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計分七章，茲就各章內容略述如后： 第一章：緒論。本章 先闡述公司權利能力之概念及其所受限制，而後導引出公司權利能力受目 的上限制之「能力外行為理論」及該理論在我國之關聯問題，並敘明本論 文之研究方法。 第二章：能力外行為理論之概念。乃針對公司「能力 外行為理論」之內涵、能力外行為效果、理論基礎、與法人本質之關係以 及能力外行為與違法行為之區辨暨能力外行為與代表權限外行為之區辨等 方面之探討，以釐清「能力外行為理論」之真義。 第三章：公司能力 外行為理論之歷史沿革。能力外行為理論源於英國，後為美、日等國所繼 受，本章乃分別就英、美兩國及日本有關該理論之歷史沿革予以介紹。 第四章：公司能力外行為理論在英、美、日法上之問題點。英國法部分， 以該國於一九七二年為加入歐洲共同體，就能力外行為理論之修正為討論 重點，美國法部分，則以晚近美國公司法對能力外行為理論之態度，以及 學者就有關規定之檢討予以介紹，至於日本法部分，係就能力外行為理論 之適用，在日本判例及學說上之發展情形及有關之檢討，加以論述。 第五章：公司權利能力與政治獻金。公司究有無逾越其章程所定之目的範 圍，公司社會責任之考量已成為其判斷方向之一，本章乃就公司社會責任 之概念略予介紹，並論及以公司社會責任之概念肯定公司所為政治獻金亦 屬其權利能力範圍之問題點所在，歸納出應以法令限制公司政治獻金行為 之結論。 第六章：公司能力外行為理論在我國之適用。就我國公司法 之現有規定，認能力外行為理論為我國所採行，並以外國有關能力外行為 理論相關規定之發展趨勢，檢討我國公司法有關規定之妥適性。 第七 章：結論。本章就全文作一總結，並指出我國現階段公司法對能力外行為 理論應有之態度，公司能力外行為效力之判斷標準，以及今後之修法方向 。 The main configuration of this thesi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the concept of the capacity of company and the limitation of the capacity are described. Next, the concept of Ultra Vires Doctrine is introduced. Third, the history of the Ultra Vires Doctrine in U.K., U.S.A., andJapan are also presented, respectively. Fourth, the keypoint of the Ultra Vires Doctrine in U.K., U.S.A., and Japan are discussed, respectively, and the viewpoint of the Ultra Vires Doctrine in Germany is also studied. Fif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any political donatrions andthe Ultra Vires Rule is investigated. Sixth, the executive condition of Ultra Vires Doctrine in Taiwan, R.O.C. is investigated. Finally, the conclusions of the thesis are presented.

本文共七章，二十二節，其內容為： 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目的及研究的範圍。 第二章：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與課稅所得認列原則適用的比較。 第三章：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對固定資產的交換有同類與不同類不同的處理方式，稅法 則無。本章除討論二者之差異外，並介紹美國內地稅法中有關資產交換的規定以作為 我國改進的參考。 第四章：一般公認會計原則長期股權投資的評價依投資公司投資的情況而有不同的方 法。稅法和查核準則又另有不同規定，本章即討論這種差異是否合理及若欲使財務會 計和稅務會計合一該注意那些問題。 第五章：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不將股票股利視為所得，但稅法卻將之視為所得課稅，又 稅法對於不同增資來源的股票股利有不同的課稅規定，本章即討論稅法的規定是否合 理。 第六章：討論實質課稅的意義及「形式課稅」形成的原因。 第七章：結論與建議。

台灣當前經濟發展的方向是工業化。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由於對長期工業資金的需要，非常切，故而研究如何融通此種資金之問題，至為重要。 本文主旨即在於闡析台灣工業資金融通之現況，及檢討其對工業發展的功過得失，並擬提出金融改革之方策。 茲為作一有系統之研究分析與廣泛之比較證驗起見，本文將先論及工業金融之一般理論，作為分析之工具；其次列舉英國、美國、西德、及日本等工業國家實例，作為比較之對象；然後根據台灣工業與金融的實際狀況，加以剖析研究。茲擇要分述如下： 一、關於工業金融之理論部份（第一章） 因為工業金融的任務，是要在不影響金融穩定的條件下提供充分的工業資金；所以工業金融之理論分析，大致可從下列二方面著手： (一)維持金融穩定方面－一般工業資金可分週轉資金與設備資金兩種。如果以儲蓄貨幣融通週轉資金，則有效需要的不足立即發生，會引起經濟緊縮的現象；反之，如果以創造貨幣融通設備資金，則有效需要將超過有效供給，以致產生通貨膨脹的局面。因之，若要維持金融的穩定，以促進經濟的均衡發展，則週轉資金必須來自創造貨幣，而設備資金必須來自儲蓄貨幣。這是工業金融所應遵循的「資金供需配合原則」。 (二)充分利用資金方面－理想的資金運用條件，是要使資金的「邊際生產物價值」（即預期收益）在諸用途間均等化，直到與資金價格（即利息成本）相等為止。如此，資金獲致合理的分配，可以充分利用而不至於浪費。然欲達到此種理想條件，則須保持金融市場的競爭狀態，不可造成特殊利益，以提高金融效率；但如對特種長期金融機構（如開發銀行）賦予籌措資金的特殊權利（如發行銀行債券），則因此種機構的政策目的高於營利目的，即使擁有強大的市場支配力，依然提供低利工業資金，並不降低其金融效率。 二、關於工業國家之實例部份(第二章) 世界各國因工業發展的程度不同，其工業金融制度亦互有差異。