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以《春秋繁露》為主軸，透過比較「先秦儒學」與「黃老思想」兩大面向開展論述，圍繞著核心議題 —「君權」，希冀探究《春秋繁露》如何使獨尊儒術成為可能。《春秋繁露》代表著政治思想，「獨尊儒術」意味著現實政治，一方面，現實的政治迫使思想內涵的轉變，為了見容於統治者，不得不汲取他家的優點以為所用；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的成功整合後，便影響了現實政治，改變了指導方針。 漢武帝即位後，政治上大一統時代已經來臨，由於漢承秦制，因此，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專制政治的成形。然而，秦帝國的覆轍，使漢王朝不可能公開擁抱法家，但在政治權力不斷集中於君王的情形下，以「君上虛靜無為」為當時指導思想的黃老學漸漸地無法配合武帝對內對外的統治需要。儒學的政治思想是以君主作為政治運作的重心，而好有為、貴等差、明尊卑、力主尊王攘夷等論述，對於鞏固政權是極有幫助。然而，先秦儒學的部分思想內涵卻與君權存有潛在的緊張關係。 為了得君行道，董仲舒轉化了先秦儒學與君權有所衝突的部分，特別是關於「忠君」與「君臣關係」的主張，以期適應專制體制。而如此轉變的啟發，恰恰來自於黃老學的相關概念；《春秋繁露》一方面借用黃老轉化先秦儒學，另一方面吸收黃老而超越之，形成一個全新的思想體系。於是，儒家邁入了實然的政治殿堂，並定為一尊，影響了爾後兩千多年的帝制中國。

主旨言政風民俗與學術思想，互為表裡，東漢因崇尚儒學，推重氣節，故能政清俗美 。 儒學發展至東漢，由於社會變遷，學術駁雜，經典齊化，讖緯儒化等因素，內容隨之 變化。然自然整言：儒者尊信六經可以治世，知維世立教之義，尊儒學亦尚儒行，有 助於教化風俗。本文即探究儒學嬗變對東漢政教風俗之影響，分別敘述東漢儒學之孛 興及東漢風俗之淳厚，考較二者間之關係，並論及其對東漢社會造成之影響。參考資 料以原始史料為主，輔以相關之論學論史著作，全文凡一冊，約十二萬字，分七章， 二十七節。首列敘論，導引主題。二章言儒學嬗變對東漢改制教化之影響，三章言東 漢儒學之孛興，四章言東漢風俗之特徵，五章論二者之關係，六章言影響，七章則扼 要說明本文之結論。

近年來，魏晉思想研究開始運用新視角與新議題切入，為數不少且多有所獲，然而在魏晉儒家研究上，仍是較為缺乏的。從學術思潮來看，漢魏之際重刑法之學，正始時期倡道家學說，故在某種程度上，儒家顯得相形失色。這種情況到了元康之時，則更為明顯，當時玄風大開，一些魏晉名士，即便談到儒家思想，卻也只是拉上儒學的旗幟而已。也因此，一般學術界所關注到的「儒道會通」之研究，實際上是站在道家的立場上，卻鮮少直接以儒家為主體的。不過本文則意在指出，魏晉儒家並未退出歷史舞台。因此用時代分期，挑選出具有代表性的八位思想家：即荀悅、徐幹、杜恕、傅玄、裴頠、歐陽建、袁宏、王坦之。並用內在理路的方式，分析這八個人，將其哲學義理溯源到荀子，說明魏晉儒家的一些基本特徵都與荀學關係密切。也就是以荀學為進路，不但可以合理地解釋該時期的儒家思想體系，同時還使魏晉儒家更深刻化與系統化。因此認為，魏晉儒學，其實是以荀學作為主要表現的思潮氛圍的。不難發現，從漢末政治社會的變動到魏晉士人崇尚自然的虛浮風氣下，勢必會更加強調一個重禮（禮教、名教）的世界。但他們不只是強調規範秩序，還嚴別禮法，凸顯出「禮」的精神與身國同構的概念；而在自然與名教的會通下，則提出兼顧「有」（名教、禮制）、「無」（自然、無為）的思想，以「執兩用中」的方式，在荀學脈絡下，收攝老莊之學。由此可知，魏晉儒家應自有其主體性與特色，不必只是淪為陪襯腳色，或只是對兩漢思想的反動而已。意即從整個思想史的脈絡來看，在魏晉階段，儒學自身也在思考著它應該如何前進。因此本文的研究，即是以「荀學」為主軸，審視這八位思想家的言論主張，探討他們的「魏晉荀學」。

