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自行為論與起後，強調政治研究要應用乎學方法去彙集經驗資料以探求行為的規律，然後去解釋以及預測政治現象。這種觀點，運用到中共問題的研究，可能是一件吃力而不討好的工作，但是，如果我們要使中共問題的研究成為一個較有系統與科學的知識，作為描述、解釋、預測的工具，這仍不失為一個可行而值得嘗試的途徑。 依據政治社會化的理論，一個人的政治行為模式是經過學習的過程而來的，透過社會化的過程，政治文化內到個人的人格當中，形成個人政治行為的取向與模式。因此，政治社會化對個人來說，是個人獲取政治行為取向及行為模式的發展過程，對一個政治社會來說，它是政治體系之維持，穩定與變遷的重要的因素。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大陸建立政權，它引進了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反動的產物－－共產主義，它不僅與中國傳統文化澈底衝突，並且以強烈的政治教育手段，意圖改變中國大陸人民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模式。這牽涉億萬同胞內在凡理的深刻變化，其內容與過程，特別值得我們關切。 本文即嘗試透過中共小學教科書的內容分析，來了解其如何塑造下一代大陸兒童的政治人格及其行為，由於中共有意的貶低家庭對社會化的功能，學校即成為最有系統以及最容易控制的媒介，教科書雖然只是構成兒童社會化經驗的一部分，但是，教科書的內容，反映出中共政權政治社會化的目標與策略。也就是說，中共要塑造怎樣的一種典型人格與其政治行為模式，俱反映在教科書的內容之中。 對於教科書的研究分析，本文採用「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研究方法，以客觀的、系統的定量分析從中共一九七○－－七二、一九七四－－七五以及一九七七年語文教科書的主題，分析探討中共所期望的下一代兒童的政治人格形象。然而，由於學識淺薄，疏漏錯誤，必定難免，尤望師長及專家學者的指教。 本文在蒐集資料及寫作過程中，承蒙師長袁頌西教授的細心指正，曹伯一教授以及東亞所師長的指導，長官吳俊才先生、丁懋時先生、楚崧秋先生、蔣廉儒先生、陳濟民先生給予的指導與協助，同事項紀臺小姐，以及同學朱應斌、洪孟啟、朱新民、齊茂吉、丁秀芝等在資料蒐集、統計、騰寫方面等的協助，十分感激。同時內人宋美慧女士的鼓勵與體諒，謹此深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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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中央政府總預算，乃國家某一年度歲入出之依據，國政上何者應與？何者應革？有何支出？重點何在？如何收入以應付各項支出？均為總預算表達之重心，亦為國家施政之藍圖。試若預算編制不良，不僅增加人民不必要之負擔，且國家經費如缺乏適當之分配，亦與國民福利有礙，可見其對國家施政與人民福利的影響，洵屬至深且鉅。 筆者曾任職於立法院預算委員會，有幸在國會山莊實際參與預算審議之作業，傾聆總預算之質詢與答覆，益感其重要性；惟以斯項資料收集不易，坊間少有此類論著，乃有志對現階段中央政府總預算之興革作一探討，冀期拋磚引玉，使中央政府總預算之編制與審查，能夠愈趨核實更加進步，斯為本文之研究動機及目的。 貳、研究範圍 本文之研究範圍，係以現階段中央政府總預算為主，另對與之相輔相成之「政府預算制度」亦作一探討；至於國防、外交部分，事涉國家機密，自不屬本文研討之列。另因中央政府總預算涵蓋內容十分廣泛，本文僅就與「預算內容」或「制度主體」有關者加以探討，至若各項預算單位在業務上、經營上如何與革？則不屬本文研討之列。 參、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方法，係以敘述性（Descriptive）及探索性（Exploratory）之方式進行，就政府遷台以來各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加以分析，另就立法院審議斯項預算之改進意見加以整理，並輔以學理上之探討，冀期使理論與實務相融合。 