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利用市場分析師常使用的總體經濟指標和不動產產業指標來研究其與營建類股價的關聯性，探討分析師所利用的不動產各項指標是否具備代表性。同時，產學界亦存在一些不動產市場指標，本研究也將探討這些指標是否對於預測營建類指走勢有所幫助。 本研究以總體及產業觀點切入，利用VAR及誤差修正模型來探討總體環境及房地產市場和營建類指間的關聯性，並試圖從中找出影響營建類指的關鍵因子。就總體經濟指標來說，實證結果顯示貨幣供給額及利率都是營建類指的領先指標；但營建類指和大盤指數的關係相當薄弱，大盤指數的上漲無法帶動營建類指的上揚；就不動產產業指標來看，營建類指和產業指標間存在長期均衡關係，其中，營建類股價長期調整速度高於台北市房價的調整速度，而因果關係檢定結果顯示營造生產毛額年增率領先營建類指，而營建類指又領先房地產景氣綜合判斷分和建照執照申請面積，營建類指和台北市房價及營造業受雇員工人數具有反饋效果，此結果顯示營建類指在資訊的反應上並未全然領先，這與營建類指長期不受投資人青睞，致使其無法快速及完全的反應資訊有關。 在整體營建產業走弱的因素使然下，本研究建議營建類股票的投資人應注意政府對於房地產的產業政策，政府的政策做多除可有效提升房地產景氣外，更可拉抬營建類股票的股價，此外，預期貨幣供給額上升及市場利率走跌時對於營建類股價將產生正面的效果。

自從中國實施經濟改革之後，其經濟快速成長。從1978到2002年之間，中國的年平均成長率為8.07﹪。但同時期，中國的不平等卻顯示不同的變動趨勢。在1980年代，經濟改革似乎同時促進經濟成長與不平等程度的下降。然而1990年代之後，不平等卻呈現向上爬升的趨勢。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即是探討改革後，中國經濟成長與不平等間的因果關係。 根據之前的文獻，經濟成長和不平等之間可能相互影響，但影響方向卻不確定。本論文研究方法採用Granger因果檢定，估計成長與分配的因果關係以及影響方向。本研究採用Toda and Yamamoto (1995)所提出的向量自迴歸程序，對Granger因果模型進行卡方檢定的統計推論。Toda和Yamamoto證明，研究者能夠估計一個k+dmax階的向量自迴歸模型，其中dmax是時間數列變數最大整合階數，k為落差期數。然而，進行統計推論時，研究者只需利用卡方統計量檢驗前k階的迴歸係數是否顯著，而不需檢驗最後的dmax階迴歸係數。利用此研究方法，本論文發現以下結果：一、經濟成長會正面且顯著地影響不平等；二、不平等不會影響到經濟成長；三、實證結果是穩健的，其不因使用不同的所得不平等指數或落差期數而有所變化。 會產生第一種結果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央政府傾斜政策的實施。與先前文獻完全集中研究自由經濟或計畫經濟不同，中國經濟正處於轉型過程，可能是本研究不能發現所得不均等對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 本研究的政策意涵為，由於經濟持續增長，使得不均等的情況更加惡化。因此，中央政府應該取消向東部沿海傾斜的政策，並且增加對中西部地區進行投資的意願。但是，將資源投入在中西部，使得到的收益遠遠小於投入在東部者。因此為了促進持續經濟成長，不建議採取某些能迅速降低不平等的政策，例如財政移轉。 / Ever since economic reform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China, its economic growth rate has been remarkable. Its annual growth rate of per capita GDP was about 8.07% for the period 1978-2002, but its income inequality level presented a different moving trend during this time. In the 1980s, it seemed that economic reform decreased this inequality successfully, but the situa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tarted to deteriorate beginning in 1990.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research i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nequality exists in post-reform China. According to previous literature, economic growth and inequality can influence each other, but their influential directions are uncertain. This study adopts the Granger-causality test as a methodology to estimate their relationship and influential directions. This study tests Granger-Causality with the chi-square statistic, which was proposed by Toda and Yamamoto (1995). They wrote that researchers could estimate a (k+dmax)th-order VAR where dmax is the maximal order of integration. Only the first k coefficients have to be jointly tested with the chi-square statistic, and the last dmax coefficients are ignored. This study finds the following results: (i) growth positively influences inequality; (ii) inequality does not influence growth; and (iii) the results are sturdy no matter what inequality index or what lag lengths are used in the empirical test. The result (i)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biased central government policy. Differencing from previous studies, which focused on democratic or undemocratic economies, this study researches a transitional economy. It could be the reason why this study finds no evidence of the effect of inequality on growth.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that China’s government has to give up biased policies and increase the incentives of investing in inland regions. Besides, in order to promote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some policies like fiscal transfers, which can reduce inequality quickly, are not recommended.

