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18575号 / 工博第3936号 / 新制||工||1605(附属図書館) / 31475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都市社会工学専攻 / (主査)教授 中川 大, 教授 谷口 栄一, 准教授 松中 亮治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ngineering)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19454号 / 法博第188号 / 新制||法||154(附属図書館) / 32490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酒巻 匡, 教授 堀江 慎司, 教授 塩見 淳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由於過去曾有少數論文提及保險爭議之處理方式，但隨著保險實務運作日趨靈活及仲裁法之修改，對於有關保險爭議仲裁卻少有文章論述或論述不深。 本篇論文主要在闡述仲裁制度地運作下，保險爭議如何圓滿迅速地解決。因此本文將首先介紹各種解決爭議的方法，如：申訴、協商或和解、調停或調解、仲裁、訴訟及其他爭議處理方法。再者，討論仲裁協議中有關仲裁協議之形式要件及提交仲裁用語之各項疑問。進而討論保險爭議仲裁制度運作時，可能面臨提交仲裁範圍為何、保險契約仲裁條款是否構成書面合意之仲裁協議及保險契約仲裁條款究竟可拘束哪些對象等等問題。並蒐集國內外之保險仲裁條款，加以分析、評論其優劣。最後於結論時，說明保險公司應如何妥善處理爭議，以及哪些險種適合利用仲裁排解紛爭，如何訂定保險爭議仲裁範圍較妥適，並於論文節末建議相關機構努力之方向。 / There were used to a few papers or articles studying in the insurance dispute resolutions in past years. As by Arbitration Act has modified creatively in 1998, a lot of insurance companies have begun to manage claim arguments between insurer and insured to Arbitration; however, few articles discuss in relating to insurance dispute arbitration or just refer it but not deeply enough. The objective of the paper is to explain how Arbitration to resolve insurance disputes perfectly and fast. First, this paper introduces some usual dispute solutions, for example: complaint, negotiation or compromise, mediation or conciliation, arbitration, litigation, and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s. Second, talking about how parties of the insurance contract make an effective arbitration agreement? What conditions should be fulfilled? What words used to refer to arbitration may fear of contradiction? Third, researching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problems of insurance dispute arbitration, including what kinds of disputes are sued to refer to arbitration? Does the insurance arbitration clause constitute an effective arbitration agreement with mutual agreement? Whom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is binding upon? Fourth, the paper analyses domestic and foreign insurance arbitration clauses, at the same time, tries to discuss their advantages or disadvantages.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suggesting how the insurance company resolves insurance disputes, analyzing what kinds of policies are sued to arbitration, how the insurers to make useful and effective insurance arbitration clauses and how all the parties to make an effort to insurance dispute arbitration.

