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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與產業競爭力是一個因果關係一直是爭論不休的問題，到底是先有好的產業還是要先有好的社會福利？就如同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本論文在研究世界上身心障礙福利比較好的國家，相對的該項福利相關的企業全球競爭力較其他國家更強，此論文以歐洲的丹麥、瑞士助聽器產業以及澳洲的人工電子耳產業與福利政策為例，發現好的福利社會福利如同好的土壤可以長出好的相關產業產生全球競爭力，在全世界所賺的錢足以挹注該國的相關福利，產生良性循環，在國家正在轉型與生物科技發展的時候，有很好的啟示與鼓勵。 本研究之文獻探討針對社會福利政策與身心障礙福利政策意涵與發展討論，了解目前台灣的福利政策現況與存在問題，探討過去研究有關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的文獻。針對聽障福利，由造成聽障原因與種類開始介紹，了解助聽器的發展乃至人工電子耳等相關資訊，對於目前產業現況也做一詳細介紹，從中了解助聽輔具產業的相關特性與背景。之後進一步討論聽障福利在各個不同國家的做法，針對丹麥、瑞士、澳洲、台灣以及大陸的聽障福利加以探討，最後針對丹麥、瑞士、澳洲，三個國家中，擁有強烈競爭力的公司，分析具體競爭優勢所在。 本文研究以台灣目前助聽器產業發展現況分析，並提出建議。接著對產業政策以人才培育、市場發展、研發專利等方向切入，培養產業競爭力。最後借助中國大陸為市場，提出相對應策略。在資源有限需求無限的情況下，結合產業政策與社會福利政策共同推行，使相關產業進而發展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該產業所創造的收益將足以讓聽障福利的得更多的幫助，從各國的分析可知，不僅能自足還有盈餘，充分證明只要有好的聽障福利政策，廠商發現有發展潛力，自然會努力發展出更有競爭力及創新的產品進到成為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成為良性循環。

基於福利國家源自於西方社會，及在該社會中歷經長期發展的經驗，臺灣過去在規劃國家社福總體政策時，往往欲借助於西方的「它山之石」。然而，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1970-80年代危機時期過後，福利國家開始面臨改革，但直至今天卻仍在嘗試與摸索中；再者，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經驗，並非只有一種。換句話說，西方福利國家的經驗，存在著多樣性、不確定性甚至是爭議性。更重要的是，在諸多中西方社會條件的差異下，對我們而言，西方經驗還存在著不易親近的問題。這使得在借助西方經驗時，容易引發各種問題。有鑑於此，本文認為，我們有必要發展自己的福利政治哲學，以作為規劃國家社福總體政策的指導方針。 藉由與西方福利意識形態的對話，本文將「福利國家」帶入了經國治術的問題設定中，改變了原先的意涵，使其從原先的「分配政治」轉化為「生命政治」；並同時賦予新的目標，使其從原先用以體現權利、平等正義等諸抽象理念，轉變為「增進一國人民的幸福、生命力量與活力」，也就是作為促進「國富民強」的策略。 在新目標的設定下，本文重新檢討西方福利意識形態與經國治術的限制；進而引入儒家政治哲學。藉由闡釋儒家德治觀念及其經世致用的思想內涵，本文勾勒出儒家福利政治哲學，並同時建構出一套福利政治架構。最後，本文則進一步說明，雖然該福利政治架構源出於傳統，但在稍經調整後，同樣可以適用於現代社會，以作為規劃社福總體政策的理論依據。

近年來女性投入就業市場的比率不斷增加，在全國公務員中，女性即佔有四成，使得雙薪逐漸成為家庭型態之主流。另一方面，傳統大家庭也不斷被核心家庭所取代，父母忙於工作之際，幼兒勢必得尋求替代性的照顧，然而在現階段社會托育制度未臻完善之情況下，員工面臨選擇幼兒送托方式的困擾。 行政院勞委會透過提高獎助金額來鼓勵企業提供托兒設施，以促進勞工就業與提高生產力。民國八十八年三月行政院會議修正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草案，草案適用範圍也擴大至軍公教人員。目前尚有婦女新知基金會、李進勇立委等不同提案內容在立法院審議中。有鑑於未來立法將朝向規範雇主在協助員工解決幼兒照顧問題上的職責，故有必要就我國目前實施員工托兒福利之情形與問題深入瞭解，以作為政府部門日後規劃與推行時之參考。 台北市與高雄市政府實施員工托兒福利方案分別有將近四年與兩年的時間，本研究採以個案研究方式，就兩者當初規劃過程與運作現況作深入探究，並對實施結果加以評估。