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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總統主政（1988－2000）的十二年間，是台灣社會變化最劇的時期，無論是經濟發展、社會建設、民主憲政或外交關係，都展現迥異於前的風貌，奠定台灣成為現代化國家規模的基礎。 特別是在外交方面，台灣擺脫堅持多年的「漢賊不兩立」政策，以務實外交突破國際現實的限制，打開國際生存的空間，不僅在國際關係的運作上創造出另一種「台灣經驗」，也為台灣本身的外交政策釐訂譜寫了可資操作的模式。台灣外交的突破與發展，固然有許多國內外環境與主客觀因素的交互影響，但是李登輝總統個人的思維理念，絕對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本論文從決策者的角色切入，以李登輝的個人成長經驗、教育背景與宗教信仰為基礎，探索李登輝的個人特質與理念，作為理解他施政風格的出發點。繼而，以對他思想影響最為深遠的四位哲人：康德、卡萊爾、西田幾多郎與新渡戶稻造的思想，建構起李登輝的思維體系，作為探討他政策理念的架構。然後，再從國家利益的界定、外交目標的擬具、外交工具的擇定與外交效益的評估等四方面，深入剖析李登輝的外交政策思想。最後，以1995年締造台灣外交新巔峰的訪問康乃爾之行，來印證李登輝外交政策背後的理念基礎與邏輯架構。

本研究依據Fairclough的觀點，認為論述是一種政治操作的過程，它能幫助政府能對人民進行社會教化、形塑人民的認知和行動，以達成權力者的政治目的。並依此觀點分析前總統李登輝主政期間的重要論述內容，檢視其政權所反應的民粹主義。 本研究將李登輝的論述分為三個發展脈絡：「中共—台灣：兩岸關係的分離」、「李登輝—人民：領袖正當性的建構」、「憲政民主—共同體：新國族的建立」，經過分析發現，李登輝總統任內的政治論述，的確有政治操作與教化的功能。在李登輝的論述中，「民主」和「民主改革」是他用來啟蒙與轉化人民認知的重要訴求，也是藉此達成個人權力目的的工具。李登輝一方面不斷對人民灌輸「民主」價值，強調「民主改革」的重要性；同時以兩岸「民主」差距解構中共政權、拖延兩岸關係；並且標榜個人「民主使命」和建構道德形象，使自己成為符合人民期待、值得人民託付的領導人，以此解構政敵的批判和中共的威脅；最後，基於「民主改革」的正當性，他得以不斷要求修憲與改革體制，導致憲政體制扭曲、總統權力毫無制衡。 綜觀李登輝主政期間的論述，大致可歸納出三點民粹政治的特徵：一、利用人民對國民黨威權的不滿，不斷推動民主改革，結果卻造成總統擴權、違反憲政體制；二、李登輝建構個人無暇的道德與神聖使命感，將自己建構為凡事訴諸人民的卡理斯馬領袖，藉以排除來自中共與政敵的挑戰，並吸引人民對其個人的信仰與認同，以順利推動個人改革主張；三、建立以台灣人為主體的「生命共同體」，不斷塑造中共為共同敵人。他以簡化的邏輯解讀兩岸問題，煽動人民對中共的情緒，反過來凝聚台灣內部共識與同質性，分離兩岸關係使台灣主權獨立。李登輝政權並非鎮壓性的統治，但他藉著論述的反覆辯證，卻造成個人集權力與一身的結果，可見其權力行使過程中濃厚的民粹主義色彩。

二十世紀末，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全世界，在1974至1990年間全世界約莫有三十個國家由非民主政治體制轉型到民主政治體制。此波民主化浪潮始於南歐國家。次一波則發生於拉丁美洲國家與中美洲國家。再者為東歐國家。最近一波則發生於非洲與前蘇聯國家。最後，亞洲地區亦於1970年代迄今，開展民主轉型進程。於此其中，俄羅斯與台灣皆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自威權政體轉型至民主國家。 戈爾巴秋夫出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後，在1985年4月蘇共中央全會上毅然提出了「改造」(Perestroika)的新戰略及其基本原則。起初，戈爾巴秋夫改造之主要目的在克服蘇聯經濟停滯不前的現象，稍後，戈爾巴秋夫發覺，僅在經濟領域內進行改造，很難收到預期效果。因而，戈爾巴秋夫決定同時進行政治改革，此舉開啟俄羅斯進行民主轉型之先河。 在台灣，1986年時，執政的國民黨，面臨國外民主化浪潮與國內黨外運動要求更多政治權力的雙重壓力下，始對國家的政治體制進行改造。時至李登輝主政，順然延續此波政治自由化之態勢，並進而開啟台灣民主化進程。 本文選擇俄羅斯與台灣兩國作為比較與研究之目的，著眼於俄羅斯與台灣的歷史發展軌跡中，從執政黨創立、政黨型態、國家肇建、國家機器之運作以及最終邁向民主化的種種背景、情境與模式皆具備著相當程度上相似，進而，試圖探討民主轉型在俄羅斯與台灣開展之動因、民主化途徑模式、及主政者之策略運用，並分析在戈爾巴秋夫與李登輝主政下，俄羅斯與台灣寧靜革命之肇發。 關鍵詞：第三波民主化、寧靜革命、俄羅斯、台灣、李登輝、戈爾巴秋夫

相較過去冷戰時期的輝煌，台灣現今的國際地位黯然失色許多。自從台灣退出聯合國，與美國斷交後，台灣 (中華民國)的外交地位已漸漸在政治上被孤立。當戒嚴末期，台灣迫切地想重返過去的外交榮景。然而，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脅時，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極為艱困地維繫自己的主權。台灣的領導人透過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與互動，尤其是聯合國與美國對台軍售，來打破如此艱困的外交處境。 在三屆的總統任期中，台灣對聯合國與對美軍售策略已漸漸形成雛形。在初步研究下，美國對台軍售有可能對台灣加入聯合國政策出現影響。換言之，購得有力的武器，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策略就越顯積極。 回顧美國與台灣政府的文獻資料，台灣領導人訪談紀錄，報章雜誌和其他官方文件與紀錄，此研究旨在檢視在三位總統(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任期內 (1990 到 2014年)，美國同意對台軍售與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策略。研究結果指出美國對台軍售的武器打擊能力與台灣加入聯合國政策相關的可能性。 / Taiwan’s present international status has degraded considerably since its former glory days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With its ejection out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 and a diplomatic severance with its most vital ally,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ROC) has slowly slipped into political limbo. The island has frantically strived to pull itself back into the world community since the end of martial law. However, it has struggled to maintain its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the face of constant threat from the PR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Taiwan’s leaders have sought alternative strategies to combat such adverse diplomatic conditions through increasing its membership or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global organizations—particularly the United Nations, and continued arms purchases from the US. Within the span of three presidencies, there appears to be a pattern between Taiwan’s UN strategies and US approved arms sales. Upon initial research, US weapons sales appear to have an effect on UN policy. That is,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arms sale, the more aggressive Taiwan’s methods for UN participation becomes. Drawing from US and Taiwanese government records, Taiwanese presidential interviews, newspaper articles and other official documents and transcripts, this dissertation aims to examine US approved arms sales and UN strategies under three Taiwanese presidents: Lee Teng Hui, Chen Shui-Bian and Ma Ying Jeou from 1990 to 2014. The findings indicate a possible indirect correlation. Considering the weapons’ strategic capability, Taiwan’s UN strategy fluctuates according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