一般言之，經濟愈發達，儲蓄與投資便愈分化，隨之金融機構的數量與種類增多，金融資產相對於實物資產的比率亦提高，但是，人們如果不習於保有金融資產，且不願意利用金融機構時，則金融創新（其廣義指新金融技術與機構的介入及運用）殊為重要，其地位不亞於工業技術的創新。不過，此種金融創新，往往受到法律、社會、及其他因素的阻礙，因而限制了金融市場的發達。 大體上，工業發達國家的金融創新機會較多，其金融市場也較完整，故工業資金的融通頗為靈活。但各工業國家的金融制度，都有其獨特的性質。以適應個別的實際環境。因此，本文列舉的主要工業國家，可以粗略地分為「先進工業國家」（即英美兩國），與「後進工業國家」（即德日兩國）兩大類。前一類國家的工業資金，多向證券市場融通；後一類國家的工業資金，多向特種長期金融機構貸款。其中，日本長期信用銀行體系的建制，頗合我國國情，殊值仿效。 三、關於台灣工業金融之部份（三－五章） 台灣經濟尚在開發階段，國民所得低微，儲蓄資金甚為有限。加以金融制度不夠健全，儲蓄與發生脫節，使工業金融更感困難。 目前台灣工業金融的特色，約有四點：(1)企業所需鉅額外部資金，多來自借款；(2)公營企業在金融市場中，居於優先地位；(3)政府與民間競相爭取資金；(4)商業銀行非正式參加長期貸放市場。 台灣工業的外部資金，除少數透過證券市場外，絕大部分係經由貸款方式轉供企業家作真實投資。各金融機構所融通工業資金的對象，主要包括製造業、礦業及交通業三種（製造業為狹義的工業，礦業為廣義的工業，交通業為更廣義的工業），對於台灣工業發展的貢獻，有其具體的表現。此外，政府為便利廠商獲得所需之資金，及減少業者對資金融通之需要，會頒訂各項便利資金融通的法令，對於工業金融都有莫大助益。 然而，台灣金融事業雖稱發達，但其組織缺乏嚴密，對於溝通儲蓄與投資的橋樑工作，未能完全配合，仍然不能滿足工業資金的需要。其癥結所在，試析如下： (一)工業專業銀行不會發揮功能之原因－中華開發信託公司與交通銀行，原為台灣的兩大工業專業銀行。這兩個長期信用機構，無論在業務上或資金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故不能從事開發性放款或冒險性投資，無法發揮專業銀行的功能。 (二)證券發行市場仍在試辦階段之原因－由於台灣證券交易所的輔助機構（包括短期金融機構與投資仲介機構）尚未普遍而完善，人民缺乏投資習慣，企業組織不健全，及利率結構偏差等等因素使，證券發行市場不易發生作用，只能試辦而已。 (三)構造性缺乏資金之原因－一方面□因金融方面配合的不夠，另一方面亦與工業本身經營及管理之不善有關。在金融方面的因素，有(1)金融機構之組織尚欠完密；(2)利率結構發生偏差；(3)放款標準未能確立等。在工業本身的因素，有(1)企業組織落伍且營業實情不明；(2)投資計劃過於冒險欠穩健；(3)企業資本結構不健全等。 台灣工業金融，除有構造性資金缺乏之問題外。尚有由此基本問題而蛻變為不正常之現象，計有：(1)遠期支票之流行；(2)短期借款之展期；(3)黑市利率之高昂；(4)政策性貸款之偏頗性；及(5)貸款變投資之風險性等數種。不僅破壞金融的穩定，而且造成資金的浪費。 解決之道，分別有下列七項：(1)務求金融結構之完密；(2)促進企業組織之健全；(3)建立分期付款保護制度；(4)加強長期工業信用機構；(5)採取彈性利率政策；(6)重申資本市場之自由競爭；(7)提高徵信資料之可靠程度。 上述各項，以第四及第五項最為要緊。因為台灣長期資金缺乏的助長因素，是受片面低利政策的影響，故要採取彈性利率政策，首先排除工業金融的主要障礙。又因為台灣工業正在起飛，亟需長期資金之融通，故應加強長期工業信用機構之功能，積極尋求工業貸放資金，以符合現階段加速台灣工業化的要求。 在解決當前長期貸放市場之問題的同時，我們尚應根據時間進度，逐步健全證券發行市場，以進入工業金融最理想及最正常的途徑。而對於此項推動證券業務的工作，似可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即：(1)貸放業務與證券業務兼營階段；(2)貸放業務與證券業務分開階段；(3)證券業務分化階段。 最後，因為銀行法係一切金融法規的根本大法，是政府用以維持金融秩序，保障全體國民經濟利益的法律工具，與工業金融亦息息相關；所以在此全盤修訂銀行法之際，本文擬就(1)基本觀念之澄清，(2)操作實務之規定，及(3)事實環境之配合等三方面，略表芻見，藉請教益。

在股東負擔有限責任之前提下，為衡平股東與公司債權人之利益，避免僅有股東享有有限責任之絕對優勢，故大陸法系對公司債權人債權實現之保障採取事前管制措施，對於公司資本與資金之使用設有多重限制，寄望公司資本能成為公司債權人實現債權之屏障，因而有資本三原則之設計。惟此制從其所架構之原型到現在已經過相當之修正，我國法之具體落實規範亦已與其原本之設計架構產生相當大之落差，其原本所欲達成之制度目標因而多有未竟其功之處，其存在實益因而飽受質疑。 惟此究係理論本身之問題，抑或是具體落實規範有所不足？實有探究之必要。本論文就理論面出發，分析資本三原則之設計架構是否妥適，並於討論我國法之具體規範發展過程後，再比較美國法及日本法，檢討我國現行規定之妥當性，進而於有所不妥之處，試著提出解決之道。 本文所探討之重點規範如下： 一、資本確定原則部分： 法定資本制、折衷式授權資本制、授權資本制。 二、資本維持原則部分： 股份折價發行之禁止與例外、出資標的、股份回籠禁止原則與例外、盈餘分派與公積制度。 三、資本不變原則部分： 減資態樣、保障公司債權人程序。

非營利組織的性質是界於政府的公部門及營利私部門之間，故有第三部門之稱；所謂財團法人，係指以從事公益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組織。而「公設財團法人」，首見於財團法人法草案中，公設財團法人之設立背景，主要係政府因國際科技競爭激烈及環境瞬息萬變，為讓政府機關部份之組織運作更靈活、更有彈性應變，並能接受公開監督的原則，故將部份組織改制為公設財團法人。國內非營利組織目前並無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可茲遵循，；在此等情況下，以會計專業的角度而言，亟需一套專門適用於非營利組織單位之會計準則以供依循。因此，本研究以「公設財團法人」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其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適用上所產生之疑慮及可能衍生的問題，並與其他各國對於非營利組織之會計處理方式做一比較，同時深入探討公設財團法人參照政府會計準則時可能存在哪些制度上的缺失，以供政府主管機關從事政策改進時的參考依據。