惟以社會科學之興革建議，本難有必然之答案，文中所提之改進建議，當屬「探討性之意見」，絕非冀圖以之作為最完美之定讞。 肆、論文結構： 本文分五章十六節，都七萬餘言。其內容大要為： 第一章：緒論。首論政府預算之基本功能，並就總預算之內容及審議現況作一概述，同時闡述現階段政府的預算政策。 第二章：當前我國預算制度的研討。旨在比較研究政府預算制度的各種型態，同時探討我國現行預算制度，並試擬改進之建議。 第三章：現階段國家總預算的檢討與改進。旨在就當前國家總預算的幾許重大問題加以探討，最後舉述近年國會審議後之改進意見。 第四章：國營事業營業預算的檢討與改造。首先探討建立預算制度的幾個前提問題，並就當前國營事業營業預算的幾許重大問題提出改進建議，最後列舉年來國會審查斯項預算後的改進意見。 第五章：結論：就本文提出總結，並對後繼之研究者託予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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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廣州交易會之意義 自一九五七年起，中共每年分春、秋雨季在廣州舉辦『中國出商品交易會』，迄一九七六年春季止，已歷十九年餘，共舉辦了三十九屆。 依中共之說法，廣州交易會是本著平等互利、互通有無之原則以展覽和銷售相結合、當面看樣就地成交、有賣有買的方式，以促進中國大陸與各國間之貿易。似與一般國際性的展售會相類似，以促進中國大陸與各國間之貿易。似與一般國際性的展售會相類似，惟在事實上，交易會卻具有不尋常的意義。以其接待對象而言，非但係以非共國家人士為主，且全憑中共之意願而邀請，故歷屆交易會外商的來自國家和地區，反映了中共對外貿易的方向。就展品內容來看，交易會的展品不僅止於出口商品之樣品，尚包括大批所謂反映大陸工農業生產和科技成就的非賣品，因此，交易會實為中共經建成果的宣傳樹窗。歷屆交易會的成交金額，在中共外貿額中佔有很大的比重，最高時會超過四分之一，故交易會交易情況的冷熱往往表示中共外貿之盛衰，從而間接反映了大陸政治、經濟情況的一斑。此外，在中共『政治經濟不分離』的口號下，廣州交易會不僅是一項經濟性的活動，同時也是政治性的活動，有時甚至政治成份大於經濟成份，實堪為中共以貿易手段進行統戰的典型例子。 第二章 廣州交易會之設立背影及沿革 中共之所以在一九五七年創辦廣州交易會，積極拓展對自由世界之貿易，其背景主要為：（一）中共與蘇俄之貿易甚受蘇俄剝削，在價格與匯率計算方面吃虧很大，故在主觀上，中共不願再擴大與蘇俄之貿易；在客觀上，由於過去向蘇借款及歷年貿易逆差為數龐大且急待清償，亦無力繼續自俄大量輸入，中共乃思改變貿易方向。（二）中共已覺察對俄貿易依存度過大之害，而蘇俄以國際分工之理論，企圖控制中共經濟，更使中共不滿，故急欲建立多邊之貿易關係，以滅少對蘇俄之依賴。（三）中共過去以飢餓輸出政策，向亞非落後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國家。削價傾售大陸產品，並進行國際經濟統戰，會稍具成果，為加強此種效果，故舉辦廣州交易會。（四）由於中共之種種運用，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的禁運，在一九五○年代中期，已有逐漸放寬之勢，中共於此時趁機設立交易會，加西方國家之貿易攻勢，欲圖使禁運政策澈底解除，以獲得所需之工業設備及物資， 並加深西方國家間經濟利益之矛盾，以削弱反共陳容。 廣州交易會是由前此幾個在廣州舉辦的展覽會演變而來的，這些展覽會的舉辦經驗，使中共確定了廣州交易會的方式與性質，它們主要是：（一）宣傳性的『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引起了中共舉辦商品展覽會的興趣。（二）地區性的『廣州出口物資交流展覽會』，將原來國內的物資交流會，改成出口的形式，並以當面看樣、就地成交之方式進行。