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發展曾經在臺灣的經濟建設史上，佔有輝煌一頁，民國四十至五十年代，農民胼手胝足地配合政府農業政策，不只增裕農業生產，同時也奠定臺灣日後工商發展之基礎，然而隨著臺灣經濟的發展，工商業產值佔GDP比例加重，農業產值佔GDP比例卻逐年下降，農業經營也面臨許多難題及衝擊，農戶所得水準相對非農戶為低，老年農民生活保障不足等問題一再被提出討論，同時由於近年來農業生產不符經濟效益等因素，且部分農民福利措施對農民資格的界定迭起社會爭議，因此各項保障農民福利措施的公平性及必要性亦隨之引起爭論，本文試著從農民的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租稅福利、價格補貼及其它救（補）助措施等五方面，來探討農民的福利保障現況，並針對現況缺失提出檢討與建議，尤其面對全球經濟自由化趨勢下，如何協助農業經營轉型，增進農民福利，應是農民、農業部門及政府需共同思索的問題。 / The prosperity of agricultur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aiwan’s economical construction history. In 1940’s and 50’s, Taiwan’s farmers,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agriculture-developing policy, not only increased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t also helped to establish a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following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However, as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value increases yearly in GDP, the value of agriculture in GDP, on the other hand, decreases year after year. Farmers thus faced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ssues such as the obvious poorer condition of farmers’ life compared to the non-farmer, and the unsatisfying welfare state of retired farmers are frequently among the arguments. Furthermore, owing to the facts that most farmers own some real estates as the grounds they plant and yet their production can’t even reach the bottom line of economical effect, the necessity and justification of farmers welfare measures are consequently evoking constant controversy. The goal of this thesis, therefore, is trying to examine the status of Taiwan’s farmers’ welfare state in the following five fields: farmer’s social insurance, elderly farmer’s allowance, tax welfare, price subsidy and other assistance measures, and to raise my proposals and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How to help farmers to do well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and thus improve their welfare state should be a public issue for farmers themselves and the agriculture departments as well as the whole government, especially when facing the trend of liberaliz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政府經常所屬生產部門生產及就業決策的調整，來達到提高社會福利的目標。本文將 以此為中心，探討在失衡情況下，公共生產部門改變產出及勞動雇用量，對整體社會 福利，所造成的影響。 首先，我們建立一個簡單的兩地區模型，個別地區中有消費者，私人廠商與公共生產 部門，其中，消費者與私人廠商分別追求效用與利潤最大化。公共生產部門則以社會 福利最大化為目標，基於此假設，公共生產部門在最大化過程中，將以影子價格取代 市場價格，以求出有失業情況下，次佳的產出及就業政策。若影子價格高於市場價格 ，則增產有助社會福利的堤昇，同理，勞動力的影子工資若低於市場工資，增加雇用 有利於提高福利。 其次，我們將重點轉移到不同級政府間，因目標與政策的差異，對整體社會福利所造 成的影響。例如某一地方政府為使該區代表性消費者效用最大化，所作的就業政策往 往忽略了對另一區消費者的影響，而過多或過少的勞動雇用，將使社會福利降低。如 果第二區也有對應措施，則分析將更趨複雜化。 最後，我們將放寬些許假設，看上述推論的變化如何，再按各種情況，作出結論與建 議。

