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主旨。第二節：研究方法。第三節：新青 年雜誌的演變及本研究結構。 第二章：新青年雜誌的時代背景。第一節：國內政治和國際環境的變動。第二節： 國內社會條件和經濟狀況。第三節：民初中國知識份子的若干特性。 第三章：歐美文化為主導的階段。第一節：中西思想文化的差異和新思潮的意義。 第二節：個人的解放和新精神的建設。第三節：傳統思想文化的批判。第四節：政 治制度和中國政治問題。第五節：科學、宗教與迷信。第六節：文學革命。 第四章：從歐美模式到馬列模式的轉變歷程。第一節：對列強的失望與憤恨。第二 節：蘇俄革命的刺激。第三節：對西方文化和國內政治的失望。第四節：馬列思想 的理解和接受。 第五章：馬列主義為主導的階段。第一節：共產國際的革命哲學和革命戰略。第二 節：中國革命的戰略和策略。 第六章：總結。新青年雜誌先欲以歐美文化救治中國，後以馬列主義搞革命，是中 國現代史上影響最深遠的雜誌之一。

數十年來，中國共產黨對於儒家主義的文化價值產生巨變。不似四十年前的革命，當時共產黨欲拔除儒道深植的價值，孔夫子成為國家反革命的代表形象。相反的，近年來黨內開始重塑孔夫子的地位，藉由每年慶祝孔子誕辰，立孔子像以彰顯他的貢獻，塑造成中國偉大的聖人。這大膽假設過去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意識形態可能在改變，產生共鳴的對象從馬克思主義蛻變成儒家主義。另外一說：中國共產黨意圖採用普世的儒家價值來合理化其作為。因此我們應如何看待這個黨與過去其眼中的「魔」共舞？黨對於儒家主義的真正意圖為合？本文研究重點將解釋以上問題。 首先，本文將透過理論去探討儒家主義如何合理化政治行為。接著將透過重要的歷史背景因素證明一開始的中國共產黨對儒家主義的深惡痛絕。其後將透過第一手的文件和歷史文獻佐證在1980年代儒家主義復甦以後，黨轉變為尋找與大眾價值的共識──與儒家主義共存的立場。儒家主義的再次興起帶來了民族尊嚴，進而使黨更容易透過國家主義統一整個國家。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也試著傳播精心塑造的儒家主義，去蕪存菁的挑選出最利於黨的儒家元素架構。後段將提到中國共產黨如何選擇性的篩選儒家主義元素來支持獨裁統治，向國際營造中國穩定社會的形象；而非摒棄過去基本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卻選擇西化。最後駁斥某些立場：如中國共產黨正準備脫離現下的基本意識進而靠攏儒家主義。 因此，儘管過去中國共產黨批評儒家主義是製造階級化的淵藪，但現在卻一步步採用同樣思想，合理化獨裁統治。這種五十步笑百步的行為，挑選了利於黨的儒家元素，將存在中國兩千年的儒家主義的這甕舊酒，裝到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這個新瓶裡。 /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ttitude towards the most profound determinan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 Confucianism – changed significantly. Not even 40 years ago, Confucius was represented as an anti-revolutionary enemy of the state, while the party tried to root out every sprout of Confucianism amongst the population. Contrarily, nowadays, the party seems to have re-instated Confucius to the position of ‘great Chinese sage’, for which it organizes his annual birthday parties, raises statues for him and praises his contributions to humanity. This leads some observers to the bold conclusion that the party might even be prepared to change its ideological basis from Marxism – which lost its resonance amongst the population anyways – to Confucianism. Others disagree, and argue that the party is just widening its legitimacy basis in a populist way by using all kinds of means, amongst which Confucianism. Thus, how should we assess the party’s dance with the former devil? What is actually the party’s plan with Confucianism? Giving an answer to the latter question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First of all, as most authors relate this phenomenon to the party’s quest for political legitimacy, a basic theoretical overview will be given, showing possible causality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Secondly, the most essent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will be provided in order to explain why the party was initially so malicious towards Confucianism. Subsequently, based on literature, and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primary sources, it will be argued that the party, after witnessing a popular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n the 1980s, on the one hand sought consensus with the population by co-opting this revival – a revival which led to national pride, enabling the party to capitalize on its nationalist legacy as unifier of the country – while it on the other hand tried to channel this development into a meticulously constructed form of Confucianism – by selecting some elements and discarding others – that would benefit the party. The latter refers to a fragmented version of Confucianism which supports authoritarian rule, enhances social stability, shows a gentler face of China to the outside world, presents an attractive cultural alternative to Westernization, but - most importantly - doesn’t present an ideological alternative to Marxism. The latter refutes the claim that the CCP is preparing to depart from its current ideological base towards Confucianism. Concluding,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party previously vigorously blamed Confucianism for having facilitated the subjugation of the population, it now more or less uses Confucianism in a similar manner. The pot seems to have called the kettle black. Therefore, the rol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CCP’s legitimacy strategy is old wine – symbolizing the way in which dynastical China has used a selection of Confucian teachings to enhance its authoritarian rule for two millennia – in a new socialist bottle.