（三）試驗性的『廣州出口商品展覽會』，是全中國大陸各種產品的綜合性展售會，內容包括供出口的商口和炫耀經建成就的產品，並以非自由參加的方式邀請非共國家人與會，由於成效不錯，中共乃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推出首屆廣州交易會，於十月再度舉辦，從此決定了陸續舉辦交易會的原則，而交易會也就成為中共對外貿易中一個常設的機構。 第三章 廣州交易會之組織與活動 廣州交易會之會址，會經幾度遷移擴大，但均設於廣州市，現今交易會展館，係於一九七四年春季啟用，面積達十一萬平方公尺，較首屆交易會增加約有十倍之多。最初舉辦時，交易會只設有五個展館，其後不斷增加，一九七四年春季以後，共有展館十二個，分門別類展出各種產品和所謂先進與型單位之事跡。交易會的承辦單位，有（一）以為外貿部為首的貿易行政系統。（二）貿易業務系統之七個進出口公司和十個專業公司，在交易會舉行期間，由各進出口公司組成各種交易團，駐會與到會外商進行貿易洽談。（三）廣東省、廣州市的偽地方政府，負責交易會的一般事務，歷屆交易會之『主委』即均由粵、穗偽政府之頭目擔任。 交易會對於展品和商品之搜集係採取集中而有系統的方法，除利用現成嚴密的搜購網外，復有各種特別措施，以增加產品之來源和保持不斷的推陳出新。為給予與會外商良好印象，每屆交易會前便必整頓廣州市容，增加物質供應，並大捕犯罪份子，有時甚至以軍隊保護交易會，以期順利舉行；對於參加交易會之外商，則又恐有所謂破壞份子混入，因此，對於外商之入境有種種限制和規定。入境之後，則又限制其行動之自由和活動的笵圍。在進行交易時，交易會所採取的方法主要有三，即是展覽與交易相結合、當面洽談看樣成交、購銷業務同時並進，中共自稱『這樣的交易方式，在目前世界貿易中是少見的，也是最好不過的。』在交易活動之外，中共還舉辦許多大規模的宴會，進行自我宣傳，或召開座談會，實施統戰工作，或安排參觀遊覽，宣傳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 第四章 歷屆廣州交易會概況 在最初四年齡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交易會之規模雖然發展很快，但在中共整個外貿活動中仍不甚重要，參加之外商不多，主要是港澳和東南亞的僑胞，每屆之展品亦僅有一、兩萬件，並且會期也較不固定。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之十二屆交易會，呈現前後期不同的情況，一般而言，前三年中，新產品增加較少，外商之參加不踴躍，交易情況冷落，與一九六○年同為交易會的第一個衰退期；後三年則反是，每屆有數千件新展品，一九六五年會有新展品七千件，參加外商由一九六四年春季之三千七百多人增至一九六六年秋季之六千多人，交易金額則在一九六四年春季接近過去最高峰之一九五九年秋季，以後幾屆均陸續創造新紀錄。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年，交易會在文革動亂的影響下，雖仍按期舉辦，但情況與以前大不相同，最突出的一點是會中政治氣氛非常濃厚，廣州交易會變成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場合，交易活動反居於較不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文革所造成的中共經濟低潮，亦在交易會上反映出來，形成交易會舉辦以來的第二個低潮。 一九七一年以後，廣州交易會的規模有很大的發展，展品由三萬件擴充至四萬餘件，參加之外商由一萬餘人增至二萬多人，最高時會有三萬人以上參加，其所來自之國家和地區亦更廣泛，由八十餘國發展至一百餘國，所達成的交易額也有巨幅增長，如一九七三年兩屆交易會共成交約廿五億五千多萬美元，佔該年中共外貿總額四分之一強，但一九七四年春季以後，交易會又由盛轉衰呈現衰退現象。 第五章 廣州交易會之分析 縱觀歷年交易會的成交金額，可見其係呈循環波動現象，在一九七三年以前，大致有五個短期性之波動，每一波動經歷之期限約為三至四年，此種現象並與中共對外貿易之情況相符合，惟在衰退時期，交易會之發展則常數倍於整個對外貿易，故其總成長率十數倍於外貿，這是由於中共刻意發展廣州交易會的結果。再以交易會成交金額在中共外貿中的比重來看，最初比例並不高，但一九六五年以後則平均約佔五分之一，故中共常稱『交易會已成為我國同世界各國經濟貿易界人士友好往來的紐帶和開展貿易戰的重要場所。』