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台灣研究所學生參與歐洲學校交換計畫為例，以個案研究法探討影響交換學生適應地主國環境之因素，提出兩大研究問題：(1) 離開母國前，哪些因素影響交換生在地主國之適應行為？ (2) 抵達地主國後，哪些因素影響交換生在地主國之適應程度？ 針對以上問題，本研究將影響交換生適應因素分為兩大類，在「離開母國前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語言能力」、「事前準備」、「態度與動機」與「人格特質」、「文化差距」、「物價水準」以及「交換學校提供國際學生之資源」，皆對交換學生之適應有影響，且台灣與外籍交換學生在「態度與動機」有明顯不同，因此對對適應行為和適應程度之定義也有差異。 在「抵達地主國後的影響因素」方面，交換學生「人際社交行為」對象，以來自母國和華裔背景交換學生之互動和親友之支持與鼓勵對適應程度的幫助最大；台灣與外籍交換學生在「環境互動行為」方面具顯著差異；而基本需求之滿足，是驅動交換學生所有適應行為之根本，對適應具有重大影響。 而當交換學生遭遇「適應不良」的情形時，會透過改變心態被動接受或主動創造新生活兩種方式，改變交換學生在地主之適應行為。最後，本研究歸納交換學生適應程度可以「心理感到舒適自在」、「生理對環境適應狀況」、「受他人肯定程度」以及「建立對地主國生活的喜好」等四個標準衡量。 本研究建議交換學生可透過維持和母國相同的生活品質、建立在地主國的社交人脈，以及創造屬於地主國的新生活模式等方式，提高在地主國之適應程度。交換學校方面，則應創造國際交換學生交流的機會，並依亞洲與歐美交換學生，動機與目的之不同而調整學校宣傳特色。

隨著國際經濟發展趨勢，現今企業經營已大多朝向國際化、全球化趨勢發展，在此發展方向上，國外子公司之經營與管理相形極為重要。企業國際化的發展，如能有效掌握地主國關鍵資源與結構性核心優勢，使國際企業在地主國之營運能在相對有利的營運環境下保有策略性、結構性優勢，而以高市場競爭能力，超越其他競爭者，常能於市場居於領導地位。 本研究以多國企業母公司及其所轄地主國合資子公司為對象，分析如何運用地主國合資子公司營運模式進入市場，並探索其關鍵成功要素，以產生優異之績效。經由個案公司母公司在地主國成立合資子公司的動機與管理控制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訪談，研究、分析，導引出的多國公司子公司的成功營運模式，以及少數股權母公司如何管理該子公司的結論。 一般企業少數股權股東通常擁有相對較低之企業控制力與影響力，因此在管理與控制方面則須有其特殊的規劃與安排。本研究發現所謂的管理與控制很重要的是向前延伸包含了合作夥伴的選擇，結合自己擁有的關鍵資源，產生資源互補效應，才能有效的達到該母公司的策略目標。因此本研究就合資的動機、合資的管理與控制、合資的績效指標三項議題進行研究。 本研究結論顯示合資子公司因取得了雙方母公司貢獻的關鍵資源，產生資源互補效應，得以超越跨國障礙，迅速切入市場，強佔高市場佔有率，防止競爭者入侵，成為合資企業成功的關鍵要素。向前推演合資對象的選擇也就成為合資企業未來是否能夠成功的一項重要的議題，在合資對象的選擇上，則必須要考量到其擁有的資源、能力、優勢、配適程度等因素。 在管理控制方面，本研究發現雖僅擁有少數股權之母公司，仍能經由有效的合約規範、營業利益模型設計、良好夥伴關係的維持、利益共享機制的建立、因地制宜的營業推廣授權、定期營業資訊的掌控，以及母公司的強力支援與協助，仍舊能夠發揮有效的管理與控制能力，幫助企業達成目標。同時研究也發現外國母公司與地主國成立合資子公司時，如果合資子公司的營業收入來源與營業額直接相關，外國母公司在這家合資子公司的股權比例愈少愈好；另以個案公司成功案例顯示多國企業之少數股權股東管理合資子公司應注意下列要素： (1) 掌握關鍵資源(核心產品與研發能力) (2) 掌握營運資訊(資訊系統、定期管理性報表) (3) 掌控金流(主要營業收入) (4) 掌握顧客關係 (直接簽署客戶合約) (5) 建立雙贏之利益分享制度(營業利益與營業績效直接相關) (6) 充分授權、自主管理(發揮因地制宜之市場應變能力) (7) 強力支援替代權威式管理(更能激勵士氣，獲得充分的合作) 本研究題目訂為「少數股權股東管理地主國合資子公司之研究」，經研究推導突顯股權不是那麼重要，重要是控制了其他的關鍵要素，因此在合資動機的議題上，彰顯了合資夥伴的選擇極為重要。當合資成立時，如何建置執行一套有效的管理與控制方法，以達到策略目標，則是另一項極為重要的議題。