一、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自古以來，東西文化各成系統，其中中國文化一直是東方文明的主流，中國文化的素質，自秦漢統一以來，至唐代始凝造成偉大而勻稱的文化體系，不但啟開了宋元明清四個朝代文化的大機運，影響所及遍於亞洲各國，如彼日本、安南、朝鮮、高昌、于闐、契丹等無一不受大唐文化之涵煦者。 中日兩國的關係具有兩千餘年的歷史，其在日本本國未有正式歷史記載的幾世紀以前，即通中國。古代日本文化之形成、典章制度之樹立，撥厥本源，完全受惠於中國、印度、朝鮮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皂洗禮，其中尤以中國的道德文化，對日本開化的功用，貢獻最大。這一種事實，為治日本史者所不敢否認。 二、隋唐政教的概況 三、日本古代文化的形成及隋唐政教影響於日本的概況 四、研究的範圍及參考資料的來源

本研究參酌Kchli & Jaworski (1990)所發展的市場導向理論架構，並依據中國文化的特性、中美企業的差異以及我國中小企業的特性，對Kchli & Jaworski (1990)的市場導向理論架構進行修改，發展出適合應用於我國中小企業的市場導向理論架構。 　　實證結果發現，關於市場導向的原因條件與市場導向之間的關係，在高階管理者因素方面，高階管理者的進取心對情報的產生和擴散都有正面的影響效果，而高階管理者的教育程度對情報的產生、擴散和反應則都沒有顯著的影響。另外，高階管理者對創新的接受程度對企業整體市場導向的正面影響效果，則主要是來自於對反應情報活動的影響，而高階管理者威權領導的程度對企業整體的市場導向程度與情報的產生和擴散則具有負面的影響。此外，高階管理者對市場導向的重視程度、風險規避的程度、教育程度以及關係取向的程度對企業整體的市場導向程度、情報的產生、擴散和反應則都沒有顯著的影響。 　　在組織系統因素方面，基本上，組織系統因素的三個變數對企業整體的市場導向程度都沒有顯著的影響。只有市場基準的報償系統對情報的產生和反應具有正面的影響，顯示中小企業可以透過市場基準報償系統的建立，用以激勵員工進而落實市場情報的產生和反應活動。此外，政治行為的接受程度以及面子整飾的程度對情報的產生、擴散和反應則都沒有顯著的影響。 　　在企業特性因素方面，產業別的差異對市場導向活動中情報的反應有所影響，顯示不同的產業間因為有著不同的行業特性以及不同的產業環境等產業別的差異因素，使得廠商在施行市場導向的活動上，對情報反應活動的著重程度有所不同，因而造成不同的產業問有明顯的差異存在。而企業規模和經營型態對情報的產生、擴散和反應則都沒有顯著的影響。因此，在企業特性因素方面，只有產業別差異對企業整體的市場導向程度有所影響，企業規模和經營型態對企業整體的市場導向程度則都沒有顯著的影響。 　　綜而言之，對市場導向的施行程度具有顯著影響的原因條件有高階管理者的進取心、高階管理者對創新的接受程度、高階管理者威權領導的程度、組織內市場基準的報償系統以及產業別的差異等五個變數。 　　另外，關於市場導向與市場導向績效之間的關係方面，整體市場導向的程度對顧客滿意度、員工間的團隊精神都有正面的影響，但對企業的獲利力卻沒有顯著的影響。再者，市場導向的三階段行銷活動對顧客滿意度、團隊精神的影響程度則不一。就顧客滿意度而言，擴散情報和反應情報的活動對顧客滿意度都有正面的影響效果，而影響員工間團隊精神的市場導向活動則有產生情報和擴散情報等兩階段的行銷活動，另外，就企業的獲利力而言，市場導向的三階段行銷活動對產業平減後的企業獲利率則都沒有顯著的影響。 　　綜而言之，雖然企業的獲利率仍然受產業因素的影響較大，因而出現了市場導向的施行對公司獲利率的貢獻不如外在產業市場成長對公司獲利率的貢獻的現象，但是基本上，市場導向的施行程度對市場績效具有顯著且正面的影響效果，這個結論大致上是肯定的。

台灣企業自民國七十年以來開展對外投資的步伐，而大陸地區又是許多外 移台灣廠商的最愛。雖然兩岸本根植於同一文化而發展，但是四十餘年的 分隔已使得一般大陸員工在價值觀念上與我們有異。直到目前我國企管學 界尚未有系統地進行兩岸跨文化管理之比較研究，眾多台商的成敗經驗因 此無法有效累積，故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一、了解大陸員工的價值想法； 二、探訪台商針對兩岸文化差異而採用的特殊管理作為；三、依研究結果 為台商提出配合兩岸文化差異而改進管理效能的建議。研究結論認為：由 於大陸員工與台灣幹部同仁間的價值觀念不同，登陸的台灣企業主所採取 的管理作法並不能完全因襲過去在台灣的模式；但是一旦對登陸懷有經濟 因素以外的特殊投資動機或策略目的，台商的管理行為就會有特別的考量 。大陸員工對於上級「職務權威」的接受程度比台灣員工低，所以台資企 業管理幹部需要具備更多的「魅力權威」才能提升管理績效；多數大陸人 習慣集體行動，比較不願意冒個人風險，並且在人際行為上具有更強的防 衛性和攻擊性。最後，隨著時間的發展，大陸員工的價值觀念和工作態度 會受到外商企業管理制度與本身從業經驗的影響而產生變化。台商企業惟 有保持高度的彈性與對環境變化的警覺，才能針對現實情況、適切地調整 管理方法，從而得到最佳績效。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