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初西南政局中，唐繼堯曾一度扮演主導的角色，並於他當權的歲月□，屢次出兵 川黔，意圖囊括西南半壁江山，隱然成為西南的盟主；但終因連年用兵，實力耗損， 伏下敗亡之機。唐氏一生環扣著整個西南的局勢，因此本文寫作之目的，即在於透過 對唐氏生平的探討，以尋求民初西南政局發展之脈絡。全文除緒論、結論外，共分五 章： 第一章「唐繼堯的崛起」：敘述唐氏的早年經歷，說明唐氏在鼎革之際，攀昇權力高 峰的過程。 第二章「護國時期」：記述雲南發動護國之役的始末，探究唐氏反袁的真正原因，並 對唐氏做一客觀之平議。 第三章「靖國時期」：探討雲南對外擴張的背景，西南各省衝突的因素，唐氏對護法 的態度，以及唐氏出亡之經緯。 第四章「『建國』時期」：說明唐氏二次回滇的經過，探討「建國」時期唐的政治主 張，最後則分析倒唐政變的前因後果。 第五章「建設雲南」：敘述唐氏建設雲南的動機、經過及成果。 通過以上各章節，不但探討了唐氏的人生歷程，也清楚說明了唐氏與西南政局的互動 關係。

第一章緒論，說明西南非問題起因。第二章西南地理、歷史概況介紹。第三章，從 聯合國歷年決議，國際法院諮詢意見，以及南非共和國之態度，分析三十多年來西 南非法律地位的演變，以說明現在的法律地位。第四章西南非政情，剖析現在西南 非的各政治勢力，以明瞭問題之複雜性。第五章說明西南非獨立問題的主要癥結， 和聯合國、西方國家、西南非人民組織與南非談判中的困難。第六章擬分析並臆測 西南非獨立後，與聯合國，或與南非共和國的關係將是如何。第七章結論。

西南聯大為蘆溝橋事變後，北京、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所合併之聯合大學，校址設於昆明。其中為數不少的任教者除了具有學者身分外，同時也是文化界知名人士，本文以「西南聯大文人群」稱之，並將其所處時空的生活文化，分為學校背景、自我空間、學院空間和文學空間四個部分加以探討。進行學校背景研究時，歸結出聯大文人群自戰爭爆發到正式開學期間，曾共同歷經錯愕、奮起、抉擇、沉潛等心理階段，教授們由多種人生規劃中選擇加入聯大，成為群體組成份子的先天同質性，而清華在人數和制度上的優勢，也為聯大帶來穩定的基礎。聯大校風充分展現「自由」精神的可貴，使得文人群在戰亂的時代，仍能忠於自我，保有無愧於心的氣度。第三章從飲食和居住著手，探討昆明料理對聯大師生的意義、包飯制的實行方式、居住的衛生條件和地理位置分佈等情形；休閒娛樂方面，看竹（打麻將）、玩撲克牌、偕伴踏青出遊、散步閒談、蒐集手工藝品、欣賞昆曲或話劇表演、看電影、種花與養寵物，皆屬文人群經常從事的活動；跑警報也是生活中的一環，透過資料分析，整理出其形式、規模、路線和校方遭受的損失及因應方式。自我空間的另一個重點是探討收入與開銷，藉由薪俸表、物價指數和最低生活費的計算，了解文人群生活困難程度，以及各自開發副業之苦。第四章將學院空間分為行政、教學、研究、社會責任等四個層面。聯大延續「教授治校」的管理方式，文人群有充分參與校務的機會，經常擔任起草聯合宣言、紀念碑文、制訂校歌校訓等工作，為「西南聯大」樹立傳頌後世的品牌形象。教學方面，藉由新舊文學於課程和教材中的消長，以及大學中文系重新分組和中外文系合併的爭議，可觀察文人群的文學教育理念與實踐。學術方面，其研究動機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關：戰爭背景成為哲學研究的動力，語言學則把握身在「語言學的黃金地」的地理優勢，開展西南少數民族語言文化和漢越語關係研究。社會責任方面，集中探討「一二‧一運動」（昆明慘案）之前因後果，觀察文人群在此事件中的立場、觀點和作為。第五章探討文學空間，西南聯大的文學活動蓬勃，各類文體創作均有突破性的發展。聯大文人群的文學創作歸納出五點特色，各小節則依序就新詩、小說、雜文三種文體，分別選擇馮至《十四行集》、沈從文《長河》和聞一多、朱自清、王力的作品為代表，從中可觀察時代環境對作家的啟迪，以及作家對歐美思潮、民族生存、現代文化等層面的反思與回應。末章總結各章重點和本文之得失，期望有助於學界進行相關研究。

何致遠. / "2002年8月" / 論文 (哲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 2002. / 附參考文獻. / 附中英文提要. / "2002 nian 8 yue" / He Zhiyuan. / Lun wen (zhe xue shuo shi)--Xianggang Zhong wen da xue, 2002. / Fu can kao wen xian. / Fu Zhong Ying wen ti yao. / 前言 --- p.01-05 / Chapter 第一章： --- 西南執行部的政治宣傳措施 --- p.06-36 / Chapter 第二章： --- 西南的抗曰言論一一環繞中國對日整體方針的討論 --- p.37-51 / Chapter 第三章： --- 西南的抗日言論´ؤ´ؤ從九一八事變至長城抗戰 --- p.52-80 / Chapter 第四章： --- 西南的抗日言論一一從塘沽善後談判至胡漢民逝世 --- p.81-100 / 總結 --- p.101-102 / 參考書目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以下簡稱聯大），是抗日戰爭的產物，由北大、清華 、南開三所平津著名大學組成。鹿橋（吳訥蓀， 聯大三十二年外文系畢 業生）的《未央歌》，就是以描述聯大而膾炙人口。但是， 小說與史實 總有差別，而台灣與大陸對聯大的專門研究迄未出現， 故本論文嘗試以 教育部檔案、國史館檔案、教育部出版品、回憶錄、雜文、訪問記錄、 戰時報刊及有關大學理念的學術文獻，依史學方法，研究聯大史實。研究 結果的重點是：一、抗戰初起，教育部有「平時教育」政策，使聯大得以 成立與維持。二、為適應戰時環境，使學校有效運作，發展出「聯大模式 」， 經由三校教授意見整合與權力分配，教授會、各項委員會、 系主任 成為聯大運作的重心，教授是學校主體，教學與行政工作，多由教授主導 。 雖然有不合法規之處，但聯大教授認為合理。三、教育部想收攏權力 ，引起一些聯大教授抗爭。在調整學校行政組織、黨團進入校園等方面， 聯大與教育部的衝突最明顯。 由於經費權柄在教育部，聯大必須接受部 定行政組織、新定課程表、 師資審核和國民黨、青年團進入校園。四、 國民政府擴張大學教育，培育青年，保留社會菁英，用心良苦。 但未能 有足夠的財力支持，使師生飽受通貨膨脹之苦，陷於飢餓邊緣， 身心受 創。不但教育品質無法維持，也使部分師生有怨尤政府之情。五、教育部 的平時教育，並未貫徹實行，側重擴張實用科系， 使聯大工學院、經濟 系學生偏多，各院學生公費待遇也不公平。六、抗戰勝利後的學潮，始於 聯大。中共在學生社團間的勢力， 在學潮中發揮極大作用。由於政府鎮 壓、昆明政局詭異、 中共充分宣傳利用等因素，學潮後的聯大，已非良 好的學習場所。七、從逃難南下，到三校復員止，聯大並非善始善終， 而是從抗戰初的團結，走向離心離德。於重重問題中，聯大解散，留下不 少遺憾。 學潮與校園情況，其實也反映了國共勢力的消長。八、總結而 論，聯大前期、中期，能在艱苦環境中調整適應， 應對教育部、雲南當 局，營造合理、有利的生存情境，教學和研究均有成績， 是難能可貴的 。聯大後期，由於學潮、局勢不安等因素， 「聯大模式」教授主導校政 的權力結構，遭受考驗，教授會分裂，學校草草結束。

名古屋大学年代測定総合研究センターシンポジウム報告