評估情形為：（一）效能性：員工子女托兒所的設置，在增進送托員工幼兒身心健全發展，以及落實市府鼓勵企業附設托育設施政策上，有相當高的目標達成度，並能為組織帶來正面的影響效果，唯台北市政府在員工托兒服務的供給量與需求量之間仍有一段落差。（二）回應性：北、高兩市政府受訪員工對托兒所整體服務品質的滿意度高達九成，絕大多數員工表示托兒所的設置有助於降低因幼兒照顧問題而影響個人工作情緒及請假之情形，同時能增進工作與家庭生活間的平衡。顯示北、高兩市政府員工托兒福利方案有相當高程度能滿足目前送托員工的需要與喜好。（三）選擇性：在台北市政府方面，員工托兒福利方案的內容並未呈現多樣性，員工在幼兒照顧方式上可以選擇的機會仍有限，必須以抽籤方式進入員工子女托兒所，且目前僅開放附近信義國小幼稚園讓員工子女越區就讀，而抽中籤的比率卻又不高。就高雄市政府而言，所提供的員工托兒福利方案較為多元，員工可選擇的彈性也較大。 員工為組織最重要的資產，員工托兒福利的提供不僅能滿足員工幼兒照顧的需求，同時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可帶給組織正面的效益。目前設置員工子女托兒所面臨法制面、財務面與管理人才的問題，需要加以克服。建議未來政府部門在員工托兒福利的規劃上，設計多元化的方案供員工選擇，並集結企業力量整合現有學校與社區資源，同時從整個福利制度加以檢討，朝向彈性福利計畫發展，一方面滿足員工多樣的需求，另一方面可控制一定的福利成本。

我國公務人員的待遇，自抗戰軍與以還，迄今已屆三十餘年，最使人詬病者係一直偏低，始終追不上物價。雖然歷年來政府在財政困難情形下，還是盡最大的努力加以改善提高，可是水漲船高，仍然無濟於事。就去（六十二）年七月起，政府為安定公務人員生活，作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調整，又於今（六十三）年春節前復加發一個月俸額的獎金，並宣布本（六十四）會計年度待遇即將調整前，今年一月至六月各加發薪津百分之十，具見政府從未鬆弛關懷公務人員生活的德意。可是問題的癥結是公務人員的待遇，原屬低微，政府雖不斷努力於公務人員待遇的改善，但每經調整一次，物價上漲的幅度，又遠超過待遇的調整，如此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不僅對改善公務人員生活無補，而且危及國家的生計。 公務人員的待遇偏低這是事實，加上近年來國家經濟之發展，產生了兩種現象：其一是民間工商業發達，需要大量人才，於是他們以高於政府二倍，甚至三倍的薪津，羅致公務人員中有能力又年輕有為者，替他們賺錢謀利，形成政府人才外流的現象，另一是在不同的政府機構中，由於某些原因，待遇相差極大，既使公務人員情緒低落，服務不力，辦事效率降低，蓬勃進取樂觀奮鬥的向上精神不易振作，為民服務的美德難於創新發展，以適應時代進步的需要。因之，政府對這些問題，亦極重視，並不斷將若干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加以改革，而又不斷的繼續的將公務人員的待遇加以調整。凡此種種，時至今日公務人員仍然未獲得實惠，怎能挽留那些真才實學擔當日益繁重工作之士呢？又如何能使他們久安於位，貢獻才智，力圖報效國家呢？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實在不能忽視，當今之務，祇有加強現有的各項福利設施，來增進公務人員實際利益，確保其生活的安定。 我國於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同時公布了公務人員退休法與撫卹法。四十七年一月又公布了公務人員保險法，在增進公務人員福利方面，不但在醫病與養老有了法律的保障，而且亦邁進了促使新陳代謝作用的一大步。可是公務人員以畢生精力，為國家社會鞠躬盡瘁，及至息養之年，均希冀能獲有一個安定生活以度餘年。然而退休法公布實施後，雖然退休金已漸提高，加上保險法規定支給的養老費，似乎仍不足以維持退休後的生活。因此，退休人員多躊躇不願及時退休。這樣一來對於有為年青能幹之士，其晉升之路受到莫大的阻礙，更談不上能促進新陳代謝。政府有鑒於斯，乃以互助合作的方式，發揮其仁愛精神，加強其福利設施，安定其生活，穩固其工作情緒、針對公務人員本身及其親屬，解決疾病、死亡、災害、退休時所遭遇的困難。所以中央與地方政府先後分別公布了「公教人員福利互助辦法」。此辦法在台灣省已實行了十年，在中央亦有五年了。本文的主旨，是在研究檢討分析現行福利互助制度實施的情形，以及福利互助項目補助的標準與今後福利互助的展望。 玆摘陳本文蒐集資料的經過以及擬訂撰寫的題綱，遵照張老師明誠先生的指導，並呈奉傳主任宗懋先生核準，以本所名義函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台灣省政府人事處與台北市政府人事處等三單位，索取有關現行公務人員福利互助制度辦法及各種法規暨歷年來辦理之各項統計資料，經多方接洽催促，於本（六十三）年三月間先後收到以上三單位函復隨寄來資料一束。