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選舉制度改變或行政區域調整的時候，選舉區域必須因應這些變更而重新劃分。傳統的選區劃分方式常需花費大量的人力與時間，同時易產生公平性的爭議，透過電腦的分析並採取有系統的選區劃分方式可以有效地節省人力、時間等資源並減少爭議性。以電腦自動分析來劃分選區有許多議題值得探討，諸如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選區劃分、如何規劃並維持選區形狀的完整性、如何產生足夠有代表性的解集合但又能避免解集合過於龐大、如何評估選區的優劣、如何偵測並避免重覆解等，都是目前有待分析的問題。我們嘗試以資訊科技的觀點來看選區劃分，並嚐試為上述問題提供看法與解答。 一般而言，影響選區劃分的因素大體可歸納為下列六類：人口一致性、選區連接性、形狀完整性、避免過度切割行政區域、保障少數族群利益以及尊重自然疆界等。並非所有的因素都適合以電腦來分析或處理，我們將針對人口一致性、選區連接性、形狀完整性等問題做討論。 過去我們曾提出人口比例二分法來劃分簡單的選區，透過計算幾何學和人工智慧的技巧可將選區依人口比例劃分成兩份。然而採用此法處理多重選區劃分時所產生的解集合數量過於龐大，目前的電腦無法有效處理。本論文中，我們提出了「不可分割」的觀念，透過事先設定的不可分割區並輔以砌磚法與重覆地使用人口比例法，我們成功的將多重選區劃分問題的解集合數目控制在電腦能處理的範圍之內。此外我們對選區形狀完整性提出了新的評估方式，可以更有效地篩選出較佳的解集合作進一步的分析。 實作中我們以台中市和桃園縣為對象來檢驗我們的方法，實驗結果顯示我們的方法成功地為台中市(劃分成三個選區)與桃園縣(劃分成六個選區)找到了數以十萬計的選區劃分方式。我們從通過高標準評估的解集合中，挑選出若干個解與中選會公佈的選區劃分方式比較，結果顯示我們的劃分方式有明顯的優勢。另外，我們將歷史選舉資料中選民投票的傾向套入實驗的選區劃分結果中，可以分析並預測未來的選舉結果。 總結而言，我們提出了一套系統化的方式成功地為多重選區劃分的問題找到了大量的合理解，透過進一步的評估，不同的劃分方式能滿足不同的需求。另外，我們所提出的不可分割的觀念，不僅能有效的降低解集合的數目，未來還可以應用到避免行政區域之過度切割、保障少數族群利益與尊重自然疆界等問題上。

選區劃分近年來在台灣一直是備受關注的問題，由於選舉法規的修改以及行政區域的調整，選區必須重新調整，因此自動化的選區劃分方法也逐漸受到重視。過去的研究往往以不同的方法自動的劃分選區，而這類的方法常使用類似的功能進行選區劃分與評估。研究者彼此間缺乏一套可互享資源的標準或機制，往往導致新的研究者必須耗費甚多的時間來重新設計或開發這些類似的功能。 本論文中，我們提出一套機制以及整合此套機制的系統架構，可以減少自動化劃分選區軟體的開發成本。我們結合地理資訊系統內部結構，淬取圖層中的線段，改良自動劃分選區所採用的單元，再利用線段在各圖層間的相位關係，建立新的相鄰定義與相鄰關係，從而能改善選區劃分的方法與劃分結果評估之效能。 實作中，我們以所有台灣23個縣市的圖層來測試我們的機制，實驗結果顯示我們的機制可以有效的判斷選區邊界對選區形狀完整性造成的影響，同時，採用淬取之線段來計算，能大幅降低評估選區形狀所需之時間。 / Electoral districting has received more attentions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change of electoral regulations or the change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As a result, automatic electoral districting mechanism has also gotten more attentions gradually. Previous researches used various approaches in solving these problems and tend to adopt similar mechanisms in region districting or in results evaluation. The lack of standards or mechanisms in sharing the developing resources yields tremendous time wasting in rebuilding such functions. In this thesis, we proposed a set of mechanisms as well as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that integrates these mechanisms. Using this system, one can reduce the costs in developing automatic electoral districting software. We also designed a system architecture that integrates these mechanisms and helps to reduce the maintenance costs. We extracted the arc properties from the coverage data layer in GIS to improve the basic unit used in the automatic electoral districting. We proposed a new concept of adjacency relations and used the topological relations in various data layers to construct these new adjacency relations. Using these new relations, one could improve the electoral districting developing processes as well as the efficiency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We used all twenty-three counties and cities of Taiwan to test our mechanism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n that our mechanisms could determine the influences of districts’ boundaries to the districts’ shapes effectively. Moreover, using the extract arcs, one could reduce the time required in evaluating the districts’ shape dramatically.

