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亞洲匯率危機的發生，引發學者對於危機發生原因的論戰。對於亞洲匯率危機發生的國家而言，究竟那些匯率危機理論具有解釋能力？又匯率危機是否是可以透過基本面的指標來預測的？假使可以效力又是如何？本文中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於是使用東亞六國包含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六個開發中國家1971-1998年的收據資料，並運用Probit的計量模型來進行實證研究。 本文實證結果發現，在匯率危機理論的解釋上，第一代匯率危機理論的論述，並不足以完全解釋東亞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匯率危險的發生，必須再加上第二代的匯率危機理論的論述，才能完整找出東亞發展中國家匯率危機發生的決定因素。再者，在東亞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危機發生前，其基本面情況的確是程現亞化的趨勢。但是基本面惡化程度，並不足以單獨決定匯率危機的發生，必預加入除了基本面惡化程度，並不足以單獨決定匯率危機的發生，必須加入除了基本面以外，其它會影響投資人的行為和預期因素，如市場資訊不完全而造成群眾的盲從效果以及跨國的漫延效果......等等，綜合起來最後才會導致投機性攻擊而引發危機。換句話說，當政府在進行施政決策或者是投資人在進行經濟決策時，基本面因素或許不是政府或投資人唯一的考量，但卻是重要的考量之一。 另外，針對東亞地區匯率危機是否是可以預警以及預警效力如何的問題。經由實證結果，我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不論是從樣本內或樣本外來看這組解釋變數的指標的預測效力，都有超過百分之七十的預測水準。

歐元之誕生帶給歷經亞洲金融風暴後亟思區域金融穩定以及擺脫美元依賴之東亞各國思考是否有建制共同貨幣之契機。然而歐洲共同貨幣雖帶給歐元區國家十年之光景，但其背後卻隱藏著某些制度面之問題，這些問題在二○○八年之全球金融海嘯催化下一一浮現，導致後續歐元區問題國家陷入主權債信危機之泥淖當中，市場上一度懷疑歐元區是否將因此而崩盤。而本文透過貨幣聯盟之理論基礎－最適通貨區域理論之建構、歐洲貨幣整合之歷史脈絡與歐元相關規範之實際運作情形以及歐債危機事件來試圖釐清歐元在制度方面所存在之缺失。 本文發現歐元區各國經濟體質、發展差異甚大，卻刻使用同一種貨幣，顯然與最適通貨區域理論有所悖離；然推究其原因，應是歐元創立所代表之「政治意涵」凌駕於「經濟意涵」之上，缺乏穩固之經濟整合基礎卻加速推進貨幣整合進程可謂當時決策者們在歷史機緣下不得不為之豪賭，且德法兩國不遵守「穩定暨成長公約」，卻得以政治手段免去相關罰則，造成之財政紀律廢弛更是雪上加霜；而從歐債危機事件中也看出歐元區缺乏金融緊急救援機制，以及應可省思將早期預警功能與退場機制結合並確實執行，以達勸戒及嚇阻之效。 在亞洲共同貨幣之建制方面，應可借鏡歐元區至今為止之起伏歷程以及參考本文所點出之若干要點，作為初步的規劃方向；另外在日圓國際化受挫、人民幣崛起背景下，日本、中國兩大區域強權雖對於區域貨幣整合策略有所分歧，但於撼動「東亞美元本位體系」上應可達成共識。是以日本或可朝此方向爭取中國在建制亞洲通貨單位上的支持。然而由於亞洲政經情勢過於複雜使得透過亞洲貨幣整合以通往「亞元」之漫漫長路上仍有眾多阻礙，此也在在考驗著各國決策者之政治決心以及手腕智慧。

歷經兩次金改，我國本國銀行的家數從2000年最高峰53間，降至2014年的39間，但國內銀行金融服務市場已趨飽和，銀行家數過多且規模過小的現象仍然存在，近年存放款利差縮小，銀行間價格競爭日趨激烈，對於整體銀行業的獲利能力影響甚鉅。為利我國銀行掌握亞洲經濟成長契機，提升獲利及國際競爭力，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自2013年起推動金融業布局亞洲，提出「金融業打亞洲盃」的政策宣言，鼓勵金融業整併或參股海外機構以擴大規模。 元大金控係以證券投資服務為主體而發展之金融控股公司，亦是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點名最積極投入打亞洲盃的金控之一，2015年8月元大金控宣布併購大眾銀行，合併後由子公司元大銀行為存續公司。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以元大金控併購大眾銀行為例，個別探討雙方發展現況及併購動機，並分析此併購案的策略目的及併購綜效。 本研究結果得出，元大金控藉由合併大眾銀行將產生以下併購綜效：(一)規模經濟效益、(二)均衡業務結構、(三)提升銀行獲利貢獻、(四)維持穩健資產品質，元大金控藉此拉升銀行業務的恆常獲利貢獻，進而轉型成證券及銀行雙主軸的金控，同時取得大眾銀行的香港分行，以香港為前進大陸的發展據點，經營兩岸三地金融服務市場，有助其朝向「亞太區最佳金融服務提供者」之願景邁進。 / After going through two financial reforms, the number of the banks in Taiwan had decreased from 53 banks in 2000 to around 39 banks in 2014. Still, the problem of an excess of the banking operators had persisted. Due to the saturated Taiwanese domestic market for commercial banking services, the interest spread had thinned remarkably and this oppressive situation had drawn the local commercial banks into a price war on interest rates on deposits and loans. In 2013, following the growing concern over the price competition and in the hope of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veness of Taiwan’s banking industry,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unveiled its plan—Asia Cup policy—to promote consolidation of domestic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ncourage them to invest overseas market to further scale up the business. Yuanta Financial Holdings, one of the holding companies that actively seek oversea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as the biggest securities broker in Taiwan. After completing the acquisitions and mergers of Ta Chong bank in August 2015, the company not only remains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securities market but also further strengthens its banking business. The thesis is based on the M&A case, and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reasons and motivations behind the M&A between tw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he company’s current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nalyze and understand what are synergistic gains that two banks benefit from the merger. In short,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merger between Yaunta financial holdings and Ta Chong Bank has created following M&A synergies—realizing economies of scale, balancing business structure, enhancing banking profitability, and maintaining steady asset quality. After merging with Ta Chong bank, Yaunta financial holdings transitioned from a securities brokerage-focused company to a holding company focused on Twins Pillar of securities and banking operations. Also, company’s Hong Kong branch, which was acquired from the M&A, will serve as a firm foothold in Chinese market in order for this banking giant Yaunta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ecoming best financial service provider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英國工業革命以來到目前為止，隨著經濟發展都市與日繁榮，但是一方面帶來了不少 的都市問題，譬如交通擁擠、環境污染、住宅問題及公共設施不足等不勝枚舉。 