本論文探討的是中國西南苗族如何皈信基督教的過程，以及在時局的影響下，他們如何在基督徒、中華國族與苗族之間的身份認同中求取平衡與進行轉換。這個議題牽涉到信徒如何藉宗教在今世尋求成功，與在來世尋求永恆盼望，並苗族追尋現代化的過程與政教關係的互動。 基督教在清末傳入黔西北地區，在苗族與儸儸群眾中獲得很大的迴響；傳教士透過設立教會學校、創制民族文字，將知識與信仰一併帶給邊疆民族，並培育出許許多多的本地知識份子。其時，正好也是國家外患頻仍的年代，當政府意欲透過邊疆教育來取得土著民族的國家認同以鞏固國防時，才發現西南地區的許多民族都已經深受基督教的影響，甚至在國家認同上出現動搖。因之，國家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在西南地區爭取少數民族的認同，意欲將他們吸納成為中華國族的一員。而作為國家與族群之間的苗族知識份子遂成為國家亟欲拉攏的對象，而這批知識份子也在當中扮演著為民族爭取利權的中介者角色。 此時的中國基督教正面臨轉型，強大的國族主義情緒讓中國基督教必須走上本色化路線，這股思潮也同樣影響了黔西北苗族教會，並以內地會教會為中心發展出本色化的民族宗教特色，且在靈恩運動的影響下，走向唱靈歌、跳靈舞與見異象的千禧年信仰。從苗族流傳史詩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歷史記憶中已帶有一種期盼新天新地的想望。這樣的期盼，成為他們在面對壓力時的一種態度，而實際的表現，就是在歷來的「鬧升天」與「鬧搬家」的行動當中。而且，隨著靈恩運動與天啟末世信仰的影響越來越大，藉由教會作為資訊流通的媒介，這種末世的焦慮感渲染成為普遍的群眾運動，甚至在 1950 年代演變成反對社會主義改造政策的武裝「鬧皇帝」運動。 我認為，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上半葉黔西北的苗族基督教發展，不但藉由教會的媒介，在橫向的空間上與中國政治以及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接軌，在縱向的歷史脈絡與族群記憶中，也持續受到族群傳統的影響，是研究全球基督教發展的大圖像中，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理学) / 甲第23016号 / 理博第4693号 / 新制||理||1673(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理学研究科地球惑星科学専攻 / (主査)准教授 西村 卓也, 教授 久家 慶子, 准教授 深畑 幸俊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或「聯大」）是與抗戰相始終的大學。它以戰時教育聞名，成立於抗戰初期（1938 年），由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聯合組成，抗戰結束後三校解散北歸（1946 年），各自復校。日本的入侵和國家的貧弱，聯大師生共有的民族情感，聯大民主自由的人文環境和「雲南王」龍雲對戰時民主力量的保護等因素，合力構成了聯大地下黨統戰工作的發展空間。這一發展空間與重要的歷史事件的時間點（如1941 年1 月「皖南事變」、1945 年8 月「抗戰勝利」和10 月「龍雲下台」）一起，構成了一個國共角逐的時空。 /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對地下黨組織統戰工作的重視和具體指導的時間恰是在聯大成立初期；在聯大中期，為適應局勢，爭取大多數「中間派師生」的支持，中共先後製定了「十六字」方針（即「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和「三勤」（即「勤學」、「勤業」、「勤交友」）政策；在聯大後期，中共統戰的方針政策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取得成效。 / 聯大地下黨的統戰工作是中共雲南省工作委員會（簡稱「雲南省工委」）統戰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南方局和雲南省工委統戰工作的重點是介於國共兩黨間的「中間力量」。聯大地下黨統戰的人群以聯大師生為主，他們用知識份子所能接受的語言和交友方式對其做統戰工作，突出中共是眾望所歸的力量。一方面，地下黨人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來把如聯大教授等「中間力量」團結起來，通過組織集會探討時事以引發高級知識份子思考抗戰失利、貪污腐敗、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根源，由此孤立國民黨。另一方面，聯大地下黨人在品學兼優的基礎上，以「中間學生」的姿態出現，為聯大同學辦實事（如解決吃飯難問題），由此贏得了大多數「中間學生」的好感。如果說在雲南民主運動高潮到來前，聯大地下黨對「中間派師生」的統戰成效限於潛移默化的影響，那麼在1944-1946年民主運動高潮來臨時，其統戰成效已體現為促使「中間派師生」走出書齋，用文字和行動來爭取「民主與和平」，反抗國民黨當局的獨裁專制。 / 誠然，在四十年代中期，「中間力量」所認同的是介於美蘇政治體制間的「第三條道路」。因此，雲南省工委和聯大地下黨通過扛起「民族主義」和「新民主」的旗幟將聯大師生等「中間力量」凝聚在一起，在孤立國民黨的同時，促使「中間力量」放棄「第三條道路」，服膺於「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之路。無疑，毛澤東的話語吸引了愛國的知識份子群體，使其感到儘管中共提倡的「新民主」並非西方強調的「民主」，但卻是一條可行的救國之路，「中間力量」感到可參與其中，輔助中共並影響其決策，甚至共同決定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的確，大多數的聯大師生等「中間力量」對於中共及其所提倡的「新民主」是有期待的。南方局、雲南省工委和聯大地下黨的統戰成效亦於此可見。 / 然而，本文也提及，在中共成為執政黨後，當「中間力量」對「革命」勝利發揮作用的歷史使命完成後，受西方教育理念影響的知識份子的「自由主義」與中共的「思想統整」間的弔詭性矛盾即被凸顯。因此，在中共建國後，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不可避免，在這個靈魂改造的過程中，受沖擊的不僅僅是聯大師生 等「中間力量」，即使雲南省工委和聯大地下黨人亦不能幸免。 / 事實上，聯大地下黨對聯大師生等「中間力量」的統戰工作的深遠影響並未隨著聯大的解體和新中國的成立而結束。聯大地下黨人及其統戰對象聯大「中間派師生」，在經歷了新中國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後，如何反思民族主義、革命與民主的關係亦值得作進一步的梳理和檢討。這是本文的一個後續研究方向。 / "The emergence of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hereafter abbreviated as NSAU) coincided roughly with the war of the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ese aggression. Because of the Marco Polo Bridge (Lugou Qiao) incident on 7 July 1937 and the subsequent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three renowned universities of north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Nankai University, were consolidated into one temporary university, National Changsha Temporary University (hereafter abbreviated as NCTU),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located to Changsha in 1937. At the end of 1937, Nanjing fell, and Wuhan was in crisis, NCTU was forced to move again then to Yunnan province in 1938 and changed its name to NSAU. NSAU, known as an exemplar of wartime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arena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hereafter abbreviated as CCP) United Front activities between 1938-1946. A number of factors such as Japanese invasion, the country’s poverty and weakness, the sense of nationalism of the University’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humanistic environment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democratic forces by the “King of Yunnan” Long Yun during war times had combined to form a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derground CCP's United Front activities in NSAU. / NSAU, known as an exemplar of wartime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arena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hereafter abbreviated as CCP) United Front activities between 1938-1946. A number of factors such as Japanese invasion, the country’s poverty and weakness, the sense of nationalism of the University’s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humanistic environment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democratic forces by the “King of Yunnan” Long Yun during war times had combined to form a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derground CCP's United Front activities in NSAU. / NSAU’s underground party’s United Front work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uthern Bureau’s and the CCP Yunnan Work Committee's activities. The Southern Bureau was in charge of the underground party branches in Chiang Kai-shek’s districts. The United Front work of the Southern Bureau and the CCP Yunnan Work Committee focused on “the third force” or “the middle force”. In order to win the support of almost all intellectuals especially NSAU’s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Mao Zedong and Zhou Enlai separately formulated the Sixteen-Character Guideline of the CCP’s underground party work: Hiding Elites (yinbi jinggan), Long-term Ambushes (changqi maifu), Saving Force (jixu liliang) and Waiting for the Opportunity (yidai shiji) and the policy of the Three Diligences that refers to Working with Diligence, Studying with Diligence, and Making friends with Diligence. The policy of the Three Diligences was the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the Sixteen-Character Guideline, according to Zhou Enlai’s idea. / NSAU’s underground party undertook United Front work to influence “the middle force” by cultural activities, propaganda skills and the ways of making friends that were accepted by most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stressed that CCP could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patriotic masses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the Communists united “the middle force” such as NSAU’s professors who adhered to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and isolated the Nationalists by organizing rallies and discussing current events, and then led the senior intellectuals to believe that the root cause of the defeat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corruption, soaring prices and hardship suffered by people