至於歷屆交易會交易金額的徨波動，則顯然是大陸經濟情況的反映，最初三年和一九六三年至六六年交易金額的增長，是中共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經濟調整期工農業生產增加的反映，一九六○年至六二年和一九六七年至六九的減退，則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經濟衰退的反映，一九七○年以後，交易會成交之大幅增加，除因中共經濟逐漸正常外，還由於世界性的通貨膨脹和各國貨幣之重新估價以及中共對外關係之發展、外貿政策之改變。 歷屆交易會展品數量之增加和質量之改進，是中共強調的重點之一，其目的是欲以此宣揚大陸農業生產豐收和科技發達、工業進步，從而肯定毛共政權的統治。最初交易會展品只有一萬二千多件，一九七四年春季以後則達四萬多件，在質量上工礦展品的比例也有顯著的增加，惟從近年中共進出口商品之結構分析，在出口商品中，工礦產品之比重雖較其政權初成立時提高，但比例並不如中共所稱之大，而且主要是由於紡織品和輕工藝品輸出的增加，至於重化工業品則輸出甚為零星，而輸入甚多，故基本上目前中共經濟仍未脫離農業國家巢臼。 廣州交易會之任務，就交易意義來說有二，一為經濟的，欲爭取外匯，套購物資；一為政治的，配合其外交活動，發展對外關係，並實行對外擴張政策，此兩項任務又常因對象之差異而有重點之不同。就展覽會之意義而言，交易會之任務亦有二，其一是促進中國大陸與各國之貿易，另一是向海外進行宣傳，包括對大陸經濟建設的宣傳和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 在一九六六年以後，日本一直是中共的最大貿易興國，但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以前，雙方並無『邦交』，因此，中共對日本的貿易成為經濟與政治因素交織的最佳例子，由於政治因素的考慮，雙方貿易往來幾全靠友好貿易進行，而友好貿易又多假廣州交易會為之，因此之故，日商歷年在交易會中的成交值，平均約佔雙方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四十，其中以一九六一年最高，達百分之六十一點五，並使日商成為廣州交易會最大的交易者，其佔有率約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第六章 從中共對外貿易關係看交易會未來可能趨勢 廣州交易會之所以在中共對外貿易中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乃是由於最初舉辦的背景相當複雜，因而具有多種的任務，然以現今中共對外貿易關係而看，此些背景多已不複存在，目前中共已與世界上大部份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係，對俄貿易比重於一九六七年以後即降至無足輕重的百分之三左右，西方國家對中共之禁運，自一九五七年逐漸放寬，時至今日已形同具文，中共與非共同家之貿易比重，於一九六三年超過半數，一九六六年後經常佔四分之三以上。在此情形下，以促進對非共國家貿易為主要目的的交易會，乃漸失去重要性，一九七四年起，中共已較不重視廣州交易會的舉辦，交易會有逐漸和其他展售會居於相似地位之勢。然在交易會交易情況衰退之中，中共仍不斷推出大量新展品，以渲染大陸經濟之進步，而加強交易會作為其經濟宣傳櫥窗的作用。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書舫上正式誕生。當初誰也沒有料想到，這個當時由十二個大多數為激進愛國青年所發起的幼稚組織，竟會在日後近代中國的歷史舞臺上，掀起空前未有的軒然大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更料不到，它竟一步步地變質，最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殘暴、極權、專制、黑暗的赤色政權，造成近代中國的最大悲劇。本論文即在探討這個組織誕生時的時代背景及其前因後果，嘗試從這搖撼近代中國的歷史事件中，尋找出某些歷史的教訓，以做為我們民族未來發展的鏡鑑。 