此外，本研究亦以「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為個案，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探討，希冀藉由本研究之討論，能喚起各界對於公設財團法人之重視，並促使主管機關擬定出一套可茲依循之統一規範。 就會計處理部分，目前國內財團法人除固定資產折舊及受政府輔助之會計處理，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有出具解釋函令予以明確說明外，其餘如投資、代收捐贈之資產移轉、存貨及應收帳款之期末評價、固定資產重估問題、盈餘可否轉列公積或基金及業務收入等問題，皆未有特定之會計處理與報導方式的指引，雖理應適用全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但因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間組織特性迥異，而有適用上窒礙難行之處，故本研究期盼主管機關能對非營利組織甚或公設財團法人制定一套專用的會計制度與財務報導原則，以提供與各該非營利組織攸關之管理當局、參與者、捐贈者及政府等能了解組織的財務狀況。 目前實務上就財務報表表達方面，我國一般財團法人所編製之財務報表包括有：資產負債表（平衡表）、收支餘絀表（收支結餘表）、淨值變動表（非必要）、現金流量表及財務報表之附註與財產目錄等，其中資產負債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及財務報表之附註與美國及中國大陸地區所編製出的財務報表幾近相同。美國及中國大陸地區之營運活動表，主要係提供收入、利益、費用、損失及未受限制的、暫時受限的及永久性受限的淨資產變動數，相形之下，我國財團法人所編製之收支餘絀表則較為簡潔扼要，最主要的目的則是為了解相關的業務收入、支出，並知悉其最終的本期餘絀金額。 另，我國財團法人額外編製了淨值變動表，主要為清楚表達出一段期間中創立基金及餘絀之累積變動情形。截至目前為止，關於財團法人之相關會計處理及報表編製部分尚未有一套標準可茲遵循，惟其相關報表之編製與一般營利事業組織按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財務會計觀念架構及財務報表之編製」）所規範編製之四大報表無異，僅為報表名稱上之不同，而實質內容所要闡述之資訊是相似的。 　　最後，本研究認為目前各公設財團法人皆有其特殊設立的目的或配合政府的特定政策所籌設。依其籌設性質，若以政府會計之角度來思考，究竟是「業權型基金」抑或「政事型基金」，亟需由主關機關的認定，以便各該公設財團法人於編製財務報表時能有所依循。另外，行政院院會雖已通過財團法人法草案，但迄今仍未於立法院討論或一讀，而其他各主管機關所發布的監督準則，對於公設財團法人有關規定亦付之闕如，故建議各有關機關應加速相關法令之通過或公布，並冀望在未來所發布之相關法令中能導入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觀念與資訊透明度，以增進財務報表的有用性，滿足各類財務報表使用者的需求。

信賴原則係源自於德國實務見解對於交通事故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其思想中心涉及容許風險、社會相當性、危險分配及自我負責原則等，除交通事故外，近年來遽增的醫療事故、食品安全、環境汙染、建築倒塌事故等，均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這些領域的共通點在於多數人以分工之方式完成任務，是否能如交通事故一般，使信賴原則之運用有正當之基礎，即有討論之空間。故本文整理我國學說及實務見解，並參考德國在上開領域中運用信賴原則之看法，分析其妥當性，期能對信賴原則未來之發展提供方向。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的限制 第三節 研究的方法 第四節 論文的結構 第二章：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定義與結構之研究 第一節 美國會計原則發展概述 第二節 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定義與範圍 第三節 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文件結構 第四節 美國發展會計原則對我國的啟示 第三章：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超載問題之研究 第一節 美國會計原則超載問題概述 第二節 美國AICPA 與FASB對超載問題所採取的行動 第三節 尋求解決會計原則超載問題的合理途徑 第四節 超載問題對我國發展會計原則的啟示 第四章：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在審計學上應用之研究 第一節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在番計學上的地位 第二節 審計準則報告書的揭露要求與一段公認會計原則 第三節 未經審計財務報告表所適用的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第五章：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與管理會計相互影響之研究 第一節 外部財務報導與內部管理報告適用GAAP之差異 第二節 管理會計人員在建立GAAP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節 管理會計與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相互影響 第四節 順應管理當局需求或外部使用人士需求的權衡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第二節 建議 本論文共一冊，約七萬字，分六章二十一節。

本篇論文的主要目的是說明哈伯瑪斯對權利體系的推證及民主原則的演繹。本論文企圖透過哈伯瑪斯從理性法到法權的對話理論之重構，闡釋作為權利體系之核心的民主原則，正是法律規範和形成法律規範的機制本身。透過這樣的理解，法律將能夠捍衛所有人同等的主觀自由。

