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之收受係貪腐之開端，利益迴避制度可有效隔絕公務員與利害關係人之接觸，而制度之執行有賴明定規範加以管制，本文研究利益迴避衝突法制，檢視現行利益衝突迴避之法規體系是否完備，是否足以發揮外控機制功能。由探討美國、香港及新加坡利益衝突迴避法制，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於公務員倫理行為之管制所提供之相關規範，與我國現狀進行分析，以他山之石作為我國檢討改進之道，經由對利益衝突迴避規範之比較研究，提供我國健全利益衝突迴避法制之建議。 研究發現我國法典集中度遠較美國、香港及新加坡低，未將公務員利益衝突迴避作為一專題研究並統一規劃，致使我國利益衝突迴避規範雜亂無章、鬆散不全且衝突矛盾之現狀。且觀察外國利益衝突迴避規定均為法律或命令層級，反觀我國以法律或命令規定者雖數量眾多，然其中有非專法規範、規範對象過狹、僅適用特定人士或規範未臻周全…等，而內容較為具體周延之倫理規範，法層級則僅為行政規則，無法與他國專以法律或命令制定相比，此種現象顯示我國政府歷來並未確實將利益衝突迴避規範視為重要議題。 研究建議應統一法制，建置一套完整的法令規範，且提升利益衝突迴避規範之法律地位，使其得產生較大之規範效力，並應修正公務員服務法中禁止贈受財物及接受招待及離職後職務迴避之規定。

倡廉反貪成為普世價值後，各國政府無不積極制定相關的廉政政策來打擊貪腐，但似乎仍無法有效遏止貪瀆行為猶如流感重症般的蔓延擴散。其中尤以公職人員離職後所產生的利益衝突迴避問題值得注意，從實務界來看，近年來不論是國際上或是我國皆相繼爆發許多離職公職人員的貪瀆醜聞，因此種非法利益輸送與勾結常常不為外人所知，但其對公共利益所造成的傷害卻是難以計算的。從學術界的研究來看，利益衝突迴避的研究在質或量上都有一定成就。但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不論是政治學、社會學或是法學，有關離職後就業限制規範問題的文獻仍遠不能與其他廉政反貪課題的文獻相比。因此離職後就業限制規範的研究幾乎還是一片處女地。 本文針對美國、加拿大、英國與香港之「離職後就業限制規範」（旋轉門條款）做一探討與比較，試圖瞭解「以清廉的政府為比較對象，是否有可供我國學習之處？」並「檢視其對於公職人員離職後就業限制的各項規範、作法」又企盼能「從美國、加拿大、英國與香港現行的離職後就業限制規範中，對其作法上的異同進行比較」，並從比較之結果看「我國目前針對公職人員離職後就業限制的規範與作法，與前述各國之個案作一比較後，是否有亟需改進之處？」而最終盼能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如今我國應轉換心態並師法他國在倫理建設上的各種措施與發展，而美、加、英、港皆是值得我國仿效之對象。目前我國在公職人員離職後就業限制的規範上明顯不足，法源薄弱且法律條文規範力度不足，使得漏洞百出。此外，在限制的內容與對象上，相比之下即顯得缺乏彈性與應變能力，唯應效法四國之作法，配合我國國情，立即檢討改善現行規範。故本研究有以下建議：重新檢討修正並統合各項利益衝突迴避相關法規範、成立一有權有能的專責廉政機構、建立公共服務核心價值。透過類似的比較與學習，期許我國未來在針對公職人員「離職後就業限制規範」上能有明顯長足的進步，以屏除長久以來民眾對於官僚的負面印象，更進一步能提昇社會資本與國家競爭力，使得我國邁向更加清廉的民主社會。

倫理是有關哲學、價值及道德的研究，涉及判斷力和行為的準則，亦或是藉以建立及執行正確而又適當行為的樣準；決策則是公共行政內容中最主要的活動，公共政策本身即含有決定社會價值再分配的特性；民主國家的立法單位正是決定利益歸屬的關鍵場域，作為立法機關構成者的立法委員對倫理的認知及踐履，將反映在當代政治風氣的清明與否，利益的分配是否合於公眾對公平正義的期待？長久以來，民眾對立法院形象評價低落的原因之一，正在於部分立法委員以權牟私，特權關說等等不符倫理行為導致政治活動商業化的情事浮濫，故及早建立外部的行為規範，督促政治風氣及國會倫理趨於清明，並設置有效的監督機制，是當前國會改革工程極為艱鉅的工程。 國會的改革與政治環境關係密不可分，故本研究擬採制度比較的方法切入，主要試圖勾勒：（一）、立法委員行為與倫理對公益的關係及影響？（二）、在比較及分析我國國會利益迴避制度的同時，亦參酌美、日、英等國對國會的利益迴避制度，並比較和我國現有制度的異同？（三）、經由現正研擬中有關於利益迴避制度的分析研究，歸納出未來對立法委員行為規範的立法趨勢為何？（四）、整合前述各項差異，歸納出可能改進的方向，作為利益迴避在國會倫理法制化過程中改進的參考。 關鍵字：立法委員、利益迴避、國會倫理 / Ethics deals with value, morality, and philosophy, involving judgment and behavioral principles; it may also be the criteria for establishment and guidance of right and proper conduct. Decision-making is a primary activit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itself contains redistribu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value. In