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暨貿易總組織自從一九四七年成立以來，由於成員日增，已經涵蓋了全球百分之九十以上之貿易量，並將其影響力從單純的關稅問題，逐漸擴大至非關稅，甚至服務業與智慧財產權等和貿易有關之經濟活動等層面。在這種堅實的基礎上，使得取而代之的世界貿易組織成為對國際貿易最有影響力之國際組織 。雖然烏拉圭回合談判中，仍有一些問題未獲解決，例如環保問題、勞動條件、人權問題、電影、競爭法之執行問題等，但是僅就目前已通過之協議架構審視，其對即將加入之我國所帶來之衝擊，就已超越過去我國所面臨之任何重大經貿問題。國際貿易新規範之制訂，雖然未必可以因此完全消除貿易國家間的爭執，甚至在可以預見之將來，由於國際間貿易、經濟等相互依賴之關係逐日加深，在往來密切之情況下，發生國際貿易爭端的機會應是不減反增。而在進步的改革下，未來可預期的是世界貿易組織下的爭端解決機制，將成為會員國之間貿易爭端之主要解決工具。此不但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時代，各國趨向尋求體制外之解決方式顯著不同；更代表國際間國際貿易合作與發展之進步指標。因此，透過對國際經貿活動主要爭端解決機制之研究，有助於私人從事國際貿易行為時有所遵行，亦可提供相關行政機關於研擬相關對策時，熟悉國際實務，符合國際現實需求。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第二章 國際貿易紛爭之理論探討 第一節 國際貿易紛爭之主體類型及救濟樣態 第一目 私人與私人間之國際貿易紛爭 第二目 私人與國家間之國際貿易紛爭 第三目 政府與政府間之國際貿易紛爭 第四目 小結 第二節 國際貿易紛爭之理論爭議 第一目 前言 第二目 國際經貿組織法規之功能 第三目 國際貿易糾紛解決體制之設計途徑 第三節 小結 第四節 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體制取向 第三章 爭端解決規制沿革 第一節 關稅暨貿易總組織一九四七年之爭端解決程序 □□第二節 爭端解決暸解書之改革及其所設之一般原則 第四章 爭端解決程序改革之檢討 第一節 進行爭端解決制度前之重要程序 第一目 通知 第二目 諮商 第三目 斡旋、調停與調解 第二節 爭端解決小組之程序 第一目 前言 第二目 爭端解決小組之程序 第三目 爭端解決機構的上訴程序 第四目 建議及裁決之執行 第五目 補償與暫停實施減讓 第五章 爭端解決制度延伸問題 第一節 爭端解決制度程序效率之檢討 第二節 爭端解決小組之定位 第三節 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之責任 第四節 爭端解決程序期限違反之效果 第五節 仲裁制度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中之運用 第六節 開發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爭端解決機制中之角 色 第七節 標準條款之解釋原則 第八節 爭端解決小組建議及裁決之執行 第六章 爭端解決機制對世界貿易之影響兼論我國因應 對策 第一節 美日汽車貿易之戰適用爭端解決程序之結果 第二節 爭端解決程序與其他國貿易政策干預工具之競合─從美國綜合貿易法三０一條款立論 第一目 肯定說 第二目 否定說 第三目 折衷說 第三節 美國貿易法三０一條款在現今世界貿易組織下之地位兼論美國國際經貿取向 第四節 爭端解決機制在化解國際貿易爭端中所發揮之功能 第五節 我國之因應政策 第一目 我國與世界貿易組織之關係 第二目 國內廠商於爭端解決程序中之地位 第三目 考慮設立爭端處理專責機構及專業人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Law

在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制下，只要有勞資互動關係，就難免會有勞資爭議。勞資爭議若處理不當，不僅勞資雙方蒙受其害，社會整體也可能因此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然我國現行之勞資爭議處理機制對預防性協調制度著墨甚少，基於勞資爭議應以自治解決之原則，於事業單位內部先行溝通處理實有其必要性。因此，本文研究之重點即探討替代爭議解決方案於企業內部運用之現況與成效，並針對下列問題進行分析： 一、何謂替代爭議解決方案？ 二、替代爭議解決方案形成之原因為何？ 三、替代爭議解決方案之形式為何？ 四、替代爭議解決方案在美國發展之現況如何？ 五、個案企業中ADR制度實地運作之情況如何？ 六、替代爭議解決方案對我國有何啟示？ 本研究發現： 一、替代爭議解決方案係企業組織為及早解決勞資糾紛，避免問題擴大、惡化，於爭議訴諸法定解決程序或司法訴訟前，先行利用調停、調處或中立第三者之協助，化解雙方歧見，尋求問題之解決。如此便無須透過政府機關之管道來解決紛爭，亦可避免曠日廢時的訴訟程序對企業營運所造成之影響，不但節省時間與成本，亦能有效的將問題予以解決。 二、替代爭議解決方案形成之原因為自1990年代起，歧視訴怨與不當解雇之訴訟案件急遽增加，鑑於此類訴訟往往纏訟經年且賠償金額極為龐大，對涉訟之勞資雙方均屬不利，因此國會與行政機關便透過立法與頒佈相關規定，鼓勵企業運用ADR解決此類紛爭。因此ADR之發展乃起因於法規的命令、法院體系的支持，加上私人契約的廣泛運用。 三、ADR之制度設計包含各種不同的形式，設置於企業內部者有門戶開放政策、監察官、跨部門檢閱小組、小型審訊、利益基礎的問題解決小組、共同解決問題與伙伴關係等形式；委託企業外機構協助者則包括催化、斡旋、調解、事實調查、仲裁、調解式仲裁、初期中立評估、爭議評議小組與解決會議等。 四、ADR之成效為藉由組織內ADR制度之運作，員工得以將職場中所遭遇之諸般問題，透過一定之程序或管道提出，使管理階層或雇主有更多機會瞭解並檢視管理制度或組織內部之各種問題，進而尋求改進或解決途徑，以防止類似問題再度發生，不僅有助於勞資關係之和諧，並能減少處理之成本，降低影響生產秩序之可能變數。 五、經由個案研究發現，ADR之制度設計與運作，皆相當重視員工之意見表達與營造開放的溝通環境，雖因個案企業各自之產業特性與組織之性質、層級、結構均不相同，但制度設計之精神均為提供組織內員工一額外之溝通管道，讓員工之問題、意見、疑慮或申訴得以及時解決，避免問題擴大惡化。 六、替代爭議解決方案之形成乃至發展，均受到美國現實環境與文化背景之影響，但美國與我國在勞資關係運作上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ADR制度於我國未必能達到同樣或預期之效果，但仍可參酌該制度之精神與實際推行之經驗，進而研究如何將該制度之精神融入我國之現實環境與需求。而於事業單位內部建立一套申訴或解決問題之制度，可說已成為一必然趨勢，我國勞動相關法令，業已為申訴制度奠定一基礎，然而其主體建構工作，則有待企業勞資雙方逐漸形成共識。而申訴制度之有效與否，不僅在於制度之設計，企業負責人之重視程度，實為制度成功之關鍵，若能取得最高管理階層之支持，申訴制度與ADR制度方能在授權、決策公正性、結果執行力及追蹤評鑑等方面，進入有效制度之列。 最後根據本文研究所得，針對企業內部推動相關勞資爭議處理制度，作出如下建議： 一、宜培養勞資雙方自行解決爭議之觀念 二、建立企業內部解決問題之管道 三、企業主應率先確實遵守法令 四、落實員工申訴管道的有效性 五、制度設計應結合「爭議之預防」與「爭議之解決」等功能 六、制度頒行前應加強溝通宣導 七、制度之推行須符合企業文化與企業政策 八、處理期間不宜耗時過久