由於國際間目前有關國際裁判管轄權之規定尚未統一，各國確立國際民事管轄權之原則或基礎不同，因此，同一涉外案件，有二個或二個以上之國家主張其享有國際裁判管轄權，為甚為常見之情形。本文於第二章即說明了國際裁判管轄權之競合與衝突之問題，其最終之目的係在避免國際私法上之裁判矛盾發生，以促進裁判一致之理想。解決國際裁判管轄權潛在衝突之切入點，應是各國基於公共利益與當事人利益，致力於確立公平、合理之管轄權規則，避免過剩管轄之現象發生，預先防範國際管轄權實質衝突之發生，減少當事人不當挑選法院（forum shopping）之機會。解決國際間重複起訴（即管轄權實質衝突之問題）之切入點，係各國基於當事人之利益（避免當事人重複應訴、避免判決牴觸導致跛行之法律關係）與國際協調之整體利益（促進國際交易之安全與圓滑、促進訴訟經濟），對於已經發生之管轄權實質衝突，於事後採取必要之處理，法院得拒絕行使管轄權、駁回訴訟或停止訴訟（如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二之規定係採取停止訴訟之方式）。對於此等管轄權之衝突問題，除以國際公約之方式尋求解決外，承認國際裁判管轄之合意與法院之拒絕管轄權限，亦可發揮避免管轄權衝突之功能。 對當事人而言，在一國際民事事件中，若具有管轄權之法院有數個時（即國際裁判管轄權競合之情形），原告原則上得選擇對自己有利之法庭地起訴，此時應避免原告為不公平之法庭地選擇。本文於第三章第一節所論述之當事人「挑選法院」問題，除了各國應致力於確立公平、合理之管轄權規則以尋求解決外，尚有二種避免之方法：一係承認當事人得透過協商之方式為國際裁判管轄之合意，另一係藉由法院「拒絕管轄」之裁量權限，以求調和。 本文於第三章所論述之「國際裁判管轄之合意」，從我國法院之立場觀之，可分為三種型態，即（一）當事人合意選擇我國之法院為管轄法院；（二）當事人為「併存之外國法院合意管轄」；（三）當事人為「排他性外國法院合意管轄」。此三種型態之國際裁判管轄合意，本文認為均應承認其合法性。在要件之探討上，本文認為國際裁判管轄合意之共通要件為：「合意管轄之意思表示一致與不要式性」、「合意管轄不得違反關於專屬管轄之規定」、「合意管轄須非重大之不合理或不公平」、「當事人須有訴訟能力」、「合意須限於第一審法院」及「合意須針對特定之法律關係」等。在「排他性外國法院合意管轄」之情形，因涉及我國法院之法定管轄權是否被排除之問題，我國法院尚須考量「合意管轄法院對該事件依該國法是否有管轄權」，而在合理性原則之分析中，法院亦得斟酌「合意法院之判決將來於我國之承認、執行可能性」。 在國際裁判管轄之合意中，合理性原則之分析，係賦予內國法院一定之裁量權限。其法理依據，與本文第四章所論述之國際裁判管轄權之基本理念有其共通性，即基於「當事人間之公平」、「裁判之適正、迅速」之理念，由法院認定是否有「不合理」之情事。按合意管轄係基於雙方當事人之自主意思而約定，當事人雙方既已就其「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之利害狀況作一評估與安排，內國法院原則上應盡量尊重當事人之合意。在例外之情況下，應由反對該合意管轄之當事人負主張及舉證之責任，以該合意管轄約定具有「重大不合理」之情事為限，內國法院始得否認該合意管轄之效力。和第四章本文所述之「拒絕管轄」相同，法院關於「合理性」之裁量權限不宜過大（限於有重大不合理之例外情事），以期在法之一般安定性與個案之具體妥當性中尋求一平衡點。 第四章關於法院之拒絕管轄方面，本文主要以英美法上之「不便利法庭原則」作為論述對象，並與美國法上之「正當法律程序分析」與日本法上之「特別情事原則」作一分析與比較。不便利法庭原則賦予法院拒絕管轄之權，可說係對於原告挑選法院（forum shopping）的一種制衡手段，亦可某程度減少過剩管轄之發生，調和管轄權衝突之問題。然而，不便利法庭原則本身並非剛性規則，而係委由法院自由裁量；若無合理、具體之標準，在適用上將欠缺明確性與預見可能性。不便利法庭原則在美國實務已有高度之發展，然美國在確定是否有國際裁判管轄權時，一方面極力擴大本國之管轄權，另一方面又限制本國法院行使管轄權之權限，自我修正此種過度管轄問題。本文認為，若在檢討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有無時即採取較為限縮的態度，並輔以利益衡量之方式運用裁量權，則承認不便利法庭原則之必要性，即有斟酌餘地。 「特別情事」分析方法已為日本實務上認定國際裁判管轄權時所採取之「標準模式」，於世界各國關於「拒絕管轄」之實務運作上，日本之特別情事分析可說係一經過高度發展、且自成一格之體系。在認定國際裁判管轄權之階段，日本法制係以「法理」（即管轄分配說）之理念為本，以內國民事訴訟法關於土地管轄之規定作為具體認定之標準，並配合「特別情事」原則之分析（即一定之利益衡量）。此等方式，可謂係兼採「逆推知說」、「管轄分配說」與「利益衡量說」之精神，以認定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有無。於管轄權有無之認定階段，日本法院已賦予法院一定之裁量空間，以兼顧個案之具體妥當性，則將英美法上之「不便利法庭原則」導入之必要性並不高。 在我國，適用英美法上「不便利法庭原則」之下級法院裁判為數不少，惟此等裁判多僅將此原則作為「認定國際管轄權有無」之依據，而非在肯認我國有管轄權後進而適用此原則拒絕管轄。因此，不便利法庭原則在我國之適用與英美法院仍有差異。本文認為，我國實務上將不便利法庭原則作為管轄權有無之認定依據之一，實際上僅為管轄權分配規則之一部分而已，採取「利益衡量說」或「修正類推說」，即可達到同樣之目的。本文認為，與其一面採納「不便利法庭原則」、一面改變此原則之固有意義（將之作為管轄權有無之認定標準），不如採納日本法制所發展之「特別情事」原則。 