地方派系的存續與否，一直是地方政治研究者所感興趣的議題，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社會的活動與價值已經呈現多元面貌，以傳統侍從主義連結所形成的派系結構，在當前的民主思潮與脈絡下似乎產生必然的衰弱；然而，這是否代表政治人物就此放棄侍從主義的連結途徑，而純粹以政治理念、個人形象、政黨標籤等非地方經營模式來爭取選票，就實務上的經驗又並非如此。 舊有的侍從主義研究大多是以威權控制的觀點出發，透過派系結構的組成與特殊利益的分配，來達到黨國系統從上而下的控制效果，然而，對於經歷威權瓦解、政黨輪替以及社會現代化與民主化後的現在，侍從主義究竟產生何種變化？是消失滅亡亦或與時俱進，卻仍然缺乏更進一步的論述。本文採取了侍從主義仍未消失，而是產生「轉型」的觀點，選擇新北市的選區作為研究，運用實際參與、深度訪談等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與觀察。就分析觀察結果，侍從主義連結已經產生由傳統模式過渡到統合化性質：對於民選政治人物來說，當侍從結構的經營模式仍然對獲得勝選有利時，仍然將思考如何運用所掌握的國家資源，來最大化經營效益與爭取選票，經營的對象也由傳統侍從關係的個人、宗親、家族，轉變為社團、組織、協會等人民團體，透過彼此的資源釋放與反饋行為，穩固政治人物在選區的政治基礎與基層實力。因此，侍從主義並非就此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種轉變過後的型態與樣貌在持續進行。

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台灣首度採用「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除了多數選區必須重新規劃外，選民也首度有機會在一次選舉針對「同一職位」握有兩張選票，一票投人、一票投黨，提供選民更多元的投票選擇。學理上，選民的投票抉擇，除了受到個人背景與心理認知態度的影響外，所處的外在環境也會透過人際互動或環境氛圍，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在方法上，若忽略總體層次的影響，將可能高估個體層次自變數在統計檢定上的顯著效果。為此，本研究藉由多層模型的建構，利用「階層推廣線性模型」(HGLM)的統計方法，將選民個體層次與選區總體層次的變數同時納入模型分析，檢視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除了選民個人的人口特徵與政治態度外，選民所處之外在選區環境特性，也確實對於選民的投票抉擇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其中包括選區的經濟發展、政黨勢力版圖、候選人屬性等。而這種系絡效果在單一選區候選人票的影響力要高於政黨比例代表選票。此外，在兩票制下，選民採取一致投票的比例相當高，達76.6%。小黨認同者為避免浪費選票，在單一選區中確實存在策略投票，導致分裂投票的結果。不過在政黨比例代表的選票上，也因為有5%的席次分配門檻，也會出現策略投票的結果。但不論選民因何種因素採取分裂投票，皆存在以泛藍、泛綠為主的「聯盟投票」型態。且泛藍陣營內的聯盟投票要比泛綠陣營來的明顯，驗證了台灣目前政黨競爭的情境與政治氛圍。

傳統之選區劃分多採用人工方式進行，不但費時耗力，同時不容易維持公平公正之原則，導致客觀性受扭曲而產生爭議。歷史上透過選區劃分來操弄選舉最有名的例子首推美國麻州的傑利蠑螈劃分方式，因此後人在選區劃分時必須堅守公平客觀之原則，自動化之選區劃分應運而生。以電腦科技自動劃分選區不但省時省力，同時也能滿足公平公正等客觀的選區劃分要求。 過去我們提出了一系列的選區劃分方法，著重於產生大量的劃分解集合，並從中挑選形狀較佳之解，卻沒有考慮到維持鄉鎮市層級行政區之完整性。本論文中，我們提出了一套新的選區劃分方式，除了考慮鄉鎮市層級行政區之完整性外，同時考慮選取較佳之起始點，以獲得較佳之選區形狀，成功的劃分出良好的選區。 我們首先從挑選較佳之起始點，透過質心范諾圖的觀念劃分出形狀較完整之初始選區，然後修正各選區之人口至合理的誤差範圍內，再進行鄉鎮市層級行政區分割數之修正，以避免該層級行政區被過渡分割。由於行政區分割數修正可能影響並擴大人口誤差，為確保人口誤差維持在合理範圍內，我們進行第二次人口修正，以免人口誤差過大，隨後進行形狀調整以提高凸包面積比，最後再度進行鄉鎮市層級行政區分割數修正，儘量少分割鄉鎮市層級之行政區域。 實作中我們以台北市為例，採用四組不同的起始點進行選區劃分，結果都十分良好。我們將中選會公佈之劃分法與這四組結果進行比較，中選會的劃分方式在行政區分割數上比我們的結果好，但在人口誤差與形狀上都不及我們的劃分方式優異。另外我們也選取行政中心為起始點進行劃分並將結果與中選會的結果比較，也獲得相同的結論。至於選情預估方面，我們也證實了不同的選區劃分方式的確將造成選舉結果之改變。 / Traditionally, electoral redistricting was done manually which was time consumming, inefficient, and hard to maintain fairnes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biased electoral redistricting in human history was proposed by Elbridge Gerry in 1812, socalled the Gerrymandering districting. After that, fairness and objectivity are required in every electoral redistricting and, hence, come to the era of automatic redistricting. We have proposed a series of automatic electoral redistricting mechanisms that were emphasized on producing huge amount of feasible solutions and selecting the right solutions from them. However, we did not consider avoiding over partitioning a county in the proposed mechanisms. In this thesis, we developed a new mechanism for electoral redistricting which not only avoiding the over partitioning problem but also start the redistricting by chosing a better set of seeds. Using a set of better seeds, we can get a better set of initial electoral districts through the help of centroidal Voronoi diagram. Then, we adjust the population in every district followed by reducing the partitioning number of each county. Since adjusting the county partitioning number may violate the population requirement of the districts, we shall check the population requirement of all the districts again before checking compactness of all the districts. Finally, we applied the county partitioning number reduction process once more to reduce the partitioning number as many as we can. In the experiments, we used Taipei city to verify our mechanism. Four set of seeds were used to generate different redistricting solutions. We compared our results with the result announced by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CEC) and found that CEC’s results has better average county partitioning number but worse population error as well as worse compactness. We also used th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center as the seeds to generate the fifth redistricting solutions and obtained the same conclusion, i. e., CEC’s results has better average county partitioning number but worse population error as well as worse compactness. We also demonstrated that different redistricting results may change the election outcomes.

