Made in Japan』的產品而言，影響消費者態度的因素包括：消費者認知成本之合理性及來源國形象，而且都是直接的影響。以『Made in America』的產品而言，影響消費者的因素只有產品保證，而且是直接的影響。 最後，根據研究的結果提出行銷上的建議，以『Made in Taiwan』產品而言，廠商必須提供良好的產品保證條件，避免定價過高或是採取削價競爭的促銷策略（容易降低消費者認知成本之合理性），政府也必須加強國家形象的提昇，以協助業者提昇『Made in Taiwan』產品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地位。以『Made in Japan』的產品而言，廠商可以特別強調產品來源國的訊息。另外，在定價策略也必須小心謹慎，避免因價格太低或是過高，而降低消費者對產品的評價。以『Made in America』的產品而言，廠商只需提供較為合理的產品保證即可，其他的訊息皆不會對消費者態度產生影響。 / There are many products made in other countries in Taiwan. How do the products made in Taiwan triumph over the others is one of the issues that entreneures must think about.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consumers' attitude, and understand whether these factors will be different when the products com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describes below: 1.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nsumers'attitude will be different when the products mad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2.For the products made in Japan,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onsumers'attitude include the image of country origin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onsumer' perceptive cost. And these influences were direct. 3.For the products made in Taiwan, the warranty of products influence the consumer' attitude directly; but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onsumers' perceptive cost and image of country origin effect the consumers'attitude through the perceptive risk. 4.For the products made in America, only the warranty of products effect the attitude of the consumers' attitude direct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