過去文獻在探討資本輸出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其母國各種經濟表現的影響時，大都以特定經濟開發程度之資本輸出國為研究對象，資料則以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合水準作為分析基礎。不同於過去文獻，本研究利用追蹤模型探討7個已開發國家與6個開發中國家之對外直接投資對於母國的競爭力是否會因地主國的開發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影響？其次，當不同開發程度的投資國至相同開發程度的地主國進行投資時，對其母國競爭力所產生的影響程度是否會有差異？實證結果顯示，無論是已開發國家或是開發中國家，對已開發國家投資會對母國競爭力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而至開發中國家投資，則對同為開發中國家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對已開發國家而言影響並不顯著。再由係數估計值，發現開發中國家至已開發國家投資時所產生的負向影響要比已開發國家來的更大；而至開發中國家投資所產生的正向影響則只在開發中國家下具顯著性。因此，一國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確實會因為投資地主國開發程度的不同，而對母國產生不同的影響；此外，不同開發程度的投資國至相同開發程度的地主國投資時，對母國所產生的影響也確實具有差異性。

根據過去國內外做過的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對於台灣製的 買主和消費者 的認知有相當大的差距。往往買主對於 的產品評價較高，但消費者對台 灣製產品的印象卻普A甚至有些消費者認為台灣產品反而比不上中國大陸 所ㄚ~。造成買主和消費者間認知落差的主因，是因為台熔ㄚ~有很多是屬 於沒有國際市場行銷能力的企業主所A一些品質不錯擁有國外買主下單的 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韭N掛上國外知名品牌，消費者根本就不知道這些產品a 的台灣製產品。慦漱尷R方法屬於多變量統計分析的應用。由地主國形i看 出日本國家形象在企業規模、團隊精神與研發能力顜痚篨蒛敿禤a形象； 同樣由中日兩國產品形象分析也貌熔ㄚ~形象除了定價一項比我國產品定 價高外，其餘H都比我國要來得好。其次由品牌態度及其變動分析可O者所 形成的品牌態度會因地主國國家形象或產品形象P品牌態度。另外由干擾 變數產品知識分析得知知識水A消費者所形成的品牌態度也有所不同。而 由品牌知名R中可知，品牌知名度愈高消費者對其品牌的信心愈強磥獐t商 應朝提高品牌知名度以及針對目標顧客群加以j與產品定位。

十二五計劃之實施帶動總體與產業環境之改變，影響視大陸為重要市場及預計把握新興產業機會之高科技公司策略作為。本論文採個案研究法，以一家已在大陸經營多年的企業為對象，說明當地主國環境變遷時，大陸子公司是如何調整其角色與價值活動，進一步地，組織是如何重新分工與調配資源，以支持調整後的大陸子公司順利運作。 本研究提出五個研究結論，分別為： 1.台灣總部加重大陸子公司的策略領袖角色 台灣總部為因應環境改變下帶來的商機，逐漸改變大陸子公司過去以銷售為主的定位。隨著大陸子公司資源與能力的增加，台灣總部同時也加重其地主國之策略重要性。 2.大陸子公司由多活動之單位，朝向策略中心發展 大陸子公司不僅具有多項的卓越能力，從事之價值範疇活動也相對多元，並有能力提供台灣總部關於地主國的策略性建議。 3.台灣總部傾向加大授權大陸子公司價值活動之權限 台灣總部增加大陸子公司在銷售、人事、財務、研發等功能別之權限。 4.調整後之大陸子公司組織結構，更能集中組織資源 大陸子公司SBU之新設，有助行銷、研發與製造資源之整合，以及快速回應市場。 5.技術資源之整合，有助於支援SBU初期之發展 協同研發中心整合既有軟硬體研發資源，在SBU成立初期開發所需之共同技術。 最後，本論文也提出相關建議，供其他業者與研究者參考。

過去幾年間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仲裁案件量急遽增加，越來越多案件涉及環境、健康、公共衛生等公共利益，與投資人私人利益拉扯日益明顯，引發對ISDS制度諸多疑慮及批評，包括對國家主權之侵害、限制國家公共政策規制權、仲裁程序運作不透明等，亦出現針對ISDS機制進行改革，甚或是廢除投資協定中ISDS條款之聲音。若廢除ISDS機制，當發生國際投資爭端時，回歸舊途循外交手段如協商、調解或訴諸地主國國內法院尋求救濟，是否能有效保障投資人之投資利益不無疑問；若保留ISDS機制，則現行ISDS制度明顯存在缺失亟需改善。本論文透過文獻整理法及歸納比較法，整理比較主要國家其投資協定中ISDS機制之最新發展，發現ISDS制度仍有其存在之必要性，而目前ISDS機制亦已有相當程度變革。ISDS機制未來在短期內可持續朝向維護國家主權及公共政策規制權、改善仲裁程序，包括提升仲裁人之公正性及獨立性、提升仲裁程序透明度及設立上訴機制提升仲裁判斷之可預測性及安定性等方向進行改革；長期而言，則可將追求一全球性多邊規範為目標，雖然在各國經貿政策多以區域整合為核心之現況下，加之多邊談判涉及各國間不同利益非一蹴可幾，但或可依循當前巨型區域協定潮流，在各區域協定內部先進行溝通及妥協，進而互相交流參考彼此規範，漸進融合形成全球一致之共同標準。

