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內政部修正「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同年，台北市亦將「促進都市再生－2010年台北好好看」開發計畫案列為重點政策，中央及地方政府接連提出獎勵政策，以容積獎勵作為鼓勵民間參與土地開發之誘因，似乎已成為推動都市政策的有利工具。隨著容積獎勵相關法令不停鬆綁，取得容積的管道越來越多，在缺乏妥善配套措施的情形下，不僅政策原先設定的正向目標難以達成，反而衍生出住宅供給過量、生活空間擁擠、公共設施服務品質下降等負面效果。 就台北市當前的發展趨勢而言，無可避免地必須將土地規劃朝向較高密度之使用型態，惟在寄望容積獎勵政策帶動土地開發與經濟復甦的同時，更需要審慎評估其對都市整體環境可能帶來的衝擊與影響，以免不適當的獎勵政策對居民生活環境品質產生難以回復的損害。緣此，本研究以台北市住宅區為研究範圍，嘗試運用誘因理論之概念，並透過評分表、成對比較等研究調查方法，就當前容積獎勵政策推行之目標與施行現況，作一整體性的檢討。 由研究結果發現，台北市住宅區的容積獎勵政策現況存在著「重經濟、輕環境」的失衡傾向，當前將容積獎勵視為促進土地開發的主要政策工具並不適宜，故建議未來可將「提升住宅區環境品質」列為未來台北市住宅區容積獎勵政策發展之重點，並就各審議機制共同性的問題點提出改進建議如下:一、在提升容積獎勵效果方面，建議宜設定台北市住宅區可開發容積總量上限，將土地市場資訊公開化，並可適度搭配財稅或金融等其他輔助性獎勵政策；二、將各獎勵項目之額度以公式計算為主，個案協商為輔的方式予以規範；三、審議的時程宜以三十日為原則，以提昇審議執行的效率；四、將公聽會及相關文件公開展示的程序，明確納入各獎勵審議的流程作業中，以加強地區民眾的參與；五、定期調查並檢討各行政轄區內，人口及住宅需求之變化情形，以強化容積獎勵對地區發展之引導效果。 其次，針對「都市設計」、「都市更新」及「2010促進都市再生－台北好好看開發計畫」等三項容積獎勵相關審議制度，進行個別性的檢討，參考成對比較調查所得之相對權重值，確定各獎勵項目對都市發展的重要性，並據此建構出相關獎勵政策執行與推廣的優先順序。最後，在相關法規檢討部分，建議可將「時程獎勵」及「停車獎勵」列入建議減少或取消獎勵之項目，而「開放空間獎勵」及「提昇地區環境品質」相關的容積獎勵項目，則宜列入建議放寬或增加獎勵之項目。同時，為強化誘因政策之引導效果，本研究針對容積獎勵制度，設計負向消極誘因機制，藉此管控容積獎勵申請案件之開發行為，並匡正容積獎勵政策等於開發利多政策的負面聯想。

隨著經濟的起飛、成長，人們各式各樣追求效用提高的行為，對於自然環境的損害，天然資源的耗竭等問題，越來越不容忽視，如此負面的效果將帶給經濟體系顯著的影響，在追求經濟穩定、持續成長的同時，勢必無法將這層效果排除在外。本篇論文架構一兩部門模型，將經濟體系劃分成生產部門與環境部門，並將生產部門的知識資本跨部門投入在生產函數與環境再生函數中，尋求其最適配置。此外，本模型的效用函數與過往文獻有相當的不同，效用函數中除了來自生產面的一般性消費外，還包括了代表性個人在提高效用的過程中，耗損自然環境的行為，在兩部門的資源限制式下，尋求經濟體系最適化而得到了主要結論：環境品質與經濟成長在經濟發展初期與經濟過度發展時期，的確是具有抵換（trade-off）關係，然而當經濟體系臻至恆定狀態（steady state）時，兩者卻是可以兼容並存，以相同最適成長率同時成長的。在本文的最後，將依照本模型設定所得到的結果，進一步對於綠色國民所得帳（Green GNP）的概念提出新的計算觀點，做為結尾。

依據恰賓都市活動系統理論，人們的行為影響都市土地使用，而不同的土地使用又產生不同的活動行為，如此動態的循環構組成複雜多變的都市活動系統，而各項土地使用所產生的活動對其周圍的土地使用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究竟假日花市此種非鄰里型且週期性營業之大型設施會對附近地區之生活環境品質與商業活動產生何種程度與項目的影響？另一方面，其在都市中扮演的角色與功能為何？實有其研究之必要，故引發本研究之動機。 本研究之目的有三：1.研究假日花市對附近地區生活環境品質產生之影響，2.研究假日花市對附近地區商業活動影響種類程度，3.探討假日花市產生之課題並研擬改善對策。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如下： (一)假日花市之功能：具有平價購買花卉、吸收花卉知識、提供休閒活動場所、提高花農所得、美化都市景觀等功能，在都市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假日花市活動者造訪特性：民眾造訪時段週日上午最多，無固定造訪頻率，選逛時間多為一小時至兩小時間，多使用汽機車前往，停放地點集中於花市附近地區，且有相當之違規情形。此外民眾以專程前往花市為多，較少在附近有多重活動行為。 (三)對附近生活環境品質影響：正面效益包括購買花卉方便、吸收花卉知識、提供休閒活動場所。在負面衝擊方面以便利性最明顯（停車不便、進出居所不便最嚴重），其次為健康性（攤販聚集），寧適性影響並不明顯。至於相關環境課題則有攤販聚集、環境髒亂不衛生、道路安全性降低、道路服務水準降低、停車不便、進出居所不便等項目。另一方面，附近居民對建國花市設置贊成度為普通到贊成之間。 (四)對附近商業活動影響：本研究發現假日花市並不會造成同質行業聚集。而對商家週末助益程度為普通，產生之負面衝擊以停車不便較嚴重，其它不明顯。 (五)建議：欲處理假日花市之環境影響課題，本研究建議應由政府扮演主導角色，配合花市業者組織地位功能之提昇，以共同推動各項改善措施；另一方面，應強化未來假日花市與附近環境之結合。

居民為都市生活之主體，因此，居住環境品質之衡量除必需以居民之主觀感受為出發點外，居住環境之客觀綜合評估亦是必需納入考量方是一完整之架構。過去相關研究之實證分析受限於技術之層面多未能將空間資訊納入整合考量，例如公共設施可及性，因此，評估結果實不甚完整，而地理資訊系統結合空間與屬性資料之綜合性分析，正是解決此類問題之強有力工具。 　　因此，本研究從居住者之角度出發，以主計處「台灣地區住宅狀況調查報告」中對住宅狀況之抽樣調查為主，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對鄰里環境之評估，涵蓋主客觀因素建立居住環境品質指標，進行台北市居住實質環境之評估工作，期使評估結果能作為政府住宅政策之擬訂及住宅資源分配之參考；並以評估結果與房價及居民居住滿意度做交叉分析，以作為改善或提昇居住環境品質之方向。 　　居住環境品質評估之結果，各樣本里之品質分數差距不大。整體而言，以松山區及中山區樣本里居住環境品質較佳，而以南港區樣本里居住環境品質較差。 　　居住環境品質、房價與居民居住滿意度之交叉分析結果：在高房價地區，居住環境品質與居民居住滿意度兩者間有較高之一致性；在低房價地區，居住環境品質與居民居住滿意度兩者間之關係則較不明顯。