wasGuomindang, the Nationalist Party. On the other hand, NSAU’s underground party members, who excelled others in both morals and studies, solved practical problems for their classmates (such as the lack of food), thus winning most of their classmates’ support. / Admittedly “the middle force” was identified with “the third way” whose political stand was between the American and Soviet models in mid-1940s. But the CCP Yunnan Work Committee and NSAU’s underground party combined elements of “the middle force” such as NSAU’s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to isolate the Guomindang, and prompted them to give up “the third way” and believe in the revolutionary way of New Democracy. / There is no doubt that Mao Zedong’s words moved the patriotic intellectuals and made them feel that although the New Democracy advocated by CCP was not Western democracy, it was a feasible way to save the country, and these intellectuals and democrats could participate in and influence the CCP’s decisions on the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of China in the future. Indeed, most of followers of “the middle force” such as NSAU’s teachers and students believed in both CCP and its New Democracy. In this sens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United Front activities of the Southern Bureau, the CCP Yunnan Work Committee and NSAU’s underground party were highly effective. / This thesis also mentions that, however, after CCP became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middle force” had completed its historical mission of being an important ally and follower of CCP in the revolutionary victory, the paradoxic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liberal intellectuals influenced by Western value on the one side, and CCP, on the other, became notable. Therefore, a movement of thought reform for intellectuals had to be launche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is campaign to reform the soul, those purged were not only “the middle force” including NSAU’s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but even the CCP Yunnan Work Committee and NSAU’s underground party members. / In fact,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NSAU’s underground party’s United Front work on “the middle force” did not end with the disbandment of NSAU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After the movement of thought reform for intellectuals, how the former NSAU’s underground party members and their targets of United Front work (i.e., the former NSAU’s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middle force”) reflected up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democracy is worth further examination and review. This will be one of the dimensions of a follow-up study of this dissertation. / 劉宇. / Thesis Ph.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 /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leaves 339-365). / Abstract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 Title from PDF title page (viewed on September 8, 2017). / Liu Yu . / Detailed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 Detailed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 Detailed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 Detailed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 Detailed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 Detailed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