本論文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認為：近代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乃是為了解決近代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面臨的民族難題與危機而產生的；但是由於歷史認識錯誤以及赤色以帝國主義的介入，它一開始就走上歧路，在不可能的客觀歷史事實與條件下，勉強地發動共產革命，終不免於失敗乃至變質的命運。全篇共分為三章十六節，再加上一個結論。第一章「時代背景」，描述近代中國一運串變革與革命所畜鬥追求的中心目標，以及民初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特徵與梗概。作者認為：近代中國革命的中心環結，乃在打倒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重建一個統一、獨立、富強的新中國；民初中國政治的特徵是武力主義的盛行；而當時的經濟在列強經濟力與政治力的宰制下，呈岌岌可危的現象，幼稚的民族工業無法發展，整個農村經濟瀕於破產邊緣；當時的社會正處於轉型期的過渡階段，舊的社會結構開始產生急速的蛻變。第二章「五四運動與新青年的覺醒」，描述五四運動，這個當試對中國文化與思想從事根本變革的新文化運動，及其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在本章中，作者首先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發生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五四學生愛國事件作了明確的區分，並指出它們之間的關係，同時對新文化運動的萌芽、內容、及影響，與五四學生愛國事件的前因後果，作了精簡而明晰的敘述；在對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評價中，作者認為：五四運動有它的貢獻，它重新喚醒了國人自義和團事變後幾已趨於消滅的民族主義情緒，它使國人擺脫傳統文化的死硬樊籠，使他們有勇氣重新檢討自已的文化，從事根本的變革，當試使中國從千年來歷史循環危機的命運中跳脫出來；但由於他們忽略了文化的延續性與根本變革的漸進性，無視於中國傳統文化中一些可貴的優點，貿然地走入虛無主義式的全盤否定的態度，導致社會的解體，在思想的一片真空中，給予殘暴的共產生義以乘虛而入的機會。第三章「新青年的布爾什維克化與中共的建立」，描述五四運動後一部份新青年， 如何逐漸走入共產主義，最後建立共產黨的幾個里程碑。在本章中，作者認為：當初一部份新青年之趨向於共產主義革命，乃是出於民族主義的動機，並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強烈影響，但初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克思主義，尤其對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並沒有深刻的了解，對這些學說仍抱著強烈的人道主義的幻想，在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過程中，第三國際的代表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可以說，中共實際上只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螾蛉子而已。最後一部分是「結論：歷史的評價」，在這全篇論文的總結中，作者提出如下的觀點：近代中國有三個主要的民族難題，第一、如何打破帝國主義列強的政治力的壓迫與經濟力的剝削，爭取民族獨立，建立發達的工業生產社會，第二、如何擺脫舊文化的死硬樊籠，經由健全、穩定的方式，吸收西文化的優點，建立科學的、適合現時代的文化，第三、如何擺脫千年來專制政治的傳統，建立根深於社會基礎的民主政治制度與觀念；中國初期的共產主義者，為了解決上述的第一個民族難題，同時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竟貿然地拋棄民主政治，走向共產革命之路，由於客觀環境與條件的限制，注定了其失敗乃至變質的命運，而對民主政治的否定，使國人無法從中世紀式的對人之思想與精神的束縛與壓迫中解放出來，打破專制政治黑暗、沉重的桎梏。