再保險之目的，在於提供保險人保險保障。其方式乃再保險人就原保險人在原保險契約中所負之給付責任，予以部份或全部的補償。再保險契約就再保險人之再保險給付責任所為之約定，最常見者為「同一命運原則」之約定。依「同一命運條款」之字面解釋，此條款係指再保險人須與原保險人「同一命運」，於原保險人對被保險人為保險給付後，補償原保險人因對被保險人為保險給付所生之損害。 依據損害補償原則，須保險人之保險給付在保險契約及再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內，再保險人始負再保險給付之責任。為了避免嚴格依據損害補償原則解釋再保險人之責任，造成保險人無法取得再保險保障之結果，並提高對於保險人之保障，再保險契約雙方乃藉由同一命運條款的相關約定，約定保險人只須證明其已向被保險人為補償給付且其給付係依「誠信」所為，再保險人即須同其命運，向保險人為補償給付。再保險人此一契約義務，乃再保險契約雙方當事人基於契約自由，於再保險契約中特別加入同一命運條款的結果。 保險人之「誠信」乃同一命運原則適用之基石，此為法院所共同肯認。然而，對於同一命運原則於個案中之具體適用，法院之看法似乎並無足夠的一致性。究竟，決定再保險契約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同一命運原則，法院如何解釋其適用上發生之爭議？又，法院對於抽象的誠信原則如何解釋？在同一命運原則的背景下，再保險人是否可以提出何種抗辯以免除其保險給付責任？最後，是否這些問題的解答可以有某程度的預測可能性，以供日後再保險契約雙方草擬同一命運條款之參考？ 針對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所應為之補償，再保險人與原保險人可能有不同解釋，前者認為再保險人與保險人同一命運之範圍，應以原保險及再保險約定之範圍為限；後者則認為凡保險人所給付與被保險人者，再保險人皆須與其同一命運，負擔給付責任。縱使再保險契約雙方皆主張其以再保險契約之約定為給付責任範圍之界定基礎，然基於利益彼此對立之立場，雙方對於「契約約定」往往有不同詮釋。再保險契約雙方間之爭議，實務上常見者如，原保險人對被保險人所給付之通融賠款（Ex-gratia payment）、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s）等，是否屬於再保險人與保險人同一命運之範圍？將此類爭議一般化，須探究者為，同一命運條款何種程度限制了再保險人對原保險人之給付表示異議的權利？ 另外，倘若再保險契約中沒有同一命運條款的約定，是否可認為此條款為再保險契約所「默示」（Implied）？此問題涉及同一命運原則的歷史背景，與再保險市場的運作實務息息相關，對於契約的解釋方法也有重要啟示。 同一命運原則為再保險交易發展史上，最常受到爭議的問題之一。現今之再保險交易環境已然愈趨複雜，不僅是所保危險之價額日趨提高，投入再保險交易之保險人數增加且交易類型複雜化，皆使得再保險交易雙方之風險分配及責任分擔，不再可以全然依賴保險人對於誠信原則之遵守。反之，應同時強調再保險與保險之不同，亦即，前者係由專業之保險人為交易雙方而進行之交易，故再保險人應可依其專業，對所保危險主動向保險人提出詢問，此亦顯示了保險人及再保險人間彼此合作愈趨重要，為再保險人負擔再保險給付責任之正當性基礎。本文嘗試處理以上提出的爭議問題，並對可能之解決提出建議。 / The reinsurance loss settlement clause, which appears in a variety of forms of wordings, historically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aspects of reinsurance law and practice. In recent days, more and more litigation has arisen as a result of such clauses. This study centers upon the interesting and oftentimes confusing issue of the scope and effect of such clauses, and how they define both the reinsured’s and the reinsurers’ liability. The purpose of reinsurance is to provide insurance protection by the reinsurer for the reinsured, namely, the insurer. At the beginning of reinsurance history when there were only a small number of insurers operating in the insurance market, insurers were fairly familiar with one another, and that resulted in a minimum of formality in doing business. In terms of reinsurance, reinsurers, when asked to pay by their reinsured, normally did not go out of their way to initiate a de novo review or assessment of the risk insured. The main reasons for such practice were, for one, insurers were so familiar with their business partners that they did not see the need for such re-assessment of the risk, and for another, in the past, the nature of the risks insured was not as complicated as those we are faced with nowadays. With a view to enhancing business efficiency and providing better protection for insurers, the parties that engaged in a reinsurance agreement oftentimes would insert into the agreement a “follow the fortunes” or “follow the settlements” clause. Such