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18日，台灣人民用選票共同創造了中華民國史上首度的政黨輪替，終結了兩岸「國共內鬥」之格局。民進黨長期以來的台獨主張是否落實為政策作為，成了國內外各界對民進黨新政府關注的焦點。 從民進黨創黨脈絡、在野闡述及執政實踐來觀察，其「台灣主權論」乃是一脈相承、與時俱進，其最主要的內涵就是維持「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主體」的一個狀態，但是其包裝及闡釋的手法則隨著時空環境演變與政治態勢變化而有所調整。尤其是對「中華民國體制」之態度，從不承認、排斥、接受、承認，甚而內化揉合為「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過程演變，就是民進黨在確保台灣主體的基礎上，一種「審時度勢、借力使力」的作法。 本文認為，在野時期民進黨對於「台灣主權論」主張論述有著「台灣住民自決」、「台灣獨立建國」、「台灣主權獨立」與「台灣（中華民國）主權獨立」之論述焦點，而在執政時期民進黨「台灣主權論」主張論述則有「穩定和平現狀」、「探詢發展新機」、「彰顯台灣主體」、「建構國家內涵」與「實踐兩岸和平」之論述焦點。 台灣政黨間最大差異表現於其對台灣的「國家定位」與「主權論述」主張之不同，而前後執政的國民黨、民進黨對此之主張正分列於光譜兩端。為探究民進黨執政與國民黨執政對台灣主權論之異同，本文從「對台灣的定位」、「對中華民國的定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定位」及「終局選擇」等四個面向檢視。 如果「保台灣」是民進黨在握有執政機會時對台灣主權論的終極價值，那麼民進黨在做與不做是如何衡量，在兌現理想與兼顧現實間是如何取捨，本文則從「政黨理念」、「執政機會」、「執政責任」、「國家前途」等四項變數進行分析。 本文對執政時期民進黨的「台灣主權論」研究，提出下列看法： 一、民進黨在野至執政時期「台灣主權論」演變特徵：「一個不變、兩個堅持、三個轉向」。 二、執政時期民進黨與國民黨「台灣主權論」的差異：「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之別，「選項之一」與「唯一選項」之別。 三、執政時期民進黨「台灣主權論」闡述與作為之平衡：法理闡述—籌碼運用，政策作為—紮根台灣。

本論文共分成五章，各章重點如下：第一章「緒論」中，主要是討論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概念界定、論文架構、以及研究範圍及限制。其中，除了對於「主體」、「意識」、「台灣主體意識」等概念先作一番詳細界定外，也將「台灣主意識」分為政治、民族、文化三個面向，並依此二餾面向的認同進行討論。第二章「台灣意識之歷史回顧」，依照台灣政治地位的轉變，依序分成史前時期、荷據時期、鄭氏王朝時期、滿清時期、日據時期，討論台灣島上的住民的台灣意識發展情形。研究中發現，首度出現台灣主體意識的是在鄭氏王朝時期的鄭經身上，他想以「東寧」（台灣）作為延續明朝王國、漢族主義、華夏文化的正統所在地，以有別於大清帝國、滿族主義、夷狄文化；也開始將儒家文化開始輸入台灣。滿清時期，則是大量輸入儒家文化，使台灣社會逐漸與中國大陸趨同，稱為「內地化」；另方面，則因為移民的定居、世代的繁衍，也逐漸形成「土著化」現象。馬關割台後出現的「台灣民主國」，則是一個欲藉列強之力使台灣重回中國的外交設計，本身並不具備台灣主體意識。日據時期，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成立的台灣共產黨，在其政治綱領中，明白揭示以「台灣共和國」與「台灣民族」來推翻日本殖民政權；此乃台灣主體意識第二度出現。第三章「戰後影響台灣意識發展的內、外在因素」，則是將戰後台灣意識的發展，放在一個台灣、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的三角互動環境中來觀察。在外在因素方面，則分成二二八事件、國民黨的「中國意識」統治與灌輸、政治反對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勃興四方面來討論。第四章「台灣主體意識發展與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中，第一節討論戰後海外與島內的台灣主體理論發展與建構情形。在海外台灣主體理論建構方面，主要可分成「民族論」與「國家論」二種典範。而島內方面，則是在「高雄事件」之後的八○年代，才有政治界、學術界、文化界共同匯聚成一股台灣主體建構運動。八○年代末，李登輝繼任總統，也於九○年代開始大力推動國民黨的「本土化」以及「實用主義的台灣主體意識」建構運動。第二節則由九一年制訂「國統綱領」與終止「動員戡亂時期a臨時條款」之後的各種政治現象與民意調查資料，歸納出「封閉性敘事系統」與「進化式敘事系統」，並將此視方台灣主體意識對兩岸關係的主要。第五章「結論」中，分成研究發現與檢討與建議二部分。在研究發現中，筆者分成五點進行說明：戰後台灣主體意識是一種「建構」運動、台灣政治反對運動是一種自由主義精神的展現、台灣民族主體性在建構一個「台灣想向共同體」、‘悒x灣歷史建構中得出台灣「海洋文化」的特質、以及台北主體意識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主要在於「封閉式敘事系統」與「進化式敘事系統」的形成。在檢討與建議中，筆者提出日本的影響、媒體的角色等，作為給未來研究者的建議；並且提出勿凸顯出族群問題、改進二個敘事系統的缺失，作為提供執政者的建議。

