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經濟環境之變遷，事務所不僅提供客戶審計服務，亦同時提供非審計服務；然而同時提供非審計服務是否會影響事務所獨立性之問題，一直是爭議的議題。2001年安隆案的爆發，使得事務所是否能同時提供非審計服務，更加受到關注。我國證管會因應安隆案，於2002年修訂「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22條，要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時（一）公司給予簽證會計師、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之非審計公費佔審計公費之比率達四分之一以上，（二）非審計公費達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上者，公司必須在財務報告揭露審計與非審計公費之金額及非審計服務的內容。因此本研究即根據上述之規定下，取得公司之審計與非審計公費金額，藉此探討公費對事務所獨立性之影響。 本研究根據Frankel et al. (2002)、Chung and Kallapur (2003)、Reynolds et al. (2004)與Ashbaugh et al. (2003)之研究，探討我國上市、上櫃、興櫃公司之審計、非審計公費是否會影響審計人員之獨立性。 研究結果發現，以客戶之審計公費來衡量客戶對事務所之重要性時，客戶重要性高低，並未與盈餘管理程度有顯著之關連。以非審計公費金額衡量客戶對事務所之重要性時，發現當客戶之非審計公費越高時，審計人員容許客戶增加盈餘之裁量性應計數越多，顯示會計師之獨立性受到非審計公費金額高低之影響。此外，本研究另以客戶之公費結構來探討非審計公費對事務所之影響，發現客戶之非審計公費佔其總公費比率越高時，客戶增加盈餘之裁量性應計數亦越大。

本研究旨在探討會計師公費與財務報表重編之關聯性，並進一步檢視不同重編特質是否反應於審計公費上，以及檢視審計公費的調整是否為重編經濟後果之一。實證結果顯示，審計公費與財務報表重編呈顯著正相關，而這種關聯主要係由於未預期公費部份所導致；非審計公費與財務報表重編呈顯著正相關，表示會計師與客戶間之經濟依存度會降低會計師獨立性，使得審計品質下降。本研究進一步發現不同的重編特質(屬年報之重編、損益向下調整之重編、重編原因涉及盈餘管理動機)會反應於審計公費上。最後，本研究發現重編公司其後續審計公費提高的幅度顯著高於未重編公司，此結果顯示審計公費的增加為重編的經濟後果之一。

美國在2001年10月爆發了安達信(Anderson)-安隆（Enron）案，對整個企業界造成極大的衝擊，提供非審計服務究竟是否會影響財務報表品質引起廣泛討論。 因證期會於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三十日新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十二條，使得資訊相對過往較易取得，雖因研究限制使得樣本不具良好代表性，但在某種程度上仍能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故本研究擬仿效Frankel et al. (2002)之研究，探討在台灣會計師提供非審計服務及審計服務是否會對財務報表品質造成影響；本研究以Threshold（公司實際每股盈餘-分析師預測每股盈餘）及裁量性應計(discretionary accrual)做為財務報表品質之代理變數。 本研究發現上市公司並未因審計公費及非審計公費較高而有進行盈餘管理，但上櫃公司卻會因審計公費及非審計公費較高而進行盈餘管理。 / The collapse of Enron and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surrounding their auditors Arthur Anderson, particularly the effect non-audit fees on the quality of the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resulted in numerous changes to the regulations effectively limiting the level of non-audit service accounting firms can offer to their clients. The Taiwan SEC enacted new regulations forcing public companies that meet certain criteria, to disclose the level of audit and non-audit fees paid to accounting firms. This resulted in the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that was previously unobtainable. However, concerns still remain, as research is restricted because the number of companies reporting represents a small percentage of the companies in Taiwan. Nonetheless, this research hopes to use the data from the reporting companie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y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and the level of fees paid to accounting firms. We intent to use an adaptation of the Frankel et al. (2002) model to study the companies in Taiwan. Using data provided by the companies we intend to demonstrate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non-audit fees and the quality of the accounting statement. We used Threshold and discretionary accrual to represent the quality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We found that for the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TAIEX there wa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y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the level of audit and non-audit fees; however for companies trading on the OTC market we found there was a causal relationship.