韓國台灣在很多方面發現其類似點。它門均在歷史、文化背景上相接近，特別兩個國 家的自然環境條件亦頗為類似，還有如今兩個國家皆已經由農業國家進入工業國家， 經濟發展突飛猛進，而成為亞洲四條龍之一。因此兩個國家目前所面臨的種種問題亦 在多方面相同。 但就兩個國家的都市更新方面而言，雖然它們的歷史、文化背景及自然環境條件相當 類似。但是兩國在都市發展過程上所作的都市更新有所不同，它們所採的都市更新之 方法各有千秋，其原因應該不少，都市計劃方面的學術交流不多也其原因之一，因此 ，比較分析兩國都市更新是值得的，亦可供關心都市更新的學術界人士及公務員參加 。 本論文可分為六章。首先在第一章闡述研究動機、目的、方法、步驟及範圍。在第二 章談到都市更新的意義、目的、方法及演變。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各略述漢誠錦湖地區 的都市更新與台北柳鄉社區的都市更新；更新計劃及目的、更新之財務、拆遷戶之安 置與土地之取得及處分，但是因蒐集資料之限制，兩個地區都市更新對社經的影響不 得分析。第五章就是本論文的最重要部分，以比較分析兩個地區都市更新之內容；更 新事業的行政體系、更新地區的土地之取得及處分、更新地區原住戶之安置、更新事 業的財政問題。最後在第六章論及本論文的結論與建議。

近二、三十年世界經濟發展比較快的國家都集中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日本發展超過美 國、西歐；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速度超過所有開發中的國家，成為全球經濟最具活力 的地區。同時亞太地區的資源、市場、資金、勞力等方面也擁有巨大的優勢和潛力。 因之，世界經濟學家紛紛預測廿一世紀前期亞洲太平洋地區將成為一個新的世界經濟 中心。縱觀北起日本、南韓，經中華民國台灣，以至香港、新加坡等國20年來均有長 足進步與發展。唯獨面臨太平洋的中國大陸沿海，北起大連南至海南島，在一千八百 多公里的沿海地區，看不到經濟的起步和發展。中共深受這種客觀情勢的壓迫感，面 臨極大刺激和挑戰! 因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宣布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 設後即指出：國際經濟發展已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 性，過去那種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狀態已被相互依賴所取代，世界經濟已成為一個整 體，誰也不能孤立於世界之外來發展經濟。所以經濟改革後，鄧小平說過：要使經濟 快速發展，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唯有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不能閉關自守。一九 七九年中共終於放棄封閉型經濟，走向開放型的經濟。 如上所述，在經濟舞台已移向亞太地區的同時，中央也做了大幅度的挑整以作為因應 之道；而這個因應之道就是在大陸的沿海地區發展出幾個開放程度大小不等的“經濟 開放區”；利用這些開放特區來達成幾個目的：ヾ發展國內經濟。ゝ以經濟特區作為 試驗資本主義的場所以作為推動全面經濟改革之參考依據。ゞ作為對港、澳、台灣的 經貿統戰。本論文內容係針對大陸近年來所開放的幾個特區來寫作，除了對其經濟、 政治上的作用進行探討之外；其重點仍偏重於支持經濟特區運作得以順暢的各種優惠 措施之討論，此乃因為“優惠措施”實係經濟特區有別於國內市場的主要特徵，而優 惠措施愈完善往往能吸引更多的外來投資。另外本論文也擬探討與特區相關的各種地 理環境及人文背景，俾使本論文能與實際情況相吻合而不是僅侷限於理論之層次。

本論文介紹傅利葉轉換於亞式選擇權評價上的應用探討，並藉由與其他評價方式比較，來凸顯此評價方法不須對標的價格做分配假設的評價優勢，以及藉由快速傅利葉所具有的快速演算優勢，來看對亞式選擇權評價的影響。