從政治－歷史的角度來看，鄭成功具有已進入世界體系的歷史身份；由現代「民族國」的歷史角度來看，鄭成功本身即有豐富的「史實面向」──初為日本人、長為中國人、死為台灣人──從史實面向出發，和台灣曾受到中國、日本統治的歷史過程相疊合，鄭成功受到不間斷、而且相對不同的歷史解釋；這些不同的解釋，也造成鄭成功這個概念的多元性。而被政權所引以鞏固自身統治正當性，或者被政權引為統治者精神象徵的，我們稱呼這種概念為「鄭成功的意識型態」。鄭成功的意識型態經過不同歷史時期的詮釋，分別表現為，一、海寇──為民之戒、為國之賊；二、忠節──危身奉上、難危莫奪；三、武士──武勇壯烈、南海雄飛；四、孤忠──反清復明、建國復國。也因為這些詮釋是做為「鞏固政權的意識型態」，因此，在台灣主體性彰顯的今天，受到來自兩方面的攻擊：一方面是政治實務上的經台無功；另一方面是政治目標上的反清復明。 　　本論文認為，我們應該正面接受鄭成功這個概念做為意識型態的事實，然而不應以「因為受政治影響而形塑出的鄭成功概念」做為對鄭成功負面評價的理由。我們應由民間社會的角度出發，對鄭成功概念進行整體的分析。以民間社會概念來與政權意識型態對立，從民間社會的概念中理出政治的影響，是本論文提出的分析策略。 　　那麼，如何彰顯民間社會的力量呢？我們提出和鄭成功有關的傳說，以及開台聖王信仰這兩者來進行對比分析。在討論了和鄭成功傳說之後，我們從中分離出了台灣型和中國型的差別，並且認為台灣型的鄭成功傳說才代表了鄭成功概念的進一步發展──神奇的、靈驗的、故事性強的傳說，這是鄭成功從史冊中步入常民生活的重要發展。從傳說走向信仰的過程中，我們比較了關公、岳飛、鄭成功這三位歷史人物，進一步發現，相較於其他兩個人物，「表面性」的政治力涉入在鄭成功的身上較為不明顯，我們認為，在「感念開台之功」（民間式的）和「因其忠烈報國」（政治式的）這兩個崇敬原因裏頭，至少在信仰初期，似乎前者的成份較強。 　　接下來，在開台聖王信仰的分析中，本論文從時間的縱切和地理的分佈上，全貌性地追索現今開台聖王廟的分佈與發展。我們認為，開台聖王信仰的地理分佈，其各自的獨立性相當高，從不同系統的移民來看，在沒有個別廟的單點調查之前，也不宜推論信奉開台聖王的人多屬何種系統。同時，更不宜把「歷史事實」理所當然的放到開台聖王信仰的脈絡中加以申論。此外，我們也提出，開台聖王信仰的歷史分期，與對鄭成功的歷史評價，這兩者應該合在一起看。開台聖王信仰在台灣的成立，受到政治力介入的痕跡相當清楚。「信者的比附」（到底我拜的神是誰？）受到政治力的影響，使得新建和改奉的廟，「祀神選項」趨於固定。從台灣開台聖王信仰本身的源起來看、沒有堅實的證據可以指出，信仰中所奉的主神「就是」／「不是」鄭成功。因此，我們在這一點仍要存疑。但是，毫無疑問地，「現在」我們所指的開台聖王「就是」鄭成功，原因很清楚，是政治運作的結果。是政治力打造了現在三位一體的「鄭成功」＝「國姓／國聖爺」＝「開台／開山聖王」概念。 　　最後，我們認為，從政治－歷史、傳說、信仰這三個角度分別觀察，現在的鄭成功概念就是在這三個面向不斷地纏繞迴旋、互相影響之下造成的，政治－歷史對鄭成功概念帶來最直接的影響；傳說為政治－歷史的解釋以及信仰的生成帶來大量素材；信仰生成新的傳說，也塑造了在民間社會中鄭成功的正面形象，這種形象使得政治－歷史解釋更為便利。分析了諸般糾纏的概念之後，我們認為，如果鄭成功概念的分析，對當代台灣意識的重構，及台灣主體性的建立能有所貢獻的話，那麼，我們的貢獻應該在於提醒：作為一種概念、一種意識型態的「鄭成功」，不宜落入國族主義泥淖的討論與批評；應從台灣的民間社會性格出發，以開放的、面向海洋的觀點，全面性地理解鄭成功概念的全貌。

近年來，台灣社會當中掀起了一股「台客文化」熱潮，不但有越來越多人以「台客」自稱，亦有「台客」為名的書籍出版、以「台客」為名的活動舉辦，形成了一股文化「台」風，本文探究「台客文化」之社會想像的形成及其文化意義。 「台客」這個詞彙最早起自於50年代，外省人嘲笑講國語不標準的本省人是「台客」，近年來則又在青少年次文化場域中興起，指著穿著打扮很俗氣、不入流的人，多半帶有鄙視的意味。不過，2005年八月，歌手伍佰、陳昇等人舉辦「台客搖滾」演唱會，翻轉「台客」一詞原來的負面意涵，將「台客」視為一種「驕傲的認同」，聲言「在台灣，人人都是台客」、「台客就是台灣的文化」，帶動了社會中「以台客為榮」的「新台客」論述，以「台灣特色」形成「台客文化」的想像軸心，使得檳榔西施、歌手伍佰的搖滾樂、傳統的布袋戲……等均接合進入「台客文化」的想像中，形成了一股「台客文藝復興運動」。不同於當前「台客」的研究多半將「台客」的意義固定、本質化的處理，在觀察的取徑上，本文採用拉克勞與慕芙(Laclau&Mouffe)霸權／論述理論中的「空符徵」(empty signifier)概念作為切入此一現象的理論與方法，考察「台客」一詞意義流變的論述軌跡，如何從一個狹義的風格指稱，逐漸擴大成了一個促動關於「我們台灣」之文化共同體的想像的符號。 