在台灣，選舉幾乎是每年會遇到的政治活動，也是部落裡家常便飯的話題。選舉的研究，更是政治學裡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然對原住民族選舉的研究及論述，極為缺乏。 目前法規定明確保障原住民族的參選管道中，以立法委員因掌有國家許多重大權責，也是臺灣平日政治場域的媒體焦點，故可以說是原住民裡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原住民投票選出該些政治人物，相當程度上即等於選擇了原住民未來的政治走向。 1972年政府首次開辦原住民立委選舉以來，至今已舉行過11次（1972～2004），參選人次數總計達117人次，以參選人數來算合計有66位，其中山地原住民有59人次35位參選者；平地原住民有58人次31位參選者，當選者合計有21位。這些原住民菁英為何參選？如何參選？參（當）選條件？競選過程？選舉對原住民族文化的影響？及透過原住民立委選舉檢視原住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係本論文關注的議題。 就參選人、所提政見及投（得）票率言，原住民歷屆（次）參選立委者的年齡分佈情形以40~49歲者為最多。就性別言，參與的人少，且需有特殊背景者才有機會當選。在參選的民族別上，山地原住民以泰雅族及排灣族二大族為主，平地原住民以阿美族為主。在當選的人次數上，也以前述三族為主，特別是阿美族，幾乎壟斷整個平地原住民選區名額，且該三大族的當選率，在原住民族代議政治的比率上，顯然有「過度代表」的現象。而就參選人的分佈言，不管是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參選人皆集中在某些地區（如平原的臺東市，山原的南投縣），而選上的地區亦隨著集中於該些區域，另因大量原鄉的原住民移居都會區，故約自1980年代末開始，原住民立委參選人也開始重視都會區的經營，尤其是平地原住民。就政黨言，至今為止仍以國民黨的參選次數最高，當選數亦最多，親民黨則居次，而民進黨也在執政後因握有執政資源而開始威脅國民黨。就參選人的學歷言，以學士學位最多。就參選人的經歷言，以曾擔任公職者最多，其中以現任立委試圖連任者居多，且是參選者的背景中當選率高者，之後是教育界及神職工作者。而原住民神職工作者在當中的參選率高，在原住民的選舉裡也算是一項特色。 就政見訴求言，依參選時期、參選人背景而有其不同的政見訴求，而觀察歷次原住民立委選舉政見內容的變遷，也可以探出原住民政治社會的變遷及變遷的方向。 就原住民立委選舉的投票率，整體言，民國時代初期的選舉投票率都還算高，會有如此相當高的投票率，一來是因為聚居，好動員，二來是國家進行政治社會化有效的結果。隨後約於1960年代末開始，出現原住民離開原鄉而外出工作，1980年代以後，更多的原住民（特別是東部的平地原住民）移入高雄、臺北、基隆、桃園等地區工作。這些在外地工作的原住民，因選舉無法回家投票而影響部落的投票率，逐年降低的結果，原住民選區的投票率已開始低於全國性選區，尤其是平地原住民，投票率每下愈況，而已成為全國各選舉區投票率最低者！綜言之，原住民立委選舉投票率之高低，與政治局勢、名額多寡、競爭激烈程度、政黨動員程度及原鄉人口外流或戶籍遷移等有關。而投票率在地區性上的差異，與參選人的生長地及其民族身份有關係，如參選人最多的地方，其投票率通常也是較高。 就政黨與競選組織及策略言，目前仍以國民黨提名者當選的機會最穩，這與其黨組織的輔選與資源的有效運作，以及原住民心態上的一種政黨偏好有關。2001年立委選舉開始，原住民社會出現第二大政黨―親民黨，由於同國民黨都是泛藍色彩，故在複數選區下的選舉，二黨候選人彼此間其實也都會有某種程度的默契。民進黨成立以來，即力圖在原住民社會開拓疆域，但成效一直有限。2000年執政後由於掌握行政資源，而終於在2004年平地原住民選區獲得一席次，但終究發現，當時投票給民進黨候選人的支持者實多為泛藍群。 論及競選策略，解嚴前的原住民立委選舉，因為是黨政一體，可以想像幾乎是由國民黨從中操控著。一直到解嚴後，伴隨著原住民立委席次的增加，選舉越激烈時，競選的組織、動員、策略也更細膩。 就競選文化的民族「動」貌，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裡，哪些捲入選舉政治而成為當今原住民族選舉文化的特色，大舉有殺豬分肉、送檳榔、頭目、服飾、召集部落會議、年齡階級、文化祭儀、文宣圖案的原住民化、傳統姓名的強調、競選時原住民歌謠的使用、競選總部的佈置裝飾、及候選人善用族語以爭取認同支持等。 選舉、原住民、與國家間的關係言，就國家v.s原住民族，原運之參選立委最能凸顯之間的矛盾及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從意識上是反體制卻又不得不參選，及其政見議題的提出所顯示的意義―挑戰國家統治的合法性及其議題的主位性。1980年代以爭取原住民族各項權益及民族尊嚴之原運啟動以來，便與選舉扯上關係。