自從 Pressman 及 Wildavsky 在 1973 年發表「執行：聯邦政府期望如何在奧克蘭市落空」， 首力陳政策執行過程對政策結果的重要性，獲得廣泛熱烈得迴響， 自此而後，研究執行的文章、書籍、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使得政策執行成為被熱烈討論的一門課題。 儘管執行研究發展至今，已有許多令人稱羨的成果， 但是不少學者表示，政策執行的研究迄今仍面臨許多爭議與瓶頸有待克服及超越。 如 Helen Ingram(1990： p462-463)就表示， 目前研究政策執行的學者們所爭論不休的議題，包括了以下幾點， 例如執行究竟應從何處開始或在何處結束？真正影響執行的關鍵變數究竟為何？又應以何種的標準來評估政策的成功與失敗？ 為此， Ingram 在其所著一篇名為「執行： 一回顧與建議性的架構」 (A Review and Suggested Framework) 的文章中，便提出一個整合執行研究的理論架構，在此一理論架構中， Ingram 以因果理論為基礎來建構其政策執行理論模式， 並設計其執行理論中各類型政策與其執行途徑、評估標準之間的因果邏輯關係， 並且強調此關係會隨著情境或系絡的變化而隨時改變，形成另一種類型政策的因果關係。 換言之，Ingram 即是利用政策設計的概念，試圖整合政策執行研究的應然面與實 然面， 使政策執行的研究及分析能更具真實性與實用性。 就應然面而言，他以因果理論為基礎進行整合及建構各政策要素間的因果邏輯關係，並以此關係做為各類型政策設計的理論基礎； 就實然面而言，他則以「權力」此一要素在各政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更進一步深入地分析與解釋上述因果關係背後所隱藏的實質意涵，及其可能的變化情形。 綜而言之，筆者認為， Ingram 政策執行理論的最大特色在於， 其不但超越了傳統政策科學家舊有的思考模式，將政策規劃、政策執行、政策評估等政策過程作一整合性的分析， 同時更將公共政策視為設計政策方案的過程， 一方面吸收政策執行理論的經驗，且另一方面亦拓展了傳統政策規劃理論的視野， 超越了傳統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觀念，以更負責、更具實務性的態度來看待政策執行， 可說是為政策執行的研究開啟另一新的研究方向與趨勢，頗值得吾人作更進一步的了解與探討。 總之， 本文之研究目的即在於了解與分析 Helen Ingram(1990) 的政策執行理論的實質意義與內涵， 並希望能將 Ingram 的政策執行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以做為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對於私部門儲蓄（private saving）之組成成分──公司儲蓄（cor- porate saving）與家庭儲蓄（household saving）間究竟存在著什麼樣 的互動關係，因涉及政府之租稅重分配政策是否可提升私部門儲蓄的課題 ，一直是關心資本形成的經濟學者所爭論的焦點。本文即希望透過 Granger- Sims檢定法則，首次透過因果關係的角度澄清兩者之間的關連 關係，確立可能存在的因果方向及型態，以作為政府施政時的參考。臺灣 地區之實證結果顯示：公司儲蓄(SC)、家庭儲蓄(SH)不論在所得稅負變數 是否存在下，均呈現同向之回饋因果關係。個體儲蓄決策過程中，超理 性 (ultra rationality)並不存在，一旦公司儲蓄、家庭儲蓄兩者之一有 所增減，必帶動另一者作同方向之變動，對整體私部門儲蓄率之變動只有 加劇而無抵消之效果。是故在所得稅負重分配政策的採行上，政府須審慎 考慮其對私部門資本形成所帶來之負面打擊。