市地重劃對都市發展而言具有許多正面的效益，如提高土地價值、利於公共設施的儘速完成、解決政府重大徵購土地及工程建設的財政負荷，更可藉此推動都市更新，大幅提昇人民生活環境。市地重劃按理說應受到民眾的支持與歡迎，然而實施的結果，並未符合大多數民眾的期望或利益，市地重劃雖具有許多優點，惟若執行不當也可能造成許多弊病。 本研究以衝突管理理論為基礎，經由分析一個實際執行案例，從執行過程中所發生之衝突問題進行探討，並分別對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及政府行政部門人員利用問卷調查方式瞭解市地重劃開發，可能引發民眾抗爭或衝突議題及其原因，以及政府部門辦理市地重劃在專業分工與部門成見及事權不統一無法整合等問題，並就現行市地重劃業務執行程序等相關階段，將其原因歸納為三個面向（意識形態之衝突、權力結構之衝突及經濟利益之衝突）加以分析及檢討。 本研究的結論如下： 1. 研究結果顯示，土地所有權人認為最易引起爭議而產生衝突之原因分別為重劃辦理期間過長、施工期間造成民眾生活極大干擾與衝擊，以及重劃負擔比例過高與預期利益有偏差等項；而政府部門受訪者則認為都市計畫與通盤檢討未能配合實際需要，以及土地所有權人對重劃土地分配區位不滿意為造成衝突之主因。對於衝突化解方式，以透過協調、協商及加強政策宣導讓民眾充分瞭解計畫內容等為雙方所認同與接受之方式。另對於政府辦理重劃業務事權無法整合的原因，主要關鍵在各單位本位主義作崇，缺乏横向連繫，以及政府組織分工太過僵硬，缺乏調整性等。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一套預防衝突的機制，藉由雙向溝通模式，透過組織的運作，將上下雙方意見進行整合，以期在市地重劃辦理的各個階段，將衝突發生的機會減至最低。 2. 本研究企圖建立市地重劃衝突解決模式，從衝突的認知及接受、分析衝突的本質與環境、建立雙向溝通管道、擬定衝突管理策略，到事後的觀察與檢討作一歸納探討，並提出相關配套措施，作為日後政府辦理市地重劃工作之參考。 關鍵字：都市計畫、市地重劃、衝突解決模式

本研究旨在探討基於知識翻新原則之小組問題解決歷程與成效。研究方法採個案研究。研究對象為48名修習「生活科技概論」課程的大學生，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課程，共分為十組，一組四至五人。教學設計是以知識翻新為原則、以知識論壇（Knowledge Forum）為學習平台（用以提供學生一提出想法、討論想法、並進而培養解決問題能力的線上學習環境）。 資料來源包括：(1)各組創意產品成果、(2)平台討論內容、(3)平台活動紀錄（例如：討論文章之數量）。資料分析兼採質性與量化方法，分析過程如下：首先、針對各組創意成品進行評分；第二、評量各組團體動力表現，並進一步將創意產品分數與團體動力分數進行相關的統計分析；第三、針對平台活動紀錄（例如：貼文數量）進行分析；第四、分析學生於平台上之想法品質，並使用「時間序列分析」探討學生想法演變歷程；第五、探討不同小組間在創意成品與問題解決歷程中表現之差異情形。 研究結果如下：(1)學生歷經14周之知識翻新活動之後，確實能提出創意想法並設計各組創意產品成果。各個小組針對生活中不同之實際問題進行發想、翻新知識，最後產出有別於既有產品之生活科技產品；(2) 團體動力（問題解決歷程的表現面向之一）與創意產品表現具有正向相關─若小組團體動力表現較優，則在該組之創意產品表現也有較佳的表現；(3)各組所經歷的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並非循序漸進由階段一（搜尋目標、問題）發展至階段六（實踐設計）；(4)知識翻新能幫助學生發展較高層次的認知活動，特別是關於「想法深化與澄清」之活動；(5)問題解決歷程表現較好之組別也較易產出較好之創意產品成果。反之，如果小組探究的主題已存在既有產品，或如果小組成員參與有限、或所探究的主題聚焦時間太晚，或主要參與成員並非良好的領導者時，則較無法產出較佳之創意產品成果。 本研究建議教師在教學上可以融合知識翻新原則。此外，教師應適時了解學生之團體動力與互動之情形；教師應重視學生想法品質的討論，鼓勵學生深入思考、提升想法層次。 / The purpose of this cas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group problem solving processes and outcomes in an online environment that were supported by knowledge building principles.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re 48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engaged in a course concerning with living technologie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en groups, with each group consisting of four or five students. This course employed Knowledge Forum as a tool to provide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space to help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work creatively with ideas and solve problems. Data sources included: (1) group’s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in concept); (2) the content of students’ online discussion; (3) students’ online interaction logs (e.g., number of notes discussed). The study adopted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The process of data analysis was as