選擇是民主政治之基本要素，競選必須花費鉅額資金，由於金錢對選舉結果具有決定性之影響力，故規範競選經費已成為民主政治之重要課題。一般而言，規範競選經費之目的在於降低競選花費，減少政治腐敗，排除私人資金之過渡影響力，以及增加公民之政治參與。基於上述目的，一般民主國家常在公布帳目、限制損贈、限制支出與公費選舉四大方向上，採取不同之途徑以獲取上述目的。 由於競選經費對選舉具有重大影響力，本文將參考英、美各國有閞競選經費之規定，以及有關選經費之調查資料，分析與檢討我國有關競選經費之現狀與改進之道，其主要內容分述如下： 第壹章：緒論：包括金錢與政治、立法目的、立法途徑、兩種規範模型，以及我國之競選資金系統。 第貳章：經費的來源與支出：包括競選資金之流動過程，英、美有關捐贈與支出之具體規定，以及我國之現狀。 第參章：公布帳目：立法之目的與意義，英、美之規定，以及我國之現狀。 第肆章：公費選舉：詳述公費補助原則、補助類型，以及公費補助對政治系統之影響。 第伍章：經驗調查資料：包括次數分配與交叉分析。 第陸章：結論：敘述競選資金系統與憲法結構、政當制度之關係，並分析各種規範途徑之利弊得失，以及其對我國政治系統之影響。

政府機關(構)向民間採購服務時，須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其中合約之計費方式，得採服務成本加工費法，當採這種計費方法時，提供服務的民間廠商就委辦案件之經費紀錄，在修正前之「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簡稱計費辦法）規定，應委託會計師簽證。此制度之目的，在藉助民間之人力達成政府人力之精簡，並藉會計師之獨立與專業，提升委辦案件之品質。此一制度是否能達成上述目的，關鍵之一，繫於實際執行者對於該規定之認知是否正確，當執行者超過一人時，還繫於其認知一致之程度。於是，委辦案件經費紀錄由會計師簽證這種制度的效果，即受與執行本制度有關之人士，包括政府機關、民間廠商相關人士與會計師對於計費辦法相關規定之認知是否相同所影響。 本研究探討委辦案件經費報告（即經費紀錄，實務上稱為「經費累計表」）經會計師簽證制度之認知時，發現實際執行本制度之有關人士，對於會計師簽證規定之認知，整體而言，尚不一致，實影響本制度之效果。對編製經費累計表依據之認知，以認為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費辦法」及「合約」三種規定編製者最多，就此議題之認知，有關人士尚無明顯差異。而對於會計師蒐集證據準則之認知，，卻無顯著之交集，整體意見雖以認為會計師係依據「會計法、審計法、合約及GAAS」蒐集證據者為多，惟僅佔14.6﹪，而會計師以認為依「合約及協議程序」者，佔最高之比例，與其他兩類人士認知並不相同。 對於會計師提供服務種類之認知，政府機關相關人士與民間廠商認為計費辦法所稱之會計師簽證服務種類為「財務報表之查核（審計）」，並出具一般之「財務報表查核報告」者為多，而會計師則認為係「法令或契約遵循之專案審查」或「協議程序之執行」，並出具相關類型報告者為多。查核報告使用者(政府機關相關部門與民間廠商)與查核報告提供者，彼此間對為會計師依計費辦法該提供之服務為何，並無共識，政府機關卻依會計師出具之查核報告作成決策，實不利於委辦案件之業務稽核品質。 對於會計師簽證應提供何種確信程度？民間廠商所能接受之容許錯誤率最低，約為1﹪，即要求的確信程度最高，認為依計價辦法所稱之會計師簽證，應提供99﹪以上之確信程度，政府機關相關人士可容許錯誤率約為5﹪，而會計師認為可容許10﹪或20﹪之錯誤率，較政府相關部門與民間廠商為高。而依據第四章第一節所述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書面說明，其要求會計師簽證係要「確認」廠商所提出之憑證及其內容之「正確性」及符合計價目的，故其確信程度應為「高度確信」水準，一般學理就高度確信水準可容許之錯誤率為1﹪以下。是以，查核者與使用查核報告者對於會計師所提供確信程度之期望很不一致，這種期望差距，會造成問題。 另外，現行實務被接受之查核報告意見段用語，依本研究結論，各類相關人士對其接受之程度分歧，無任一種查核報告用語為各類相關人士一致「欣然接受」。對於實務上被報告使用者所接受的查核報告意見用語，以「勉強接受」居多，更有表示「無法接受」者，其認知落差，實影響本制度之效果。 本研究對實務提出下列建議： １．會計師公會或政府主計部門或審計部門，應加強會計師可提供服務種類及性質之對外說明，減少外界對會計師服務認知之落差，使得會計師專業得以充分發揮，而資訊需求者，如政府機關相關部門，更可藉助會計師之專業，作更佳之決策者。 ２．會計師應正視一般人對簽證可容許錯誤率與會計師間之認知差距，由本研究獲知，相關人士對於會計師所提供簽證之確信程度，即可容許之錯誤率，有嚴重之期望落差，將造成實務問題，會計師應正視並尋求改善。 ３．計費辦法有關委辦案件經費報告經會計師簽證之制度，實務上係持肯定態度，建議予以恢復並推廣，鼓勵各機關多採用本制度，以提升委辦案件之品質，但可由「強制」改為「鼓勵」，並賦予機關實務執行之彈性。 ４．建議會計師簽證之種類，採「協議程序之執行」，以符合政府業務委外辦理之精神，政府業務雖由民間執行，但政府機關仍應負監督與管理之責。即委辦案件之經費報告雖經會計師簽證，但其是否符合政府機關要求，仍應由委辦之機關認定。 ５．對於本制度實務執行，應訂定明確之規範，如經費累計表編製之依據及方式、會計師執行本制度應遵循之事項等，俾利各相關執行人士遵守，落實執行成效。

