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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島，「全中國最大的特區」，「特區中的特區」，在中共宣布改制為中國第三十 個行省後，受到海峽兩岸及全球密節的關注，經國先生生前在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的中常會中曾指示有關單位密切注意其發展，其焦點並不在於行政區劃的改變，而 是伴隨著建省後所實行的整體經濟開發計畫，以及對台灣的影響。 海南島於各方面都有和台灣在客觀條件上相類似的地方，鄧小平指示海南島要在二十 年內趕上台灣，在中共致力建設海南，縮短與台灣差距的同時，令人不禁窺探出中共 「一國兩制」政策的昇華，再加上台灣目前面臨升級與突破的瓶頸階段，產業與資本 流失，經濟發展趨於弛緩，在強調「台灣經驗」、與中共開展和平與良性競賽的口號 聲中，海南的開發與建設應該對台灣有正面的刺激作用，更要在和平統一中國的前提 下共同致力於雙邊合作交流，為中國的長治久安與自由民主奠定穩固的基石，並提供 示範的模式。玆將本文架構鋪陳如后：( 全文共一冊，凡十萬字，六章二十節) 第一章 導論：研究動機、目的、範圍與方法。 第二章 海南地理環境、自然資源、與社會概況介紹。 第三章 海南建省背景分析：對外開放政策、漸進主義模式分析、建省構想之緣起與 歷程。 第四章 中共政權成立後海南開發 (含現階段的開發策略) 。 第五章 海南開發的前景評估。 第六章 結 論。

研究中共者不外政治與經濟兩大領域,惟綜觀中共政治改革是指如何精簡 機構､裁汰冗員､提高議事效率等,與一般認為的政治體制改革應在於實 現民主,重新確立人的尊嚴､價值及建立一種公平的社會秩序和國家制度 不同。 政治改革被局限於行政改革的層面,使中共的政治改革實際主要體 現於行政改革。故本論文的政企改革的政,是指行政改革。中共自1984年 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強調以增強企業活力,特 別是增強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業的活力,是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 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可以說中共經濟體制改革中,除了所有制及計劃管理 體制外最重要的改革,亦是目前中共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故本論文研究 中共經濟改革的重點主要在於企業改革。由於中共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 會主義國家,生產資料全歸國家所有,於是對企業採取國家所有國家經營的 方式, 造其經濟體制的弊端為政企不分,所以要增進企業的活力, 須從政 企分開､兩權分離方面進行改革才能成功,故政企分開或兩權分離的模式, 亦是本論文的研究主題。由於中國大陸幅員遼闊, 及中共在發展格局採取 非均衡發展策略 ,各地政企改革程度､政企分開或兩權分離模式不一, 經 濟特區作為中共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及新體制的試驗場, 其有關上述各方 面之改革必將對中國大陸其它地區產生試範效應,故本論文將研究區域設 定於經濟特區。 中共目前設立的五個經濟特區中,以深圳特區建立最早､ 發展最快,為國外學者公認中共實行四個現代化較成功的代表模式, 且其 多項創新體制改革經驗目前已逐漸在大陸其它地區獲得推廣,如合同工制 ､結構工資制及社會保險基金的統籌等。故本論文選擇深圳經濟特區為研 究區域,較具有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踐意涵。本論文希望藉由歸納 經濟特區政企管理體制改革經驗及政企分開､兩權分離模式, 以預測中共 未來政企管理體制改革的方向及兩權分離以重塑政府與企業互動係的新模 式。

在1980年代，英、美二國為解決二次世界大戰後所面臨的都市衰敗問題，遂選定符合條件之衰敗地區劃為「企業特區」（Enterprise Zone）。由政府於該區域內，在特定時間內降低政府管制標準及採用非直接性援助方式（如：稅賦減免、簡化規劃管制…等）來鼓勵投資開發，消除對經濟成長的障礙，藉此塑造良好投資環境，以減少廠商運作成本，吸引廠商與人口進駐，再以此帶動都市發展。 以我國都市發展而言，政府採用許多都市政策來增加都市的吸引力以促進都市成長，然而卻無企業特區的實施。就台南市發展現況來看，早期的商業空間-中西區-受到歷史變遷與全球化所造成的後工業化都市空間再結構影響，開始面臨沒落的危機，人口、產業呈現負成長的趨勢，連帶造成都市發展緩慢停滯。爰此，本研究試圖引進國外企業特區制度，以作為我國擬定中西區再發展政策之參考依據。 本研究首先由政府角色與區域經濟發展理論，探討政府政策、區域經濟與都市發展之關連並回顧相關文獻，作為政府劃設企業特區之理論基礎。其次，進行英、美二國實施企業特區之分析，包含實施背景、方式、效益等，再檢視台南市都市發展之歷程，探討中西區發展現況，並藉由層級分析法（AHP）來建構出以企業特區推動台南市中西區再發展之目標體系，包含3個主目標、11個次目標、33個策略。 本研究結果發現，企業特區以尊重市場機制及政府最小管制為核心概念，英、美二國對於企業特區有不同的發展定位與實施目標，就實施成效而言，英國認為該項計畫是有用的，但屬於不確定性之經濟發展計畫，美國則認為企業特區可為地區帶來正向的發展。經由層級分析法來分析專家問卷，本研究認為以企業特區推動台南市中西區再發展之策略可從以下方式著手：1.應以建構經濟環境為優先考量，並強調此一層面策略之重要性，其次再配合提升環境品質、解決社會發展問題。2.經濟發展以強化實質條件作為地區發展之基礎，再藉此擬訂鼓勵優勢產業進駐特區之相關策略。3.解決社會問題應優先增加在地居民就業機會。4.提升環境品質，以改善居住環境為優先項目。5.須從組織、法令、執行、監督層面，擬訂相關配套措施，使特區達到預期目標。