follows: First, group’s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was assessed by a self-developed evaluation form. Second, using another self-developed rubrics, group dynamics was assessed by means of three dimensions. Additionall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roup’s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and group dynamics were computed. Third, the quantity of students’ online discussion (e.g., number of notes posted) were calculated. Fourth, open coding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ideas posted in the online forum. Moreover, time series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find out if students’ idea development process followed a certain pattern. Fifth, different groups’ learning outcomes and problem solving performance were compared to understand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The main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students could generate creative ideas and design creative products after fourteen weeks of knowledge building activities. Each group focused on a particular problem that happened in real life, and tried to solve their technology problems by means of knowledge building, in order to finally design a creative product ; (2) group’s product design and their social dynamics were found to be positively co-related, meaning that if a group had better social dynamics, this group would more likely to produce more creative product; (3) each groups’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process was non-linear, meaning that the process did not usually go through the six steps of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that is, starting from stage one (searching goals or problems) and ending with stage six (design); (4) engaging students in knowledge building was able to help them improve their ideas while developing higher-level cognitive thinking skills (e.g., how to elaborate ideas); (5) groups that have better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problem-solving process also tended to result in better overall group learning outcomes. In contrary, when a group’s final product is similar to an existing product, or when a group’s members could not fully participate in their group’s discussion, or when a group could not develop a clear theme for design at an early problem-solving stage, or when a group’s major participants could not lead the whole team well, that group was less likely to achieve better learning outcome. Building on the findings, it is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should refer to some knowledge building principles as guidance for their teaching. Moreover, it is important for teachers to help monitor a group’s social dynamics during its problem-solving process. It is also equally important that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ideas discussed in the online forum and accordingly try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think deepl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ideas while using higher-level thinking skills.