價量關係研究於金融市場甚豐，然於台灣之住宅新推個案市場則相當匱乏，因此本研究關注台灣住宅新推個案市場之價量關係，考量住宅空間次市場差異，區分為內部關係─價量關係，以及外部關係─價／量波及效果。研究以全國及五大都會區為（台北市、台北縣、桃竹地區、台中都會區及南高都會區）為空間範圍；1996年第1季至2009第4季之可能成交價、成交量資料，運用時間序列分析方法，釐清住宅空間次市場內部之價量關係是否存在差異，以及次市場間成交價／量是否存在相互影響的效果，以提供預測市場價量趨勢之參考。 研究結果顯示台北市之成交量領先成交價3期，價量交互影響程度較其他地區大，可知台北市住宅市場之成交量變動在住宅市場趨勢預測中更為關鍵；南高都會區之價量存在共整合關係，表示價量調整具長期均衡，背離程度有限；台北縣、桃竹地區及台中都會之價量則無明顯領先落後關係，價量關係相對薄弱。波及效果之研究結果顯示成交價之波及效果主要由台北都會區擴散至其他都會區，影響方向為單向且範圍較大；成交量則以相對鄰近之都會區為影響範圍，影響主要為雙向，但範圍較小。本研究認為台灣住宅市場過度關注價格訊息，然而更應重視成交量變化的掌握，並關注住宅空間次市場基本結構之差異，避免使消息面造成的過度預期成為主導市場的力量。 / There are numerous researches in stock markets and finance, but few in Taiwan newly construction and pre-sale housing markets. Using the Cathay Real Estate Index Quarterly Reports for the period 1996-2009 and applying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e thesis examines price and volume relationship in five metropolises (Taipei City, Taipei County, Taoyuan-Hsinchu, Taichung Metropolis and Tainan-Kaohsiung) in Taiwan. And with the concern of the differences of housing submarkets, the price and volume relationship is classified as intra-relationship and inter-relationship. The former is price and volume relationship in a certain metropolis, the later is the ripple effects of housing price or trading volume between metropolises. The result of intra-relationship shows that housing price Granger-cause the trading volume in Taipei city. That is, volume provides useful information to predict future price. And there is a long-run relationship in Tainan-Kaohsiung metropolis. From the aspect of inter-relationship, housing price changes first in Taipei City and Taipei County; trading volumes have mutual ripple effect between two neighboring metropolise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are useful for housing market participants: We should keep an eye on the changes of trading volume. Also the structure of the submarket is fundamental to form the investment strategies.