從原住民的參選史來看，原權會或原運的核心幹部，幾乎都參選過，因為他們都體認到參選對原住民族權益爭取的重要性。 目前原住民族立委選制的問題主要有：選區過於廣大、民族代表性的不公平與不足、山原及平原選區的劃分過於僵硬（忽略都會區的原住民利益―都會地區的原住民無代表）、低投票率、誰制定遊戲規則等問題。原住民的選舉遊戲規則從來不是原住民自己決定，而負責規劃統籌國家選舉事務的中央選舉委員會，也從未有原住民人士參與。選舉乃民主政治最原始而必經的一種程序，政治亦以選舉而民主化。就此點而言，原住民的立委選舉因為很單一而不具民族性（民族代表？），且一直為絕大多數的原住民所反對，因而是不「民主」的選舉制度。 總言之，真正要落實總統與原住民族代表協定的「原住民族」與「國家」的「準國與國」伙伴關係，以及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中對原住民族自決權的尊重，首先需有效解決原住民族的參政問題。

台灣在2005年通過修憲，將過去立委選舉所採用的「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改為「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並於2008年第七屆立委選舉首度實施。有關民眾對新選制的知識以及選制知識如何影響其投票參與行為遂逐漸引起學界的關注。然而過去國內相關研究對於民眾選制知識的測量都只聚焦於新選制的制度成分（事實性選制知識），並沒有進一步探索民眾對這些制度成分可能帶來的政治影響的瞭解程度（概念性選制知識）。基於這樣的認識，本文嘗試延續現有為數不多的選制知識文獻，進一步延伸討論民眾對於不同類型選制知識的認知情形，一方面除了釐清事實性與概念性選制知識兩者之間的相關性以及各自的影響因素之外，另一方面則試圖探討不同類型的選制知識與選民分裂投票的關聯性。 　　 　　在經驗資料的研究結果上我們發現，事實性與概念性選制知識之間的關係為低度的正相關；民眾的教育程度、性別、年齡、對2012年選舉的關注程度、政治新聞接觸的頻率等，皆是同時影響民眾事實性與概念性選制知識的相同變數；此外，2008年立委選舉有沒有去投票此變數只與民眾的事實性選制知識達到統計上顯著的正相關，而政黨認同強度也只會影響民眾概念性選制知識的高低。在分裂投票的研究結果方面，事實性而非概念性選制知識才是影響因素。 　　 　　本文以初探性的角度出發，期許透過本文的發現，使得相關研究學者能注意到概念性（選制）知識的重要性，往後不僅只是注意事實性（選制）知識的內涵，未來更要深入瞭解概念性知識在激發、引導及合理化民眾政治評價及政治行為的可能性。同時在檢討與建議部分，本文也討論了概念性知識測量的困難，可能造成分析上的不足，這也是未來研究民眾選制知識，或是一般政治知識時所必須克服的挑戰。

立法委員為了回應選區利益，而對官僚體系提出要求和建議，等同於在行政權範圍內的事務上扮演了一個角色，介入了官僚行政之中。此一現象在台灣仍是有待開發的研究主題，對之進行研究不論在學術上或政治上都具有其重要性。 本研究從國會議員和官僚之間的夥伴關係出發，結合立法行為、國會與官僚研究相關的研究成果來建構本研究的理論，接著利用深入訪談、調查研究以及對個案資料的統計分析，檢視在目前立法院的議事程序之下，立法委員與行政機關的互動情形，並以這三方面的資料來印證本研究的理論。 研究結果發現，多數立法委員主動與行政機關接觸是為了進行選區服務，而行政機關與立法委員接觸主要是為了爭取立法委員對法案和預算的支持，接觸的目的顯示出雙方夥伴關係的基礎，而此一夥伴關係又以委員會為核心。在立法委員為了選區服務而接觸行政機關時，對行政機關提出了要求和建議，此時便介入了行政運作之中，本研究發現，不論是行政執行類、管理及計畫類還是法案與政策類都有立法委員介入的痕跡。然而，立法委員介入行政運作並不能予取予求，而行政機關通常也不會直接拒絕立法委員，而是會酌情給予通融、協助委員與選民溝通或是加速行政流程，所以，立法委員介入行政運作的結果不能完全以成敗來做區分。更重要的是，行政機關在面對立法委員的介入時，主要的考量有避免立法委員成為否決者、行政裁量權和資訊的運用，而對於個別立法委員的考量則主要是該立法委員的委員會經歷、黨團三長的經歷、資深程度以及委員對該個案的重視程度。透過模型檢證發現，立法委員的委員會經歷、資深程度、對代表工作的偏重、選區需求等因素都會影響立法委員介入官僚行政的多寡以及介入的結果，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黨籍因素在介入多寡和介入結果兩個模型中也都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示出執政黨和在野黨的立法委員在介入多寡上可能沒有差別，而行政機關也可能因為在分立政府時期，同時面對掌控官僚體系的執政黨以及掌握國會多數的在野黨，而選擇不給予特定政黨的立法委員較多的資源，僅依立法委員的國會資歷和重視程度來考量如何回應立法委員所提出的要求，此部分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關鍵詞：立法委員、官僚、選區服務、互利的夥伴關係、否決者。