本論文之目的乃在為我國的社會福利支出水準找到一個定位，並預為我規劃社會福利 支出時的參考。 過去數十年，我國在「經濟成長」之目標主導下，對於「基本需要措施」(Basic Ne- eds Approach) 及講求社會公平之重分配功能則嫌忽略。試然，過去我們因受制於有 限財力及經濟障礙，對於社會福利方案的推動雖有相當的困難，但今日當這些受制的 因素逐漸地解除時，我們的社會福利水準是否已經有所提升？我們距離福利國家的目 標還有多遠？與各個不同開發程度的國家相較，我們的成績又如何？又在各個範圍不 同的社會福利定義下，我們的表現如何？這些問題，我們在論文中，都將一一予以回 答。 本論文由基本的社會福利支出模型建立為出發，並佐以實證分析，以找出影響各個不 同經濟發展程度國家之社會福利支出的因素，並據以計算各類指數，試圖以國際比較 的方式來找尋出各國理想與實際支出差異的情形，並希望藉此能回答前述的問題。同 時，我們也根據前述的迴歸結果，對我國未來的社會福利支出水準作預估。 所謂知已知彼，百戰百勝，由這個國際比較的方式，或可收他山之石以功錯，更希望 能預為我規劃未來社會福利支出時的參考。

本論文共一冊，全文約七萬餘字，分七章十七節撰述。第一章前言，第二章為介紹西 方英、美兩國發展社會福利的歷史背景及過程，第三章簡介我國古代發展社會福利的 歷史經驗及民生主義中對社會福利發展的功能觀點。第四章論述社會福利發展的功能 理論及相關研究文獻探討。第五章說明實證研究的變數建構方法與資料來源。第六章 分析研究結果與發現兼建議。第七章結論。 本論本嘗試從文獻中求證社會福利功能模式的假設，再以這種功能模式進一步觀察台 灣發展社會福利如何結合社會結構的變遷趨勢。本文所要了解是：台灣社會福利的發 展是否反映了社會結構的變遷？那些部分有反映？那些部分沒有反映？反映的程度又 為何？筆者嘗試從實證的研究，分析１９６７至１９８３年計十七年間的縱斷面資料 ，來回答這個問題。 研究的重要發現：（１）台灣近廿年來，在人口結構的變遷上，老人人口日愈增加， 兒童人口逐漸滅少（出生率及死亡率降低）；在經濟結構的變遷上，農牧漁業人口逐 漸減少，勞工人口逐漸增加（經濟生產型態由農業轉型到工業），而社會福利的發展 ，則雙雙反映出人口結構的變遷趨勢與職業結構的分化情形。（２）在過去的政府政 策上，並不將推行社會福利視為是有效遏止犯罪問題發生的有效手段。近年青少年犯 罪問題的日趨嚴重，說明了治標性的防法手段是不太行得通的，若轉求助於青少年福 利政策的推行，未嘗不是一件可行有效的作法。台灣在近廿年發展社會福利的過程中 ，較漠視於針對犯罪問題而發的作為。（３）離婚率、都市化、人口流動等社會變遷 現象，皆有助於社會福利的發展，顯示我國社會福利的發展偏重於對社會不穩定人口 現象的反應。（４）有趣的發現：由死亡率、環境污染（落塵量），兒童人口（十四 歲以下）三者的變化，是反映此段時間社會福利發的最佳模式。

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或有稱社會國Sozialstaat)自十九世紀開始發展，在二十世紀儼然成為實施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國家的努力目標，國家的角色及任務亦因而重新定位。從各國實證經驗觀察，福利國家的建立，所牽動的影響因素甚為複雜，在不同的人文、社會、政治、經濟背景的交互影響下，各國也發展出不同態樣及特色的福利國家類型，顯示了福利國家的形貌具有一定程度的「本土性格」，因福利國家乃為解決社會問題以滿足人民及社會的需求而生，在不同的國家環境、不同的社會文化裡，所發生的社會問題自然有所差異，也因而產生不同的社會需求，以及不同之因應模式。當然，從福利國家發展理論中之擴散理論探索可以發現，福利國家似乎亦具有在各國間擴散的現象，這或許是因為福利國家是在當代為解決資本主義社會所引發問題，人類文明所可以採取且最為有效解決方法，所以外部因素的示範效果，也是國家發展福利國家制度的原因之一，想當然爾，大量移植西方制度之中華民國也承襲了福利國家思想，民生福利國原則遂成為建構我國憲政秩序的重要原則。 然而，制度的繼受僅僅是一個開端，並非結局，由西方世界進口的福利國原則，所蘊含的價值理念如何體現？是否適合一個高度依賴貿易而以經濟發展為主要趨向的海島型國家？能否完全與台灣社會融合並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社會福利制度？以上均係繼受外國福利思想及制度所無可避免的問題，尤其，在民主法治仍屬落後，且擁有與西方文化性質迥異的東方文化的台灣，上開問題似乎更為棘手，理想與現實因而產生鴻溝。而在法制的繼受後，為了處理所衍生的問題，緊隨的學說或理論的繼受也就成為制度運作良痞的保固服務。然而，若僅僅只是將外國的學說理論直接套用在我國法制，而未考慮前面提到的人文、社會、經濟及政治等背景因素，這樣解決問題的方法並不健康，也非治本之道，只會使得制度運作與社會現實更加疏離。蘇永欽教授更指出，以台灣近年變遷的快速，憲法與整套法制的「異化」，就很難避免，其中又以不受大法官眷顧，而未能經由解釋跟上時代腳步的基本國策規定，與社會現實脫節最遠。憲法的福利國原則，與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運作及社會現實的反應，正好足以印證福利國家及制度的異化現象。 近年來，比較法學的研究仍然是法律學術研究甚至實務運作的主流，無可否認的，在大量繼受外國法制且社會變遷迅速的海島國家，比較法學仍然具有無法抹滅的價值，這也是為了能夠瞭解外來制度的起源、思想、社會背景、甚至全貌的方法之一，俾以作為我國制度建構及實際運作的參考。而為能解決制度繼受所產生的前揭問題，俾便能更貼近社會現實，真正發揮制度的功能，建構「本土化」制度也成為學說、實務運作制度的方向。