當今企業紛紛謀求方案提供轉型，以整合的產品與服務，降低顧客購買風險、完善回應客製需求，進而創造高於個別產品與服務總和的整套價值。其融合服務不易被模仿的特性，對方案企業的自身發展而言，更有助於跳脫無止盡的商品化困境，進而創造差異化的競爭優勢、與顧客建立策略層次的合作關係。而組織由產品進化至方案提供，因應根本經營思維轉變，勢必產生組織結構調整之必要，以落實以客為尊的方案精神，達到從顧客眼光思考、圍繞顧客打造組織的境界。 針對此一新興議題，本研究在文獻探討的部分，首先探討方案的內涵與分類，並整理出三階段企業經營觀點與方案本質演進之關係：一、企業行銷時代下，方案本質為「配套銷售」；二、顧客服務時代下，方案本質為「系統銷售」；三、顧客滿意時代下，方案本質為狹義的「解決方案」。接著，闡述先進學者提出的「方案類型」、「方案生命週期」、「方案提供商角色」、「方案組織型態」相關理論，以奠定後續個案探討的基礎，觀察先驅方案企業IBM及P&G的實務表現，融和理論整理與個案映證。最終以兩家企業相互比對，提出方案企業應視方案對顧客既有經營模式的衝擊程度、顧客類型差異、自身發展背景，選擇方案提供類型、生命週期及角色，並以提升顧客交易彈性為目標建立顧客構面、視主要價值來源取決權力配置，進而設計相應的組織運作機制。同時，延續管理沒有一體適用的真理，建議方案企業應彈性化提供方案類型，並謹慎考量自身管理能力限制，以追求合適的組織結構，避免管理不易的局面。方案企業可運用本研究結論，檢視自身組織結構之調整，是否尚有未竟之處，以作為企業建構方案解決型組織之參考。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不同年齡幼兒解決需同時考量兩個因素的科學問題及遷移的表現，並探討不同教學介入對幼兒解決科學問題表現及遷移表現的影響。本研究共分二個研究，使用「幼兒認知作業」，分別在研究一探討128位，研究二探討286位3至6歲幼兒的表現。研究結果顯示，幼兒的蒐集訊息、分析整理訊息與解決問題表現間有因果關係。年齡愈大的幼兒在各個歷程的表現愈好。若是作業內容與幼兒生活經驗相關，4歲幼兒在行為上可以表現出同時考量兩個因素解決問題。解決不同概念的問題，幼兒有不同的表現。6歲幼兒無法表現需同時考量兩個因素問題的遷移。幼兒在解決需同時考量兩個因素問題時，行為及語言知識表徵層次有六個層次（層次0至層次5）。各種教學介入對層次1幼兒沒有影響。當幼兒處於層次3時，教學介入有影響效果，透過語言的說明可以幫助此時的幼兒提升表徵層次，但這些教學介入效果不足以讓幼兒達到層次5，也無法影響至幼兒的遷移表現上。 /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young children’s ability to resolve problems with two dimensions and transfer, and the influences of instructional interventions on resolving these problems and transferring. There were 128 and 286 3 to 6-year-old young children in study 1 and study 2 respectively. Young children’s cognitive task was used. Results revealed the processes of searching information and analyzing information were related to the problem-solving. 4-year-old children could resolve the problems with two dimensions, when the problems were familiar. There was domain-specific knowledge on problem-solving. 6-year-old children could not transfer two dimensions to new and similar conditions. There were 6 levels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s of resolving problems with two dimensions in this study. The instructional intervention of explaining improved the level of children with level 3 to level 4, but not to level 5. And there were not effects of instructional interventions on transferring.