儒學思想雖然秉持具有不變傾向性的本質與樣式，然而在什么情況下，以可變的包涵性來收容并發展，及在這種情況下的內容為何？是分析對象中的核心問題之一。本篇論考，在此觀點下，欲以魏何蛇所遺留之數種資料為中心，得以窺知其發展軌慫之一斑。藉以沿悉此一時期的思想風潮與何晏人生歷程。本篇共分六章，其大略如下： 第一章：緒言。論述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背景（何晏所處之時代）。論述玄學浮上的內外的影響。 第三章：何晏人生歷程及政治立場。論述何晏的成長時期、沉默時期、活動與破局時期，以及生平考證。 第四章：何晏思想的思想傾向及其政治理念。為了具體地將何晏思想剖析，於是將何晏所遺留之政治主張的表諫，與其清淡思想之無名論、道論、無為論諸文以及反映經學解釋態度的論語集解等之內容，加以分析。且推測何晏所要求的政治理念。 第五章：何晏詩考。論述何晏詩考證及感想。 第六章：結論。論述對何晏后人的評價及何晏立場辯場、何晏思想的特征。

本文共分九章，約二十餘萬字。其主旨在於秉持文化意識，深入瞭解儒家的德行觀，進而指陳其德行優位之倫理學特色，賦予其現代意義。第一章 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研究之方法。第二章 探討商周之際之天命有德思想，以導引出儒家與起之背景及其思想發展脈絡。第三章 說明先秦儒家之興起及其思想產生之歷史背景。第四章 旨在舖陳儒家德行觀之思想基礎，說明其超越與內在之統合辯證。第五章 探討儒家德行觀之內容，說明道、德、道德與倫理，德行之真義及仁與德行之關係，並對德目加以選析。第六章 探討德行與實踐之問題，說明君子、賢、聖等教育與成德之典範，並講究德行與社會正義之充分實現。第七章 以倫理學角度，說明儒家之德行觀，以德行優於義務，也以德行來統合效益，是一種德行優位 之社會造福學。第八章 詮釋儒家德行觀之現代意義，它提供了一種以德行來貞定民主與科學的趨向，並提供現代人之成德自趨向。在尊重多元社會、客觀法律制度之際，還以生活主體的創造身分，從事宜人生活世界之德行創造觀。第九章 結論，呼籲現代人要注重傳統，以現代方式表現傳統儒家之德行觀。

壹、生平與著作－－本章分年譜與著作二節，首在辨正古今人所作近溪年譜的謬誤， 次則就台灣目前近見近溪之作品、略作介紹，其重在考據。 貳、成學經過－－本章三節，分從學術時代背景、學源與師承，近溪個人所感的問題 三方面討論，旨在考其學術淵源。 參、本體論－－本章二號節，首論宋明儒學的分系，以略為心學定位；次則詳述近溪 之即生即身言心，以明其在心學中之特色。 肆、工夫論－－分「辨志」、「覺悟」等十節，討論近溪對工夫入路的指點。 伍、近溪學說之疏釋－－本章三節，一在列舉時人對近溪的懷疑與誤解，二在對這些 誤解作疏釋，三則對近溪之其他學說更作疏釋，以明確其原意。 基、近溪學說之特色與地位－－本章討論近溪學說之特色，並衡定其在儒學中之地位 ，凡二節。