然而，在法制實行層面，除了襲用外國發展出的法釋義學外，還有沒有其他或在地的方法，憑以發展出有鄉土味的制度，真正落實本土化的目標，這也必須回歸社會現實層面作整體的觀察瞭解，以拉近規範與現實的距離，所謂「從哪裡跌倒就應該從哪裡站起來」，畢竟福利國家思想乃因應社會需要而生，若是無法確實認知社會真實的需要究竟為何，暢言建構本土化社會福利制度無異淪為空談。憲法本文有這樣的問題，而在行憲半世紀後，我國憲法在民國八十年間歷經六度增修，是否有加以檢討而能夠反應社會實際？或是擴大與台灣社會的鴻溝？則是本文需要正視的問題之一，期能明瞭憲法規範與社會現實一路走來的軌跡。 此外，台灣的西方化過程，是以一種濃縮的方式幾乎在半個世紀完成了很多西方國家數個世紀的發展，可見台灣社會，曾經處於一個變動劇烈歷程，不僅如此，由於科技的發達，跨國經濟突破國界的藩籬，引發一波「全球化」的熱潮，也造成全球性的影響，台灣這樣一個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海島國家，更無法自外於全球化的潮流，隨著伴生的經濟體制及社會福利制度問題，具有強烈剛性憲法性格的中華民國憲法，是否及如何能夠切合時代潮流與時俱進，或者逐漸退化成卡爾、羅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所謂的完全不具有規範力的字義性憲法（紙上憲法），在時代潮流的沖刷下逐漸消逝，此乃係我國憲法學當前所需面對、甚至無法逃避的急迫問題。在這樣瞬息萬變的環境之下，憲法福利國所接櫫的價值是否已不合時代潮流而為主流價值所揚棄？而我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未來要走往那個方向？或是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均是當前台灣社會各界所需共同面對的嚴肅課題。本文循著前揭思考脈絡，發現我國憲法問題叢生，然而問題的解決，牽涉層面範圍甚廣，絕非本文所敢恣意嘗試，毋寧是希望藉著本文，抒發個人觀點，發掘解決問題之可能方向，抑或能拋磚引玉，提供往後從事此方面研究者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發展科學知識的策略有兩種，一是從研究到理論（research-then-theory），又稱為「自然的解釋」（interpretation of nature），係指選出一個現象，透過實證方法蒐集資料，並且分析資料，找出系統性的模式；二是從理論到研究（theory-then-research），又稱「心思的預想」（anticipation of the mind），係指選擇一個理論衍化出來的敘述，透過實證研究加以檢視。本文主要透過社會學家對於各個具有典範象徵的福利國家所作類型化分析探討而形成之「福利國家類型論」為主軸，具體化福利國家此一概念，釐清現今各福利國家類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人文背景及其制度特徵，並藉此對我國憲法及社會福利相關政策制度及其實施狀況加以定性，以茲瞭解我國憲法上福利國原則之屬性、上開原則所欲彰顯的價值及所隱含的意識型態等整體的認識。其次，誠如前述，在台灣，規範與社會現實之間確實存有落差，尤其在具有福利國家思想的憲法基本國策專章，此種情形特別嚴重，為了瞭解憲法規範與社會現實的實際差距，擬透過「福利類型論」從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的現實層面著手，說明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目前的真實狀態，體檢台灣的主流價值及意識型態並加以定性，以茲檢視其是否與相關憲法規範意旨相符合，藉以探究憲法規範之實行、所發揮的規範功能功能及實行後之結果，是否達成憲法委託國家的任務及目標。最後，更進一步，在觀察當前台灣社會面臨的社會問題之後，擬探討台灣福利制度所面臨的困難，以及憲法規定的模式是否妥當。綜上所述，類型化的研究，在法概念之下，扮演連接規範與現實間橋樑的功能。因此，本文採取第二種理論到研究的策略作為本研究的基礎。 基於前述問題意識及研究方法，本文擬建立章節內容如下： 本文第二章，擬介紹福利國家形成的理念，即在福利國理念之下，各國所建構出之福利國家類型，嘗試分析出各福利國家之類型特徵，並試圖整理出福利國家之評價基準，以作為本文主要之理論基礎。 第三章闡述我國憲法社會安全基本國策相關規定，說明我國憲法描繪的福利國家藍圖，並透過福利國家類型論，對我國憲法社會安全基本國策及福利國原則加以定性，瞭解憲法規範的理想，並作為下一章探討與臺灣發展出的社會安全制度間，規範與現實差距問題的基礎。 第四章則回歸社會現實層面，先說明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發展歷程，在這個歷程裡面所發生的憲法變遷現象，以及造成憲法變遷的影響因素。而這些現象，是否也促成了民國八十年間，在數次憲法增修條文中，增加了社會安全基本國策的規定，並造成了典範式轉移的現象。 第五章則在一系列探討我國憲法福利國家理念與現實社會福利制度之間的相互關係之後，再運用福利國家類型論，闡述社會立法的審查基準，藉以發掘福利國家類型論的實用功能，及對於社會立法可能造成的影響。 最後，透過瞭解福利國家在現代面臨的困境，及世界各國面對新的世界局勢所採取應對的方法，探討我國國家福利制度未來的走向，並以此作為本文的結論