於探討當事人之法庭地選擇與法院之拒絕管轄問題後，本文於第五章進一步說明其二者間之適用關係為何。在國際裁判管轄之合意與不便利法庭原則之適用上，二者間究竟孰為優先，容有爭議。從國際私法與國際民事訴訟法上「普遍主義」之精神觀之，各國之裁判機關應立於世界一體性之立場，以確保國際私法交流之圓滑與安全為目的，並基於國際間之協力而分擔、發揮國際上民商事案件之裁判功能，則內國法院對於外國當事人所為之「授與管轄權」之合意，應隨著國際趨勢承認之，並行使管轄權。從國際裁判管轄合意之功能性分析之，國際裁判管轄合意具有固定法廷地（forum fixing）之機能，解決管轄權規則不可避免之法律上衝突與矛盾；若減少管轄權規則之衝突，則同一事件重複起訴之情形亦能避免，對於當事人之程序利益之追求，對於國際間裁判矛盾之防止，均有裨益。因此，國際裁判管轄之合意應優先尊重，合意管轄之法院不宜適用不便利法庭原則以拒絕管轄。 本文探討者，係國際裁判管轄權之重要問題，於探討後回歸本論文之研究動機：如何致力於確立公平、合理之管轄權規則，消除過剩管轄之現象，並防範國際裁判管轄權衝突之發生，以期促成「國際間裁判一致」之理想？ 在我國法制上，本文認為，宜以法律之一般安定性為原則，以具體妥當性為例外。在國際裁判管轄權之認定上，以「管轄分配說」之理念為基礎，將國際裁判管轄之分配理解為：基於國際間之協力而分擔、發揮國際上民商事案件之裁判功能（即普遍主義之理念）。具體之認定過程中，原則上以民事訴訟法關於土地管轄之規定作為參酌之依據，惟仍須斟酌涉外事件之特殊性，例外時從事利益衡量。如此，較能兼顧「法的一般安定性」（即明確、可預測）之要求與「具體妥當性」之要求。 在各國法制上，關於國際裁判管轄權之認定規則，多有不同，大陸法系國家與英美法系國家有其不同之管轄體系，各國究以何種方式認定裁判管轄權，若無公約在各國間加以規範，恐難防範國際裁判管轄權衝突之發生。因此，國際間公約之締結或區域性立法仍係日後各國所應努力之方向。於二ＯＯＯ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歐盟理事會正式通過之「民商事管轄權及判決承認與執行條例」（簡稱「歐盟管轄條例〈44/2001〉」），係對「歐洲共同體民商事事件管轄及判決執行公約」（「布魯塞爾公約」）進行修訂與更新之結果，已於二ＯＯ二年三月一日生效。此條例即為此一發展趨勢之指標。海牙國際私法會議長久以來亦在國際管轄公約方面有相當之努力，其於一九九九年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於特別委員會中作成「民事及商事事件管轄權與外國判決效力之公約準備草案」（簡稱「海牙管轄公約草案〈1999〉」），惟該公約草案自二ＯＯ一年六月召開之外交大會以來，因為各國間對於某些重要之條文多有意見之差異與對立，故至今仍未通過。由此觀之，目前欲使多數國家接納此種大規模條約之制定，實有重大困難。 在各國之間合理分配國際裁判管轄權，係為了提供更有效率、更合理之紛爭解決方式，並使裁判在國際社會間不受妨礙地自由流動。在世界各國程序規範尚未統一之今日，各國法院就每一案件所為之「國際裁判管轄權之認定」，應盡量客觀、公正，而非任由各國法院基於主觀或國家利益，而犧牲國際經濟、社會整體之秩序與和諧。從而，一國法院於判斷國際裁判管轄權時，應盡可能不受不確定之偶然因素或人為因素（如當事人挑選某國法院起訴）之支配，而以客觀、公正之態度認定「最適之管轄法院」為何，以期在「國家主權利益」、「當事人之利益（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及「國際民商法律秩序之整體利益」三者之間尋求一個合理之平衡點。或許，只有在世界各國均朝此方向努力，國際私法關於世界法之統一與避免裁判歧異之理想，始具有實現之可能性。

按聯合行為之執法實務，因面臨直接證據取得不易之現實，各國執法機關與法院莫不仰賴間接證據以證明事業間存乎於心的「合意」，從而「合意」要件的認定，成為在認定聯合行為時，最艱困的挑戰。鑑於我國學說與實務，尚未就如何運用間接證據證明合意之存在，形成一套可資依循之操作法則，從而本文乃一秉經濟理論、法律理論並重，而兼採法律經濟分析之方法，參諸反托拉斯法施行歷史最久、執法經驗最為豐富之美國，分析觀察其理論與實務之發展，加之以大量案例之研析，歸納出其長期踐行所形成之操作原則，並於檢視我國聯合行為之實務運作情形後，在我國實定法律與執法實務之架構下，提出本文所建議之間接證據操作原則，期能供作我國行政院公平交易會與行政法院，於認定聯合行為案件「合意」要件時，可資依循之操作準則，相關操作準則之具體內容，則包括間接證據之類型化、不同類型間接證據之論究先後順序、經濟分析方法與經濟性證據之運用方式、評價經濟性證據時應採取之合理心證運作模式、為控制經濟性證據之無規則性本質而導致的法律不確定性風險，而就證據價值所為之必要限制、以及本於公平正義與效率之理念，而設定出之聯合行為行政訴訟之據證明度標準，及於該證明度標準下所形成之具體操作內涵。 關鍵字： 卡特爾、合意、間接證據、證明度標準、有意識平行行為、促進行為、附加因素 / The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and courts nowadays have difficulty to obtain direct evidence to prove a cartel’s agreement for horizontal conspiracies seldom entailing refined articulation of mutual understanding—often the understanding is no more than a wink or a nod, in this situation, inferring the conspiracy based