為因應選舉法規變更或時代變遷，往往必須重劃選區。傳統上，選區重劃都是以人工方式劃分。以人工方式劃分選區固然能考慮較多因素，包括最難數據化的人文因素，但人力成本高，也容易引起爭議。 本研究中，我們提出一個有系統的方式以自動劃分選區。主要的考慮因素為選區之人口數、選區形狀及二級行政區之完整性。我們的劃分方式主要分為三部份：產生起始選區、二級行政區分割修正及選區形狀調整。在產生起始選區步驟，我們根據位能場的觀念，劃分出人口數符合標準之起始選區，再經過行政區分割修正以維持二級行政區之完整性，最後採用基因演算法來調整選區形狀，以避免傑利蠑螈的狀況。 我們以台北市為例，來闡述我們的方法，實做的結果顯示我們的方法能有效的做正確的選區重劃。 / Electoral redistricting is normally required when election regulations changed. Traditionally, electoral redistricting is done manually. Though manual redistricting could consider humane or cultural factor, which may be very difficult to be included in the computation model, the cost of manual redistricting normally is high. In addition, manual redistricting may induce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this thesis, we propose a systematic way that could do the electoral redistricting automatically. Our major considerations are: (1) the population must be evenly partitioned, within an acceptable error; (2) the shape of the redistricted region is reasonably good; (3) the integrity of the second level district must be kept reasonably well. Our method consists of three major parts: initial district production, district’s integrity fixing, and district reshaping. The concept of potential is used in producing the initial districts. A heuristic is used in fixing the district’s integrity. And, finally, Genetic Algorithm is used in district reshaping. We use Taipei City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our idea.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our method can do electoral redistricting effectively.

在複數選區的選舉制度以及講求「恩庇依隨」與「回報」的人情關係下，常見台灣的民意代表以服務選民的方式來建立自己的「個人選票」（personal vote），提供服務的民意代表期待接受服務的選民在未來的選舉中，以選票回饋來增加當選的機會。本研究以台灣選民為主要分析單元，輔以對立委的調查資料與投開票記錄，探討民意代表的「選區服務」是否誘發選民投票支持的回饋行為。 研究發現，台灣選民傾向將選票投給他們認為著重服務工作的政黨。另外，曾經接受過民意代表「個案服務」（case work）的選民也傾向將選票回饋給提供服務的民代，而且不受選民自身政黨認同的影響。本研究也發現，第三屆區域立委普遍認為選民服務的工作對他們爭取選票是最有幫助的，其次才是在立法院的問政表現。研究發現立委若是愈重視「選區服務」，則他們連任當選的機率也就愈高，選票也就愈集中在某些村里。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民代的服務工作確實產生了「個人選票」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