本論文旨在研究日語非意志性他動詞句之多義性、限制以及其分類基準的依據。研究方法主要以「他動性原型」的概念，對非意志性他動詞句所擁有的事象流程進行分析及分類。再以「語彙概念構造」(LCS)比較各類別之差異，並檢證非意志性他動詞句所存在的連續性。 本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簡述本論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章則是從典型的他動詞句跟非意志性他動詞句的之過往相關文獻進行研究，並針對其分析提出尚未解決的問題。在第三章裡，以因果關係的觀點說明非意志性他動詞句所擁有的事象連鎖過程。並透過他動性特徵的「意志性」「制御性」「受影性」 ，區別並分類日語的非意志性他動詞句。在第四章，則是以「語彙概念構造」進一步對第三章導出的分類基準進行檢證，並分析非意志性他動詞句所帶有的多義性和連續性。最後第五章為結論。 在過去多數的研究裡，對於有著多樣性質的日語非意志性他動詞句往往不多加以區分，均將之視為同一種現象。而本文則是為了檢證其多義性的存在，藉由他動性原型和語彙概念構造的種種分析，說明了日語非意志性他動詞句在性質上亦可分為三種類別。 關鍵字: 他動性原型、意志性、制御性、受影性、LCS、因果関係、事象構造、多義性、連續性 　本論の目的は、日本語の非意図的な他動詞文の分類の基準、制約さらに多義性を研究することである。本稿では、方法論として他動性プロトタイプと語彙概念構造に基づいて、非意図的な他動詞文が持つ事象過程、区別および連続性と下位分類を明らかにする。 　本稿は5章で構成される。まず、第一章は序論で、使用する方法論を述べる。第二章「非意図的な他動詞文の認定」においては、まず典型的な他動詞文と非意図的な他動詞文の認定に関する先行研究を検討し、さらに問題点と筆者による定義を提出する。第三章「非意図的な他動詞文の事象連鎖による分類」においては、因果関係の観点から非意図的な他動詞文が有する事象連鎖を論じ、また、他動性特徴の「意図性」「コントロール性」「受影性」という概念を用いて、非意図的な他動詞文の下位分類をする。第四章「非意図的な他動詞文の多義性と制約」においては、語彙概念構造により第三章で得た分類をさらに検証し、非意図的な他動詞文の多義性・受身化および連続性を分析する。最後の第五章は結論である。 　従来の研究では、日本語の非意図的な他動詞文は異なる性質を持つものの、すべて区別なく同一ものと見なされている。本稿では、その多義性を検証するために、他動性プロトタイプと語彙概念構造の概念で一連の分析をし、非意図的な他動詞文が三つのタイプに分類され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 キーワード：他動性プロトタイプ、意図性、コントロール性、受影性、語彙概念構造、因果関係、事象構造、多義性、連続性

本研究選取發達成熟市場的美國以及金磚四國其中一份子的俄羅斯及巴西分別檢視股價報酬率與成交量之間的動態價量關係(Dynamic Price-Volume Relationships)，本研究採行Granger (1969)因果關係檢定、近似無關迴歸模型檢定的研究方法，進行兩大部份分析，第一、三國各自進行股價報酬率與成交量之間是否在不同資料型態設計中有相異的價量因果關係。第二、引進以美國次貸風暴發生時間點視為結構變動點，進行次貸風暴發生前後各國股市價量領先落後情形是否發生異動。本研究選以美國、巴西、俄羅斯，各自所代表的股價指數分別是，美國代表指數分別是標準普爾500指數(Standard and Poor’s 500 Index)、那斯達克綜合指數(Nasdaq Composite Index)、道瓊綜合平均指數(Dow Jones Composite Average Index)、巴西為巴西指數(Bovespa Index)、俄羅斯代表為俄羅斯交易系統指數(RTS Index)。 本研究有別於先前文獻具體研究價值之處，本研究發現美國股票市場的價量關係因應著每個不同股價指數的屬性有所呈現出不同的價量關係樣貌，並且透過資料型態設計的不同、結構變動點的納入與以國家為出發的角度，洞察出美國、巴西、俄羅斯的價量關係會根據經濟體成熟度、產業結構、金融市場開放程度等因素，探究出可能出現不同價量關係的狀況。 其實證結果指出，就美國三大指數而言，以採納的所有資料型態綜觀歸納出，美國三大指數具有量先價行的因果關係，且以S&P500、Nasdaq指數以及空頭資料型態的Dow Jones指數呈現出價先量行的關係存在。次貸風暴的發生，美國三大指數具有價先量行的因果關係。 巴西Bovespa指數在每日空頭、每週多頭資料型態具有價先量行的結果，而當次貸發生前後皆不具任何的因果關係。 俄羅斯RTS指數除了在空頭資料型態部分，其餘皆呈現價先量行的結果，而在多頭資料型態部份，呈現量先價行的結果。而當次貸發生後，皆喪失任何因果關係。

