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從事醫療工作人員面臨醫療事故時，因為社會民情之關係，病家往往動輒以刑逼民，或抬棺抗議等劇烈手段，甚至濫用媒體直接或間接引發不正確的公眾輿論壓力，利用媒體審判醫療工作人員，試圖將醫師即斷定成為有過失的罪犯，其目的無非大多為要求醫療機構付出相當高額金錢做為賠償。然而，無罪推定已是為人身權力的一種保障 ，在未釐清責任之前即由媒體未審先判醫師有過失，這對不願造成醫療事故而竟然發生在己身的醫療工作人員，無非是強加另一種莫大的精神折磨與沉重壓力。當然，在醫療糾紛訴訟過程中，所耗費之時間、精力、及金錢，也已足夠讓醫師精疲力盡與頹喪。因此，尋求一個合理、適法之終止醫療紛爭方法，能夠兼顧法律上之安定性，又能符合個案正義之處理方案，正是我們要建立之要點。但是，要選擇有效以及合理之醫療糾紛解決方法，首先正是要瞭解醫療糾紛發生時，醫師所應負有之民事責任範圍。所以，本文探討醫療糾紛之醫師民事責任，就是要釐清當發生醫療事故時，醫療機構應負擔那些醫療責任，其中包括保護當事人利益之契約責任，以及法律規定不能侵害他人之侵權責任等。藉由讓醫師認知其在實行醫療業務中，應念茲在茲地要求自己履行的注意義務，以避免造成病人的傷害而發生醫療糾紛；而當面臨醫療事故時，醫師認知其所應負擔之民事責任，並做好應有之醫療責任保險，以承擔可能面臨之醫療風險，而能給予受害之病家合理之民事補償。 另外，在醫療過程中，原告通常處於不知醫療行為如何進行之情狀。不過，醫師對於醫療行為無法保證其結果成功，有些醫療事故也有可能係因活體組織之不可預測性而例外地僅能歸諸於命運。就此，如在醫療結果失敗之風險上，使醫師承擔過高之責任，則可能造成「防禦性醫療」，而阻礙醫學之進步。因此，由於醫師民事責任涉及醫師職業風險，及病人為憲法所保障之身體權、健康權、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及訴訟權等基本權之平衡問題，自然會有不同之價值衡量角度及討論結果。因此，在遵循憲法平等原則下，我們對處理醫師民事責任程序之問題做一番探討，並建構一個大家共同期盼之適合法理基礎的醫療糾紛處理機制。 首先我們先瞭解醫療行為的定義及類型，並探究醫療行為的諸多特性，例如醫療行為具有多樣性、侵權性、協力性、專屬性與從屬性、專業性與裁量性、有限性與不確定性、及信賴性等特性。藉探討醫療行為之事實特性及限制，用來釐清當醫療糾紛時，在考量醫師與病患間的特殊信賴關係，固然法律要求醫師應需負有更多的注意義務；但是，我們也要考慮醫療行為具不確定與專業裁量等特性，因此在論斷醫療作為義務之有無與注意義務之程度時，應有依個案之具體情形而為區辨的必要。換句話說，了解醫療行為的諸多特性，當有助於阻卻違法、因果關係等方面的探討；進而，可以適當建構醫師注意義務的程度與範圍，而對醫師民事責任的範圍做一個合理的規範。 其次，我們以醫療法明確規定的醫師民事責任應適用過失責任主義為原則，來探究醫療行為適切的法律責任。接下來，我們探究目前醫療糾紛的現況，就醫療糾紛的成因及增加的理由加以分析，並尋求解決之道。 實務上如同最高法院92年臺上字第1057號判決，上訴人朱○○因新○醫院因檢驗之疏失，致其未施行人工流產生下重度殘障之男嬰，侵害其權利。新○醫院就其債務履行輔助人給付方法之瑕疵，導致給付內容不符合債務之本旨，致朱○○受有損害，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因新○醫院等人債務不履行及侵權行為致損害朱○○自由選擇之權利，產下非其所預期而患有唐氏症等多重重度障礙之男嬰張○○，使其現在及將來必須支出之費用損害，朱○○請求賠償者積極損害，而非消極損害，而有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請求權競和之適用。由實務上的判決，醫院與病患間成立具委任性質之醫療契約，若可歸責任於醫院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致病患受損害，應依民法第227條之規定，負不完全給付債務不履行責任。另依第188條第1項:「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依此，受僱人之行為若依第184條第1項前段成立侵權責任，則僱用人應依第184條第1項負侵權責任之損害賠償。因此，為了尋求合理的解決醫療糾紛，我們更進一步釐清醫療本身的契約性質，及可能造成的侵權行為性質，對其所產生的法律效果及相關的舉證責任分配，將一一提出說明。 最後，在論及醫療糾紛的醫師之民事責任時，不應忽略醫師之最終目的是在救人，如果醫師因怕負擔過高之注意義務而不敢做為，非但危及病人，亦可能阻礙醫學的進步。因此，對醫療事故之責任承擔與可容許之醫療風險應做合理的界定，方能兼顧病人的權益與醫學之發展，故在立法與司法實踐上，值得我們的學界與法界共同慎重思量，本論文第六章即朝此方向提出了結論與建議，俾供參酌。

中國近年來為因應經濟快速發展，除極力追求技術自主與維護中國本土企業利益外，更注重自有知識產權之研發與保護。尤其兩岸地區經貿活動交流之頻繁，臺灣對中國投資方面，2011年一年間，核准對大陸投資件數575件，核准投(增)資金額更高達131億美元，且臺灣企業申請大陸專利件數逾21,600件，在在可見臺灣科技產業大規模佈局中國市場，顯見中國已成為臺灣企業專利爭訟之戰場，深入探討中國現行專利法制自刻不容緩。 2008年中國針對專利法進行第三次修法，嗣於2009年10月1日實施，在新法施行前，原侵犯專利權的賠償數額係按照權利人所受的損失或者侵權人所獲得的利益確定為依據，權利人的損失或侵權人的利益難以確定時，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修正後《專利法》第65條規定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實際損失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的利益。權利人之損失或侵權人之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專利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並明定法定賠償，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規定的法定賠償提高到專利法層次，法定額度從人民幣（下同）5,000元至50萬元提高到1萬元至100萬元，更明確化適用賠償數額之順序。 