democratic nations, legislative bodies are the key field that decides whom interests belong to. Being legislative bodies, their acknowledgement and observation of ethics may reflect whether current political atmosphere is free of corruption or not and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meets public expectation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For a long time,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the public rates the Legislative Yuan low lies in that legislators abuse their power to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as influence peddlers; this conduct is not ethical and leads to indiscriminate commercialization of political activities. Hence, setting external conduct norms as soon as possible, enforcing cleanness of political atmosphere and legislative ethics, and forming effective supervising organizations are arduous work for reforming the Legislative Yuan at present. Reform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herefore, this study starts at comparison of system methods in an attempt to present an account: (1) What is the relations and influences of legislators’ conduct and ethics over public interests? (2) By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Legislative Yuan’s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nd by reference to conflicts of interests systems in Britain, Japan, and U.S.A. this study tries to compare and distinguish differences in these systems. (3) On analysis and study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s system being prepared, legislation trends of legislators conduct norms can be concluded. (4) To summarize the above-mentioned differences, improvements are summed up for legislation for conflicts of interests in legislative ethics code as reference. Key word: legislators, conflicts of interests, Legislative Yuan’s ethics.

本研究旨在探討面對受訪者模糊及迴避難題時，記者如何追問之問題解決過程。依「受訪者模糊及迴避的相關研究」得知，「模糊」意指消息來源、訊息內容、接收者與情境的不協調狀態組成，「迴避行為」則可定義為受訪者僅對一部份或是完全未對問題提供任何相關的資訊。而「記者的追問行為」，可定義為問答接續受到挑戰或阻礙時，為滿足問答情境的一致性與連貫性，並消除接收者製造的情境障礙，提問者根據情境各個因素修正宣稱，再次提出符合對話主題情境問題。至於「問題解決過程」，問題的定義就是初始狀態與目標狀態的衝突或差異，而問題解決可說是建立問題表徵後至尋求解決方案的過程。當情境不同且社會條件改變時，人們的問題解決目標就會跟著改變，且依個體所有之不同資源形成各式各樣的問題解決策略。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為「問問題工作中，記者面臨受訪者模糊及迴避難題時的追問之解決策略、目標設定、及問題表徵相關情境之感知」，而本研究之一對一的平面媒體新聞訪問，研究方法是採取個案研究法、言說分析、及深度訪談法三種方法，分別針對新聞訪問之字詞、命題、及提問者進行分析與探究。 