自從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大幅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後，中國境內人民幣即期匯率便開始大幅升值。為穩定其在改革起步階段的人民幣即期與遠期市場，國家外匯管理局遂在2006年10月20日發布通知，禁止境內機構參與海外人民幣NDF業務。另外，早在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之前，中國人民銀行在2003年11月就已經在香港提供人民幣清算業務，逐漸形成「香港離岸人民幣即期匯率」(CNH)。因此本篇論文旨在探討境內外人民幣的互動關係，藉由不同政策發佈時點前後的比較，歸納出境內外人民幣即期與遠期匯率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與影響程度。 本篇論文選取時間分別為2006年6月7日至2007年3月20日及2009年3月2日至2013年3月29日兩段期間之境內外人民幣每日收盤匯率，研究方法以向量自我迴歸為主，搭配ADF單根檢定、Johansen共整合檢定、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及衝擊反應分析等進行人民幣NDF和即期匯率互動關係的探討。 實證結果顯示：(一) NDF監管政策並沒有完全阻隔境內外之連結，反而在境外投資人對沖人民幣風險的超額需求下使一月期人民幣NDF與境內人民幣即期匯率(CNY)之關係更緊密。(二) 離岸人民幣即期匯率(CNH)逐漸接軌境內人民幣即期匯率(CNY)，且境內信息優勢仍然明顯。(三) CNH仍無法完全取代NDF的地位。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腳步不斷加速，未來可預期人民幣將成為亞太地區的主要領導貨幣，因而了解境內外人民幣的互動與中國官方的匯率政策之間的關係變顯得十分重要，希望藉由本篇論文的撰寫對後續的研究能有所幫助。

佛法是諸佛如來對法界眾生（上至等覺菩薩，下至地獄眾生）至善圓滿的教育，佛教導我們要透過修行，將精神的染污、心地的染污、思想見解的染污斷除掉，恢復自性的清淨心，佛陀的教學就圓滿了。修行該從何處著手呢？無論是世間聖賢或是諸佛如來的教育都是以孝道、師道為中心，圓滿孝道、師道，是佛法自初發心一直到修成如來果地的不二法門。佛法是師道，從佛弟子稱釋迦牟尼佛為「本師」（根本的老師）即可看出端倪，而師道是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地藏菩薩本願經》便是佛門孝經，它教導我們如何落實孝道與師道，「孝親尊師」不僅是待人處世的基礎，也是開發我們自性寶藏的根本大法。 釋迦牟尼佛在淨土宗三經之一的《觀無量壽佛經》中為我們敘述了一個故事：韋提希夫人遭遇家庭重大變故，她的兒子阿闍世王在提婆達多慫恿下，為了篡奪父親的王位，犯下殺父、害母的重罪，韋提希夫人在此巨變下萬念俱灰、了無生趣，懇求釋迦牟尼佛開示宇宙間離苦得樂的所在。釋迦牟尼佛非常慈悲，以神力將十方世界變現在韋提希夫人面前，讓她自行選擇，她看了之後，選擇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教區，之後她再度請求釋迦牟尼佛開示，要用什麼方法才能到達？世尊首先要求她修淨業三福：「佛言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此三事，名為三世諸佛淨業正因。』」佛特別為她說明，這三福是三世諸佛淨業正因，三世是講過去、現在、未來一切諸佛，他們修的法門一定是不一樣，修學的宗派也不一樣，但是都能成佛。就好比我們無論蓋什麼式樣的房子，多麼高的大樓，都一定要有堅固的地基為基礎，「淨業三福」是世尊教導我們的修行基礎，這十一句就如同十一層大樓，後面的包攝前面，前面無法涵蓋後面的，必須按部就班循序漸進才行。 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為世間及出世間不變的道理。天理昭彰，報應不爽。無論世間聖人，或出世間諸佛如來，皆以因果大道施行教化。若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亂之道也。