在1970年代Chalmers Johnson所描述的『發展國家』模式, 他特別將此模式適用在昭和日本（1925-1989）,但認為起源在明治時代,這種『計畫—理性』的模式把國家視為建設性的干涉經濟,不讓經濟聽任市場力量的支配,以便以適合於國家利益的方式指導和發展經濟,在1990年代後跟著日本經濟不景氣,這樣的論點也在學術圈消失了,本文並非是要挑戰這樣的觀點,而是嘗試在政府和汽車業上互動項目去歸納各項目政府和業者的實際互動結果,來更進一步論述由上到下的國家統合主義在汽車產業上會因時間的發展,市場力量的形成和汽車業者力量的狀大而形成何種變化,政府對汽車業者的在某些政策上的指導失靈或失效,但並非所有的政策上政府的角色有所退縮,在一些政策上政府有可能退到第二線成為輔導者,跟汽車業者『協議』而並非『指導』。 日本的汽車產業到現在已經90多年了,明治大正時期各式外國汽車被引進（被視為舶來品）,但當時日本本土汽車產業是非常脆弱和落後的,在關東大地震後才發現日本汽車的社會需求量時,日本政府也只能臨時向外購買來應急,但汽車市場的潛力已被挖掘出來了,1930年後美國的GM、福特成功的登陸日本汽車市場也成功的壟斷日本的汽車市場,1930年代初的日本國內廠商紛紛以卡車和巴士起家來避開當時世界最強的汽車。（乘客車－T型車） 1936年的226失敗的軍事政變,代表著日本已經遠離明治大正時代經濟自由主義以市場為導向的時代（前提是保護自己的民族工業,對內部並無明顯的干涉）,新興的極右派軍人和官僚菁英份子從此主導了日本各方面的發展,1937年從而通過『汽車工業製造法』把GM和福特趕出日本市場,而1937年後日本政府隨著戰爭需要擴大政府的角色,政府透過許多政策和中介組織去介入民間社會間動員人員和資源,戰後這一套作法大致上被延續下來成為現代日本政府和產業間的互動模式（鼓勵生產為主的管制經濟）,也是戰後日本政府與企業互動模式的參考經驗,在這個時代背景下,當時的大環境下,豐田日產和五十鈴只能接受政府指揮生產軍事用途的車輛（假如沒有這一段時間很難相信日本現在的本土汽車業會如此蓬勃,很可能到現在仍是美國車的天下）。 但戰後日本的汽車業已有工業化的洗禮,要往上爬只是需要的是機會和時間 而正確的來說戰後日本汽車業的成功完全拜三大『時機』造成的 第一時機是韓戰特需,二次戰後日本經濟接近瓦解,雖有美援的支持但道奇的預算平衡原則使的日本汽車業接近破產,韓戰所造成的美軍對汽車的訂單汽車零件和汽車修理造成日本汽車恢復戰前的水準和生產力。 第二時機即是隨後1960年代『所得倍加計劃』的成功和都市化的興起,高速道路的興建使的日本國內對汽車需求有跳耀式的成長,使日本汽車業群雄並起並成功建立起量產化的生產體制。 第三時機是石油危機後,全球石油價格暴漲,全球消費者對小汽車的需求量增加,日本此時開發出省油又環保的小汽車於是趁勢趕上這一波需求,1980年日本汽車生產量超過1100萬輛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生產國同年日系汽車在美國汽車市場佔有率達到23％ 。 而1990年代到現在,日本政府和企業有默契、有計劃得實施所謂的『亞洲戰略』,在1985年後日円昇值和歐洲、北美各自形成區域經濟圈,日本試圖建立起它與東亞東南亞互為一體的亞洲經濟圈（以日本為中心）,最近日本成功的與東南亞各國簽署FTA,推動所謂的東南亞的汽車外交。 美國的經濟學家麥克波特在《國家競爭力》 中指出，通常觀念上發展中國家往先進國家的路線發展，國家會有計劃主動在某一領域讓國內市場形成兩三家企業（政府劃分的）或是只有一家企業（規模經濟的考量）讓國家培養等到壯大後才到國際市場發展,目的是促進國內市場資源效率化,因為當國內市場競爭太激烈,相關資源消耗太嚴重會妨礙產業規模經濟的建立,然後國家把計劃性的國際產業推向國際市場,它的前提假設是它並不需要先在國內接受國內市場的考驗（如韓國培養三星和現代汽車 ,臺灣早期對裕隆汽車公司的扶植 ）。 但是日本汽車業發展的模式似忽在挑戰這一的觀念和認知,現在日本強大的汽車公司（豐田、日產）在戰後一開始都接受國內汽車其他公司在汽車市場嚴苛的競爭,逼迫自己不斷地進行組織改造和提高生產力,海外市場只不過是國內競爭力的延伸,假如日本汽車市場沒有本田技研的加入,也不可能在省油和環保的汽車引擎走在世界前面,所以日本汽車業的競爭優勢不在於國際市場的的動力而是在於日本國內市場競爭異常的競爭。 雖然如此日本政府仍在在汽車設計安全標準、汽車環保法規和汽車諸稅採取強硬的角色強迫汽車業者遵守,在汽車設計安全標準、汽車環保法規的標準上,日本的標準都是領先世界其他國家的,換言之能在日本生產出適合日本的汽車設計安全標準、汽車環保法規也同樣適用在全球的標準,且日本政府也尊循著Rothwell, R. and Zegveld, W.所說的創新政策工具分類法積極在未來汽車能源科技政策,在對外政策上與東南亞各國政府簽署FTA,積極的推動東南亞的汽車外交是最近日本政府在外交經貿角色上的一大成就

美國在2008年經歷金融風暴，面臨嚴重衰退，似乎打破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神話，反觀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大幅成長，隨著國力的提升，中國政府在國際外交的態度與立場漸趨強硬，中國對於核心利益的重視程度可謂與日俱增。與此同時，美國在結束中東戰事後，開始將其注意力轉向亞洲，冀能強化其在亞洲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存在，因而美國總統歐巴馬在2009年提出重返亞洲「再平衡」戰略。南海由於位居航運要道，居豐富天然資源，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近年來南海由於主權領土問題，各方爭議不斷，中美雙方亦在此議題上多次交手。 