過去許多學者檢驗過企業在選擇海外進入模式時眾多的考慮因素。其中，學者發現國際經驗確實會影響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選擇，但是只有少數學者探究國際經驗的種類與各種國際經驗對於進入模式所帶來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細分企業的國際經驗為地主國經驗、區域經驗、國際化經驗與先前模式經驗，與各種國際經驗對於企業於進入模式的影響。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主要檢驗各類國際經驗對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影響方向與程度是否相同。本研究以東洋經濟新報社內於1995年至2001年對六大區域(東亞、東南亞、南亞、北美自由貿易區、南美洲、歐洲)進行投資的3475家日本企業海外子公司為研究對象，利用二元logistic迴歸模型檢驗四種國際經驗與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並非所有國際經驗對企業海外進入模式的效果都相同，日本企業地主國經驗與區域經驗越豐富的時候，進入特定地主國與區域時會偏好採用合資事業；擁有越多國際經驗的日本企業則會偏好選擇獨資事業做為進入模式；擁有越多先前模式經驗，當日本企業先前合資事業比例越高時，偏好選擇合資事業做為海外進入模式。

在全球化浪潮下，廠商為追求利潤極大化，紛紛向外尋找適合的市場，其營運策略已由傳統的國際貿易移轉至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並儼然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對外直接投資對地主國而言，可帶來經濟成長的動力、創造就業機會、促進技術移轉及創新活動等外溢效果，因此，各國無不積極吸引外商前往投資，台灣亦不例外。由於，僑外來台投資對台灣經濟發展具有重大貢獻，據此，本研究利用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2008年委外調查之「華僑及外國人投資事業營運狀況調查表（非服務業）」問卷資料，分別由廠商特性、競爭優勢及營運策略等構面，探討僑外來台投資營績效之影響因素，並運用Probit Model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發現，產業類別、廠商規模、成立時間、租稅負擔、國際化程度及在台設立製造生產部門等，是顯著影響僑外來台投資經營績效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除鼓勵僑外來台投資非資訊電子工業、擴大公司規模、善用先占優勢、提升國際化程度及設立製造生產部門外，亦應給予租稅優惠，降低其租稅負擔，使其有較佳之經營績效表現，以吸引並提升投資意願。 / Corporations in pursuit of profit maximization have to seek out a suitable market under globalization trend and their business strategy has chang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shifted to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is study explores keys of perform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foreign nationals in Taiwan. By using Probit Model analysis based on 2008 statistical data from Investment Commission of Ministry of Economic Outsourcing Survey are empirically analyzed. Findings from the research indicate that “industry category, firm scale, set up time, the tax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aiwan,” are significantly factors on firm's performance. Therefore, in order to have better operating performance and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n investment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overseas Chinese and foreign nations invest in Taiwan on non-information and electronics industry, expand firm scale, use of first mover advantage,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and set up manufacturing sector, but should also give tax incentives to reduce their tax burden.

