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一冊，約四萬字，分為五章。 本文旨在為相對價格變動之變異與通貨膨脹率之變異的正相關性提供一理論基礎，並 探究其於資源分派效率上的意義。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方法和本文結構。 第二章擇要介紹與本文題旨有關文獻，並分別對各種觀點提出若干意見。 第三章為本文主體，自一個體廠商的行為出發，探討永久與暫時性干擾因子之混淆對 該個體廠商之決策的影響，然後由其決策過程導出相對價格變動之變異與通貨膨脹率 之變異間必然存在正相關性的結果，因此永久性與暫時性干擾因子之混淆可能是造成 上述長久以來困擾經濟學家之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概念擷取自Celsierman的觀 點，而本文從另一個角度加以支持。 第四章延續上一章的討論，觀察其對資源分派效率的影響。 第五章結論，舉出本文所受限制與其他可能之應用範圍。

隨著經濟不斷的發展，通貨膨脹成為戰後各國難以避免的現象，就我國而言，民國六 二年迄今，物價累積漲幅幾達兩倍，在此情況下，企業資產價值在無形中提高，所反 映之淨利潤亦告增加。因此按傳統方法計算的企業利潤無法正號確表達企業之獲利能 力，因為其中一部份實屬通貨膨脹下所產生之虛盈現象，而營利事業所得稅以此淨利 潤為課稅基礎，使企業稅負加重。 本文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確立一個合理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課稅基礎，以消除企業「 虛盈實稅」的不合理現象，並討論各項所得調整措施之效果。 茲將各章內容簡單說明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對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及本文結構做一概述。 第二章為確立營利事業所得定義及說明其與通貨膨脹下各項資產調整之關係。 第三章為討論目前採行的各項權衡性（部份）調整措施之效果。 第四章為考慮採取企業所有資產、負債全面性調整措施之效果及其可行性。 第五章為介紹各國實施通貨膨脹下所得調整之經驗。 第六章為結論：將以上研究結果作一總結，以提供以後修正稅法之參考。

文中試圖定義廣泛的征收落後，包括免稅、租稅遞延、財產評價落後、法定申報或繳 納期限之落後以及欠、漏稅等，以有別於狹義的法定落後。征收收落後直接導致稅收 減少，尤其在通貨膨脹期間，尚包括利息損失、稅款的貶值損失以及國庫調度困難的 機會成本。而納稅人稅負亦因而減輕，因此產生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由納稅人或應 稅項目延納稅款的時間長短不一，相對稅負的變動，將引起資源的扭曲與福利成本的 損失，而且也將使社會財富發生重分配之現象。一般而言，薪資所得因扣繳的關係， 相對於非薪資所得者，其征收落後較短，因而不利於所得分配的改善。此外征收落後 亦將使稅收伸縮性的經濟穩定功能喪失。基於以上之分析，征收落後對經濟社會的影 響是弊多於利，爰特提出改善之道，以期增進社會福利。文中並就台灣資料以三種不 同方法估測征收落後時間的長短，以利學術之研究。

物價膨脹為近年來各國所公認最棘手之經濟問題。迄今其解決方案仍莫衷一是。有些 人士認為現有之財政與貨幣政策已是足夠應付的，惟另有些人士認為如此則無法不付 出大量失業與減產作為代價。他們認為工資及價格的下調僵固性是使貨幣與財政政策 無法迅速奏效的主因。基於此觀點以及以往實行所得政策的經驗，乃有人士建議利用 租稅措施，以避免工資及物價之過度膨脹，此乃形成賦稅式所得政策之議。本文的目 的即在研析賦稅式所得政策是否值得作為一反物價膨脹之輔助工具。本文共七章約五 萬餘字：第一章陳述研究動機與方法，第二章對賦稅式所得政策作基本介紹，第三、 四、五、六章則分別分析其對工資、物價之影響以及其之副作用與行政問題，第七章 則作一總結之評述。