近二、三十年世界經濟發展比較快的國家都集中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日本發展超過美 國、西歐；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速度超過所有開發中的國家，成為全球經濟最具活力 的地區。同時亞太地區的資源、市場、資金、勞力等方面也擁有巨大的優勢和潛力。 因之，世界經濟學家紛紛預測廿一世紀前期亞洲太平洋地區將成為一個新的世界經濟 中心。縱觀北起日本、南韓，經中華民國台灣，以至香港、新加坡等國20年來均有長 足進步與發展。唯獨面臨太平洋的中國大陸沿海，北起大連南至海南島，在一千八百 多公里的沿海地區，看不到經濟的起步和發展。中共深受這種客觀情勢的壓迫感，面 臨極大刺激和挑戰! 因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宣布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 設後即指出：國際經濟發展已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 性，過去那種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狀態已被相互依賴所取代，世界經濟已成為一個整 體，誰也不能孤立於世界之外來發展經濟。所以經濟改革後，鄧小平說過：要使經濟 快速發展，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唯有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不能閉關自守。一九 七九年中共終於放棄封閉型經濟，走向開放型的經濟。 如上所述，在經濟舞台已移向亞太地區的同時，中央也做了大幅度的挑整以作為因應 之道；而這個因應之道就是在大陸的沿海地區發展出幾個開放程度大小不等的“經濟 開放區”；利用這些開放特區來達成幾個目的：ヾ發展國內經濟。ゝ以經濟特區作為 試驗資本主義的場所以作為推動全面經濟改革之參考依據。ゞ作為對港、澳、台灣的 經貿統戰。本論文內容係針對大陸近年來所開放的幾個特區來寫作，除了對其經濟、 政治上的作用進行探討之外；其重點仍偏重於支持經濟特區運作得以順暢的各種優惠 措施之討論，此乃因為“優惠措施”實係經濟特區有別於國內市場的主要特徵，而優 惠措施愈完善往往能吸引更多的外來投資。另外本論文也擬探討與特區相關的各種地 理環境及人文背景，俾使本論文能與實際情況相吻合而不是僅侷限於理論之層次。

本論文旨在探討澳門主權的歸屬，亦即中國與葡國在有關澳門地位問題上的爭議。中葡關係是中國與西方國家接觸的開端，葡人自一五五三年起，迄今在澳門已住了四百四十年。葡國佔住澳門歷明、清、民國、中共而不斷，認為「久佔之地，必有主權」，乃根據羅馬法上的時效原則，而中國 一直認為澳門乃「天朝地界」，准許葡人佔住乃中國皇帝的恩准。中葡雙方各持己見，學者也一直未能有效釐清。 不過，比對中、葡、意、荷、英、日各方資料後，便可見前人對澳門問題之見解實頗多偏頗之處，其原因乃在忽略中外資料之客觀比對。本論文可以斷言，葡人得以入居澳門，實在中國明朝末年的一種機緣巧合。葡人得以久居澳門，一方面由於中國認為此情況符合本身國家利益，另一方面則由於葡人善於迎合中國皇帝與官員心理。大量歷史事實顯示，葡人長期以來是在中國享有完整的澳門主權前提下，在澳門行使有限度的自治權的。這種類以唐代蕃坊的情況一直維持至一八四○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 由於清廷的戰敗與衰微，葡國遂於一八四九年以政變方式，將葡人的有限自治權擴大成排他管理權，將中國官員全部逐出澳門，令中國主權無法在澳門行使。一八八七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確認了葡國可以「永居、管理」澳門。 然而，中國一直沒有放棄過澳門主權。自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以來，歷任中國政府都企圖在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一九七九年二月，葡國終於承認澳門只是葡國管理之下的中國領土。一九八七年四月，中共與葡國簽訂了《聯合聲明》，決定了澳門將於二○○○年之前回歸中國。一九九三年三月，中共「八屆人大」通過了《澳門基本法》，為中共將來在「一國兩制」方針下統治澳門提供了法律根據。中葡兩國之間存在四百四十年的澳門地位問題，至此遂告結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緣起與目的。第二節研究方法與範圍。第三節資料來源與研究限制。 第二章 中共「四化」政策之提出與其工業目標 第一節「四化」政策產生之背景。第二節中共內部對新經濟路線之爭論。第三節工業 現代化之目標。 第三章 大陸資本形成之途徑 第一節影響資本形成之因素。第二節中共初期之資本形成：一、俄援時期（一九四九 －－六○年），二、「自力更生」時期（一九六一－－七五年）。第三節現階段資本 形成之主要途徑。 第四章 工業建設與外資利用 第一節石油工業。第二節煤炭工業。第三節電力工業。第四節鋼鐵工業。 第五章 利用外資方式與其對中共工業發展之影響 第一節經濟特區。第二節合資經營。第三節補償貿易。 第六章 中共工業化過程中外資吸收能力之評估 第一節由能源輸出與人員素質評估。第二節由投資計劃之綜合平衡評估。第三節由經 濟開發之決策能力評估。 第七章 結論與預測 第一節工業薄弱環節之深化。第二節今後利用外資之前途。