本研究透過三個台灣大型MNCs(集團企業)的深度訪談，期望了解集團成員入如何產生與移轉特定地主國知識的議題。台灣MNCs(集團企業)在國際化時，地主國環境不同於母國，使得台灣MNCs(集團企業)海外成員不足以利用其擁有的經驗與知識去因應環境差異所產生的挑戰與問題，而需要產生新的解決辦法。台灣MNCs(集團企業)海外成員所在地之經營環境與母國環境有差異時，其處理方式有二：規劃性(定期會議處理各階段所面臨之問題)及隨機性(臨時會議對於臨時狀況進行處理)；另外，在地主國發生的突發事件亦會產生地主國知識。當集團海外成員所面臨之經營環境與母國環境差異越大者，所產生特定地主國知識的量會越多。 透過每次在該地主國設廠及執行每一次新產品發展流程的經驗過程中各階段中因為與地主國環境介面互動而產生特定地主國知識，所以台灣MNCs(集團企業)是以漸進方式累積集團成員在特定地主國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當遇到問題越多時，台灣MNCs(集團企業)海外子公司特定地主國知識累積速度越快；但每種特定地主國問題的解決方法是需要各階段多方人員不斷地溝通才能產生的，所以當內外部溝通成本越高時，會減緩海外成員累積特定地主國知識累積速度；為了加快累積特定地主國知識，台灣MNCs(集團企業)大量借助資訊科技及人員面對面溝通，期望加速溝通效率以因應快速變動的環境。 在同一地主國，透過三個台灣大型MNCs(集團企業)的深度訪談發現，台灣MNCs(集團企業)在特定地主國知識移轉機制路徑有三，且在探究過程中發現海外總部(OHQs)的存在，所以進一步探討，在特定地主國中，集團成員間移轉地主國知識時，海外總部(OHQs)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存在的價值；在取得這個知識的過程中，有哪些因素會影響移轉機制中正式化機制與非正式化機制使用比例？知識移轉時，正式化機制與非正式化機制之間是一個連續帶的概念，而影響集團成員間知識移轉機制選用時，正式化與非正式化機制搭配比例的影響因素包含：知識特性、子公司自主性、知識情境鑲嵌性、經營模式(產品相似性、技術差距性)以及地理距離。 台灣MNCs(集團企業)在知識移轉制度建立初期，較仰賴非正式化機制，隨著制度建立完備程度增加，正式化機制使用的比重提高，但是非正式化機制對於知識移轉機制的效力仍然存在於中高階主管層級，對於基層主管及員工而言，則會完全仰賴正式化機制，以確保自身工作上的權責釐清。台灣MNCs(集團企業)進行國際擴張時，海外成員初期國際化知識是從MNCs總部遺傳而來。台灣MNCs(集團企業)海外成員間特定地主國知識移轉路徑有三：1)透過集團總部(HQs)移轉、2)子公司間移轉及3)透過集團海外總部(OHQs)。本研究認為當台灣MNCs(集團企業)總部在特定地主國設立集團海外總部(OHQs)後，集團海外總部(OHQs)在特定地主國知識移轉上會取代集團企業總部的角色(意即地主國知識移轉時，路徑三會取代路徑一)。 台灣MNCs(集團企業)國際策略在大陸拓展的廣度(各個集團成員(產品不同)赴大陸投資)及深度(負責新產品發展流程階段越多)增加，使總部須處理的專業知識涵蓋範圍廣且處理資料量大，對於位於台灣的MNCs(集團企業)總部而言，處理資訊成本是很高的；再者，集團在大陸據點越多，對於總部監督成本上亦是很大的負擔，所以在大陸設立海外總部(OHQs)，以與集團總部進行某種程度的分工；同時，當世界各地子公司均需將地主國知識回傳至台灣MNCs(集團企業)總部時，台灣MNCs(集團企業)總部即將面臨很複雜的處理及整合成本，所以海外總部(OHQs)有存在的必要。台灣MNCs(集團企業)設置的海外總部(OHQs)所進行的交流、整理及儲存的資訊較複雜和多元化，其設立目的包含：降低監督成本、降低整合成本、降低協調成本、降低知識移轉過程中由於資訊不對稱所產生的無效率情形。集團海外總部(OHQs)亦促進地主國集團成員間知識快速流通，且將知識從母國或其它地主國之集團成員處引入，也就是大量的知識流入與流出的主要樞紐。當集團型態是屬於聯邦分權式時，集團海外總部(OHQs)的設立是有困難的。集團海外總部(OHQs)可能設立在主要市場地理居中位置、交通便捷之處或離知識最接近的地方，以降低「集團」海外成員開會時的交通成本。 集團海外總部(OHQs)是在集團總部(HQs)監控下創造出其在特定地主國知識移轉扮演的角色獨特性及存在必要性，為避免集團海外總部(OHQs)憑藉結構洞角色壟斷所有特定地主國知識，進而取代集團總部(HQs)，集團總部(HQs)透過其與集團海外成員間稽核性連結及其對集團海外總部(OHQs)的正式控制(包含所有權控制及組織層級控制)來防堵集團海外總部(OHQs)坐大，以有效管理集團海外總部(OHQs)。 正式機制與非正式機制間是一個連續帶的概念。然而，在移轉過程中，哪些因素會影響到正式與非正式機制搭配的比例呢？ 當海外成員自主性高時，採用正式化機制強迫集團海外成員間進行知識分享，亦搭配非正式化機制的社會互動，來緩和彼此間因競爭所產生不願意分享的情形；當知識的情境鑲嵌性程度越高，越需要使用非正式機制來縮小正式機制中知識再利用的可能性；當產品相似性很高，知識來源者與接收者若能搭配少部分(短時間、次數少)的人員互動，便能加快知識再利用的速度；當技術越接近時，知識需求方較可準確地預估需求單上的要項，雙方技術差距越大，越需要仰賴非正式關係使知識來源者願意「多」花時間來教導知識接收者；當集團成員地理距離愈遠時，透過正式化機制，如海外總部(OHQs)進行地主國資料蒐集以避免資訊不對稱造成的知識移轉障礙，以克服因為地理距離所產生的知識移轉障礙。 / Knowledge about host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 needed when firms enter international markets. A firm encounters more challenges when it enters a new market with no knowledge. After entry, it then can gain valuable experiential knowledge about the host country (i.e., host-country-specific knowledge) and this knowledge is helpful for further operation in the countr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Yu, 1990). A firm can gain hands-on knowledge by operating in a host market and then it can filter the information gained into forms it need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later on.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addresses host-country-specific-knowledge generating and accumulating by overseas member firms in business groups by identifying factors that affect how business groups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 transfer host-country-specific knowledge among their group members. We have found that formal and informal mechanisms were helpful in facilitating the transferring of host-country-specific knowledge. In the literature, it is often assumed that knowledge can be easily and automatically transferred within business groups. Our study confirms that business groups do transfer knowledge among subsidiaries purposely and has also demonstrated that some mechanisms are needed to realize this intent. While the business group’s