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共分七章十八節，總計約十二萬字。大致內容如下： 第一章 導 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範圍與方法，以及資料來源與限制。 第二章 「十三大」召開前夕的政經形勢 根據中共現行政經基本方針、政策，對中共「十三大」前夕之政治、經濟形勢進行分 析。 第三章 中共「十三大」概況與中共「十三大」後權力結構析評 從中共「十三大」前後，其黨政軍組織結構、派系變化、權力運作、人事變遷等各方 面，探討中共之權力結構，並評估其可能的變化和發展。 第四章 中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理論與實際 分析「初階論」的背景、主要任務、主要目的與「初階論」的侷限與困難。 第五章 「十三大」以後中共經濟改革的新動向與評估 回顧並檢討中共現階段農村經濟改革、對外開放政策和城市經濟改革的得失，而探討 「十三大」的召開對經濟改革的影響以及鄧小平模式理論體系的確立。其次從經濟方 面探討深化經濟改革面臨的難題與阻力。最後則分析中共「十三大」後，經濟改革動 向。 第六章 中共「十三大」提出的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分析 分析中共政治體制改革之背景與目的、改革之性質與內容，同時探討中共「十三大」 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構想。 第七章 結 論 評估中共「十三大」路線所要走的道路與實際運作之間的矛盾。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陝北延安召開，至同年六月十日閉幕。會期共五十天。 中共黨代表大會的召開，往往是配合時代背景的不同，對於過去政策的推行加以檢討；並根據其黨的發展生存情況而制定出未來政策和方向。因此，每次全會的召開，皆有其特殊的意義與目的。 中共自一九二一年組黨以來，黨的組織情況有很大的變化。對外而言，它有時處於地下黨的地位，因此一切組織活動都在秘密情勢中發展，有時又處於公開和半公開的地位，因此而有特別的政治號召，並且藉嚴格的黨內組織以控制其活動；它有時又與友黨處於「合作」的狀態，以便於伺機發展自己的力量。對內而言，它經常處於路線鬥爭、權力斗爭之中；而個人權力在黨內的消長、派系的形成與瓦解，更經常是在變化中。中共對內、對外的如許變化情勢，往往藉不同的途徑和方式，反應在歷屆的黨全國代表大會中。 中共自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以後，經過了十七年之久，才得召開「七大」。分析這十七年間，中共黨內、外的變化，能夠幫助我們瞭解「七全大會」召開的背景。 對外而言，「六大」之後，國共兩黨在政治、軍事上有很激烈的斗爭。國民政府軍於民國十九年冬起，對「江西蘇維埃區」進行了五次大規模的軍事圍剿，至民國二十三年十月方得媵利。接著中共長途流竄到達陝北，因著「西安事變」而得喘延。然後，再進一步藉日本軍閥發動侵華戰爭的機會，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為策略乘機發展、坐大。 在中共黨內，十七年來經過了「蘇維埃運動」實驗的失敗；「李立三路線」、「瞿秋白調和主義」的垮台。「國際派的興起和沒落，張國燾的分裂和失敗；總括這一段期間中共黨史的滄桑變化而言，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在黨內斗爭中得到勝利。毛澤東從一九三五年在「遵義會議」翻身後，便逐步的在黨內建立自己的勢力；排擠張國燾，分化、打擊國際派，十年間發表了大量的文字，以確立起所謂「毛澤東思想」。然後，藉「整風運動」肅清了黨內的異已分子，透過「學習」的途徑，修改了過去的黨史。而以政治統御文化，用個人代替黨史。 一九四五年的延安「七大」，總的反應出上述的各種特性。因此，可以如此認讓，中共「七全大會」召開的目的，在對外的意義上，是要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發展的黨、軍力量做為資本，借「聯合政府」的方式為號召，以竊奪政權。在對內的意義上，是企圖透過「個人崇拜」確立毛澤東的獨裁領導。 本論文撰寫目的，就是以時間為經，以事實為緯，對中共黨的七全大會的召開，做出客觀而合理的分析批評。 本論文的撰述完成，承蒙師長和朋友的幫助甚多。我謹在此深深感謝郭師華倫的殷殷指導。使筆者在學術研究的練習寫作上能夠多所獲益。