clauses bound the reinsurers to follow the fortunes/settlements of their reinsured without the reinsured’s liability having been proved, and restrained the reinsurers from refusing to indemnify the reinsured on the ground that liability did not exist under the original policy, provided that the reinsured had acted in a bona fide and businesslike way. In a word, the existence of the loss settlement clause was a logical consequence of the purpose of reinsurance, and the reinsurers’ obligation under such clauses was conditioned on the reinsured’s good faith. Reinsurance loss settlement clauses have been interpreted by the court rather favorably for the reinsured. Courts would normally find coverage for the reinsured, once they decided that the reinsured had acted in good faith in settling with the insured, even if they held that the reinsured had not been legally liable. This fac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insured’s duty of utmost good faith in reinsurance law and practice. However, what exactly is good faith, and what are the reinsured’s obligations under the good faith requirement? Is there a general rule that the courts have developed to justify their finding of the reinsured’s good faith? If good faith, being abstract in itself and susceptible to courts’ subjective discretion, serves as the “standard” to evaluate or define the liability of the parties to a reinsurance agreement, how does it usually function? Does it at times seem so abstract and variable that the reinsurance agreement parties have a hard time predicting their liability under such a standard? Also, in this study, the questions of the implication of loss settlement clauses and the scope or effect of such clauses are explored. The former question asks, where the reinsurance contracts do not contain any “follow the fortunes or settlements” provisions, does the law, custom or practice read into the contracts any obligation on the reinsurer to follow its reinsured’s fortunes or settlements? This question is important in that it deals with the applicability of loss settlement clauses, and thus has a fundamental impact on how reinsurance contracts are interpreted. The latter question aims at clarifying how loss settlement clauses are applied to pertinent areas such as ex gratia payments, punitive damages, reinsurers’ liability caps, payments related to the Wellington Agreement and claims cooperation clauses. Specific examples are given here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loss settlements clauses are put to practical use. Discussion concerned with this question also demonstrates how a loosely worded loss settlement clause could give rise to disputes between the parties. To better define the partie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under a reinsurance agreement, a more detailed review of how the reinsurance environment as a whole is functioning and how the courts interpret reinsurance loss settlement clauses is required. This issue will be even more worth pondering now that we are seeing a more complex reinsurance market where the parties’ interests are potentially conflicting, which is per se a challenge to the general view that the reinsurers should follow the fortunes or settlements of the reinsured.