作者深信：為了解決我們民族近代的歷史難題，我們必須在一個統一、有效、開明的政府的領導之下，團結一致，經由教育與文化的方式，踏實地、一點一滴點，從社會的根本基礎上，對我們的文化從事穩健的、漸進的根本變革，吸收別人的優點，保持自己的長處，建立一個嶄新的二十世紀的新中國文化；並默默蓄積力量，發展外交，利用帝國主義列強的矛盾，一步步的重建我們的民族經濟；又須建立民主政治的深厚基礎，以之為反共大業的基本精神武器，打倒空前殘暴專制的毛共政權。 面對一個如此高度敏感的問題，作者為使個人主觀的情感與立場不影響到選材、敘述、與立論的客觀，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將全篇論文嚴格地區分為事實的陳述與論點的發揮兩部分；在事實的陳述部分，作者根據確實的史料，以絕對冷靜、客觀的態度，將其以井然有序、簡潔明晰的結構組織起來，擺在讀者面前，畫量不夾雜任何個人的好惡與觀點；在論點的發揮部份，作者以其個人的學養、價值標準、與基本信念，對上述事實發表個人的感想與評論。本篇論文採用歷史研究法，即以大量歷史材料為基礎，尋找出這段史實的發展脈絡及各階段的主要特征，考察其日後的歷史發展，經由歷史的□溯，找出當初的造因，最後根據個人的學養成認識，得出某種結論。 本篇論文的大部分資料採自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圖書館與社會資料中心。該兩處的豐富藏書，尤其是其存有的原始資料，使本論文得以順利完成。 本論文在寫作過程中，承蒙恩師沈雲龍教授殷切指導與鼓勵，並承所主任曹伯一教授殷殷教誨，又蒙同窗好友張一桂、周春風、 張蓬生等同學的全力提供資料和相互切磋，在此一併感謝 。當然本篇論文所有的文字與觀點的責任，由作者一人負擔。

這一篇論文，筆者著手寫它開始的時間可以說甚早，但是卻一直拖延到幾乎整整一年後才完成，並且其內容與字數均有極不令人滿意處，這除了責怪筆者求學態度之欠紮實與資質之愚魯外，似乎不能有更好的託辭。筆者在此謹問所有關心這篇論文的師長、同學、友好致衷心的歉意，並深願以後有機會得能補過。 在此，筆者所樂於陳述的是關於這篇論文中所刻意提出的若觀念的問題，由於筆者畢業於政大歷史系，從而進入東亞研究所攻讀。就個人而言，他乃是希望能在這段時間中補足其歷史學習中自民國十五年以後的中國歷史知識上的空白。應該感謝的是東亞研究所確實滿足了這項要求。筆者在研究中國近代史過程中，發現這段歷史所具有的幾點特色，那就是中國之進入近代世界乃是在一種不平等與暴力屈辱下達成的，就世界史觀點看這個現象，就可以知道中國的企求進步或所謂現代化，其與若干歐洲國家之最大差異乃是在各自的目的上。嚴格地說，中國的目的由於客觀與主觀條件之影響，始終無法具較長期的考慮之性質；更嚴格地說，中國的企求現代化是陷入了方法論的難局中，他不免地使用了相當多的求一時之濟的手段而適足妨礙了他的真正目的。雖然歷史的步伐匆匆地由清季通過了民國初後而至於今，而且其間歷史的外觀面貌亦多有改變，但以身為一名歷史的學習者，筆者竟然以為前述難局的陰魂仍然在作出祟。中國的問題環繞在目的與手段的難能諧調上。 中共之得能坐大以至於竊奪了對中國人民的控制權何嘗不然？筆者甚至認為中共這顆惡果之能夠在中國的樹上長出，就是前述那種不良精神所造成。近代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源自求國家的富強上，富強是一個早經指出的遠程目標，隨後吾人所能看到的都是追逐該項目標之各種方法的運用，這些構成了民國史的主要格架，同時，對有效手段的狂熱追求，只造成了擔負追求富強直接責任的革命者們道德的敗壞，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狂潮，幾乎很難有一具體補救的方法可以扼止它，尤其在當代中國，但是歷史學習者的良知卻不能不使筆者指出此一事實——正如在此論文之第一章第一節中所云——因為這是一必要的求自知過程，可能有助於中國較合理的前途之追求工作。 