中國共產黨是亞洲共黨的褓姆，不論東南亞的馬共、棉共、緬共、寮共或越共，或者是東北亞的韓共和日共，都直接間接以中共為馬首是瞻，接受他們的物質援助和思想領導，有的甚至完全聽命於中共。因此，中共實可稱為亞洲之禍首。 以韓國為例，自從一九四五年光復以來，即無時無刻不在北韓直接威脅的陰影籠罩之下，一九五○年韓國的大部分且曾淪陷在北韓共黨手中，當時大批中共軍隊湧入韓國參戰，幾手引發另一次世界大戰。到今韓戰的慘痛經驗，仍然銘刻在韓國人民心底‘。 雖然韓國的反共立場很堅定，但因客觀因素及其他環境影響，在韓國研究共產主義或者研究中國共產黨，就像用一雙眼睛看東西一樣，難免發生「視差」的現象，不易把握事物的真象。所以三年前，當韓國「京鄉新聞」派本人到中華民國當特派記者時，本人即趁此難得機會，請求吳主任準予進入東亞所鑽研中國共產黨問題。 本人在選擇論文題目時甚感苦惱。一方面是中共的各種問題廣闊複雜，不知如何決定。一方面，以外國人對中國語文的知識能力，閱讀檔案資料相當吃力。經過師友間不斷指點鼓勵，最後才選定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九大」）」作為論文主題。 一九六九年四月在北平舉行的「九大」就中共內部斗爭而言，它收拾了文化大革命的一筆爛帳，而為軍權坐大及林彪垮臺的起始；就對外關係而論，中共放棄明目張瞻與全世界為敵的暴力面目，改以「兩手策略」和「笑臉攻勢」來迷惑世人視聽。接著邀請尼克森訪問大陸，以談判代替對抗之聲大行其道，使民主國家的陣容 大亂，國際秩序整個改觀。由於「九大」具有這種「分水□」作用，本人乃決定對它作深入探討。 關於「九大」的資料和文件，極為散漫。本人在收集論文資料期間，曾花了不少時間，分別訪問國內數個研究中共的機關，在三年中，遍閱有關資料和書籍。由於語言文字方面的隔閡，不論閱讀或寫作均感事倍功半。但是，從這種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本人獲益匪淺。 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簡介中共「九大」以前的歷屆黨大會的會議經過；第二章探討「九大」召開的背景，其內容是從「三面紅旗」經中蘇共交惡到「文化大革命」的期間中，中共黨內權力斗爭與路線斗爭的經過以及文革時期紅衛兵的武斗與林彪一系共軍權力之膨脹為主；第三章敘述「九大」的籌備及其召開，著重於八屆十二中全會到「九大」期間，中共黨內各派系之間的暗斗與協調；第四章研究「九大」之政治路線，從其發表的「公報」中研討其對內與對外之政治路線的變化；第五章研究「九大」之組織路線，從其「憲法」之修改，及其黨政軍各機構之人事安排，看中共「政權」之不穩定性及斗爭性；第六章是「九大」之人事分析，從「九大」的人物來分析其各派系權力之消長，最後求得一簡單結論。 寫作本文最後一段時期，正值中南半島情勢惡化，高棉、越南相斷崩陷，寮國聯合政府瓦解，東南亞公約國家急求調整他們對中共的外交政策，而東北亞的朝鮮半島，亦突現緊張情勢。這一連串反應，莫不導源於尼克森對中共的「和解」與「談判」政策，使自由世界的陣腳大亂。而「尼克森主義」則是中共「笑臉外交」最豐碩的「戰利品」。由此更可見「九大」對研究中共外交政策的重要性。 本文承徐師晴嵐悉心指導，至為感激。郭師華倫、曹師伯一、朱師文琳的指點啟示，以及郝致誠先生的熱心教導，令人難忘。林乾義及徐新生兩位同學的大力幫忙，使本文得以順利完成，友情可感。其他師友之間的愛護和關懷，使本人在中華民國三年期間，充滿溫暖和愉快的回憶，實無法一一致其謝意。 本人學疏才淺，有關「九大」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自認無法窺其全貌，文中錯訛掛漏之處必多，而文之艱□不暢，更是難免，尚祈各位師長先進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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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自從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每一次全會的召開，代表者黨內的權力鬥爭和 路線鬥爭暫告平息。新的當權派通過代表大會建立新的權力體制，部置新的領導機構 ，推行新的政策和路線。 鄧小平是中共黨內極具傳奇性的人物，他曾三落三起，從十屆三中全會三度復出後， 積極展開權力部署，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且提出新的政策路線，經過激烈的爭門， 終於在六中全會將華國鋒逐出權力中心，為了肯定鄧小平的政策路線，必須召開黨全 國表大會，以取得合法地位，更以透過全會確立新的領導機構，順利執行新的政策， 此即本論文討論的主題：﹁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研究﹂。 二、本論文計有六章十四節總共約十萬字，首先分析鄧小平的復出，以及權力的膨脹 ，並指出鄧小平的政策改革構想。其次探討中共十二大召開的經過，以及十二大所欲 完成的目標，並對十二大提到政策目標所受到的阻力做一分析。最後，結論是十二大 的召開仍未能脫於中共傳統巢臼，雖然鄧小平意求救亡圖存，唯年事已高，再加上來 自黨內外左和右的壓力，其困難重重是可以預見的。