經查驗結果，台灣省政府人事處與台北市政府人事處所寄來的資料較為完整，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除寄來中央公務人員福利互助辦法以及五十八年至十二年度核發件數統計表外，別無其他資料，為對本文多予充實起見，再煩請張老師修函人事行政局傳副局長肅良先生，並由學生親持往拜訪，請給予協助提供本文所論述的有磁中央福利互助各項統計資料。當時傳副局長礙於張老師情面，是有意應允供給，惟因中央福利互助委員會認為近年來福利互助基金虧損甚鉅，其各項統計資料因礙於某些因素，不宜對外公開。故此，無法獲得中央福利互助歷年來辦理的真實狀況。所以本文第五章有關中央公務人員部份，不能作深入細究探討，甚以為憾。本文謹遵張老師指導，參考各學者對人事管理上有關福利設施方面的著作以及報章雜誌所給予的報導與批評與現行各種福利事業的法令規章，參與學生個人的淺見，編成七章，僅撮要簡明如下： 第一章：緒論係依據各學者的見解與個人淺薄的看法，對福利互助的意義予以說明，並論及福利互助制度對我國公務人員的重要性，以及福利互助制度創立時的情形暨此制度爾後適用的趨勢。 第二章：有關我國現行福利互助制度的一般認識，如我國籌辦福利互助制度的由來，在擬訂此制度辦法時所根據的原則，以及其適用機關的範圍，並說明對公務人員所補助的項目暨所補助的標準。 第三章：闡述我國現行福利互助制度的承辦機構，如中央與地方政府公務人員福利互助委員會建立的經過及其組織情形與所掌管的職責，並說明該委員會所管核福利互助基金的建立與來源，以及在管理與運用的一切情形。 第四章：敘明我國公務人員福利互助的參加以及退出與停止互助，並闡明申請補助的程序，限制補助一般情形。 第五章：研討我國現行福利互助制度，在中央五年及台灣省十年暨台北市八年的實施中，有關各項互助基金在收支兩方面的實際情形以及辦理補助的狀況。 第六章：針對公務人員住居、眷屬疾病醫療、子女教育負擔以及各機關消費合作社應積極推行加強服務等重要問題，依據報章雜誌的意見及個人淺薄的見解，予以分析探討，並述明其得失以及解決的方法。 第七章：敘述我國一般公務人員對福利互助今後的展望，如福利互助各項補助標準，應如何加以提高。眷屬重病住院應如何擴大就診範圍。鼓勵公務人員節儉儲蓄應如何辦理優利存款。使公務人員在精神上能獲得安慰，對於康樂活動中心創立的重要等。以個人淺薄的見解，均一一予以論述。 本文撰寫期間，承張師明誠先生勞神費心指導，增損補益，受惠良多，深為感激。學生才疏學淺，所寫粗獷，疏陋之處諒必還多，實感有愧於師長的教誨，祇希冀於他日的奮發，來報答其厚愛。

本文係根據Calvo and Guidotti(1990)的公債管理模型做修正，探討在不考慮所得分配面，純就資源配置效率面考慮之前提下，本期政府如何透過控制指數化公債之多寡，影響繼任政府之行為，以極大化社會福利。指數化公債數量之控制對社會福利之影響是透過兩個層面，第一種層面稱為「平滑動機(smoothing motive)」，即本期政府藉由減少指數化公債之數量以增加繼任政府融通公共支出之彈性。質言之，政府支出往往有時間上之變異性，為保持預算平衡，各個融通財源工具之數量亦伴隨著產生變異性，然而扭曲稅之變異性會造成效率面之損失（超額負擔），必須做到扭曲稅之跨時平滑才可降低超額負擔，此時為維持預算平衡，必須增加公債之融通彈性，亦即發行名目公債，使繼任政府可發動通貨膨脹以侵蝕名目債務，才能克竟全功。第二種層面稱為「反誘因動機(anti-incentive motive)」，即減少繼任政府偏離本期政府已宣告政策之誘因，例如發行指數化公債以抑制繼任政府發動通貨膨脹，使通貨膨脹率跨時平滑，以維持政策一致性。 由於平滑動機和反誘因動機之政策工具是相衝突的，便本期政府對最適指數化公債比例之選擇問題複雜化，端視經濟環境之背景而定。此外，若加入Friedman(1968)提出之菲力蒲關係，進一步將降低失業率此一實質變數做為政策目標時，本期政府對最適指數化公債比例之選擇又會有所改變。

老年期是人生歷程中的最後一個階段，不但收入減少、開支增多，而且精 神及物質生活皆易成問題。以往在農業社會中，社會變遷遲緩，尚傳統， 重經驗，對老人非常敬重，所以，當時老年人尚沒有太多的問題。可是， 到了今日由於工商業的高度發展與社會各層次的顯著變遷，不僅老年人口 快速的增加，而且其生活素質亦受影響，以致老人問題已演變為世界各國 普遍的問題。中韓兩國近四十年來的社會變遷是相當急遽的，都市化和工 業化的結果使兩國社會中的老人開始體驗地位上的變遷。雖然，老年人在 社會上所享有的地位仍然崇高，而且家庭也還未完全放棄對老年人的照顧 ，但是老年人受社會變遷衝擊的情形已逐漸明顯。因此，中韓兩國老人問 題的嚴重性亦將日益明顯。而欲改善此現象所帶來的問題，並協助老人能 成功地調適其晚年生活，一個追求社會正義與經濟利益均衡發展的老人福 利政策之推動與落實，實屬當務之急。中韓兩國具有相類似的社會條件和 情況以及相同的文化，因此在推行老人福利政策的過程上，若全盤接受西 方國家，似乎不妥，倒是中韓兩國相互參照比較乃最為可行。