過去有關審計公費定價模型的決定因素，多數以受查客戶所揭露的財務資訊以及內部治理制度，並考量會計師事務所屬性。然而，審計公費的決定是透過會計師與受查客戶高階管理階層的協商過程，過往文獻對於此影響要素卻少有著墨。本研究以日本企業所揭露之獨立董事資訊做為樣本，探討獨立董事的產業專長對於審計公費定價決策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當企業董事會裡擁有財務相關產業專長（在銀行、企業主要往來銀行、證券公司以及保險業任職之資歷）之獨立董事時，相較於沒有聘用此類專長之獨立董事之企業，其審計公費較高；當企業相互派遣獨立董事至其他企業時，或企業獨立董事來自其關聯企業時，相較於沒有聘用此類型獨立董事之企業，其審計公費亦較高。此外，本研究亦衡量董事會成員的年齡對於審計公費之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董事會成員的平均年齡對於審計公費價格之影響呈正相關。

為降低資訊不對稱下企業管理階層與資金提供者間之代理問題，公司須設計有效之治理機制以降低代理成本，如聘任外部董監、設置審計委員會及聘任會計師查核等。而當董監事所具備的獨立性及專業性越高，基於維護專家信譽及降低訴訟成本的考量下，將需要會計師投入較多的查核人力及時間，以降低資訊不對稱現象，並減少會計師與公司管理階層間經濟依存度，以獲得較高品質的審計服務。然目前公司治理議題多著重於公司內部監理機制與公司經營績效間的關係，較少觸及內部董監事會監督功能對外部會計師監督功能的影響，是以本研究嘗試以公司治理的角度出發，探討台灣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董監事獨立性與專業性對於審計公費以及非審計公費之影響。 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目前我國上市櫃及興櫃公司董監事獨立性對於審計公費及非審計公費尚未有統計上顯著之影響，唯董監事兼任其他公司董監事職位數與非審計公費間存有負向關係。不同於 Carcello et al. (2000)的結論，本研究發現台灣公司董監事會之專業性對審計公費及非審計公費之影響較董監事獨立性大，其原因可能是公司治理在台灣始見萌芽，社會大眾對公司治理及董監事功能之概念不深，一方面股東會欠缺聘任獨立董監之誘因，一般公司設置獨立董監多半僅為符合表面規定，所選出之獨立董監亦未必與管理階層維持實質獨立，而無法收實質監督之效；一方面董監事對其職權之行使並未擴及會計師聘任之實質決策，而多僅接受管理當局推薦，獨立董監亦無法對審計及非審計公費進行審議。反是董監事平均兼任其他公司董監職位數越多，代表其所享之專家信譽越高，會為維護自身信譽且降低訴訟風險，藉由限制管理階層向會計師所購買的非審計服務種類及金額，以降低會計師與管理階層間的經濟依存度。 / To reduce the agency problem between management and capital suppliers, the business should design an effective corporate structure to reduce agency cost, including hiring outside board members and/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udit committee. The board members with higher independence and expertise will ask the auditors to put in more audit time to reduc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they will expect to lessen the auditor’s economic dependency on the management by restricting non-audit services the company will purchase from the independent auditor firm. Most researches recently focu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characteristic of the board and business operation results. This research attempt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board characteristics and audit/non-audit fees paid to the independent auditors. This study found there’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 between board independence and audit fees or non-audit fees, but a negative relation existed between the board expertise and non-audit fees. Opposite to the conclusion of Carcello et al. (2000), this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effect of board expertise on fee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board independence. It could be due to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aiwan. Most companies hire outside board members and set up an audit committee just to meet the regulation stipulated by law. On the other hand, the greater expertise a board processes, the less non-audit fee it will pay to the auditor in order to reduce the economic dependency of the auditor on the management.