資料分析發現，記者在表意目標部份，常將追問目標設定於確定事物及原因，而具體資訊、限定問題範圍、及引述受訪者先前回答，則是追問策略的三大特性。在人際目標部份，記者追問問題的目標設定多為與受訪者站在同一立場，主要運用策略則為不加稱謂以展現親近之社會關係。在文本目標部份，記者追問問題的目標設定之特性，即為與受訪者之前的回答有密切關連，運用策略大多接續先前的問答情境，或與受訪者之回答在命題、語意、及功能上連貫，以及以打斷或在受訪者停頓時進行追問。 在問題表徵情境部份，在社會情境方面，記者追問時對受訪者所處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團體多所感知，而採取的追問策略也會隨之強調所處的社會結構與所屬社會團體間的互動關係。在歷史情境方面，記者多以與受訪者過去之共識策略進行追問。在文化情境方面，記者會根據這些價值觀組織問題進行追問。最後，在概念與認知架構上，記者多運用理解與詮釋他人行為或事物組織追問問題。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可分為幾個命題呈現： 一、記者追問之解決問題策略運用，與追問目標之設定有關。 二、記者追問之解決難題策略運用，與追問時之問題表徵情境感知有關。 三、記者的追問策略運用，與其修補行為有關。 四、記者的追問目標設定，與追問時之問題表徵情境感知有關。 五、記者的追問目標設定，與立即追問與否有關。 六、記者追問之問題表徵情境，與受訪者問答互動情境有關。 七、記者追問之問題表徵情境，與受訪者模糊及迴避回答前之問答對話有關。 八、記者追問之問題表徵情境，與受訪者模糊及迴避回答有關。 九、記者追問之問題表徵情境，與新聞情境有關。 十、記者的追問時，如能感知愈多的問題表徵情境，愈能解決受訪者模糊及迴避的難題。 因此，記者進行追問行為時，首先必先判定受訪者模糊及迴避之回答為何，經由問題解決的思考過程，感知問題表徵相關情境，設定有關於表意、人際與文本之目標，進而採取可行的解決策略，順利由受訪者口中獲得所欲得的相關資訊。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於國際經濟體系日趨複雜，持有資產的不確定性因而增加，投資者為了避免因為資 產報酬過大的波動而造成損失，紛紛尋求迴避風險的工具。而期貨由於具備了高度流 動性，融通功能的保證金制度及公正的中介機構等優點，使其產品種類及交易量日益 擴大，提供了金融資產持有者良好的避險管道。 本研究探討金融性期貨商品在各種避險期間長度及不同到期日的期貨契約，降低風險 的程度是否有差異，並就各避險策略理論，比較其績效。 二、研究期間與樣本。 本研究由華爾街日報及偷敦金融時報抄錄由1988年 1月到1990年1 月共108 週，每週 三金融性商品現貨及期貨收盤價格。包括黃金、英鎊、日圓、西德馬克、瑞士法郎及 S & P 500 NYSE股價指數和T-Bill Euro Dollar利率等九種。 三、研究方法。 主要比較以下三種避險策略降低風險的程度，並研究以期貨避險時，是否愈早簽訂契 約或選擇到期日距今較遠的契約愈能降低風險。 1.天真法則 (Naive Approch) 該策略假設任何資產的現貨與期貨價格變動方向一致且幅度相同。於是為了避免資產 因為價格波動造成損失，投資者的避險策略應該是分別持有數量相同但方向相反的現 貨與期貨部位(position)。如此現貨資產與期貨資產的損益可完全抵消，若不計交易 成本，則造成損失的可能性為零。 2.最小變異數法則 (Minimum Variance Approach) 該法則認為，現貨與期貨價格同方向且等幅度變動的假設並不合理，而將現貨與期貨 所持有的部位視為資產組合 (portfolio)，此資產組合價格的變異數視為風險；求出 使該資產組合風險最小的期貨部位。期貨相對現貨的持有比值就是最適避險比率，以 此比率構成資產組合風險最小。 3.風險迴避法則(Risk Aversion Approach) 該法則引用普雷特－亞羅(Pratt-Arrow) 絕對風險迴避的觀念，尋求報酬和風險間的 替代關係，在報酬不為負的要求下，求出使資產組合風險最小的避險比率。此法則由 於衡量的標準更為嚴格，故計算亦較繁複。

本研究旨在探索自我傷害行為的動機、相關現象與情緒調節功能，並以此為基礎釐清該行為的情緒內涵，包括正向情緒強度特質、負向情緒強度特質、平靜滿足、經驗迴避程度及情緒調節能力。此外，本研究以因素分析探索自傷動機的分類，並以此分類結果為基礎，探討不同自傷動機所引發的情緒種類、情緒強度是否有所不同，在自傷行為的進行方式、次數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並瞭解其無法適當應用的情緒調節能力為何。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對象為839位私立高中職生，包括日間部與夜間部，調查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分析、卡方檢定、相關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相依樣本t檢定、因素分析、邏輯迴歸分析和階層迴歸分析進行處理。 本研究主要結果如下：首先支持自傷行為具有負向情緒調節的功能，而經驗迴避對於自傷行為的影響有限。其次，將自傷動機進行因素分析的結果發現可以將其分為四類：人際影響、負向感受的因應、避免失控和負向自我評價。在區分是否有自傷行為部分，情緒調節困難的不接納與無助能夠有效解釋自傷行為的有無；在影響自傷行為的頻率部分，自傷動機的強度與情緒調節困難的衝動失控能夠有效解釋自傷頻率的多寡。