世間聖人的教化著眼於現生並及於子孫，諸佛如來則曉以三世因果之說，使人自然而然地隨順性德、斷惡修善，以趨吉避凶。而小說對世道人心的教化，往往比聖賢的教誨更容易讓人接受。蒲松齡在科舉途上不遂意，終生都在鄉下坐館教書，這對於曾積極追求福祿皆至、立志拯濟蒼生的他，無疑是落魄失意的。這種失意的悲憤，訴諸於文字，就是他自稱為「孤憤之作」的《聊齋誌異》。透過瀰漫全書的佛教思想，蒲松齡創作命意的另一方面也展現出來，即：教誡世人，匡扶民俗，勸善懲惡，婆心救世，曲筆為文。佛法法門無量，有些宗派在明清之際幾乎後繼無人。唯有禪宗與淨土宗因其簡捷方便，仍在廣泛流行，但信奉者大多已經不拘泥於某一宗派，而是同時吸取和融合儒釋道三家的理論。蒲松齡在時代的影響下，反映在《聊齋誌異》中的佛教思想必然是以禪宗和淨土宗為主。筆者德學疏淺，無法禪淨雙修，故擬以淨土法門為探討方向。近人以《聊齋誌異》為研究主題的學位論文數量頗豐，但卻少有人觸及此專題，或是尚不夠深入，因而引發筆者強烈的研究動機，希望藉由對故事中事理因果的探討，達到明瞭宇宙人生真實智慧的目的。 本論文在第二章首先討論在佛法傳入中土前，中國本土早已有因果報應的觀念，遠至夏商週三代，便有敬鬼神之說。在先秦諸子的典籍裡，如墨子即有禮敬上天、賞善罰惡的觀念，孔孟老莊諸子欲以倫理常道代替傳統的鬼神信仰，而這種轉化與因果報應觀亦有密切關聯。秦漢時期有祭祀之風，漢有天人感應之說，皆承襲前人觀念而有所變通，並且指出有時候報應不一定是必然的現象。直到佛法傳入中土，它的教義始為此觀念提供了理論基礎。這一學說解釋了傳統道德無法解釋的惡人得福，善人反而受欺的現象，殷殷勸導人們必須斷惡修善，隨順諸佛如來教誨，並遵守倫理道德及社會規範，以圖避免禍殃，獲取善報。再者就蒲松齡的宗教思想作一分析，他出生於一個平凡的半耕半讀家庭，對傳統儒家的道德規範、民間信仰及佛教、道教的通俗教義，從小耳濡目染，早就習以為常。而他所處的又正是民間秘密宗教最為盛行的時代，這些教派參雜在儒釋道三教思想內涵中，應該也或多或少影響著他。這些因素都融入在他的宗教世界，而具體地呈現在《聊齋誌異》的果報故事中。 人生在世，無不追求功名利祿、聰明智慧及健康長壽。功名利祿、聰明智慧、健康長壽都是福報，想得到它就一定要修佈施。佛教導我們「有施斯有財，有施斯有智，有施斯有壽」，財佈施得財富，愈施愈多；法佈施得聰明智慧；無畏佈施得健康長壽。財佈施是因，財富是果報；法佈施是因，聰明智慧是果報；無畏佈施是因，健康長壽是果報。第三章則依據釋迦牟尼佛在《佛說十善業道經》中的開示，分別就孝順與忤逆、護生與殺生、不淫與邪淫、捨財與慳貪、和顏愛語與惡口戲言等主題，進一步探討《聊齋誌異》中的果報故事。世尊在此地教導我們：晝夜常念善法、思惟善法、觀察善法。我們的心地善、念頭善、行為善，絕不會造惡業，當然也就能夠永離一切惡道苦。「積德修善、積功累德」，這也是儒釋道三家教化眾生的共同理念。吉凶禍福都在一念之間，世人若能真心懺悔，過去罪愆永不再造，務必做到斷一切惡，修一切善，定能年年如意、歲歲平安。 筆者在第四章中從敘事時間、敘事角度及敘事修辭等三方面，來探討《聊齋誌異》果報故事的敘事方式。由於敘述者對故事時間的重視與否，使得該事件的敘事時間得以拉長或縮短，從而展現出深度的描寫、精緻的敘述，並透過省略、延宕、懸念等敘事手法，給予讀者不同的感受。因為這些都是敘述者的操縱與處理，其間蘊含敘述者及所敘人物的感覺、感情和理智，將所謂的敘事時間人文化，這也是研究敘事方式，何以不能疏忽敘事時間的原因。在敘事文學作品當中，敘述者與故事存在著相當重要的關係，西方小說理論家認為，二者之間實際上就是一個敘事角度的關係。敘事角度關係到事件被感知的具體過程和方式，它要解決的問題是：故事中的人、事、物是誰看見的？是看到了事件的全部乃至透視到了所有人物的內心活動，還是只看到了事件的某些部分、只透視到了某些人物的內心活動（抑或沒有人物內心活動的透視）？觀者與被觀者、敘事者與被敘事者的態度及關係又是如何？由此不難看出，敘事角度確實關係一部作品的基本風貌甚至質量的好壞，容不得作者有絲毫的馬虎。而修辭或修辭法，一般都理解為是語言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主要指作者敘述技巧的選擇以及文學閱讀的效果。 蒲松齡一生從事教育工作，除了在王村和豐泉鄉等地各教了幾年書外，便是在康熙十八年設帳於淄川西鋪村畢際有家，直到康熙四十八年才回家養老，其時年已七十。他特別強調因果報應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教育是什麼呢？教育就是教導我們不愚癡，就是對於是非、真妄、邪正有能力辨別。換句話說，就是培養我們正確的思想、正確的見解、正確的行為。正的標準是什麼？