本文從探討中國新專利法中專利侵權損害賠償制度出發，再透過法學實證研究之方法，檢視修法後，中國人民法院就專利糾紛適用新法之情形，據以觀察不同屬性之專利侵權糾紛與法院判賠金額間之關聯性，探究中國人民法院現行審判實務上判定賠償額之現況，並提出相關修法建議。 / In response to the fast economic growth of recent decad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gun to contemplate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mphasize on pursuing independen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2011, Taiwan’s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has approved 575 investments in China by Taiwanese enterprises which the total amount has reached to US13.1 billions. The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filed by Taiwanese firms reached to 2,100 in the same year. It is therefore foreseeable that China will become a major battlefield for patent disputes between compan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those from Taiwan. The third round of amendments to the patent law of the P.R.C came into effect. Before this change,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was based on the losses suffered by the right holder or the profits earned through the infringement; if it wa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right holder’s loss or the violator’s profit, the amount was assessed by referring to the appropriate multiple of the amount of royalties of that patent under contractual license. Article 65 of the new patent law codifies that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damage caused by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patent right shall be assessed on the basis of the actual losses suffered by the right holder; if the actual losses are difficult to determine, it may be assessed on the basis of the profits earned through the infringement; if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either, the amount is assessed by reference to the appropriate multiple of the amount of royalty of that patent under contractual license. In the event that none of these amounts can be fairly ascertained, the court has the discretion to award compensation in the range of RMB 5,000 to 50,000 provided by a Supreme People’s Cour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rticle 65 also codifies the statutory damages to between RMB 10,000 and RMB 1,000,000. This article discusses damage compensation in China’s patent litigation and develops quantitative methodologies by means of empirical study, which includes examinations on 400judgments of patent infringement cases issued by Chinese courts and interviews with scholars and Chinese judges.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stimating litigation efficiency, as well as a proposal to corporations for framing patent enforcement strategies in China.