近幾年，風險管理受到大家廣為重視，Value-at-Risk (VaR)則是最常用來衡量風險的工具。Basak and Shapiro (2001)是首位將涉險值（VaR）的限制式納入效用函數內，再極大化投資人之效用函數而求出最適資產配置。依據他們的方法，本文的第一部分（見第二章）探討當資產報酬分配呈左偏和肥尾時，對風險管理者資產配置之影響。許多實證研究顯示資產報酬分配呈左偏和肥尾。本文採用Gram-Charlier expansion近似資產報酬分配，探討當資產報酬分配在非常態分配下，其資產配置的變化。對風險管理者而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準確預測損失與發生損失的機率。瞭解資產報酬的型態將有助於準確的預測損失，我們無法降低損失，但可以降低發生損失的機率，本文建議可以降低 值（期末財富損失大於VaR之機率）來達成，而降低 值會使期末財富在好的狀態與壞的狀態的財富稍減。利率是影響使用金融工具的主要因素，本文的第二部分（見第三章）探討VaR風險管理者當考慮利率風險時如何配置其資產，本文採用Vasicek-type模型描述隨機利率，探討在隨機利率的情況下，財富配置於現金、股票與債券之比例。本文將這些參數以數值代入，分析VaR風險管理者期末財富的分配情況以及期中現金、股票與債券之配置情形。本文的第三部分（見第四章）探討VaR風險管理者當考慮利率與通膨風險時如何配置其資產。本文採用correlated Ornstein-Uhlenbeck過程描述隨機實質利率與通膨率，探討當考慮利率與通膨風險的情況下，VaR風險管理者財富配置於現金、股票與債券之比例。對風險管理者而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準確預測期末財富與損失。研究發現忽略通膨風險將使風險管理者嚴重低估期末財富與損失。 / Risk management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last few years. Value-at-Risk (VaR) is widely used by corporate treasurers, fund manager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 (Hull, 2000). A vast amount of literature considered a simple one-period asset allocation problem under VaR constraint. Furthermore, the aggregation of single-period optimal decisions across periods might not be optimal for multi-period as a whole. Basak and Shapiro (2001) were the first to address VaR-related issue in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setting. This dissertation builds upon the work of Basak and Shapiro (2001) to discuss three issues about dynamic asset allocation. The first topic focuses on how deviations from normality affect asset choices made by risk managers. This study utilizes the Gram-Charlier expansion to approximate asset returns with negatively skewed and excess kurtosis. This work examines how negatively skewed and excess kurtosis affects asset allocations when investors manage market-risk exposure using Value-at-Risk-based risk management (VaR-RM). It is important for risk managers to precisely forecast the loss. The analytical results imply that the impact of leptokurtic asset returns is based on the shape of asset returns, and a correct measurement of leptokurtic asset returns is helpful to risk managers seeking to precisely forecast the loss. A risk manager cannot reduce the loss in bad states, but can reduce the value of , the probability that a loss exceeds VaR, and the agent will suffer from reduced terminal wealth in both the good and bad states. The second topic solves an optimal investment problem involving a VaR risk manager who must allocate his wealth among cash, stocks and bonds. This study incorporates a stochastic interest rate process into the optimization problem. A Vasicek（1977）one-factor model governed the dynamics of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and risk premia are constant. Closed form formulate for the optimal investment strategy are obtained by assuming complete financial markets. Moreover, this study provides numerical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optimal terminal wealth and portfolio weights in stocks and bonds of the VaR risk manager. This work demonstrated the bond-stock allocation puzzle of Canner et al. (1997) that the bond-to-stock weighting ratio increases with risk aversion in popular investment advice in contradiction with standard two fund separation. Finally, this work derives the optimal portfolio selection of the VaR manager by assuming complete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at the inflation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follow correlated Ornstein-Uhlenbeck processes. This study provides numerical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optimal terminal real wealth and optimal portfolio in stocks and two nominal bonds with different maturities. Furthermore, this work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the parameters of inflation on the solution. This work illustrated that the younger VaR agent who has a long investment horizon invests the fraction of wealth in stock varies with the state price. It i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Samuelson puzzle.