從整體國家權力機關體系而言，民族自治地方人大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大陸憲法賦予它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的地位和崇高的職權。其中，省級人大在整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織體系中，處於聯繫中央和地方，在工作分配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相對的，隨著地方人大權力的強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弱化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的能力。因此，探討中國大陸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立法權的行使，不僅有助於瞭解其政權穩固的因素，且有助於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充分行使自治權，確立和發展平等互助、團結合作、共同繁榮的民族關係。故在此等基礎上，本論文主要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權行使為討論對象，冀能透過科學的剖析，來闡述中國大陸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立法權的理論與實踐。 新疆自古以來即是多民族和多種宗教並存的地方，目前境內有53個民族人士分佈，其中有13個世居民族，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人口高達59.4%(2000年)，是中國大陸唯一的三級自治地方(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和民族鄉完備的區域。不僅依法享有一般省、直轄市的地方立法權，還有權根據當地實際和民族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在貫徹國家法律時可以制定某些變通辦法或補充規定，其立法權限與一般省、直轄市相對要大一些，但是又必須接受嚴格的立法監督，即必須履行報批程序。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第一部地方法規，是在1979年11月由自治區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關於邊境管理區安全保衛工作通告」。迄2006年1月止，共制定330個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和變通與補充規定，這些法規涉及到自治區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衛生、民政、宗教、環境與資源保護等各個方面。對於自治區的穩定有一定的作用存在。 雖然，中國大陸當局一再強調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地方立法中，已充分表現加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的原則。但從其所制定的法律內容上看，現有的民族法律、法規大都比較偏重原則、抽象，調整的手段和方法比較單一，多為指導性的規範，懲罰性的內容薄弱。從數量和結構上看，缺乏系統性，許多實踐急需的法律、法規及其配套法規、規章還沒有制定出來。從保障機制上看，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監督保障機制，實際執行起來難以達到法律、法規所規定的預期效果。事實上在中共現有體制下，唯有加強人民代表大會民主化與法制化，才是改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真正有效途徑。 關鍵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民族區域自治

在探討委員會制度的理論之中，「形式理論」（formal theory）、「新制度論」（new institutionalism）與「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等三個理論為學者所廣泛討論。有別於「新制度論」中多以「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為主的論述，本文以「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為導引、新制度應用架構為基礎，建立以「人員組成方式」、「選舉制度」與「輔助立法機構」做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專門委員會的三項制約因素。各專門委員會的職權主要可以分為「審議權」、「提案權」、「調查研究權」等三個部分，而研究發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專門委員會確實受到「委員會組成」、「選舉制度」與「輔助立法機構」等三項因素所制約。就制度功能而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專門委員會在發展上的確面臨到三大挑戰：「委員會組成層級偏低」、「間接選舉制度降低選舉效率，導致選區難以與委員會做連結」、「委員會與其他立法輔助機構功能重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