中山高速公路交流道鄰近地區多劃設為交流道特定區，交流道特定區具備維持交流道運輸和保持附近聚落都市生活品質雙重功能。而根據交流道區域特性與土地使用組合的不同，劃分交流道特定區為發展型、帶動發展型、輔助發展型與管制型。本研究以麻豆（帶動發展型）和永康（發展型）交流道特定區為研究範圍，探究交流道地區居民對生活環境品質之態度。 　　影響生活環境品質的因素很多，本研究探討土地使用對生活環境品質的影響，以社會心理學方法衡量居民對生活環境品質的滿意度，進一步比較分析交流道地區居民對交流道區內和區間生活環境品質的評價和滿意度，並在考慮居民基本屬性（性別、職業、教育、年齡、所得）下，探討不同類型交流道特定區是否影響居民之生活環境品質態度。 　　綜合本研究之分析得到以下之結論： 　　一、交流道地區居民對住宅內部環境之滿意度高於對住宅外部環境之滿意度。 　　二、交流道地區居民對交流道地區間之生活環境品質的認知和滿意程度是相同的，對交流道地區內之生活環境品質的認知和滿意程度有差異。 　　三、在考慮居民的基本屬性下，不同類型交流道特定區之土地使用會影響居民生活環境品質態度之形成。 　　根據研究結論提出下列建議： 　　一、改善交流道地區的生活環境品質，應著重在交流道地區內，如鄰里公共設施之興闢。 　　二、影響交流道地區生活環境品質之因素多與車輛交通有關，所以提升交流道特定區生活環境品質之方法，是以交通運輸網路配合居住聚落之配置。 　　三、本研究假設影響居民生活環境品質態度形成之因素為土地使用與居民基本屬性，是否還有其他影響之因素，可做進一步之分析。

嚴重的廢棄物處理問題，是現今施政的一大課題，而由於垃圾焚化相較於其他處理方式更能達到減量化、衛生化、安定化及資源化之目標，故成為未來垃圾處理方式之主流，垃圾焚化廠亦將陸續興建完工。但不可避免地，垃圾焚化廠亦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往往被視為嫌惡性設施之一種，而形成設置上之阻力。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藉由居民對焚化廠之認知、評價、接受程度、造成影響之感受，以及居民對焚化廠回饋地方措施之期望及其成效如何等相關課題之探討，以了解焚化廠設置形成阻力之原因所在，此外，並輔以相關文獻、專家意見及相關法規等資訊之整合，嘗試對降低焚化廠嫌惡性之可行方向提出建議，冀能對減輕日後興建焚化廠之阻力的有所助益，並期能確保民眾之生活環境品質。 　　本研究之重要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一）民眾對於國內興建焚化廠之品質及二次污染控制能力仍缺乏信心，且居民預期焚化廠可能造成之影響通常會較焚化廠實際產生之影響大。 　　　（二）在居民願意接受焚化廠設置於其住家附近之條件中，以風險減輕方案最為居民所重視。 　　　（三）民眾對焚化廠回饋措施之認知程度愈高者，其對焚化廠接受程度愈高。 　　二、建議 　　　（一）在焚化廠風險減輕之策略方面，主管單位除了污染防治工作外，還必須了解公眾對風險的感受及反應，縮短政府與民眾在認知上之差距。 　　　（二）回饋措施（經濟誘因）有助於降低焚化廠之嫌惡性，故主管單位應加強焚化廠回饋措施方面之配置與宣導，以爭取民眾之支持。 　　　（三）適當的資訊回饋，可避免民眾對焚化廠之風險太過高估而增添不必要之憂慮，進而減輕其設置之阻力，故主管單位應適時提供民眾所需之環境資訊。 / The serious solid waste disposal problem 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to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Landfilling is not a suitable solid waste disposal alternative in Taiwan, because of the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and the difficulty of acquiring land, At the same time, incinerators can help achieve waste reduction, sanitary disposal, stabilty, and resource recovery. Therefore, incineration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government's solid waste disposal plans. 　　Although incineration is one of the better approaches to dealing with solid waste disposal, it still has certain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Therefore, it has been treated as a NIMBY (Not-In-My-Back-Yard), To some extent, NIMBYs are necessary to the community. The issue to be dealt with, then, becomes"how to find an equitable way to solve this dilemma."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ree incinerators in Neihu, Wenshan, and Shihlin, Taipei. From the results of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surveys, data collection,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cinerator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This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pensation packages of these NIMBYs and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incinerators. 　　