正因如此， 中韓兩國老人福利政策之比較實在比與其他任何國家的比較更具意義。故 本研究是藉著分析、比較兩國老人福利政策之過去歷史與發展過程及目前 實施的現況，發掘其優點與缺點，並且試著尋覓較合適的未來老人福利政 策之方向。本篇論文共分六章，茲將各章要點分述如下：第一章：緒論， 略述本文研究的目的、研究方法及其範圍。第二章：老人福利政策的理論 基礎，探討對老人問題的基本認識、老人福利政策的意義與基本原則。第 三章：中華民國的老人福利政策，先說明老人福利政策的歷史與其發展過 程，觀察並分析中華民國現行老人福利政策的現況，並找出問題及提示之 。第四章：韓國的老人福利政策，先說明老人福利政策的歷史與其發展過 程，觀察並分析韓國現行老人福利政策的現況，並找出問題，提示之。第 五章：針對第三、四章所分析提示之中韓兩國老人福利政策的現況及問題 ，相互參酌比較，並探討未來老人福利政策的改善方向。第六章：結論及 建義。

一九九0年代的台灣，社會福利政策突然成了輿論的焦點。儘管政府、學術界或社會團體，對如何規劃台灣的社會福利藍圖，有不同的看法，但對於加強福利保障此一發展目標，則有普遍的共識。身為福利發展的後進國，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經驗值得我們借鏡；而往後福利政策的計劃與實施，更必需面對四十年來威權體制下的福利發展歷史，及所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 　　本論文研究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0年間，台灣地區威權體制下的福利政策。就如所有社會科學的研究一般，除了資料的蒐集外，作者如何表達、呈現出問題的意義，往往決定了一篇論文的面貌。筆者基本上認為，要了解某一政策的產出，必需將其放在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關係脈絡中分析。這種關係在相當程度上，是受國內外政經結構的變化所制約的；而且，政策並非獨立地存在。無論是在決策或實踐階段，不同政策間往往存在若干有機的聯結，彼此互相競合及影響。因此，本文的研究步驟，首先是分析威權體制下，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的特殊關係；接著將焦點放在福利政策與政治、經濟、社會政策問的關聯方面。希望藉由此種方式，了解在威權體制下福利政策的意義。 　　在內容方面，本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論述威權體制的分析途徑、關於福利國家發展的研究成果，以及本論文的架構；第二章對台灣社會福利的現況作重點式的整理，也是對威權體制下福利發展結果的概述，第三、四、五、六章分別分析軍公教人員、勞工、農民與弱勢群體的福利政策；第七章結論部份，則是整合前述各章節，對四十餘年來台灣的福利發展，作一總體性的分析。

政府社會福利制度無法滿足多樣性的需求，社會福利預算成長亦有限，爰如何結合民間資源從事社會公益事業，為彌補政府資源有限之重要課題。依據行政院主計處「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公告各國經濟成長率與平均每人GDP之比較，我國94年經濟成長率4.0%，分別較美國、日本及英國經濟長率3.2%、1.9%及1.9%為高，雖然我國公益信託發展遲緩，惟比較各國公益信託發展時程、公益信託件數與金額，如政府加強宣導，與私部門共同就法制面及實務面研議配套措施，公益信託績效可望顯著成長，致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得有效移轉至私部門，撙節公部門福利支出預算。 目前有諸多財團法人面臨同質性組織募款競爭，其募款方向朝向研擬遺產、保險、負擔捐贈及公益信託等創新模式，例如：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其亟須專業法律、稅務及實務案例之知識，以瞭解公益信託之設立程序等專業知識。我國信託法業於民國85年1月26日公布施行，嗣於89年公布實施信託業法；惟信託法制完備後，公益信託至今仍未被從事公益活動者廣泛利用，其原因為何，及如何推廣公益信託以提高社會福利水準，均為值得深入探討之課題。我國信託法制主要是參考日本信託法及韓國信託法為研擬草案之藍本，間接參考英美法之相關判例學說，是以，日本、美國、英國公益信託之介紹，亦是本文研究之重要課題。 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均屬為提供一定財產從事社會公益活動而成立者，然其二者適合之型態互異，前者適合純粹以金錢給付為目的之公益；後者則適合直接從事經營事業類型之公益。就捐贈規模而言，前者不受額度限制，後者則受各主管機關規定不同。財團法人制度係屬大陸法制，公益信託制度則屬英美法制，惟二者在公益事業的推展應屬相輔相成之關係。