與真如本性相應就是正，與「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相應就是佛菩薩，不相應仍是生死凡夫，這也是古大德所說：「一念相應一念佛，唸唸相應唸唸佛。」換言之，佛法教育的宗旨在教導我們明瞭宇宙人生的真相，要想瞭解這個真相需要真實的智慧，唯有真實智慧才能破迷開悟，才能解決一切的問題。 世間及出世間一切法，就是一個因果報應，連佛法都不例外。因果何以不空？第一個「因果轉變不空」，因變成果，果又變成因；第二個「因果循環不空」，因果循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第三個「因果相續不空」，佛門偈子有言：「不思議業力，雖遠必相牽，果報成熟時，求避終難免。」因為有轉變、循環、相續三種因果，所以它不空，佛法常講「萬法皆空，因果不空」，就是說的這個事情。佛法修習的目標，是令眾生明白宇宙人生的事實真相，從而通達「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的道理，當下覺悟在菩提路上勇猛精進、斷惡修善，不受一切境緣的干擾，能夠得到真正的自在安樂。因果循環的運行是一種自然現象，所謂解鈴還需繫鈴人，眾生所種的因，必有果報，這不是神明可以主宰的。既是自作自受，佛菩薩雖然大慈大悲，也是沒有辦法代替眾生受苦的。淨土法門斷惡修善，是依《大乘無量壽經》第三十二到三十七品為準則，世尊將五戒十善的形相、修學的方法，以及業因果報的事實真相，苦口婆心的為我們說明善因善果，讓我們曉得修善得福的好處，對佛的教誡，要像窮苦人得到寶物一般的珍惜。並藉此勸勉我們要發心求生淨土，親近極樂世界諸上善人，達到破迷開悟、離苦得樂、超凡入聖，究竟解脫、不可思議的境界。 蒲松齡在《聊齋誌異》〈龍飛相公〉（卷十）中描述戴生「因思重泉下無善可行，惟長宣佛號而已」，佛號為何有如此大的功德呢？蕅益大師在《阿彌陀經要解》的跋文中說：「《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而得度。嗚呼！今正是其時矣，捨此不思議法門，其何能淑？」我們生在此時，億億人修行，卻難得有一個人成就。為什麼呢？成就都要斷盡煩惱，我們的貪瞋癡慢、煩惱妄想，能不能斷掉？這兩樁事情斷不了，修行什麼法門都屬枉然，都不能成就。念佛為什麼得度呢？不要斷煩惱，不要斷妄想，只要深信切願執持名號，就能往生。如果念佛也要斷煩惱斷妄想，我們也沒有指望了。這個法門的殊勝處，就在此地。真心切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放下萬緣，身心世界不再牽掛，一心一意繫念極樂世界，這一念求生淨土、求見阿彌陀佛的心，就是無上菩提心。釋迦牟尼佛在五濁惡世修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圓成無上佛道，方法就是念一句「阿彌陀佛」，信願持名是一切諸佛所修，這不是普通法門，是一切如來果地上所修所證的法門。「阿彌陀」是無量的意思，「佛」是覺悟的意思，「阿彌陀佛」就是無量的智慧、無量的覺悟。世尊教導我們要深信因果，此處的深信因果，是指深信念佛法門──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十方世界諸大菩薩，都是念佛成佛的，我們稱念佛法門為難信之法，真正能相信者，就如同《大乘無量壽經‧皆願作佛第十品》上所說的阿闍王子與五百位大長者一樣，他們過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太深厚，曾經供養過四百億佛，安住於菩薩之道，但人有隔陰之迷，一轉世捨生受身還是不免退轉。所以要認真念佛，對於念佛法門能信、能解、能願、能行，才能了脫生死，修行證果。

自2002年，澳門政府開放賭權後，博彩業成為澳門重要的經濟命脈，伴隨著澳門經濟迅速發展，澳門住宅價格亦因此高速飛漲。故此，本研究係以澳門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自澳門政府批出三份博彩經營權後，總體經濟、博彩業與澳門主住宅市間之關係。選取二零零一年第一季至二零一四年第四季之季資料，運用單根檢定、因果關係檢定與共整合檢定等研究方法進行實證分析，檢定變數間的因果關係是否有長短期均衡關係與是否有領先落後的效果。 根據實證結果顯示，存款利率、外來投資金額、外地僱員及飯店入住率領先住宅價格之變動，所得及博彩稅收與住宅價格則呈現雙向因果關係，而外來投資金額、外地僱員、飯店入住率皆屬於博彩旅遊相關之變數，顯示博彩業蓬勃發展能推動澳門住宅價格，使房價高漲。