網路發展衝擊了現在的商標保護機制。有鑑於網路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智慧財產權的侵害態樣也不再單純，隨著科技發展逐漸改變，現有的法規已不足以應付現在的科技時代。現在許多人相比於一般逛商圈、電視購物的方式，越來越多人使用網購的方式購買商品，但是當賣家透過網路服務平台販售偽商品而侵害商標權人之商標權時，除了直接侵害商標的賣家，做為中間媒介的網路服務提供者是否亦應擔負責任？ 目前由於侵害者眾多、追查困難及訴訟經濟的考量，商標權人通常都會選擇中間的網路服務提供者作為訴追對象，雖然由於各國環境差異，導致在保護消費者與網路服務提供者的交易或是商標權人的利益上，有所不同：若是太過保護消費者及網路服務提供者，雖然能夠保護交易安全，但相對犧牲了商標權人的權利，但若是太過加重網路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又會破壞網路服務提供者的經營模式，因此，法院必須權衡兩方利益，發展對商標間接侵權一套相關的判斷機制。 台灣目前雖然對於商標權間接侵權的案例仍十分缺乏，但隨著目前消費者的消費型態來看，此種商標侵權態樣亦將隨之成長，而為了因應將來狀況，建立相關的法規範是急迫的事。目前台灣針對著作權及專利權雖然都有間接侵害的相關判決討論，但針對商標間接侵權卻仍未有相關法規規範，在5月商標法的修正案中，也未試圖加入相關討論。本文試圖分析國外商標間接侵權的發展，並參考台灣對於網路服務平台提供者的責任避風港限制，分析台灣環境該如何得移植國外商標間接侵權的相關標準，並建立一套我國的商標間接侵權的判斷機制。

企業名稱系表彰企業主體的代表，而企業名稱特取部份更是企業在為各項商業行為時，使市場上之交易對象起到辯識作用之標的。亦即，企業名稱是市場主體之間相互區別之標誌。依臺灣《商標法》第18條規定：「商標，指任何具有識別性之標識，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立體形狀、動態、全像圖、聲音等，或其聯合式所組成。前項所稱識別性，指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並得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者。」依中國大陸《商標法》第8條規定：「任何能夠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商品與他人的商品區別開的標誌，包括文字、圖形、字母、數位、三維標誌、顏色組合和聲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組合，均可以作為商標申請註冊。」由此可知，商標系識別某商品、服務之來源或與其相關具體個人或企業的顯著標誌。 　　企業名稱為一種姓名表彰，而商標為商品及服務來源之識別，雖然企業名稱和商標本身的功能不盡相同，但在企業持續對外進行交易、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後，其企業名稱在市場上將具有指向商品、服務來源之功能。企業名稱及商標都與企業的信譽息息相關，皆為商譽之承載者，作用都在於為交易對象提供識別標記，引導交易對象選擇，擴大自己的市場優勢，增加商譽價值。 　　在中國大陸及臺灣，對於企業名稱及商標皆實行分別立法和管理之制度，企業名稱之登記及商標之註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換言之，於其權利取得及保護之法律制度和管理體制不同之情況下，一旦商標和企業名稱中的特取名稱使用相同或相似的文字時，容易引發交易對象對商品或者服務來源的混淆及二者的權利衝突。解決二者權利衝突大多並非單一部法律即能分明，在中國大陸可能涉及《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等法律，在臺灣可能涉及《商標法》、《公平交易法》、《公司法》等法律。即便在相關法律中不乏對於解決企業名稱及商標衝突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據，但是法律仍為原則性規定，究竟何種情況下認定為惡意註冊商標或者惡意登記企業名稱等，仍需在司法實踐中逐步建構具體且可操作的判斷標準。另就「馳名商標」、「著名商標」保護而言，除了過去的避免混淆誤認外，近期對於「馳名商標」、「著名商標」之沖淡、減損其識別性或信譽的情況皆在規範之列，其與非「馳名商標」、非「著名商標」與企業名稱發生衝突時之解決亦存有差異。 　　準此，在企業名稱與商標之間的爭議不停發生之環境下，本論文希望以現有的法律制度為基礎，及兩岸實務案例發展所建構出的指導性原則，積極探索權利衝突解決的原則和機制。

本研究探討損害賠償計算方法理論對請求金額與判賠金額間差距幅度之影響。本研究以請求金額與判賠金額的差距幅度作為應變數，以三大損害賠償計算方法作為解釋變數，並設定三大群組變數作為控制變數。本研究之樣本為智財法院所審理之專利侵權求償判決，樣本期間為2008年9月至2010年9月。 本研究所建立之回歸模型解釋該差距幅度的變異量達45.1%。實證結果顯示，我國專利侵權損害賠償訴訟之差距幅度，顯著地受到總利益說及總銷售額說之兩種損害賠償計算方法的影響，但受合理權利金說之影響並不顯著。該等實證結果指出，總利益說的採用對於縮短請求差距幅度的影響能力，優於總銷售額說，代表著專利權人於訴訟中應詳盡地提出損害賠償相關事證，以獲得較高的賠償救濟。 /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association of the patent-damage calculation theories with the Variance between the amount of damage claimed and that awarded. Specifically, it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nce and three explanatory variables, namely, patent-damage calculation theories based on the profit, sales, and reasonable royalty, along with control variables including the case specifics, patents-at-issue, and litigants information. Its sample includes 186 patent infringement cases decided in Taiw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from 2008/9 to 2010/9. The empirical regression model explains 45.1% of the variation in the Variance. The results show significance associations of the Variance with the profit approach and the sales approach, but not with the reasonable royalty approach. Such findings point out that the profit approach is more successful at reducing the Variance, implying that the patentee should present more detailed evidence during litigation to get more awards.

現代人類的文明生活中，不論使用何種能源，絕大部分皆會轉換成電能被使用。基本上，文明社會為一「電」的社會。有鑒於電能儲存裝置對於生活的必要性，本文選定其為發明專利侵權問題之研究標的。 本文首先分析美國之發明專利制度與發明專利侵權成立要件，了解美國法院對於上述要件之看法。其次，針對電能儲存裝置之產業狀況與發明專利申請、布局和侵權訴訟等進行分析，了解此產業中主要的訴訟議題。並配合實際之美國的電能儲存裝置發明專利訴訟案例，了解產業實際的發明專利訴訟問題。且配合台灣廠商之研發與製造情況，針對台灣相關產業在此領域所遇到或可能遇到的訟訴困境提出因應之道。 本文認為台灣電能儲存裝置廠商因整場輸入技術與設備的經營模式，擁有較少的自有技術。對於下ㄧ代之薄膜太陽電池與燃料電池的開發，如能妥善規劃資源投入，並建立關鍵技術，則台灣上述廠商有機會掌握到下ㄧ波產業的先機。 本文經由比較太陽電池與燃料電池的專利申請狀況，發現台灣太陽電池的廠商在專利布局上有所不足，其相對於燃料電池，在美國的專利申請數量較少，且近年來於美國之專利申請數量銳減。發明專利能保護技術研發的心血，完善的專利布局更可讓發明人之技術受到完整的保護，此應為以後台灣廠商進行智慧財產權管理與規劃時，所應深慮的事項。

本論文以最高法院涉專利侵權民事訴訟判決為分析對象，而進行類型化的研究。本論文發現此類判決可分為「法律解釋爭議」、「專利爭議中鑑定報告證據力的認定爭議」、「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其他請求權基礎之爭議」、以及「特殊問題」等四個類型。而根據此類型化方式，我們可以系統化看待最高法院的判決對專利法發展的影響和貢獻。 / In this thesis, several patent infringement decisions of the Highest Court were analyzed for grouping. The decisions were further grouped by the legal issues therein into four types, “question of law,” “evidence of patent infringement analysis,” “cause of action,” and “special issue.” Through the grouping, the effects and contributations of the Highest Court over the patent law can b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懲罰性賠償金為英美法傳統下之制度，其目的在於以超越實際損害數額之賠償金，制裁主觀惡性程度特別重大之侵權人，與一般用以填補損害之補償性賠償金有本質上之差異。昔日多適用於被害人尊嚴遭嚴重侵犯之案件，然隨現代經濟社會之發展，亦漸用於處罰公司法人、制裁經濟犯罪。 我國侵權行為法主要繼受德國之體系，以損害填補為原則，故僅於特定領域之立法中承認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現行專利法採取懲罰性賠償金之立法例，而目前經濟部之修法草案則擬廢除。 本研究首先介紹美國法發展趨勢、實務重要案例與晚近之專利改革法案，歸納其趨勢為「嚴格限制故意侵權之構成、提高專利權人舉證責任、限縮懲罰性賠償金之適用範圍」；其次，以實證方式分析台灣智慧財產法院歷年相關之判決結果，認為實務運作有「大多數請求懲罰性賠償金之案例，連侵權責任都尚未構成，有請求浮濫、逼迫被告和解之嫌」、「法院認定侵權人故意，實質上往往僅論及侵權人『知悉系爭專利存在』即可，相較於現行法標準實過於寬鬆」；最後，綜合美國法發展趨勢、我國實務情形、懲罰性賠償金功能論與法律經濟分析觀點，認為我國尚不宜廢除專利侵權懲罰性賠償金制度，惟應將其限縮適用於「搭便車」與「專利有效性毋需再確認」之故意侵權情形，以降低社會研發成本、賦與從事研發者挑戰垃圾專利之機會，方切合專利法促進研發之本旨。 / Punitive damages, a traditional system under the common law, aims to sanction those infringers having substantially subjective malice by awarding enhanced damages beyond the actual damages. It is naturally different from compensatory damages. Punitive damages were originally used to dealing with serious violations of the victims’ dignity of the cas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ety, this system was gradually used to punishing corporations and sanctioning economic crimes. Since Taiwanese tort laws are mainly inherited from German laws, which only permit plaintiffs claiming for compensatory damages. Punitive damages were only adopted in several specific kinds of tort laws, as in the patent law. However, the provision of punitive damages was revoked in the current patent reform act drafted b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his study starts out by introducing the trend of American law, the essential practical cases, and the recent patent reform acts. It concludes the trend to have the following three characteristics: 1. Strictly limit the constitution of willful infringement; 2. Increase patentee’s burden of proof; and 3. Restrict the scope of awarding punitive damages. The study then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ed judgments of Taiw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nt over the years. It finds that in majority of the cases claiming punitive damages, most plaintiffs can even not to prove that defendants have infringed their patents, yet force defendants to settle. Also, the court in Taiwan usually award patentees punitive damages loosely only if they can prove that infringers had known the existence of the patent . This phenomenon makes the standard in practice not strict as the standard in law. Lastly, this study sums up the aspects from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merican patent law, current practice in Taiwan, the theory of punitive damages func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and finds that it would be inappropriate to revoke the provision of punitive damages in patent infringement case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punitive damages should be awarded only in two types of willful infringement: 1. when the defendant is a “free rider, or 2. when the validity of the patent need not be challenged anymore. This way, it may lower the cos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give developers more chance to challenge junk patents, and finally reach the purpose of patent law – encourage innovation.