本文以為，使得「台客」擴大成為代表「我們台灣」的空符徵之所以可能，乃在於「新台客」論述將「台客」建構為一種得以與美、日、韓與之抗衡、代表我們台灣特色的文化想像，吸納了台灣社會流行文化語境當中長期以來始終處於哈韓、哈日、哈美而獨缺哈台的文化認同焦慮情緒以及隨之期望「哈台」的文化民族主義文化主體慾望，成為文化全球化衝擊之下，一種「本土化」力量的抗衡與反撲。另一方面，本文也發現，在「人人都是台客」、「台客就是台灣文化」這樣文化共同體的光明號召論述下，看似「眾聲喧嘩」的「台客文化」想像之中，仍有一個「主音」是被明顯合唱的——那麼便是將在過去國民黨語言政策下所壓制的遭到禁制的台語歌、布袋戲、歌仔戲，在這一波「新台客」論述中以「台客」之名重新被歡呼，一方面是針對「舊台客」論述當中的語言歧視問題藉著「新台客」的意義重整進行象徵鬥爭，另一方面亦顯露了「台客文化」的形構力量，除了相對於「全球化」的「本土化」意識之外，亦顯露了與「中國」相對的「本土化」力量，在兩種「本土化」的交錯張力之中，開啟了通俗文化場域當中「台灣性」(Taiwaness)的想像起點。

台灣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教育從教育權的角度思考，可分個人主體和國家主體，台灣過去的教育面臨個人主體和國家主體的雙重主體模糊。 台灣在解嚴後的22年內，一共換了9位教育部長，除了是教育改革問題外，也呈現了在台灣教育領域中台灣的國家想像（nation image）與國族主義（nationalism）之間的複雜糾葛。 二次大戰後，鄉土教育在台灣的發展，分成六個發展階段，從台灣的主體性追尋的角度來看，「九年一貫制」實施前後，是本研究討論與觀察的重點。 本研究全文有五章，先整理鄉土教育政策發展歷程，再討論「師資」、「教材」、「施教老師與受教學生」三個面向，發現「台灣主體性」教育哲學的建構，展現解嚴後在「人的主體性」和「國家主體性」在教育領域的辯證互動。 / From the aspect of education rights, the education with Taiwan as the subject is involved with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national subjectivity. In the past, education in Taiwan blurred both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national subjectivity. Since the Martial Law was abolished, there have been nine ministers of education, in part because of issues on education reforms. Moreover, it underlines the complex twist of nation image and natoionalism in Taiwan’s education system.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angtu education, education about neighboring communities and the land we live on, in Taiwan has entered the sixed stage. In the prospect of in search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 the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9-year integrated curriculum are worth making observations on. Thus, this thesis looks deeper into these periods and discusses them. There are five chapters in the thesis. First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angtu education policy presented. Then come the discussions in the aspects of “teacher resources,” “material,” and “those who teach and those who are taught.” That results in the possible ways which may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 The debates in the education field about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and “national subjectivity” after the abolishment of the Martial Law are also shown in the the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