再者，財團法人法源依據為民法，公益信託法源依據為信託法，惟公益信託既係信託之一種，爰解釋公益信託時，自無法由民法之概念加以解釋。綜上，本文擬以信託法為基礎介紹公益信託制度，進而比較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制度及稅制之差異及優劣，輔以各國公益信託之運作概況、制度與稅制之比較，提供有心從事公益活動人士一個參考，依其財力及需求選擇公益信託（Charitable Trust）或財團法人型態從事公益活動。 / The governmental system of social welfare can not meet the various demands. The budget growth of social welfare is limited, therefore it is an import issue for the authorities to combine civil resources to engaged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GBAS) of Executive Yuan, the GDP growth rate is 4.0% in 1995, higher than America (3.2%), Japan (1.9%) and England (1.9%). Compared with global development of charitable trust, if the authorities strengthen advocating and study complete measures with private departments, the effects of charitable trust will develop obviously. Then the expenditure of social welfare will transfer to private departments successfully, and the governmental budget of social welfare will decline. Man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re facing the homogeneous organization competition in raising funds. They are digging out and studying innovative ways of raising fund. Such as Eden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they desire to enrich law, taxes, and case studie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dure of setting up charitable trust. Trust Law and Trust Business Law had been stipulated and gone into effect in 1996 and 2000 separately, and other tax laws related trust has been put into practice. After completing trust law system, charitable trust had not been adopted popularly up to now. It is worthy to study the reason and to improve charitable trust so as to enhance social welfare criteria. Our trust law system refers to the trust law of Japan and Korea. It is related to American and England trust law systems indirectly. Therefore,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to introduce the trust law of Japan, America, and England. Charitable trust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re established by supplying certain property to engage in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The former is suitable for public welfare to sponsor money and not limited by amount; the latter is suitable for operating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and amount is limited by different authorities.