The important findings of this thesis are as follows: 　　1.conclusions 　　　(1).Although most people hav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MSW incinerators, they do not feel confident about the quality of MSW incinerators and the administration's ability to control the second pollution. 　　　(2).People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risk reduction strategies, rather than economic incentives. 　　　(3).The degree to which residents accept MSW incinerators will be affected by residents' knowledge about the compensation packages of Neihu incinerator area. 　　2.Policy implications 　　　(1).From the analyses we can see that people are more willing to accept risk reduction solutions rather than economic incentives. Therefore, if the government tries to increase the acceptance of MSW incinerators among residents, it should focus more on risk reduction plans. 　　　(2).Because residents are still lack of confidence about the quality of MSW incinerators and the ability of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ntrol the second pollu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more accurate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and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MSW incinerators and the ability to control the second pollution. 　　　(3).If the government can provide some economic incentives to reduce the equity issues, the residents may be more willing to live closer to LULU facilities. From the analysis , we can see that economic incentives do reduce the NIMBY syndrome to some extents (even though not so much as risk reduction programs).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th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risk reduction program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reinforce and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pensation packages.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類活動對環境的衝擊日趨嚴重，為了抑制環境的損害，近年來，環保標章逐漸成為各國政府採用的新興環境管制工具，而目前大部分文獻著重於分析環保標章是否對消費者的行為模式產生改變及是否有效發揮減少污染排放與提升社會福利的效果，至於實行後有關貿易效果的部分，較少著墨。因此本文主要探討國內市場、廠商結構有所不同，但皆已實施環保標章制度的情況下，環保標章與非環保標章產品廠商之最適價格、產量及利潤，以及因貿易自由化造成關稅的下降，對於污染稅與國內環境品質的影響為何？ 本文以垂直差異化模型，描述消費者行為，並建立一個多家非環保標章廠商與一家環保標章廠商於本國市場進行價格競爭的兩國兩廠商理論模型。發現本國廠商為環保標章廠商時，不論在本國觀點或全球觀點下，將對汙染進行課稅，且關稅的下降將促使本國政府提高汙染稅，環境品質會因關稅下降而惡化。本國廠商為非環保標章廠商時，在本國觀點下，將對汙染進行補貼，關稅下降促使本國政府提高汙染補貼，同樣使得環境品質因而惡化；然而，在全球觀點下，將對汙染進行課稅，關稅的下降促使汙染稅跟著調降，環境品質因此而獲得改善。 / Due to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 has got worse. This fact makes eco-label become a new environmental instrument which used by many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Recently, the economists want to figure out the influence of the eco-label. Those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whether the eco-label changes the consumer behavior patterns and whether i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pollution emissions and improve social welfare. However, in those papers, the effect on trade is less mentione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ptimal price, quantity and profit of firms with and without eco-labels, as well as how the decline in tariffs caused by trade liberalization