此外，博彩稅收、外來投資金額、外地僱員及飯店入住率皆對所得具有單向影響，故此，可推斷博彩業開放後為澳門帶來巨大的經濟衝擊。另一方面，澳門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博彩業，中小企業亦因租金持續高漲、人力資源短缺等問題，面臨極大的成本壓力，嚴重排擠中小企業生存空間。 / In the year of 2002, after the gambling are allowing by the government in Macau, gambling has already become a pillar industry. Accompanyi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housing price has risen at high speed in Macau.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of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macroeconomic and gambling industry variables on the basis of Granger causality test since the gambling concession was granted out to three companies. Our sample period starts from Q1 of 2001 to Q4 of 2014 with quarterly data. The research uses ADF Test, Granger Causality Test, and Cointegration Test model that we ve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and the real estate prices. The paper hopes to find out that whether the long-term steady changes betwee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will be a leading or lagging effect.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deposits ra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non-resident workers (NRW) and hotel occupancy rate (HOR), are in the lead of variation of housing price, income and tax revenue from gaming presents a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housing price. FDI, NRW and HOR belong to the variations of the gambling industry which reveal flourishing gambling industry cam promote the housing price in Macau. Moreover, tax revenue from gaming, FDI, NRW and HOR leads income. Thus, it can infer after the gambling are allowed, it brings a great impact on the economy in Macau. On the other hand, the economy of Macau too dependent on gambling. Medium-sized and small enterprises face lot of cost pressure such as the raising rent and short of hands, so that excluding vivo sphere of medium-sized and enterpri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