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秉持WTO之中心精神，以不歧視原則為重要基礎原則之一，分別規定於GATS第2條之最惠國待遇原則與第17條之國民待遇原則。 依據GATS第2條及第17條之規定，不歧視原則之要件包括：1)會員所採影響服務貿易之措施之要件；2)會員在特定承諾表做出開放承諾之要件（僅國民待遇原則）；3)來自其他會員之類似服務及服務供給者之要件；以及4)歧視性待遇之要件。 相較於GATT貨品貿易之不歧視原則而言，目前涉及GATS不歧視原則之要件與爭議問題等研究，仍處於發展階段，部分要件甚至仍未出現有力之實務見解，例如「服務及服務供給者之類似性」等，本文即希望透過拆解GATS不歧視原則之要件的方式，提出各要件可能發生之爭議問題，歸納分析目前WTO爭端解決實務見解及相關學術意見，一方面釐清GATS不歧視原則之法律全貌，一方面則藉由這些爭議的提出，期能拋磚引玉，對於將來有更多深化且精闢之相關研究之提出，有所助益。 最後，本文並依分析結果，針對各項爭議問題，提出我國目前法規體制在這些爭議問題下可能產生之疑義及我國主管機關可能之採行策略及方向建議。 關鍵字：服務貿易、服務貿易總協定、不歧視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則。 / Non-discrimination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under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 It is embodied as the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and the national treatment under the Articles 2 and 17 of the GATS.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s 2 and 17 of the GATS, the elements of non-discrimination include: 1) must be measures by Members affecting trade in services, 2) Members have made commitments in its Schedule (national treatment applies only), 3) likeness of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 of Members, and 4) must be no less favourable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non-discrimination under the GATT,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more completely, the elements and their related issues of non-discrimination under the GATS are still lacking representative or binding opinions. For example, the issue of “likeness of services and service suppliers” has not been addressed officially on findings of panel or appellate body reports.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all elements under non-discrimination of the GATS, raise possible issues, and conclude related findings of WTO dispute settlement and opinions of academic publications. By doing this, the legal structure of GATS non-discrimination and possible issues would be clarified more completely. More importantly, we are hoping this beginning would help forward more and more future profounder researches focusing on issues of GATS non-discrimin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Article brings up some potential problems which may happen under the legal system of our country and proposes possible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to be taken. Key Words: Trade in services, GATS, non-discrimination,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national treat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