will influence the pollution tax and the domestic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vertical differentiation model to describe consumer behavior. What we set here is when the local company is the eco-label product maker, the foreign company will produce non-green products, and vice versa. We found that when local company is the eco-label product maker, no matter in a domestic point of view or from the global perspective, the pollution will be taxed, and the decline in tariffs will raise pollution tax, so the deterioration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When local company is not eco-label product maker,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consequences: in domestic view, the pollutions will be subsidized. We also can see as the tariffs declines, the government will raise its pollution subsidy, which will make the deterioration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From the global perspective, the pollution will be taxed, the decline in tariffs will lead to the reducing of pollution tax, so will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在都市發展環境當中，居住環境品質取決於居住者本身之感受程度，可分為內部環境及外部空間結構，內部環境係指針對居住者本身所在的生活圈裡，外部空間結構則多半為公共設施的鄰近程度、交通便利性及嫌惡設施等因素，世界衛生組織曾於1961年世界衛生報告中提出理想居住環境為安全性、健康性、便利性、舒適性等基本理念，經由探索性、驗證性因素，分析彙整出解釋社區居民對居住環境品質之衡量著力點在於實體性、社區服務與管理、現代化等三大方面，因此居民感受度是與前開四種基本理念相呼應的。 在針對居住環境品質與社區滿意度相關文獻探討後發現，居住環境品質多與社區滿意度有關聯，顯示在建構生活品質模式應先將領域分群，透過客觀、認知及評估因子，即可呈現各領域的滿意度。 為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歷史建築物保存及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等議題，我國開始實施容積移轉制度，主要目的為追求環境寧適、健全實質建設、保留彈性立法規則及民眾參與，惟接受基地在注入原基準容積後，其鄰近居民之居住環境品質是否受到影響及衝擊，為本研究所關注之重點；本研究係探討容積移轉制度實行迄今，接受基地容積移轉案件在興建完成後，對週邊土地所帶來之影響。 本研究以容積移轉接受基地興建前後對居住環境品質之問卷調查，以新北市中和地區之接受基地周邊住民作為受訪對象，以因素分析、結構方程模式為分析方法，以五大變數－接受基地興建前既有環境滿意度、接受基地興建後正面環境改善、接受基地興建後負面改變影響、容積移轉政策修正建議及其政策滿意度進行模式驗證；研究結果發現既有環境滿意度對負面改變影響、政策修正建議呈正向影響，對正面環境改善、政策滿意度呈負向影響，另負面改變影響、政策修正建議則具有著之中介效果，該研究可作為未來推動容積移轉制度辦理之修正建議。 / In the urba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living environment quality depends on how residents feel. It can be divided in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spatial structure environments.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refers to living areas where the residents themselves reside; the external spatial structures are mostly the proximity, accessibility and distaste factors of public facilitie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1961 World Health Report proposed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ideal living environment for safety, health, convenience, comfort, etc. They compiled an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munity to explain the measure of the quality of living through exploratory, confirmatory factors. The analysis compiled an explanation of the way community residents measure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 focal point lies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modernization: physical properties, community service and management. Therefore