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臺灣產業在全球產業升級與金磚四國的廉價勞力及廣大市場競爭優勢的衝擊下，更加重視產品的創新及技術提升，以維持獲利率與競爭力，所以，研究發展為一影響廠商經營績效之重要因素。本文以產業經濟學中的結構-行為-績效分析法為架構，利用2000至2004年臺灣上市、上櫃及興櫃連接器廠商的資料，運用三階段最小平方法對廠商研究發展密集度及獲利率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行研究。研究結果顯示：(1) 研究發展密集度對獲利率的影響為顯著的負向關係，其平方項對獲利率的影響為顯著的正向關係，顯示台灣連接器廠商投入研究發展的比例與獲利不成比例，研究發展的投入較多並不表示廠商在當期能有較好的獲利，反而都因費用在當期提列而使成本增加。但當研究發展活動到達一定規模以後，研究發展活動再增加則對獲利率有正面的影響，獲利率與研究發展密集度呈現U型的非線性關係。此外，本文之實證結果顯示，可以增進廠商績效的因素包括前期淨利的增加及銷售成長率提高。(2)廠商之績效對廠商的研究發展行為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表示廠商的績效提高使廠商有足夠的能力進行研究發展，研究發展的意願增強。此外，本文之實證結果證明，可使廠商提高研究發展意願的因素包括平均員工服務年資較短的較商、廠商成立年數愈長、較具規模的廠商及主要產品應用於通訊業之廠商。上述之結果印證了臺灣地區連接器產業廠商之研究發展密集度與獲利率確實存在顯著的交互影響關係。

研究以台灣上市櫃證券商為研究對象，並以1996年至2005年之財務報表資料來做資本結構之研究，發現台灣上市櫃證券商之負債比差異很大，可知台灣上市櫃證券商其舉債之策略有很大差異，且台灣上市櫃證券商之事業風險也有顯著差異，代表台灣上市櫃證券商之經營獲利不甚穩定，深受股市狀況之影響。另外，台灣上市櫃證券商之負債比與資產抵押價值、非負債稅盾、及償債能力成顯著負相關，與公司規模成顯著之正相關。

我國自民國89年8月開始實施庫藏股制度至今，庫藏股制度在國內資本市場發展雖時間不長，但已被企業普遍運用；而國內當初庫藏股制度是在東南亞金融風暴、股市低迷之際所通過，因此其護盤寓意明顯，且國內外庫藏股相關文獻都支持庫藏股的宣告確實有助於股價的表現；倘若以近一、二年言，國內企業發展因韓國及中國大陸的崛起，加上國內政府對大陸投資上限遲遲未鬆開，因此產業發展受限，但公司實施庫藏股家數卻呈現方興未艾的榮景，因此本研究進行以下的實證及結果： 一、在「庫藏股實施目的與股權結構及產業類股之關連性」方面： (一)支持公司董監事及大股東持股比率越高者，公司庫藏股採用目的三(維護股東權益，辦理減資)的比例越高。 (二)支持電子事業庫藏股採用目的一(為公司員工認股權證等之股票來源)的比率高過非電子事業。 二、在「實施庫藏股前後之經營績效比較」方面： (一)支持實施庫藏股公司於實施後之經營績效並無顯著優於實施前。 (二)支持實施庫藏股公司於實施後之經營績效並無顯著優於未實施之對照組公司。 (三)支持採用實施目的一(為公司員工認股權證等之股票來源)之公司實施後之經營績效並無顯著優於未實施之對照組公司。 (四)支持採用實施目的三(維護股東權益，辦理減資)之公司實施後之經營績效並無顯著優於未實施之對照組公司。 以上實證結果，國內庫藏股選擇實施目的之動機支持「經營者誘因假說」，而就實施前後經營績效實證結果並不支持「企業價值低估假說」。

中國大陸於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後陸續開放人壽保險市場，目前中國大陸人壽保險市場之公司股權結構可分成中資公司、合資公司與外資公司三種類型，由於外資公司僅限於美國友邦人壽一家公司，本研究針對中資公司與合資公司分析其股權結構對於經營績效之相互關係，採用2005中國保險年鑑之公開財務資訊，分析2004年中國大陸壽險公司在不同股權結構(中資壽險公司與合資壽險公司)下對其經營績效之影響，共計有合資壽險公司18家及中資壽險公司8家，依實證研究結果顯示： (1)中國大陸人壽保險公司之營運規模與保費收入與股權結構存在顯著相關，中資公司(2004年平均公司資產規模99,929百萬人民幣、保費收入25,616百萬人民幣)相較於合資公司(2004年平均公司資產規模1,241百萬人民幣、保費收入202百萬人民幣)擁有顯著的公司規模與保費收入； (2)股權結構顯著影響中國大陸人壽保險公司之資產報酬率與股東權益報酬，中資公司(2004年平均ROA為-1.45%、ROE為-4.28%)相較於合資公司(2004年平均ROA為-10.26%、ROE為-22.85%)擁有顯著較高的資產報酬率與股東權益報酬。 受限於中國大陸歷年財務資訊揭露之透明度與完整性，會計制度損益認列之差異，本研究之實證分析著重於2004年中國大陸壽險公司之財務報表資訊，檢視保險公司於2004年之橫斷面經營績效，提供後續長期時間序列之研究參考。

