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法法定夫妻財產制，自民國19年制定後，於民國74年及91年有過二次重大修正，其間司法院大法官也針對法定夫妻財產制的變革，陸續發布釋字第410號、第620號解釋，然而民事法律事件與稅捐的課徵經常是以同一法律事實為規範對象，因此法定夫妻財產制的修正，不但影響夫妻民事法上財產權的歸屬，也會影響公法上夫妻財產稅捐的課徵，進而引起了民事法及稅捐法二者之間如何協調的爭論。 而稅捐法和民事法與其他法律皆為整體法秩序的一部分，每一個法律有其規範之目的，因此法律之間其規範內容及價值應予調和，避免相互間發生價值矛盾，以達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對於現行法定夫妻財產制此種民事變動而造成稅法上的影響，應基於價值權衡理論斟酌二者之間的目的，以取得平衡。 本論文之研究範圍以法定夫妻財產制為研究主軸，經由收集民法法定夫妻財產制的變革及大法官相關解釋，分析目前實務上所面臨之問題，並以現行稅法規定及稽徵機關實務運用情形予以說明，現行制度提出以下建議： 一、將釋字620號解釋適用範圍予以限縮 釋字620號解釋未區分公法與私法間本質上的差別，而以公法的目的曲解民法法條的意義，誠屬不當，然而在大法官尚未變更前述見解前，其效力對有關機關仍具拘束力，因此在現階段似可考慮對於釋字620號解釋限縮其適用範圍，將其適用限制為僅具有稅法意義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的範圍，不及於其他民事法律問題，以避免增加民法適用上諸多的矛盾，同時此種建議與該號理由書所指出的內容亦不違背(理由書第7段)，而就長期而言，實應於遺產及贈與稅法中明訂剩餘財產得扣除的範圍，使稅法的歸稅法，民法的歸民法，避免二者發生衝突。 二、夫妻所得稅申報制度的修正 我國民法法定財產制已正為傾向於夫妻分別財產，與所得稅法第15條夫妻合併申報制立法當時，民法採夫妻「聯合財產制」為法定財產制不同，因此夫妻所得稅合併申報制已失其依據，是以，為維持課稅對於婚姻的中立性，及貫徹憲法男女平等原則，夫妻合併申報制度似可考慮： 1、修正所得稅法，明定夫妻得選擇合併或分開申報，並適用不同稅率級距，使二者的稅負盡量相同，以符課稅公平，同時訂明夫妻選擇合併申報時，對於稅負債務負連帶責任。 2、參考德國稅法制度採用夫妻所得分割制(即折半乘2制)，此制度有助於租稅中立，免除對於婚姻的租稅懲罰，並與我國親屬法中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的精神相符，也符合價值權衡說所謂「稅法與民法應統一在憲法基本價值觀之下」。 三、夫妻相互贈與免贈與稅政策的檢討 民國84年增訂夫妻相互贈與免贈與稅的時空背景，其民法規範制度與今日已大不相同，同時現行生存配偶繼承死亡配偶遺產尚需課徵遺產稅時，對夫妻相互贈與免贈與稅，會發生法條規範衝突的矛盾，因此對於夫妻贈與鮵贈與稅之制度似可再檢討。 參考日本立法例，其繼承稅法規定，要主張夫妻贈與免課贈與稅者，須有20年以上婚姻關係，且其得扣除額為2000萬日圓，此種立法，一方面考量夫妻間贈與概念不易區分，另一方面考量親子對於扶養意識的薄弱，以保障大多數妻於夫死亡後之生活所為之規定，此種制度似可參考。 四、將夫妻一方死亡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明訂於繼承法中 將夫妻一方之死亡，排除於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外，而於繼承法上，考慮生存配偶對遺產之協力，斟酌其應繼分。此種立法方式，優點在體系上清楚，在配偶一方死亡，便開始了繼承法上的權利義務，而對於親屬法中生存配偶對於遺產貢獻，則是透過提高應繼分，而於繼承法中統一來規定。

每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綜合所得稅課單位問題即夫妻合併申報制度問題總為納稅義 務人所關切，且頗多爭論與建議，認為現行所得稅法規定夫妻必須合併申報稅負過重 ，且造成對婚姻之懲罰，因而乃有夫妻單獨申報、夫妻所得折半乘二申報等建議產生 。但此類建多以納稅能力之大小，稅負多寡為重心，對於現行課稅單位在法律中之關 係，則甚少獻議。事實上，課稅單位之選擇及其規定，與民法之夫妻財產制，強制執 行時責任之歸屬，居住者與非居住者課稅原則之適用，甚至課稅單位範圍之大小例如 未成年子女所得應否合併申報等皆有密切關係。本論文擬就以上有關之問題作法律方 面之探討並予適當之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已婚婦女就業雙夫妻對方身心健康、婚姻滿足的影響；已婚婦 女女進入就業市場，傳統的家務工作分配情形是否有所改變？婚姻權力型態是否趨於 平等？夫妻雙方所知覺到的家務分工情形、婚姻權力類型與婚姻滿足的關係；又夫妻 對家務分工、家庭決策知覺之一致性如何？此知覺一致性與婚姻滿足之關係又如何？ 論文內容分為四章，第一章緒論包含三節，分別敘述本論文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 與資料分析；第三章是結果與討論，其中各節分別分析基本資料，及驗證各個研究假 設；第四章結論與建議，對全文作了一個總結，並依據研究結果對夫妻雙方之交交互 關係提出可行的建議。