network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facilitating flows of host-country-specific knowledge, the mere existence of such a network does not automatically result in knowledge transfer. From managerial viewpoint,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mechanisms should be in place to promote and encourage host-country-specific knowledge transfer. Gaining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contributing to knowledge transfer i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Regarding the use of mechanism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uildup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knowledge can go along with a firm’s development in foreign markets and also can allow for accumula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knowledge.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exts encountered by foreign subsidiaries and headquarters is, the more the quantity of knowledge the former will create regarding the host country. When foreign subsidiaries encounter similar problems within a tight time frame in a host country,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about the host country will be faster. In the early stages, setting up knowledge transferring system relies more on informal mechanisms. The more mature the system is,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formal mechanisms is used. However, although informal mechanisms are effective fo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s, primary executives and operators rely solely on formal mechanisms in order to clarify responsibilities. With more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host country, the headquarters will establish overseas headquarters in order to quickly respond to the market requirements. In a specific host country, overseas headquarters, established by the HQs, may substitute for the headquarters in transferring host country-specific knowledge among member firms via formal mechanisms. When a business group belongs to federal decentralization, external market mechanisms will be adopted to transfer knowledge among its member firms. The overseas headquarters hardly governs transferring knowledge among overseas member firms and the headquarters. When the overseas headquarters is established, the headquarters adopts auditing connection to prevent the host country from monopolizing host-country-specific knowledge. A headquarters can successfully implement multiple formal and informal mechanisms for knowledge transfer. With respect to knowledge transfer,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subsidiary autonomy, the greater the necessity the headquarters rely on formal mechanisms to transfer host-country-specific knowledge among member firms. Encouraging sharing within a business group through some managerial mechanisms can wear down the negative influence caused by opportunism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on the part of the subsidiary and the inter-member competition for the transfer of host-country-specific knowledge. Overseas headquarters accumulates a vast experience and are capable of absorbing, transferring and applying knowledge adequately. They can transcend the geographical limitations and establish good cooperation relations between knowledge originator (the subsidiaries in the host country) and knowledge receiver (other sister firms and the headquarters), warranting the success of the knowledge transfer. Provided that knowledge is tac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necessity in transferring knowledge initially documented while social interaction is needed in transferring the rest knowledge embedded in persons. Finally, product and technology similarity are factors affecting how headquarters rely on formal mechanisms in transferring knowledge among member firms.