自宋明以降，儒學思想史脈絡中便獨尊孟學而將荀學屏除於外，這樣的傳統由當代新儒家所承接，在「道德形上學」的範疇內開展以孟學為核心的精深論述。然而，在多元現代性的脈絡下，如此權威、唯一而具排他性的道統觀是可以重新思考與理解，進而開出儒學的當代型態與價值。 也就是說，或許可以嘗試避免詮釋的單一進路，以「道德形上學」的典範批判荀子思想缺少內在心性理論，而走上性惡之歧途；而應該正視荀學是在孟學之外是另一儒學典範──一種不同於孟學的思考進路。亦即儒學的發展應該是動態的，而非以心性儒學的單一型態貫穿歷史。 宋明儒學建立的孔孟的典範，將孟子作為儒學道統的繼承者，並自我期許成為傳承孔孟道統的儒者；當代新儒家也隨順宋儒，將發揚孔孟道統作為理想與責任。在這樣的脈絡下，必然會把荀子這類談性惡、重師法的理路視為歧出，將其作為儒學中的他者。 當然，孟學將荀學作為他者這有其正當性與合理性，那是每個時代儒者在現實情境與自我追尋中的選擇與信仰；儒學本就是動態的繼承與發展，宋明以降，受到佛教理論的衝擊與影響，儒學中心性儒學的層面被強調並建構成一具有深刻內涵的價值體系，進而由當代新儒家將其建構發展為一系統縝密的「道德形上學」系統。這正顯示出儒學隨時代而新的動態性，也凸顯出儒學的時代價值。 但是同樣的，應該了解到，荀子作為儒學上的他者，並非本然如此，至少在漢唐以前，「孔孟」的道統必非理所當然；先秦以至兩漢，多以「孟荀」並稱，在道統的論述上也多以「周孔」而論而非「孔孟」。是以必須理解的是，孔子作為儒學的最重要源頭之一，這當然無庸置疑；但在孔子之後，儒學的發展卻是動態而多元的。 可以說，孟子在孔子之後，認為仁義作為孔子與儒家的核心思想是必要而正確的進路，是以從孔子思想中開展性善論與仁政的思想，是一特別強調主體道德與形上根源的思想體系。然而，在孟子之後，荀子亦以繼承孔門思想為職志，但他認為孟學強調形上根源的心性論系統太過幽隱而無法於現實中印證，是以荀子將孟子作為他者進行批判，企圖轉化孟學體系，回歸孔門真義。 荀子從孟子道德形上學轉向新的儒學型態，這可以說是一種回歸性轉向──透過轉向回溯孔門思想；而這樣的回歸，可以說是一種創造性回歸──以其所詮釋的孔子思維為核心，將其所認為的孔學創建為一套儒學系統與典範；相對於孟學以現代的語境可表述為「道德形上學」，而荀學的典範可以稱之為「倫理經濟學」。 由此必須正視儒學歷史的發展脈絡，了解到所謂的「道統」不是唯一的，在儒學史的進程中，始終呈現著複數真理；宋明以降將荀子作為儒學的他者進行批判與揚棄，當然有其時代意義與思想價值。但是同樣的不應該忽略在儒學的進程中，孟子也同樣曾被荀子作為他者進行批判與揚棄，這樣的儒學體系與脈絡亦有其時代意義與思想價值。 當然，這兩種體系與典範孰是孰非、何優何劣是可以進行論辯與選擇的，但在進行判教之前，必須先承認每一個典範其在歷史上的正當性意義與價值；唯有不以先入為主的態度去批判任何一個儒學典範，肯認其時代的脈絡與進程，那麼進一步的選擇與評價才有其合理性與正當性。也就是說，宋明以降的儒者可以不認同荀子，但不能夠繞過荀子。由此必須了解到，孔孟作為道統，道德形上學作為儒學的核心，不是本然如此、亦非想當然耳；今日所習以為常的儒學圖式，是宋明儒者的努力與建構──而此一典範也非儒學永恆不變的真理與形象。 是以可以說，今日所熟知的孟學典範是宋明儒者對於孔孟思想的創造性詮釋，「孔孟」的道統是以「道德形上學」的思維去建構起來的儒學典範；是以儘管孟子本身未必是有意識地將其理論作為「道德形上學」開展，但因為「孔孟」的概念是從宋明儒者與當代新儒家脈絡下所建構出的儒學圖式，因此有必要從孟學作為「道德形上學」的典範進行批判與反思，去回溯荀子將孟子視為他者的思維與企圖。 也就是說，本文企圖建立一個荀學視角──一個宋明以降被理所當然忽略與放棄的視角，去還原與重現荀子的時代脈絡與思考進路──為何荀子非要將孟子作為他者進行批判、轉化與回歸？唯有在釐清了作為他者的孟子之脈絡後，才能夠進一步將荀子作為他者進行批判與轉化，如此也才有其正當性──荀子不是不能被批判，但必須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後，這樣的批判才有根基與意義。 是以，荀子的「倫理經濟學」的建構就有其必要與合理性。所謂的「倫理經濟學」（ethical economics）是一個跨學科的概念，即是認為人原初皆為充滿欲望與衝動的「經濟人」（economic man），那是個沒有道德感與內在價值根源的「個體」；與孟子的「道德人」（moral man）是截然不同的典範預設。而荀子之所以由此將「自然人」定義為「經濟人」，是一個社會脈絡的考察與建構，與孟子的形上根源性思考的進路不同；也正因為如此，荀子之所以明言「性惡」，正是因為他的理論建基於社群中個體與個體的互動──因為每個欲望無窮的個體在資源稀少性的現實情境下，必然會形成「爭則亂、亂則窮」的結果，這也正是荀子用以論證性惡之所以成立的進路。 因此，荀子在戰國末年時代更加混亂，而私有制逐漸形成的脈絡中，批判孟子的「求放心」之自覺修養不可行且不切實際，是以有意識地對此進行批判，並由「經濟人」的理論預設，開展其重勸學、重禮法的修養論與政治論；可以說其目的即在於更有效率與效能地去達到治亂的可能。但荀子在追求效率的進路中，並沒有放棄倫理作為儒家的核心價值，是以可以說，他是在揚棄孟學形上學系統、吸納各家學說，將儒學開展出一個新的體系，結合今日所說的倫理學與經濟學的思維，所建構出用以回歸孔子以治亂世的「倫理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