本研究主要是對教育部公費留學返國人員進行調查研究，以探討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四個基本目標達成的程度、公費留學經驗與公費留學生個人發展的關係並歸納公費留學生對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的看法與建議。研究目的有六：(一)從教育部公費留學返國人員的角度來分析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四個基本目標達成的程度。(二)瞭解教育部公費留學返國人員不同的「背景變項」在「留學經驗」上的差異情形。(三)瞭解教育部公費留學返國人員同的「背景變項」在「個人發展」上的差異情形。(四)瞭解教育部公費留學返國人員的「留學經驗」與「個人發展」的關係。(五)瞭解「背景變項」對「個人發展」的預測能力。(六)瞭解教育部公費留學返國個人員對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的看法及建議。最後，本研究再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作為興革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的參考。 本研究以自編之「教育部公費留學調查問卷」及 Treiman(1977)的「國際職業聲望量表」為研究工具，針對已返國並可得知其服務機關的公費留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共發出有效問卷 789 份，回收 380 份，回收率 47.6%。統計方法係採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薛費法事後比較、積差相關以及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研究結果如下： 一、在留學國別的限定及留學學門的規劃上，公費留學生轉換國別及學門的比例極低，公費留學生返國服務的比例上也明顯的高於自費留學生，且公費留學制度的確提供給清寒且優秀的青年學子更大向上的發展機會。所以，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可以說已達成其應有的目標。 二、26-30 歲出國的公費留學生，在語言能力的進步、個人能力、態度、觀點的改變及職業發展上顯著的高於 36 以後才出國者；而 21-35 歲間出國的留學生，在學業經驗上也顯著的優於 36 歲以後才出國的留學生。 三、取得博士學位的公費留學生在學業經驗、文化的學習經驗、回國後的留學生國語言能力、語言能力的進步上、個人能力、態度、觀點的改變及職業的發展上都顯著的高於博士後研究人員。 四、留學 3 年以上的公費留學生，其留學經驗都顯著的優於只留學 1 或 2 年的留學生。國外留學時間 5 年以上的留學生，個人能力、態度、觀點的改變及職業發展也顯著的大於只留學 1 或 2 年者。 五、在職業的取得上，「性別」及「考上的年代」造成了顯著的差異。男性及較早期出國的公費留學生認為公費留學經驗有助於在回國後取得第一份且令人滿意的職業。 六、公費留學生出國前的留學國語言能力，以讀的能力最佳，說的能力最差，且其平均數的分布偏向中低的程度，顯示出國前的語言能力待加強。 七、出國前的留學國語言能力在諸變項中最為重要，因為它是在出國時就已決定，且可以利用許多方法來加以增進，若留學生能在出國前具有較佳的語言能力，則愈容易擁有良好的留學經驗及個人發展。 八、若出國前具有良好的留學國語言能力，則回國後會有較佳的留學國語言能力。 九、公費留學生若在國外有較好的文化的學習經驗、學業經驗及語言能力的發展，則其在個人能力、態度、觀點的改變上會愈顯著。 十、公費留學生在留學其間若具有較好的文化學習經驗及學業經驗，則其回國後的職業發展會愈好。 十一、本研究回收的樣本中，有 86% 的公費留學生任教於大專院校。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改革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的建議 (一)維持提供全額補助，以取得博士學位為主的公費留學型態。 (二)公費留學年限至少三年。 (三)加強出國前的語文能力及學校教育中第二外國語的訓練。 (四)將短期進修的對象，擴及到國內博士班研究生。 (五)學門規劃透明化。 (六)可與企業界合作辦理，由雙方共同負責人才培育的工作及費用。 (七)教育部駐外單位應主動與公費留學生聯繫。 (八)設置導師制。 (九)建立公費留學生人才資料庫。 二、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一)在研究樣本上：取得完整的返國公費留學生樣本，以再進行深入研究。 (二)在研究方法上：增加質的研究，以分析產生留學結果的過程及因素。 (三)在研究內容上：將取得學位的公費留學型態與短期進修性質的留學型態做一區分，釐清各自的目標和功能，並探討現有得教育部公費留學制度是否能有效的達成各自特有的目標和功能。