此外，本研究發現不同的自傷方式與不同的動機、所處的自傷前情緒有關，且不同的自我傷害動機在情緒強度特質、情緒調節困難、負向情緒和自傷方式上會呈現出不同的樣貌。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s, the phenomenon, and the function of deliberate self-harm behaviors(DSH), and based on these, to clarify emotional contents behind DSH, including positive affect intensity, negative affect intensity, serenity,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the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Besides,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motivations of DSH by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accordingly discussed whether the affect categories and the affect intensity resulted from the motivations of DSH were different, and whether the motivations of DSH resulted in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using of methods and frequencies, moreover, the emotional dysregulation. The study was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and the participants were 839 students from a private senior high school , including vocational schools. Data obtained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nalysis, t-test, factor analysis (FA),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main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First,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at DSH has regulative function on negative affect, and experiential avoidance influenced DSH limitedly. Second, according to factor analysis, the motivations of DSH wer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negative affect modulation, control, and negative self-evaluation. Moreover, nonacceptance of the emotion dysregulation could successfully distinguish students with DSH from students with no history of DSH in the past 1 year. Both intensity of motivations and impulse of the emotion dysregulation could reliably predict DSH’s frequency. Finally, different methods of DSH correlated to different motivations and different emotions before DSH, and there were various representations of affect intensity, emotion dysregulation, and methods depends on different motivations.