伴隨著全球化潮流的來臨，國際直接投資金額大幅成長，相對的，投資爭端案件亦持續增加，國際投資人於是迫切期待一個有效而公平之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台灣經過多年經濟發展，已成為全球重要對外投資國家，惟根據調查，台灣廠商發生投資爭端，並不擅於利用國際仲裁維護其本身權益。據此，本論文乃針對國際投資協定有關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法制加以研析，並希望能對我政府對外談判及廠商對外投資提供具體實用之對策，惟國際間對於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研究面向相當廣泛，本文研究主軸則以世界銀行於1965年成立之國際解決投資爭端中心(ICSID)之管轄權為中心。 本論文先自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之發展背景介紹起，並論述1966年生效的ICSID公約主要條款與其他國際投資協定的關係，其後則進一步從ICSID管轄權角度切入，對ICSID對人(ratione personae)及對物(ratione materiae)管轄權相關法律問題逐一說明，並輔以個案加以研析之。 經過上述分析後，本文繼而對現行投資人與地主國投資爭端解決機制提出評論，在制度面方面，本文對ICSID未來運作提出放寬對物管轄範圍、檢討投資未予定義之作法、雙重國籍認定及外國控制的程度與形式等四項改革建議。此外，本文亦針對ICSID管轄權與BITs最惠國待遇條款問題、BITs不同的爭端解決機制所引發程序衝突問題，以及仲裁判斷衝突(conflicting award)問題，說明ICSID公約與BIT所產生之一些法律問題。在未來展望方面，則分析在多邊投資架構是否為解決現階段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之新契機，以及WTO納入投資人與地主國爭端解決條款之可能性分析，本文末並對我國政府與廠商現階段利用ICSID機制提出建議。 / While the inexorable trend towards globalization has caused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to grow dramatically, it has also led to a steady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investment disputes.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therefore eagerly look forward to the institution of an effective and impart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Although Taiwan, through its many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major sour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surveys show that Taiwan firms are not good at usi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investment disputes. This study accordingly analyzes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provisio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IIAs) in an effort to provide concrete,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and for Taiwanese firms in their foreign investment. Since there is already extensive research literature addressing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ICSID) under the aegis of the World Bank in 1965. This study first introduces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and their development. Next, the study discusses the main provisions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ICSID Convention) came into force on 1966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other IIAs. The study then explains the various legal issues connected with ICSID’s jurisdiction ratione personae and ratione materiae, and finally, analyzes specific cases. The results of the aforementioned analysis are employed to critique existing investor-State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This study makes four system-related recommendations, namely that the ICSID convention should: 1) liberalize the scope of ICSID’s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2) review undefined investment methods; 3) recognize dual nationalities; and 4) reform the degree and circumstances of foreign control. This study further discusses legal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ICSID Convention and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s), including conflicting awards, procedural conflicts stemming from different dispute settlement forum in BITs, and problems involving ICSID's jurisdiction and most-favored nation(MFN) provisions in BITs. As for future prospects, the study analyzes whether the current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framework can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nd examines the possibility of incorporating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n the WTO. This study concludes with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how the government and companies of Taiwan can use the ICSID mechanism at the current s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