在這篇論文中，中共是被判有罪的，但是並非出於狹義的仇恨，而是通過歷史責任的考核，因此顯然地，如果不能否認中共是一個由中國人所組成團體，這個責任便自然地落到每一中國人，尤其中國的生代肩上。筆者堅信中國自中共竊取了政權後，就走到了一條必須審慎目求檢討並重新起步的路口，吾人的責任是同前走去。歷史所可能帶來的最大功用是使□起的人們能夠較理智地避免前人所犯的錯誤，全民族的前途方是吾人的唯一前途。 這篇論文經過，曹主任伯一老師在章節與內容的結構上的細心指導與批改，筆者在此謹致最高的謝忱，應該慚愧的是筆者除了學識之淺陋外，並常犯主觀主義的錯失，所以要向曹主任表示由衷的歉意。另外，筆者也要感謝東亞所的前兩位主任吳師俊才，郭師華倫，以及鄭師學稼，在他們的教誨下，不只是筆者個人，而是全體東亞的的同學，在求學與生活上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樂與滿足，筆者的靈魂經常在感激的衝動下而從自我的軀體中奔出而擁抱他們。筆者也要感謝王健民，他是筆者從事中共問題研究的啟蒙者。筆者也要感謝國際關係研究所匪情組召集人朱文琳先生，筆者在組實習的近一年時間中，他與組中諸前輩先生與學長們直接、間接地幫助了筆者對中共問題各方面，尤其是動態情況地了解。筆者不方，但是及願繼續這方面的努力，希望將來能有稍稍成就以為誠敬的報謝。 最後，謹以這篇論文獻給苦難但偉大的中國以及我的父母親。

本研究之主旨，在探討電視媒介應用於「空中學校」之效果為何？以明瞭電視教師以什麼方法，在什麼情況下，運用電視媒介，傳授不同性質的課程，所收到的效果為何？並希望藉此研究一個有效的傳播模式，以供空中學校暨大眾傳播界參考。 解答這些問題，最好的方法是實驗法，但由於空中學校學生不易控制，無法作嚴謹的實驗，只得考慮可行的調查法和測驗法。本研究以生物、英文兩種不同性質的課程作一比較，探索電視教學在目前到底適合於何種性質的課程？能否加強學習興趣？同時，教師的教學方法、學生本身的特性都與電視教學的效果有關聯；故據此形成假設，並設計調查問卷及測驗題目，並根據學生的反應為主要資料，進行統計與分析。本研究係以成績、興趣增強代表效果，為因變數（Depenednet Variable），而以課程、教學方法與學生本身特性為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分別以變項變異分析、單項變異數分析（Twe Way & one Way ANOVA）、凱氏平方根（chisquake）及T值鑑定法（t-tase）來測量因變數與自變數的關係。 本研究以目的選樣法（Purpoeive Sampling）選出台北附設空中補習學校的建國中學、台北市立第一女子中學為對象，並以T 值鑑定法測量受試者能否代表總體，結果T值不顯著，表示抽樣具代表性。受試者在校成績與此次測驗成績的相關度，生物為○.五○五，英文為○.三四，相關極顯著。 本研究以桃園武陵中學附設空中補習試測對象以其測驗結果作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修正測驗卷。 本研究所得的結果與發現為： (一)電視教學在傳授理解性課程如生物等，有顯著功效，而語言性課程如英文等，效果較差。 (二)電視教學在促使學生對課程學習興趣增強方面的效果不顯著。 (三)當電視教師「善於利用」或「利用」電視特性來教學時，電視教學的效果差異不顯著。而且，當我們同時考慮到教學方法和課程性質時，其效果差異也不顯著，這表示，教學方法和課程性質間並無交互影響的現象。 (四)當空中學校的學生都是出於自動的學習，並且對電視教學「非常喜歡」或「喜歡」時，生物的電視教學效果與學生對課程的興趣及參預程度有關係；而英文的電視教學效果則與學生對課程的興趣及參預程度無關。 由此，可發現一個有效的傳播模式是這樣的： 「善於利用」或懂得「利用」電視特性的教師，運用電視媒介，針對一般出於「自動」學習，「非常喜歡」或「喜歡」電視教學，對課程感興趣並參預程度高的空中學校學生，傳授理解性的課程（如生物），最為有效。 本文對研究發現之結果，及其可能的運用，以及進一步的研究，作深一層的分析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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