我國民事訴訟法於民國89年修正中，與法官闡明義務相關之重要修正為民事訴訟法第199條規定修正，強調事實及法律上法官均有闡明義務，及增訂第199條之1，將請求權基礎競合而當事人有部分請求權未為主張情形，明文為法官闡明義務範疇。另搭配書狀先行、爭點整理、當事人真實及完全義務及攻擊防禦方法適時提出等相關規定的修正及增訂，希冀以擴大法官闡明義務方式，使當事人能利用一次訴訟程序解決紛爭，防免發生突襲性裁判，並避免訴訟拖延，使當事人受適時審判，減少當事人程序上勞力、時間及費用的支出。 本論文共分為七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七章為結論。第二章及第三章係簡述民事訴訟程序中，與本論文所探討之法官闡明議題相關憲法上權利、民事訴訟制度的目的、訴權及民事訴訟程序的基本原則，並探討法官闡明之目的、性質等基本問題。 　　第四章為法官闡明相關的爭議問題研究。從德國2001年民事訴訟法修正法官闡明義務規定及我國法官闡明義務立法沿革出發，為維持法官之中立性應避免闡明權逾越適當性的行使，法官闡明義務必須以當事人之書面或言詞陳述中，有相關之「端緒」為基礎始得為之。而憲法第80條規定法官應依法審判，在「法官知法原則」下，正確適用法律為法官的職權亦為義務，法律見解採用並非辯論主義範疇，當事人不能任意處分，法官審判更不應受其拘束。另法院對於審理過程中待證事實及證據資料進行評價所形成的暫時性心證，與當事人本件訴訟結果勝敗牽涉，法官對此部分暫時性心證公開並搭配舉證責任與證據提出的闡明，可讓當事人明瞭其在審理程序中尚應補充哪些事實及證據資料，始足以改變法官之暫時性心證方向，追求對自己有利的訴訟結果。末以律師作為當事人法律諮詢者的司法任務，應以適當方式為當事人爭取實體上及程序上利益而遂行訴訟，因此在當事人本人訴訟及律師代理訴訟中，法官闡明義務亦有程度上之不同，以維持兩造當事人之實質武器平等地位。 第五章為法官闡明義務的類型。從傳統及晚近學說上對闡明之分類出發，簡述此分類之缺失，末以最高法院近年來之法官闡明相關實務見解為中心，將其區分為起訴合法性、處分權主義、辯論主義及法律見解表明四個部分，從不同階段可能出現的法官闡明態樣進行類型化及評析。然而法官闡明權實係貫穿整個民事訴訟程序進行運作，故本文所選取之最高法院判決亦不乏在同一個判決中有不同階段的法官闡明見解。就實務見解類型化後，比較實務見解與國內外學說見解的異同，檢討我國法官闡明制度之實務現況。 第六章從法官迴避、失權效及判決效力三個部分切入探討闡明相關的法律效果。法官因逾越闡明界限之闡明而有損及中立性時，應讓當事人有聲請法官迴避之機會，而法官因闡明不當而該當法官迴避之結果時，應衡酌情況予以內部自律懲處。另法官於訴訟程序中妥為闡明後，應區分律師訴訟及本人訴訟之適時提出訴訟資料的「期待可能性」，妥適適用失權效規定，以避免訴訟程序拖延，影響當事人受適時審判權利。而學說上別訴禁止擴大及既判力擴大或減縮見解，衡諸我國民事訴訟並未採行全面強律師代理，且法律對此尚無相關依據，應保障當事人程序主體地位及注意當事人程序權保障，現況下或採取保留態度較為妥適。

股份有限公司在「企業經營與企業所有分離」之原則下，公司經營事務固專由法定必備業務機關—董事會職司之，然為保障股東權益，公司法乃賦予各股東表決權，使股東能在股東會中，透過作成決議之方式，形成股東之意見並參與公司之經營決策。因而，表決權可謂股東之重要權利。如欲禁止股東行使此項權利，實應格外慎重。公司法第178條規定「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為我國公司法制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表決權利益迴避制度。然此一規定及其規範模式，是否有其正當性及合理性，不無探討之空間。 首先，由於此一規定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有自身利害關係」、「有害公司利益之虞」等要件之意義、範圍，學說及實務解釋適用上均有不同看法。又因該規定之規範主體為「股東」，當遇有政府或法人股東時，所謂「自身利害關係」之判斷應為「股東」本身，或及於股東之「代表人」，即不無疑義。另構成該規定，法律效果為具有利害關係之「股東」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然如有自身利害關係之股東委託他人代理行使表決權時，或受委任者不具股東身分，或受委任者為股東之「代表人」時，應如何解釋適用，亦值探討。此部分將置於本文第二章討論。 其次，整理我國司法判決對公司法第178條之實際運用案例，約略可分為「會計表冊承認」、「董事競業禁止義務解除」及「解任董監事」等三類。另外，「台電求償案」除涉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股東經濟部，應否對「就核四停建一事向政府求償」議案利益迴避之爭議，亦涉及股東會決議權限與股東利益迴避制度間之關係、股東權利義務變動之時點限制、系爭議案求償對象之解釋及股份多數決原則與表決權利益迴避制度之衝突等問題。上開實務見解對於相關規定之解釋適用，是否妥適，本文第三、四章，將先就相關判決予以摘要臚列，復就其中所涉及之爭議，提出一己拙見。 最後，觀諸日本法對於股東表決權利益迴避制度之演變，可知日本最早亦採我國公司法第178條事前禁止之規範模式，惟在1981年（昭和56年）即全面改採事後救濟制。對照日本法制，恰可凸顯我國現行制度下，出現適用範圍不明確、配套措施不足及議事難以進行等問題。本文以為，回歸資本多數決之精神，並考量公司法第178條之規範目的，既係在於確保決議的公正性及公平性，應直接針對不當的決議設計救濟途徑，當更為妥適。如將公司法第178條修改為「股東會決議如因有特別利害關係者行使表決權，而作出顯著不當決議時，股東得訴請法院撤銷該決議」。或逕將此條刪除，改設立多數決濫用禁止之規定，在現行公司法第189條下，新設後段或第2項之規定：「股東會之決議內容，有害公司或少數股東利益而顯著不當者，亦同」，賦予小股東在多數決濫用時一定之救濟管道。過去在我國現行制度下所產生之許多爭議事例，即得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