本文主要是探討APEC區域經濟中的勞工移動現象。目的除了分析全球／區域勞動力市場的形成是虛幻的想像外，更重要的是要說明移民勞工的形成是各國策略安排下的結果。國家行動（state action）深刻地介入與干預勞動力市場的發展，並透由各種經濟制度、法令規範、政策措施，來輔助資本主義的積累及衰退時的重新奮起。對於這些以輔助資本積累的社會制度、環境，Gorden稱之為「積累的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本文我將借用Gorden的觀點來說明，移民勞工在國家行動的刻意安排下如何成為「積累的社會結構」的一環，並且在這個過程中移民勞工的商品屬性如何被改變。

在前代的邊塞文學中，南朝邊塞詩的發展是相當引人注目的，因為邊塞詩的質與量在這個時代都得到高度的提升，王文進先生從博士論文《荊壅地帶與南朝詩歌關係之研究》開始，即致力於南朝邊塞詩的「正名」活動，其研究將近年學界對邊塞詩的研究推向另一個嶄新的領域，開展出新的論述主題。筆者在其研究基礎之上，大膽地將南朝到初唐的邊塞詩劃歸為同一整體的研究，且抽繹出「時空結構」此一主題來貫串此時期邊塞詩的主要內涵。原因在於，空間的轉換即是邊塞詩產生的本質，在空間的轉換之下，複雜的時間變化往往伴隨其中，造成了詩人感官上的突兀和情感的觸動，進而引導出一連串的回應與行動。筆者於本文中乃汲取學界近年相關且豐富的研究成果，嘗試以多層次的思考面向充實於邊塞詩的研究，期以「時空」作為南朝到初唐邊塞詩的研究起點，呈顯出南朝到初唐邊塞詩獨特的「時空結構」，並以此分析南朝到初唐詩人創作邊塞詩的心理狀態和思維模式，從而連結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精神，為南朝到初唐邊塞詩作一論述和詮釋。

本研究以台灣企業為研究對象，探討公司融資決策與市場時機之關係。以樣本研究期間內每月份辦理初次公開發行（IPO）家數相對多寡為衡量股市冷熱性之指標，藉由觀察於冷、熱市辦理IPO公司的融資決策差異來分析國內企業是否存在市場擇時行為以及其對資本結構的長短期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熱市IPO公司於IPO當年之權益融資幅度明顯多於冷市IPO公司，使其負債比率顯著低於冷市IPO公司，然自IPO後二年起，擇時效果便逐年遞減，顯示擇時行為對資本結構的影響相當短暫，由於不論冷、熱市IPO公司，於IPO後均仍傾向依國內企業偏好之融資順位即先權益後舉債之方式籌資，且IPO後負債比率有逐年回升並趨近於IPO前水平之趨勢，顯示長期而言，國內公司資本結構相當穩定，因此推測國內企業資本結構之決定方式可能為動態抵換理論與融資順位理論之結合，即公司會在可接受之負債比率波動範圍內依照偏好之融資順位進行籌資。由於市場擇時並非調整資本結構時之主要考量，故其對資本結構的影響也相對有限，因此隨時間經過，之前的擇時行為便無法解釋公司後來資本結構之變動。 之前相關實證研究均採用市值對帳面價值比為擇時行為代理變數，本研究於比較不同方法之實證結果後發現，在台灣，市值對帳面價值比除了可作為衡量股市錯價之指標外亦可衡量公司未來成長機會，故若單使用市值對帳面價值比為代理變數將使得實證結果對於市場擇時的解釋力較為薄弱。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apital structure implications of market timing. I us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as a single timing event of financing. Market timers would be those firms that go public in hot issue markets. I find that hot-market IPO firms issue more equity and hence their debt ratios decline more than cold-market ones at the end of IPO year. However, the timing effect diminishes with time and in two years after IPO,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hot and cold-market firms’ debt ratios anymore. After the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both firms’ tend to raise capital needs based on their preference financing order, which means retained earnings first, then equity issuance and finally raising debts in Taiwan. In addition, the debt ratios seem to steadily approach to their pre-IPO levels. These all might reveal that, the dynamic trade-off theory and pecking order theory would be better than the market timing theory to explain firms’ capital structures in Taiwan. Some related studies followed Baker and Wurgler（2002）’s approach, using market to book ratio as firms’ market timing proxy. I compare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 proxies and find that in Taiwan, market to book ratio could not only be a timing proxy but referring to a firm’s growth opportunity as well. Hence, it should be avoided using market to book ratio as a single proxy of firms’ market timing behavior when studying firms’ capital structures in Taiwan.