在民主政治當中，金錢與選舉在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選舉必須依靠金錢才能推動，缺乏金錢是無法從事競選。而金錢也對選舉造成影響，其正面的影響是能夠幫助候選人從事競選、宣傳、以及向選民推銷自己；其負面影響則是可能出現政府或候選人貪污以及圖利特定團體的情形。此外，競選經費過高將形成另類的參選門檻，不利於選舉競爭。所以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方法，情況嚴重甚至會侵害民主政體的正當性。於是，如何有效的處理金錢在選舉中帶來的問題，已是民主國家當中的重要課題。 各國通常透過制度的設計來面對金錢在選舉中帶來的影響，讓金錢在使用上發揮正面的效用，降低負面影響。1960年代起所出現的公費選舉制度便是為了達成上述目標，在歷經時間的發展，受到所處政治環境與價值的影響，使得各國公費選舉制度發展出不同面貌。美國公費選舉制度是從自由權與平等權之價值觀出發，然歐洲國家對於公費選舉制度之設計，則著重在多元政黨體系之價值。 反觀台灣現行公費選舉制度的設計，卻無法發揮應有的功效來解決金錢在選舉中帶來的弊害。本研究初步發現支出愈高的候選人，其當選的機會愈大。由於台灣公費選舉制度是採行選後補助，本文也進而發現擁有較多資源者（現任者、大黨和有能力負擔高競選支出的候選人）傾向獲得較高選票而當選，選後又往往會獲得公費補助。此種選後補助方式的問題在於無法補助選前有才能卻少有資源的候選人，其補助結果反而更強化原本就具有金錢實力的候選人，而不利於公平選舉與甄選人才之目的，顯示現行台灣公費選舉制度設計有其問題。本研究最後參考美、德兩國公費選舉制度設計，經由美、德、台三國比較提出改良台灣公費選舉制度具體之道。.

行政契約在行政法及公共行政領域往昔均兩遭忽略，稽其緣故應與過往國內相關實體法規不明及法律救濟途徑結構欠完整所致。行政訴訟法修訂及行政程序法實施後，行政契約之實施與爭訟處理產生正式法源，然因歷程短淺，各行政機關尚屬陌生，故仍極為少見，亦無法形成是類契約形式之範例，致行政契約在公共行政實務上仍有廣闊之探討空間。教育部於行政程序法2001年施行後，即首創以「行政契約書」為名，與公費留學生間建立更為公平對等之給付行政權利義務關係，惟其間在法制面及實務面運作情形如何，殊值探討。針對行政法制與留學實務，本文以文獻探討法與參與觀察法為主要研究方法，復因探討過程中必定涉及法制與行政實務應用之關係，故以法律解釋學為涵攝，另就適用本契約書已返國服務之五位公費留學生佐以質性之問卷法，以瞭解契約相對人對於本契約書執行之意見與態度。本研究結論認為，在法制基礎方面，教育部公費留學行政契約書係本於給付行政理念，基於公權力行政性質，無論就契約形式、形式效力及內容效力，均應具備相關之法制基礎要求，以符合依法行政原則；在實務運作之主要層面，則涉及政策組織、行政管體及爭議處理，行政契約雖具公權力行政之約制性，但在實務之認定，依據有關法理原則，仍可為較開闊的運作，非不得無調整之空間。 / With regards to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were once neglected. A probing study shows that this was supposed to be related to ambiguities of relevant substantial laws and the lack of integrity for the structure of legal rescues. With the enact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law and the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law, legal sources were brought forth for the enforcement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and solutions to their disputes. Nevertheless, due to brief effect and unacquaintedness, this has seldom been applied and cannot form a paradigm. Therefore, there still exits wide space for study on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with regards to the practicing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llowing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carrying into effect in 2001,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itiated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and established in this name, a fairer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with students who were studying abroad with funding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regarding rights and obligation of “pay the administration.” Aimed at the administrative legal system and the study-abroad actual situations, this text appli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s main research approaches.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al syste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ctual cases, the Juristische Hermeneutik is also applied to all the text. Besides, as a qualitative supporting approach, questionnaire is adopted to five government-funded students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and have returned, from their overseas study to Taiwan for mandatory service. Through this approach, the relative people of the agreement may share their opinions and views of its enforcement for study.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with regards to legal foundation,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for overseas study 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funds, originates from “pay the administration.” In terms of the attribution of the public power administration, all the contractual forms, effect of forms, and effect of contents should possess legal foundation, so as to meet the principal of “administration by law.” On the main level of operation in the actual situations, it involves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cy,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ystem, and dispute solutions. From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a more flexible management can be adopted for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when relevant legal theories are applicable, in spite of the enforcement of the public power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ly, there still exits space for adjustment with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