Kydland and Prescott (1977)及Barro and Gordon (1983)提出權衡性的貨幣政策伴隨著通貨膨脹傾向問題的產生，之後陸續有許多學者提出解決之道。如將貨幣政策委託給保守的央行官員執行、政府與央行官員簽訂績效契約、央行官員訂定目標通貨膨脹水準、提升央行的獨立性及增加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等。這些解決通貨膨脹傾向的方法，不外乎從經濟或是政治結構、制度、貨幣當局的偏好及訊息等方面著手。因此，本文分別從結構面、訊息面及制度面探討如何降低通貨膨脹傾向。 首先，從結構面著手，考慮名目工資僵固性的問題。藉由工資調整指數的增加，一方面使短期Phillips曲線的斜率變陡，改變了通貨膨脹與失業兩者的抵換關係，打消央行官員採行權衡性的貨幣政策提高產出的念頭；另一方面則降低任用保守央行官員的意願，非保守央行官員將選擇較高的通貨膨脹政策。因此工資調整指數是否可以減少通貨膨脹傾向，將決定於這兩種影響的相對大小。 再者，從訊息面思考，民眾藉由央行官員宣示的目標產出水準的訊息，進行訊息提煉，修正通貨膨脹的預期，得到供給面訊息的透明度相對較低時，民眾會委託愈保守的獨立央行官員來制訂貨幣政策，進而改善通貨膨脹傾向問題的結論。 最後，從制度面作考量，同時考慮工會、貨幣當局與財政當局三種角色的模型，結果發現：當我們任用愈保守的央行官員執行貨幣政策時，其對通貨膨脹傾向產生的影響有二：一是愈保守的央行官員會降低民眾通貨膨脹的預期，且選擇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政策，其對通貨膨脹傾向的影響是直接且為負向的，這管道與Rogoff (1985)相同；另一則是愈保守的央行官員在執行貨幣政策時，工會就可以利用央行官員保守的特性，致力追求高工資加碼，而不必擔心物價的上漲，所以選擇較高的工資加碼，為因應工會的決定，央行官員在考慮財政當局的決策行為下，將選擇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來回應之，其對通貨膨脹傾向的影響是間接且為正向的，這管道與Rogoff (1985)截然不同。就是因為多考慮了工會的角色，讓民眾作出現與Rogoff (1985)不同方向的通貨膨脹預期，因此，我們才會得到愈保守的央行官員執行貨幣政策，其帶來的通貨膨脹傾向影響決定於這兩種效果的相對大小的結論。

本文章使用 Koenker (2004) 的追蹤資料分量迴歸模型 來分析貿易開放性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關係。此外，本文更考量匯率制度的影響以及探討不同型態的國家樣本間貿易開放性對通貨膨脹率的影響。 實證結果發現貿易開放性只對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呈現顯著負向關係，若加入匯率制度於模型後，貿易開放性仍只對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呈現顯著負向影響； 而 OECD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國家的實證結果顯示貿易開放性與不同分量通貨膨脹率之間皆有顯著的負向關係；但嚴重負債國家在大部分的分量下並無顯著負向關係。

本文主要目的，在建立一個現金限制模型(cash-in-advance)的兩部門貨幣轉換模型。於模型中，不同財貨間的邊際技術的轉換率是由內生決定的。完全預期的通貨膨脹會改變財貨間的相對價格，因其受制於現金限制式不同，因此通貨膨脹經由此管道，在不同的兩部門生產要素移轉的投入，會致使資本累積改變。

預算赤字透過發行貨幣來融通的過程，稱為赤字貨幣化(Moneization)，在貨幣數量學說成立下，赤字貨幣化必引發通貨膨脹，此一過程透過了通貨膨脹而收取之收入，稱為鑄幣稅(Seigniorage)，因為它的多寡又與通貨膨脹密不可分，所以又稱為通貨膨脹稅(Inflation Tax)，鑄幣稅與通貨膨脹稅實為同義複詞！ 　　本文目的在探討預算赤字下之鑄幣稅收入，首先先就鑄幣稅理論的相關文獻做一回顧整理。從經濟面，有關鑄幣稅的定義在說法上就相當紛歧，而不同的衡量方式也透過不同的方法對鑄幣稅做最適規劃，以尋求鑄幣稅和通貨膨脹二者之間的關係。從會計面，經由央行的資產負債表(Balance Sheet)與損益表(Income Statement)的結合，重新來詮釋鑄幣稅含義，並進一步區分出「貨幣型」鑄幣稅(Monetary Seigniorage)與「財政上」鑄幣稅(Fiscal Seigniorage)的不同，後者才是真正政府用來融通赤字的收入。 　　台灣目前預算赤字正不斷地擴大，而公債發行餘額也在短短幾年內快速累積，未來龐大的債息又將成為財政一大負擔，那麼同是融通工具的鑄幣稅在此際所發揮的功能又是如何？除了透過貨幣需求函數計量模型來觀察我國鑄幣稅的特性外，並透過會計面針對八十二、八十三預算赤字嚴重的兩個年度來觀察鑄幣稅在此際所發揮之融通赤字的功能，以此結果作為赤字貨幣化的指標。

本文使用Koenker(2004)的追蹤資料分量迴歸方法分析貨幣政策當局採取官方宣告的(de jure)數量目標(Quantitative targets)與事實上的(de facto)數量目標對於通貨膨脹率之影響。我們分析50個國家在1960年到2007年間的追蹤資料。 實證結果發現數量目標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為負向，同時，通貨膨脹越高的國家，其負向效果影響也越大，通貨膨脹越低的國家，則其負向效果影響越小。此結果顯示貨幣政策當局想藉由採取數量目標來降低通貨膨脹率，若該國處於高通貨膨脹環境，則數量目標可以發揮較大的效果，反之，若該國處於適度通貨膨脹環境，則數量目標效果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