on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is the normality rather than the exception and has bedeviled the enforcer and courts whe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innocent interdependence and illegal conspiracy. In view of deficient in a systematic way for Taiwan Fair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s in manipulating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when proving the existence of an agreement, this thesis proposes a systematic mode and criteria of manipulating through surveying numerous horizontal restraint cases covering U.S. and Taiwan by means of equally emphasizing law theory and economic theory as well as the approach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And the contents includes classifying the types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he proper and reasonable way of economic evidence evaluation, the essential conditions in the probative value of economic evidence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pitfalls of uncertainty in the law resulting from increased reliance on such evidence as well as the standard of proof which conforms to justice and efficiency imposing on a cartel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main issues of the suggestion framework. Key words: cartel, agreement,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he standard of proof, conscious parallelism, facilitating practice, plus factor

基於租稅法定主義及租稅事務具國家行使高權及大量行政之特性，依稽徵行政之本質，原以單方之行政處分為常態之行為方式，但亦有徵納雙方作成協議之情形。為解決複雜且為數衆多的租稅問題，稅捐機關必須面對與納稅義務人間之各項爭議，尤須加強溝通管道之暢通，經由租稅和解與稅務協談等協議行為來解決紛爭的方法，在稅捐稽徵實務上已益顯重要。惟以稅務協議方式解決紛爭是否違背租稅法律主義與課稅平等原則？又行政機關有依職權調查事實、探求真實之義務，為依法行政之重要原則，以稅務協談或和解等協議行為方式減輕稅捐機關職權調查之義務，兩者間界限如何劃分？均有探討之必要。 稅務協談在稽徵實務上行之多年，有其積極之作用，協談因無法律授權依據而不具法律拘束力，其性質雖僅為陳述意見或行政指導，但在稽徵實務運作上，對徵納雙方間就課稅事實認定歧見之排除，仍具有實質之功效。稅務協談在稽徵實務之運作狀況及今後應如何發展，方能使徵納雙方間建立公平的法律關係，為本文研究重點之一。另在訴訟實務上，行政法院針對特定狀況之稅務事件，會對徵納兩造試行和解，以終結訴訟程序，惟訴訟和解以當事人對爭訟標的有處分權為要件，本文即須探究稽徵機關對訴訟和解之爭訟標的有無處分權。 稅務協談或行政上之和解為課稅事實認定程序之協議行為，依據該協談或行政和解之結果，發生確定課稅事實之效力，稅捐稽徵機關再依據協議所確定之課稅事實作成課稅處分或復查決定，行政程序並不因協談或行政和解而終結。訴訟和解則係徵納雙方就已核定之稅捐發生爭執，行政法院試行和解成立則發生終結訴訟程序之效果。訴訟和解兼具確認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之和解契約行為與終結訴訟程序之訴訟行為等雙重性質，且其適用標的範圍上與稅務行政上和解或協談有相似及融貫之處，本文爰予比較說明。 針對目前我國租稅訴訟和解之實務運作情形、其與現行稽徵實務上之稅務協談及稅務行政上和解契約間之關係如何？學說見解與稽徵實務上應如何調和方能使稅務協談符合法制並運作得宜？往後稽徵機關與納稅義務人間有關租稅爭議之協議行為又將如何發展？本文將逐一探討並研提可行性建議。