近年來，透過地區行銷以及文化政策的地區創新已經超越了保護主義，並且帶來了地區發展，也影響了行政特區以及地方政府。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探討什麼是影響地區行銷成功的因素？並且探討這些因素是如何被應用在文化特區？本研究透過這些成功的因素建立了一個基本的架構並且分析地區行銷策略。本論文的研究主軸主要是地區行銷的行銷創新。 本研究會從學術角度開始探討文化特區並且為韓國的文化特區下一個定義，並且根據研究的主軸做修正。研究的重心主要是韓國文化特區的比較研究。根據觀察，文化特區的形成有很多的因素及策略。不同的因素與策略會形成不同文化特區獨有的特色。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探討造成這種現象的成功因素與策略。 本研究關於地區行銷以及韓國文化政策的主要理論來自於創新理論、地區發展以及非營利機構。本研究使用理論建構、個案比較研究。本論文根據理論架構研究韓國文化特區的成功經驗，研究個案包括仁寺洞、大學路以及三清洞。研究時間自2011年10月到2012年六月。 關鍵字：文化特區、地區行銷、文化政策、仁寺洞、大學路、三清洞、首爾、韓國、地方認同、地方形象 / These days, district innovation through place marketing and cultural policy exceeds limitations stemming from the preservation of regional unique features and helps foster regional development, exerting great influence in special districts and local government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determine which are the most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in place marketing, and how these factors could be utilized in cultural districts. The study builds a framework and analyzes place marketing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cess and success factors. The main research focus is on marketing innovation aspects in place marketing. I will examine the academic definition of a cultural district and set a definition for Korean cultural districts, adjusting to the course and purpose of the intended study. Moreover, I have tried to comprehend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Korean cultural districts. It was observed tha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and strategies that lead the cultural district. Each guideline invents identities suited for each environment and provides help to strategies on forming cultural districts. And realistically, this study was done to know what successful factors and strategies actually lead that phenomenon. The primary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concepts in place marketing and Korean cultural policy for this study consist of innovation theory, place development,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GO). This study uses a theory building, comparative case research agenda with embedded, longitudinal and multiple case researches. The study appli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uccessful cultural districts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with the case studies of Insadong, Daehakro and Samcheongdong regions. The field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between October 2011 and June 2012. Key words: cultural district, managerial innovation, place marketing, cultural policy, Insadong, Daehakro, Samcheongdong, Seoul, Korea, place identity, place image.