因國人健康意識改變，就醫動機除了疾病之診斷治療之外，亦要求醫療活動之安全與品質。現行醫療訴訟實務，無論採用契約責任或侵權責任為請求權基礎，多以醫事人員是否有過失行為為主要爭點；然而，造成醫療損害的原因包括管理過失及人為過失，而醫療錯誤常發生在人與物的介面之中，此種訴訟方式將使醫療錯誤隱藏於醫事人員過失背後，無法呈現出醫療損害發生原因之全貌，亦無法對醫療品質改善及病人安全提升有所助益。本文以維護病人安全及提升醫療品質為目標，以醫院病人關係為基礎，重新定義醫院醫療服務及其內容，並建構醫院醫療服務之民事責任。 醫院之醫療服務係指「病人就醫過程中，醫院為診治病人所提供之一切專業醫療服務。」此定義涵括病人就醫過程中，所有需要專門醫事人員執行之醫療行為，及相關輔助之醫療軟硬體。 在醫院病人之醫療契約方面，病人締約目的為「以『專業』『安全』之醫療照護體系，達到控制或降低疾病可能風險的目標」，醫院依債務本旨應以「『專業』『安全』之醫療照護體系」為給付。醫院若違反其契約上給付義務，致病人受損害者，將可構成債務不履行責任。 在醫院醫療服務之侵權責任方面，無論僱用人侵權責任採推定過失或無過失責任模式，於醫療實務之適用上皆有許多缺點，而且無法對病人安全及醫療品質有所助益，我國應參考德國組織義務理論及美國醫院組織責任，建立醫院本身義務之理論基礎與具體內容，使醫院因醫療錯誤造成病人損害時，能獨立負起侵權責任。而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責任因涉及法律認定之解釋問題、法律體系混淆及法律經濟因素，於醫療服務之適用仍有待研究。 醫院醫療服務是否能適用危險責任，應依立法目的、服務本質、分散風險可能性、舉證困難等因素，決定其適用可能性。鑑於侵權行為之個人責任原則無法提升醫療品質，病人亦無法得到實質賠償，美國學界開始提倡醫療企業責任，以醫院作為醫療錯誤的唯一賠償責任人，使醫院致力於醫療錯誤之防免，達到維護病人安全及提升醫療品質之效果。考量我國目前醫療環境，在醫院企業化經營下，無過失責任於醫院醫療服務之適用應有重新審視之空間，以充實我國醫療糾紛民事損害賠償法制。實務應思考何謂「醫療服務提供欠缺安全性」的概念，以促進病人安全與提升醫療品質。

追求美麗是人的天性，隨著生活水平與國民經濟之提升，以及醫療科技之進步與發展，針對外觀容貌與身體形態來進行美化與改善的醫學美容，已成為社會上普遍之現象。醫學美容具有醫學與美容之雙重性質，透過手術、藥物、醫療器材等醫學知識與技術之運用，具有創傷性與侵入性，存在一定風險，加上美容整形之效果往往涉及個人主觀之認知，因此，當發生併發症或期待與結果有落差時，往往衍生出許多糾紛。醫學美容之醫療糾紛，其民事法律依據一般為侵權行為責任，亦可依契約性質，請求債務不履行之責任。此外，尚可能發生醫療廣告或產品責任等相關問題。透過本論文之探討並提出建議以供處理相關案件之實務及醫療從業人員參考。 本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論文研究之動機、目的、範圍與方法。第二章為醫學美容之性質，針對醫療行為之定義，分類與範圍，進行整理分析，並探討醫學美容之定義、範圍、執行資格。此外，就醫學美容與一般美容及一般醫療行為之異同作出區別，及說明常見醫學美容糾紛之原因。第三章為醫學美容契約之契約責任，針對醫學美容之承攬性質、給付義務、瑕疵擔保責任、債務不履行、免責約款等問題探討其要件與效力。第四章為醫學美容醫療之侵權行為責任，由於醫療糾紛多以侵權行為處理，此章就告知說明義務與醫療行為上之注意義務、舉證責任，與契約責任之競合等進行論述。第五章就現行法院實務判決作整理與分析比較。主要分為注意義務違反、說明義務違反、不滿意之結果等三個類型。第六章為其他責任問題，就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問題，以及衍生之醫療廣告與產品責任等相關責任問題，進行探討。第七章為結論與建議，綜合上述各章之研析，對醫學美容之相關民事法律責任及醫學美容糾紛之預防，提出相關建議與展望。期盼懇切對話溝通，客觀釐清責任歸屬，圓滿解決爭端，達成和諧互信之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