本研究擬採用米氏對於霸權與國際體系的論述，以觀察中美關係與兩國在南海的戰略走向。根據攻勢現實主義的觀點，本研究預期美國身為既有霸權，為保有其主導優勢地位，將會以離岸平衡者的姿態，採取推諉卸責以及制衡政策，避免亞太地區新興區域霸權的生成，因而在面對潛在霸權(中國)崛起時，美國身為區域霸主，符合米氏設定將採取「維持其全球主導地位的現狀」之戰略，而中國身為崛起中的大國，則將把握機會，提升自身權力，並渴望「改變現狀」，以求取代美國在亞洲地區的主導地位，成為亞太的區域霸主。 整體而論，中美兩國雖然在東亞體系處於競逐關係，但短期內仍會維持鬥而不破的往來模式。美國以離岸平衡姿態觀望，期望不與中國產生直接衝突；中國則把握戰略機遇期，提升實力，避免其崛起之路受到阻礙，兩國在經貿交流方面則最有可能因為共同利益攜手合作。

本研究分析現有有關應用電腦於改善ESL教學之理論，這些理論目前係為了提供較易懂與靈活的人機介面。本研究同時對於在中國大陸與台灣在ESL教學上應用CAI（電腦輔助教學）有關的討論也予以分析。 本研究也試圖提出一套方法來找出並發展適台這些市場的CAI/ESL工具，而且可證實工具的有效性。此外，本研究並提出對設計這些工具非常關鍵的技術、文化、社會以及政治方面的考量。 最後，本研究提出了一個「E計畫」的產品說明及設計。E計畫為一種模組性的CAI多媒體系統，用於加強台灣大學生第一年英語教學。 /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xisting theories underly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s to improve ESL education, theories which currently define the nature of interfaces designed to enhance access to and flexibility of computer-based information, and argument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aided instruction to the problem of ESL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language markets of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The paper then attempts to outline a methodology for identifying, developing, and verify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ppropriate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al ESL tools for these markets. Moreover, it outlines specific technolog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critical to the design of such tools. Finally, it provides a product description and design for Project E, a modular CAI multimedia program aimed at enhancing ESL training for a first-year English course for English students at a Taiwanese university.

觀察美國占領伊拉克的首要目的並不是確保該國向美國輸送大量的廉價石油。其背後的真實目的，是直接控制伊拉克的石油，防止其流向潛在的對手，尤其是中國。這是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試圖讓中國在英美控制的中東地區無落腳之地。波斯灣，世界石油供應的戰略重地，被美國控制已是不爭的事實，這個看法在中國之外也被廣泛認同。通過印度洋到達東北亞的海陸，是中國石油進口的主要通道，現在也被美國海軍所控制。讓人不足為奇的是，北京不僅關心這對其戰略的影響，還擔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更不用說對社會和政治穩定及整個國家的影響。北京最為擔心的是，美國會切斷中國的油路。 未來中國要如何因應美國亞洲戰略再平衡，除了以(一路一帶及亞投行)來解決減少麻六甲海峽的風險外，最為重要的關鍵點在於與俄羅斯的結盟因素及鄰近國家建立友好情誼，藉以突破美國的封鎖，冷戰雖然已經過去，但是看見圍堵政策似乎又悄悄啟動，這個議題是引起我關心進而產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