自一九八○年代起，歐美國家興起「民營化運動」的風潮，各國政府開始縮減其在公共資產及公共服務上的角色與介入程度，而將原本應由政府部門所承擔之功能，全部或部份的提供予民間部門參與。當民營化被賦予等同於效率與改革的意涵時，自然亦擴及至社會福利領域。政府也從福利的唯一供給者，轉換為與民間分工及協力提供的模式，從而形成福利供給多元化的發展，「公設民營」即是政府與民間協力提供福利服務的模式之一。 由於「公設民營」具有節省政府部門人力、經費成本，並可結合民間的專業服務，提昇機構照顧品質等效能，已成為我國各級政府廣泛實施的政策。基隆市政府受此浪潮之影響，亦於民國八十八年起，陸續將新建完成或運用閒置公有建物空間改設之社會福利機構，以公設民營方式委託民間團體經營管理及提供服務，短短數年間，即已有成功的四案例，呈現出未來「公設民營」仍將是基隆市政府推動社會福利服務之主要選項。然而，此植基於公私協力關係，合作提供福利服務之政策是否為最理想的方式？雙方之責任分際各應為何？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之組織性質迥異，在實際合作的過程中，是否將因雙方之角色、地位、立場等不同，而導致觀點及認知上的差距，進而影響到委託服務的效能及福利服務的品質？凡此課題，實有待逐一分析。本研究即擬以基隆市社會福利機構公設民營案例，進行探究與分析。 本研究除對文獻與次級資料的整理檢視外，主要分析資料的來源，係對於市府業務單位主管、承辦人員及受託民間團體之機構負責人、業務主管進行深度訪談所獲得之意見。 運用上述方法經內容分析後發現，市府與受託之民間團體在公設民營的過程中，雙方間或有認知與期待上的落差，但彼此亦均肯定尚能有良好的互動關係，雖然部份的落差，可歸因於政策的走向、法令的限制與資源的有限，但其中亦有大部份，是可以透過溝通來化解歧見並建立共識的。在市府方面，認為委託初期雙方認知的差距，在經過「磨合期」後，已能達到合作互動良好的「夥伴關係」，惟承接團體在角度上，偏重於服務對象及機構人力問題，而政府部門則尚需衡量財政能否配合及行政程序上有無困難等等；在承接團體方面則認為，市府由於實施公設民營起步較晚，在整體制度及配套措施上仍未見完備，以致在政策方向、契約規範、委託條件、分工權屬、行政流程等方面上，尚有改進及補強的空間。此外，機構硬體建物及設施設備的維護修繕，幾乎是所有公設民營機構最難以解決的問題，也是最容易造成委託與受託雙方產生齟齬之處，基隆市亦同樣面臨此狀況。 鑑於上述問題，本研究就獲致之發現與結論，分別對政府部門及受託民間團體，提出政策層面及執行層面之相關建議。 / Since 1980s, there has been a trend of privatization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have tried to diminish public assets and to limit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pubic service. Some of the functions which should be carried by governments are partly or all released to civil companies. When privatization is taken to be efficient and revolutionary, it is naturally applied to social welfare, and thus the government is not the only social welfare provider any more instead of cooperating or sharing with civil organizations. Consequ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furnishing social welfare is various, and “Public assets run by civil company” is one of social welfare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public & private collaboration. Since the “Public assets run by civil company” mode can reduce the employment and costs in government and also take advantage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from civil company to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it becomes a policy applied by our government broadly. Impacted by the trend, since 1999 Keelung government has had the new buildings or unused public assets be used as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commissioned to civil organizations and ran by the mode of “Public assets run by civil company”. In such short period, there are already four successful cases. Obviously, “Public assets run by civil company” will be the main choice to implement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by Keelung government. However, based on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would “Public assets run by civil company” be the best mode to provide social welfare service? Due to the organ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on, will the different roles, and positions cause th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recognitions? And will the difference of them influence the efficiency of outsourcing and the quality of social welfare ? The issues mentioned above need to be clarified and studied.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Keelung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run by “Public assets run by civil company” as the study case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Besides reviewing literatures and documents, the data of the study came from the results of interviewing the directors and staff in Keelung government and the managers in private enterprises which are commissioned by Keelung government to execute outsourcing.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in this study, there su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points of view and different recognitions existing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relation of cooperation still remains in healthy and good condition. Although the existing differences come from the direction of policy and the limited resources, them can be solved by th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side of Keelung, it thought that the differences occurring at the beginning of outsourcing has been diminished and achieved good partnerships, but from the side of the enterprises they focused on whom they are going to provide the service and on the manpower issue; however, the government has to focus on whether the city’s finance can afford and there are without difficulties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etc. The commissioned organization thought that the city launched the “Public assets run by civil company” program late and without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support, so there are some fields needed to be improved, such as policy directions, contracts, conditional commission, responsibilities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sses. Beside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buildings and facilities is the most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issue in the outsourcing program, and moreover easily causing the problem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nterprises, and we can see the same situation in Keelung’s case. According to the difficulties mentioned above,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them deeply and to use the findings and results to give the city and the enterpris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level of policy and execution.