仲裁為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本文針對仲裁制度做一概要性之介紹，探討仲裁之意義、仲裁緣起，以及仲裁制度之特性。後就法律性質予以介紹，探討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之理論，研析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審查模式及其方式，以及程序上所面臨之問題。復進入我國撤銷仲裁判斷之訴之法定事由，併整理實務相關判決，以及參照外國法例，提出本文見解以供參酌。另就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所衍生後續相關問題亦併論述之。最後本文以前揭部分所獲之研析結果為基礎，參照外國法例，提出對我國仲裁判斷救濟制度之修正芻議。

企業透過併購（Merger & Acquisition）以追求外部成長，是當前全球化競爭趨勢下，企業管理不可或缺的一環。而在併購行為之中，敵意併購（Hostile Takeover）因為雙方陣營在過程中的對抗，攻防雙方所使用的手段往往遊走於法律邊緣，因此法律規範的釐清實有其必要，本文之主軸即係將研究重點置於各該法律領域與敵意併購相關聯處之討論及分析。 本論文共分為七大部分。第一部份為緒論。第二部分為敵意併購概說，首先對併購及敵意併購作一簡介，並說明敵意併購得以促成公司控制權市場的形成，為公司治理體系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外部監控手段。其次介紹三角合併及融資兼併，前者於敵意併購時，得以切割併購公司與被併公司，控制風險；敵意併購亦得以融資兼併為之，透過三角合併，將併購資金之融資負債轉移予被併公司。再者，金融業的併購法規較為特殊而嚴格，但金控轉投資及保險公司轉投資的法令規範寬嚴不一，前者嚴而後者寬，不僅獨厚旗下有保險子公司的金控而有公平性的疑慮，更使得主管機關對於金控的併購案無法有效管理，並不妥當。最後，敵意併購可能產生內線交易問題，本文加以討論，並分析中信併兆豐一案中的內線交易疑雲。 第三部分討論委託書之徵求，介紹我國法及美國法的委託書規範，並作一分析與檢討。本研究認為徵求門檻有其價值，得以減輕代理問題，避免控制權與盈餘分配請求權大幅偏離。而委託書徵求的公平性問題，包括股東名簿、紀念品發放、以及機構投資人的表決權行使問題，都有偏袒公司經營者的問題，宜予檢討改進。價購委託書方面，本文認為由於囚犯理論，經營者的公司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將因委託書收購而呈現大幅偏離，增加其掏空公司的誘因，並且收購委託書將扭曲公司控制權市場的樣貌，損害公司治理。因此現行禁止收購委託書之規範，宜予維持。 第四部分介紹公開收購及其他收購目標公司股份之法律規範。除集中市場的交易方式外，公開收購是敵意併購者收購股權的重要方式，其中強制收購制度之採行與否，學界眾說紛紜，外國立法例也各有不同。本文認為，英式強制收購將扼殺有效率的併購，對於亟需以併購強化產業競爭力的我國而言，並不妥當；而我國法下的強制收購制度實為限制短期取得大量股權的交易方式，為他國立法例所無，卻巧妙地在不過分阻礙併購的前提下，使所有股東得以平等分享控制權溢價，有其可取之處。 第五部分為介紹多樣化的反收購策略。首先介紹美國實務上多樣化的反收購策略，如毒藥丸等等，再探討前述防禦策略於我國法下適用的可能性。其次介紹我國企業慣於採行的反收購策略，包括買回庫藏股、交叉持股、稀釋對方股權、妨礙股東會開會、假處分等等，並對實務上運作的弊病以及法令的缺失，進行探討。 第六部分是討論各國對於敵意併購的法律政策立場，首先介紹美國的併購歷史、反併購州法的發展、以及美國法院對於反收購策略的立場及其審查基準，原則上美國法院賦予經營者較大的權限採行反併購措施。其次介紹歐盟的公開收購指令，其要求公開收購時董事會必須保持中立，任何可能阻礙收購的措施必須經過股東會決議方得採行。日本法方面，主管機關的立場及法院於Livedoor案的見解，似有模仿美國法的傾向。於面臨敵意併購時，我國應採行美國法的董事會優先主義（director primacy）或是歐盟的股東優先主義（shareholder primacy），本文認為，股東優先主義在資訊充分揭露的前提下，得以消弭目標公司股東與經營團隊之間，及目標公司股東與併購者之間的利益衝突，應是較適宜採行的。 第七部分為結論。

2016年全球半導體產值約 3,270 億美元，台灣半導體產值佔全球的23%，繼續蟬聯全球第二大半導體產業大國，排行僅次於美國。此外，台灣以出口為導向，根據我國財政部統計，2017上半年積體電路出口金額占整體出口總值的27.6%，是我國最主要的出口產品，可見半導體產業對台灣的影響力不言而喻。 近年來半導體併購浪潮興起，台灣廠商也無法置身事外，最受矚目非日月光與矽品的非合意併購案莫屬。一般學術論文對於非合意併購案的探討，著重於併購前的動機與併購後的綜效，鮮少討論雙方在併購過程中的攻防。故本研究欲以動態競爭觀點，並考量政府對併購成敗的影響，來找出矽品最後同意日月光共組控股公司之提案的原因，並分析此合併案對全球封測產業所造成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雙方在合併前，應用產品及地區的市場共同性，分別呈現上升及下降趨勢，透過收購矽品，日月光不僅能追趕其主要競爭對手在車用電子的領先地位，更可以降低營收過度集中於北美的風險。另外，雙方在台灣及中國的專利申請數量有下降趨勢，但在美國專利的申請數有明顯增加且資源相似性也呈上升趨勢，故推論日月光收購矽品可鞏固其在北美市場的領導地位。總而言之，雖然日矽合併案被外界視為雙贏結果，但客戶轉單、中國商務部的限制條件及收購溢價偏高可能使得此合併綜效有限。在面對中國封測產商崛起、封測產業的市場集中度上升及半導體產業中下游界限越來越不明確的情況下，雙方合併為必然之勢。 / The worldwide semiconductor market grew 1.1% in 2016 to $338.9 billion USD, in which Taiwan accounts for 23% of the total output. Taiwan continues to rank a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ith the first being America. Taiwan is export oriented, and from the statistical data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he shipment of integrated circuit exports accounted for 27.6% of gross export value in the first two quarters of 2017. This indicates that integrated circuit is an important export product and that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aiwan. The recent and unprecedented M&A waves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caused major changes and created impact on Taiwanese semiconductor firm. The recent case that drew most attention is the M&A between ASE (Advanced Semiconductor Engineering, Inc.) and SPIL (Siliconware Precision Industries Co., Ltd). While most academic theses focus on the acquiring firm’s motive and post-M&A synergy, the offense and defense strategies during the M&A process are rarely explored. This research aims to focus on reasons why SPIL agreed on ASE’s proposal to form a joint venture holding company and the impact on the global OSAT (Outsourced Semiconductor Assembly and Test) industry after this M&A. This thesis utilized the dynamic competitive perspective and identifies government’s impact on M&A. The study finds that before the merger, the commonality of product shows an upward trend while the commonality of region market presents a downward direction. This merger not only assists ASE to catch up with its leading competitors in the automotive electronics sectors, but also reduce the revenue concentration risk, given that its major sales is in North America. In addition, the number of patents filed by both companies in Taiwan and China has declined, but the number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long with an escalating resource similarity. Therefore,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SPIL can consolidate ASE’s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North American market. To sum up, the merger of ASE and SPIL is regarded as win-win outcome. However, the M&A has risks, such as customer attrition, restriction from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FCOM) and merger overpayment. Such uncertainties may reduce synergy. Nevertheless, in the face of the rise of China's OSAT business, the market concentration of OSAT industry, and the increasingly unclear boundary between the middle and downstream firms, the merger of the two firms is inevi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