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s continental system, and the charitable trust is common law. The former is resourced from the Civil Law; the latter is resourced from the Trust Law. We can’t explain the charitable trust by the Civil Law concept because the charitable trust belongs to trust. In short,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the system of charitable trust on the basis of the Trust Law, and compare the systems and taxation between charitable trust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Moreover, it is essential to compare the operation, system, taxation globally. So as to provide thinking people some references to measure their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demand to do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由人力資源管理的觀點，員工福利是整體待遇上相當重要的一環，過去企業常以增加福利的方式作為偏低薪資的彌補，如今隨著勞動力結構的改變、員工權益的覺醒，雇主也逐漸認知到員工福利不僅能獲得稅務上優惠、以及傳達照護員工的善意，更能透過制度的完善設計，發揮其功利性價值，從而達成人力資源管理上激勵、留才的效果。 我國政府機關的待遇制度常為民間企業參考的指標，其員工福利照護完整，亦向被視為人員投入公職及趨向永業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在現行政府機關各類福利制度的比較分析中，發現各類福利給與的重覆性極高，然惟有公教住宅輔購一項，不僅在總體福利支出中增加的幅度最大，且即使員工符合申請條件，亦未必能獲得，加以住宅輔購政策既可為雇主內部管理工具，亦能補充公共福利提供之不足，極能彰顯員工福利的雙元特性，故以之為本文主要研究對象。 本研究參考Miceli & Lane的理論模型，以員工對其福利公平性的認知及員工福利的滿意度為主要構面，由組織因素（整體待遇策略、成本負擔方式）、福利管理（福利的溝通參與、參考人的資訊）、員工因素（員工屬性、需要性、功利性）、員工對福利分配公平性的認知、整體員工福利滿足感、彈性福利計畫為變項架構，分別針對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抽樣進行問卷調查，與理論相印證的結果，有如下發現： 一、多數公務員肯定員工福利在人力資源管理上的功能。而公教住宅福利制度是其認為在我國政府機關各類員工福利項目中相對較重要者。 二、員工對福利的需要性、福利的功利性、溝通和參與及參照對象的福利，是影響我國政府機關員工對整體福利和公教住宅福利滿意度的重要因素。符合理論文獻及本研究的主要觀察面向。 三、我國政府機關員工福利制度是吸引人才投入公職並且繼續留任的主要原因，但整體而言員工並不感到滿意。 四、現行公教住宅福利制度的設計是功利取向、對高官等人員有利的，此點與其他福利項目的照護取向並不相同。政府必須確認此一政策的執行目的是對於績效高者的酬償、抑或是為了照顧基層員工的需求。 五、公教住宅福利政策存在確有其必要，然辦理方式殊值檢討。或許參考日本、新加坡等成功經驗，採用儲蓄鼓勵置產或其他更符彈性福利理論規劃原則的政策工具（例如設定不同貸款額度、利率，由需要者自選、或政府利用團體的優勢與金融機構議定較佳利率和條件供公務人員選擇等），會是可行的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