residents' susceptibility echoes the former four basic philosophies. In regards to the quality of living environment and community satisfaction, after disscussing relevant literature, we found that the quality of living environment correlate with community satisfaction interaction. This shows tha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 quality models, domain clustering should first take place, then go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objective factors, perceived factors, evaluated factors before presenting various domains of satisfaction. However, to address topics on land reserved for the public infrastructure, topics on historical building preservation and public open space topics, Taiwan began to implement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control. The main goal of this system was to pursu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mprove substantive construction, maintain the flexibility of legislative rules and promote public participation. However, the main concern of this study is whether or not the environmental living quality of nearby residents' was affected after the development rights of the receiving area received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rights and built high-rise buildings. This study mainly dicusses ways to implement the so far accepted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case after construction is complete, and the effects brought on by the surrounding land. This study looks at environmental quality before and after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acceptance and construction. A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for this study and was administered to local residents of the Zhong-he, New Taipei City development rights receiving area as target respondent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by way of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Five variables were proposed, which are variables of nearby residents of the development rights receiving area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 before construction; variables of nearby residents having positive evaluation after construction; variables of nearby residents having negative evaluation after construction; variables of nearby residents regarding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policy amendment; variables of nearby residents regarding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policy satisfaction, to conduct a model confirmat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 variabl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negative evaluation variables and policy amendment variables, but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positive evaluation variables and policy satisfaction. In addition, negative evaluation variables have indirect effects on policy amendments. This study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system in handling amendments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