廠商為了求取利潤，永續經營，必須規劃策略發展自己的競爭優勢。藉由發送贈品促銷，建立或找出能讓目標消費群產生購買自己商品或服務的意願，從而引發實際的交易行為，便是常見的銷售策略。雖然時時可見到廠商贈品促銷的行為，但是相對於其他的銷售策略而言，例如廣告及折價券的研究，廠商發送贈品的行為，不論在實務面或理論面，皆缺乏系統化的整理，亦沒有嚴謹的經濟理論加以分析。 另一方面，參酌各國管制廠商競爭行為的反托拉斯法規，多已將廠商贈品促銷活動納入規範。進一步觀察，各國以法規面認為應該「適當」限制贈品，甚至是嚴格「禁止」贈品活動舉辦的理由，除缺乏系統化的經濟理論檢驗其是否正確外，對於應該如何來規範贈品的促銷，方可真正落實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以提高社會福利，目前亦無相關的探討。 綜上，本論文關於「贈品的經濟分析」之研究目的，主要即欲探討贈品促銷對於社會福利的影響，以及規範贈品促銷能否提昇社會福利。為達成研究目的，本論文以彙整蒐集相關促銷工具的文獻為出發點，首先分析贈品促銷在何種條件下，方能有實際的促銷效果。其次藉由架構獨占廠商贈品促銷的簡單模型，分析廠商贈品促銷的各項最適條件，並與社會福利的最適條件加以比較，進而討論政府管制贈品促銷的福利效果。最後援引「猜測變量」的分析方法，建構雙占市場結構的模型，分別在價格設定與產量設定的模式下，探討雙占廠商「贈品的猜測變量」及其大小關係，對於廠商的各項均衡條件，以及社會福利的影響，進而評析管制雙占廠商的贈品促銷能否提昇社會福利。 關鍵詞：反托拉斯法、贈品、猜測變量、管制、福利效果。

現今台灣社會福利民營化漸以公設民營為趨勢，將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連結的契約，係社會福利公設民營政策得否成功的關鍵，引導出契約管理之重要性，研究者以「代理人理論」解釋契約結構及組織實際運作之核心作為分析途徑，選取行政院組織改造在第一波優先推動個案中，唯一屬社會福利領域的「內政部宜蘭教養院公設民營政策」為個案，探討其分工利益與利益衝突、契約管理內容與代理關係、代理問題與解決機制，以及所衍生的代理成本。 經由探討內政部宜蘭教養院公設民營之契約管理，釐清內政部社會司與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之代理關係，發現專業人力為兩者之分工利益，兩者間存有資訊不對稱的情形，但由於內政部掌握主導契約之權力，可有效降低代理問題的發生。而藉由契約規定，包括嚴格的甄審過程、嚴謹完備的監督機制，可有效降低逆選擇與道德危機的發生。並發現誘因機制未產生誘因相容、協商權力存有差距、以及評鑑成效有待加強等問題。最後發現其生產成本明顯降低、代理成本有增有減、營運管理成效略遜於內政部公營，顯示社會福利公設民營確實可為政府節省人力及相關成本，但成效未必較佳，要達成「低成本、高品質」之雙贏目的，有待運用代理人理論之要點，如「選擇、協商、監督、誘因、評鑑」等機制來加強契約管理，此亦為本研究個案之研究價值所在。 最後對內政部社會司提出考量適合社會福利公設民營之法制、重視規劃階段之民間參與能力、加強使用者監督、創造「非經濟性誘因」機制等建議；並對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提出主動瞭解相關法令與行政程序、善用結合社會資源之能力、納入院生家屬服務滿意度等建議，作為內政部宜蘭教養院公設民營之參考。

在理論上，所得分配不均度對社會福利的影響，究竟是正向影響，亦或是負向影響，一直沒有定論。政治經濟文獻顯示，所得分配不均度對社會福利支出的影響為正向，乃是因為中位數投票理論。然而，許多文獻卻指出由於資本市場不完美，所得分配對社會福利支出之影響為負向。本研究使用台灣1994-2006年，7個市以及16個縣的實證資料，來探究此議題。應變數為各縣市社會福利支出佔總支出的比例，而所得分配不均度則以各縣市吉尼係數來衡量。本研究採用二階段最小平方模型，而第一階段模型所估計出的吉尼係數，則為第二階段模型中的自變數之一。本研究實證結果支持資本市場不完美假設，亦即所得分配不均度對社會福利支出的影響為負向。 / Theoretical arguments on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are inconclusi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literature says that income inequalit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because of the median voter preferences. However, several literatures argue that the income inequalit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due to 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 This study examines this issue empirically by using county-and-city panel data of 16 counties and 7 cities of Taiwan from 1994 to 2006.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defined as the social welfare spending in percent of total local expenditure, and the income inequality is measured by regional Gini index. The study adopts two-stage least squares model (2SLS). The model in the first stage is a modification of Huang and Liu (2005). And the Gini index predicted by the first stage is used as the key independent variable in the second stage model. The 2SLS model in this study supports the 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 hypothesis. That is, more unequal societies might spend less on social spe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