中國共產黨建政8年後，就宣布完成全行業社會主義改造（1949-1956），實現了公有制與計畫經濟體制，取消了中國既有的混合經濟體制與私有財產制度。然而，自70年代末期開始，一連串試圖搞活經濟的措施開啟了中國經濟制度變化的序幕，30年來，中國已經由公有制計畫經濟體制，轉變到今日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形態。 那些力量驅動了這場變化？那些變數與其交互作用影響，變化了經濟改革的方向？通過經濟制度變化的過程，那些成果帶來經濟制度走上不歸路的效用呢？這是筆者試圖解釋的課題。 事實上，中國經濟制度的變化，是一連串政權行動者「始料未及」的變化的結果，這場制度變遷─中國由公有制計畫經濟體制重新回到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體制，一開始並未有指引變革行動的藍圖，變革的方向亦是在變化的過程上才漸次浮現的，它受到制度的限制，也受到偶發事件的影響，當然也就不意味是整體領導層的共識結果，它是在特定歷史結構與制度交錯相互影響下的產物。換句話說，是歷史（時間序列上的事件與變化）、制度與行動者組構了這場變遷。同時，這也是一場動態的變遷過程，變遷的路徑有來自制度遺產的影響，它也存在著路徑依賴的現象。 不過，路徑因行動者與制度安排的激勵而強化，從而實現變遷，但也在行動者基於觀念（意識形態）或利益下予以限制，從而轉折到不同的方向上。筆者認為，在中國獨特的政經體制下，路徑自我強化的現象不是內部自我激勵造成的結果，而是來自外部的因素；在路徑依賴的背後，制度結構與行動者的作用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 筆者認為，改變中國經濟制度最重要的取徑，就是「雙軌制」。「雙軌制」是一項行動者非意圖的創造，它始自陳雲倡議「摸著石頭過河」，獲得鄧小平的贊同，從而形成「試點」模式，並作為該模式的指導原則。 此外，觀念的引進與衝突是這場變化過程的重要部份，像是在推動「經濟特區試點政策過程中尤為明顯；當政權領導人受外部引入的觀念的影響，產生經濟特區政策，而領導人內部也因觀念的分歧，形成足以阻滯特區試點政策的衝突；他們之間的衝突（正統派vs改革派）貫穿整個變遷過程，這也正好說明了觀念因素在中國改變經濟制度過程上的重要影響。 / 8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laimed that socialist reform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nducted. Public ownership and planned economy replaced mixed economy as well as private ownership. In the end of 1970s, however, a series of economic reform challenged public ownership with planned economy, which leads China enter into a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forces and consequences that drive economic reform. Through th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system, which leads China’s economy into a no return road. In fact,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is an unexpected result by political regulators. Originally, it did not have a blueprint to lead the way. The direction from public ownership to mixed economy emerged throughout the reform, which is not a common consensus from the political leaders. Instead, it is dominated by history, political system as well as regulator in a dynamic way. This path dependency with institutional heritage character is the spot light of economic reform. The author claims the importance and direction of this reform is dominated by external factor. The most importance factor that change China’s economic is the launch of dual system. This system, with the slogan of “crossing the river by groping the stones along the way,” is proposed by CHEN Yun and approved by Deng Xiao-Ping. The introduction of concep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rough the reform, which can be seemed from the process during the promotion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When political regulators received outer concept and launched SEZs, internal diversity emerged that blocking the reform. Conflicts between orthodoxy and reformist can be seemed throughout reform period, influencing the fo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