台灣與中國大陸有密切的歷史淵源，在血緣、語言、文字、文化等方面差異較小，兩岸在經貿上成為相互連結不可或缺的合作夥伴，所以研究大陸地區租稅制度之發展，對台灣瞭解大陸財政、經濟政策或台商赴大陸投資都有重要意義。 雖然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4年，中國稅制改革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是已經取得的成果與改革最終目標即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需要的稅制體系相比，還是初步、階段性的。從國際經濟形勢來看，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特別是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跨國投資的急劇增長和國際經濟協調的不斷增強，特別是中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意味著中國的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繫更加密切，中國稅制的建設和稅收政策的制訂應當更加注意國際接軌問題，在各國在完善稅制和稅收政策方面普遍採取了簡化稅制、擴大稅基、降低稅率、加強徵管等措施，很值得中國借鑒。 中國稅收制度未來的改革，本文建議值稅徵收範圍應“轉型”和“擴圍”，將交通運輸業和建築安裝業納入增值稅的徵收範圍; 應調整消費稅徵收範圍，對目前沒有納入徵收範圍的各類奢侈品和高檔消費品儘量納入課稅範圍; 可考慮將一些重要資源逐步納入資源稅徵稅範圍; 改變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方法，使其更有利於西部開發和東北部的經濟濟振興; 建立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實行課徵分類稅並實行就源扣繳，然再課以累進稅率的綜合所得稅; 改按房產稅市場價值計稅，並必要合理界定房地產稅收政策目標和職能; 改進地方稅制度徵管制度，應當將地方稅制度改革、中央稅、中央與地方共享稅制度的改革、非稅收入管理制度的改革及預算管理制度的改革統籌考慮，有效地結合起來; 逐步開徵社會保障稅，將各種形式的社會保險費改為社會保障稅，以提供社會安定團結的保證。

近年來，由於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趨勢儼然成形，促使各國已開始逐漸放鬆對金融機構的限制，造就了銀行、保險、證券等企業的整併，形成了如今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營運模式。然而，當金融機構朝向集團化企業的組織結構邁進的同時，其經營績效的優劣便成為各股東所亟需關注與關心的話題。因此，考量金融機構在組織規模擴大的同時，其財務結構與獲利能力等經營成效是否擁有加乘效果，是值得探討的話題。 因此，為能充份瞭解國內金融控股公司的經營策略與績效，本研究嘗試從財務結構與獲利能力等層面，對國內金融控股公司實施經營績效之模型設計，以尋求建立金融控股公司妥適之衡量方案。故本文擬透過金融控股公司之財務結構與獲利能力等因素的資料蒐集與探討，據以進一步瞭解國內金融控股公司現況。研究結果發現國內金融控股公司的負債現象有改善的跡象，以及中華開發、新光及日盛等三家金融控股公司的長期投資的資金是來自借款的比率較其他金融控股公司的比率為高。此外，另一項研究發現為國內金融控股公司之經營績效評估是可以透過「財務績效評估指標」及「獲利績效評估指標」等指標予以衡量。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上市櫃科技產業公司1991年至2008年資料為研究對象，分析高科技產業無負債經營的情形及其決定因素。實證結果發現部份台灣高科技產業公司習慣以長期零負債方式在經營公司，並未追求資金成本最小化，而且無負債經營的公司有隨著時間漸漸增加的趨勢。 本研究也發現高科技產業公司無負債公司比例與公司規模成反比，規模越小無負債比例越高，同時規模越小的無負債公司有較多的舉債限制;無負債公司的獲利能力比負債公司佳，而且有較多的投資機會;小型無負債公司藉由高現金股利提高現金殖利率，大型無負債公司則發放較多的現金股利以減輕代理問題;無負債公司在現金股利未分派給股東前會將公司內部資金當成短期權益資金使用，故無負債公司自由現金流量較獲利較差的負債公司充裕;無負債公司有較高的股票評價，但股票報酬率則與負債公司無顯著不同;無負債公司利用較多的非負債稅盾，故所得稅率並未高於負債公司，最後本研究發現台灣高科技公司是否無舉債經營之機率與競爭同業整體無負債比例呈正相關。 /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eterminants of debt-free high technology firms in Taiwan using data from 1991-2008. We find that some firms in Taiwan’s hig-tech industry operate without any debt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number of debt-free firms increases overtime. Our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percentage of debt-free firms varies inversely with firm size. When the size of the company is small, the percentage for them to be debt free firms is higher. We find that there are more borrowing constraints for small debt-free firms in Taiwan and debt-free firms are more profitable, have mor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Small debt-free firms tend to pay high cash dividend to increase the yield of stock. Large debt-free firms pay high dividend to mitigate agency problem between managers and shareholders. We find that debt-free firms use retained earning as short term equity capital to generate more free cash flow than debt firms before cash dividend dispatched to shareholders. We also find that debt-free firms have better stock valuation but their stock return are similar to those firms with debts.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debt-free firms pay higher income tax rate than debt firms because they tend to use more non-debt tax shelter.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bability for firms to operate with deb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average percentage of competitor’s debt-free ratio in the same indus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