職業棒球為台灣重要的運動項目，中華職棒轉播為各轉播單位年年競逐的目標，2014年中華職棒轉播權由跨國集團MP& Silva以6年21.4億天價標下，然而卻在上半球季末突然抽手，導致在球季中轉播單位更迭之爭議。為了解此轉播權爭議之前因後果，以及如何保障觀眾的收視權益，本研究從分析2014年中華職棒轉播權爭議出發，進一步探討如達成普遍收視之目標。透過次級資料分析，說明此一爭議事件中行動者之關係、行動策略，加上深度訪談2014年中華職棒轉播爭議相關的單位─中華職棒聯盟、轉播單位、職業球團與政府單位。其次，研究者透過諮詢專家評估解決方案之優劣，建議中華職棒轉播權爭議之解決策略，應採取「政策保護」作法，透過明確之政策，由立法機關授權行政機關訂立保護之賽事項目、轉播方式等，並以協商、仲裁程序，以及由公廣集團或FTA支援轉播，作為紛爭解決之方式，藉以達成普遍收視之目標。

摘 要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TO）爭端解決下之貿易制裁，對於確保其任務之達成，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惟自WTO成立後至今的數年間，所出現之「爭端解決機構」（Th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授權貿易制裁之實例，透露了本機制之引發之問題，例如除了被制裁國強力反彈外，採取制裁措施之國自身也倍嚐其苦。針對上述問題，不論是學界或WTO會員國均有一些檢討改革的方案。 上述改革方案包括倡議以其他手段完全取代現行「爭端解決程序與規則瞭解書」（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以下簡稱DSU）之貿易制裁者，經過本文之分析，發現此等手段縱然取代DSU之貿易制裁，仍無法解決問題，蓋彼等或不具可行性、或有強制執行之困難。 鑑於貿易制裁對WTO規範遵循之確保，目前無可取代，故本文肯定其繼續存在之必要，同時強調貿易制裁之法制化並無礙WTO協定整體架構之邏輯一貫性。此外，法制化的結果，不但可確保貿易制裁受到監督，降低濫用的空間，更可藉由內建之定期檢討與修正，促使授權貿易制裁得以持續獲得改善，將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 The authorization of trade sanction, which secures the objectives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ereinafter the “WTO”) to be achieve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Howev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TO, the DSB authorization of trade sanctions in some cases has revealed some problems. In some instances, the exercise of the trade sanctions triggers counter-measures of the respondent member, while in others, the complaint member also suffers for the trade sanction it imposes as authorized. In response to the aforementioned problems, commentators as well as WTO members have proposed some ideas of reform. The reform proposals include replacing the WTO trade sanctions with alternative measures. Nevertheless, after careful analyses of these proposals for alternatives, it is found in this thesis that the replacement of the WTO trade sanctions cannot resolve the aforementioned problems, in the sense that those alternatives suggested are not feasible or lack of ways to enforce them.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currently no feasible alternative can have the function as trade sanction has in assuring the compliance of the WTO rules,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it needs to be preserved. Besides, this thesis believes that it does not cause any conflict in the current WTO legal framework. To preserve it under the WTO framework, the abuse can be avoided through the surveillance of the DSB. Moreover, the built-in review mechanism, which will continue reform trade sanction measures, can minimize their negative effects.

本研究旨在探討玩興、情緒調節能力、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力之關係。首先，對學前幼兒的問題解決能力進行瞭解，再分別探討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力、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力之相關。其次，進一步分析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力與親子互動關係四者在問題解決能力上的交互作用情形。最後，探討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力與親子互動關係對問題解決能力的預測力。 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以「幼兒玩興量表」、「幼兒行為問卷」以及研究者改編之「親子互動關係量表」與修訂之「幼兒問題解決能力量表」作為主要研究工具，並以立意取樣從台北市54個公立幼稚園大班中，每班選取5名五足歲幼兒為研究對象，共發出270份問卷進行調查，回收有效樣本為179份，回收率為66%，隨後使用SPSS14.0統計軟體進行描述統計、內部一致性、皮爾森積差相關、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逐步多元迴歸等分析，得到以下研究結果： 壹、學前幼兒在問題解決能力量表上的得分大致為中等，且信心因素比起分析問題、決定兩因素得分為高。 貳、情緒調節能力、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力皆有顯著的正相關，且親子互動關係與問題解決能力的相關程度最高。 參、社經地位、玩興、情緒調節能力、親子互動關係等四個因素在問題解決能力上並沒有交互作用存在。 肆、情緒調節能力的「壓抑控制」與親子互動關係的「情感性」兩者皆能有效預測問題解決能力，且情感性比壓抑控制更能有效預測問題解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