作為一個移入地區的台灣，其勞動力的跨國流動從 1980年代開始有明顯的發展。而在跨國流動到台灣的人群類屬中，華僑是比較特別的一群，尤以單一國籍的韓國華僑更具殊異性。本研究探究經由跨國遷徙來到台灣的韓國華僑夫妻，在跨越不同的時空與社會下，其遷徙經驗對於他們勞動經驗的影響以及其中是否有勞動性別化現象。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透過訪談及參與觀察以蒐集相關資料，釐清韓國華僑夫妻所展演的日常生活勞動。研究結果顯示，來台韓國華僑之遷徙路徑是先由大陸往南韓移動，再因個人與結構條件交互作用下促發再次遷徙的旅程，以台灣為目的地。本研究發現，移民社群網絡在建立韓國華僑抵達台灣勞動市場的軌線上扮演重要角色，並提供生活、情感、工作上的支持。在公領域勞動經驗上，韓國華僑自營業者與受雇者有著不同的樣貌，前者奠基於族群經濟的策略在小型生意（尤其是成衣批發業與餐飲業）上頗有斬獲；他們多是夾帶著金錢資本進入台灣勞動市場成為自營業者，與相關研究中指出少數族群移居於美國因為競爭劣勢不得不從事小型生意的情形相比，有其相對優勢。韓國華僑受雇者若是來台接受高等教育，則通常會因個人人力資本在當地勞力市場的高接受度與其韓文能力的優勢而在主流就業市場上有所發揮。在私領域家務勞動經驗方面，韓國華僑夫妻的家務分是一種往女性高度傾斜的模式，形塑這種分工方式的因素與原生國性別規範、經濟與社會資本、他人對性別分工規範的指導與監控、先生的參與意願、基督教的影響及台灣文化的影響的六大因素有關。一般來說，韓國華僑夫妻的勞動觀念與經驗是相當性別化的：大多數仍維持著「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跨國遷徙的經驗大致上並未挑戰韓國華僑夫妻對於家務分工的觀念與實踐，研究中大多數女性也並未對抗舊有家庭體制和性別意識型態。甚至在從事自營業者的韓國華僑夫妻中，妻子更容易因為住商合一的空間配置，而更傾向扮演「兼顧內外」的角色。縱而觀之，在台韓國華僑在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勞動觀念與實踐，是在跨國遷徙經驗下，透過族群、文化與性別等諸多因素共同勾勒而成的。

無論社會趨勢主流為何，大部分的人仍會選擇進入婚姻生活。婚姻滿意度即成為衡量幸福度之指標之一，也因如此婚姻制度信任度在婚姻生活中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影響已婚者婚姻制度信任度之因素與夫妻薪資結構是否會影響其對於婚姻制度之信任度。 本研究所使用之資料是來自於「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第十三年計畫資料之資料庫，從中篩選出1667位已婚者為本研究之對象，並透過Ordered probit分析影響已婚者之婚姻制度信任度之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夫妻薪資總合、薪資差距、雙薪家庭、投資、性別、年齡、健康狀況、教育程度、孩子數、家庭生命週期、家庭生活滿意度與性別角色態度對於已婚者之婚姻制度信任度有顯著影響，且女性對於婚姻制度之信任度受薪資差距之顯著影響，而男性對於婚姻制度之信任度受薪資差距影響較不顯著。雙薪家庭者之婚姻制度信任度受薪資差距顯著影響。

兩地家庭已成為臺灣一種新的家庭型態之一，其成因，各有因素，其中ㄧ種原因係特殊職業別的工作輪調制度所造成。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兩地家庭，對於當事人和其家庭而言，可說是較無選擇性的，以公務人員為例，此種職業相較於其他職業較具有永業性的，亦即一旦投入公務人員行列，絕大部分的人都繼續從事這份職業直到退休，因此在這種職業別下設有跨地區的工作輪調制度，大部分的人不論是否出於自願，均得接受工作的調整，然而對於已經組成家庭的人而言，跨地區的工作輪調制度多半會形成兩地家庭，其家庭關係、夫妻關係、親子關係會有什麼衝擊及影響？以及面臨何種問題？都是值得深究的課題。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法。研究對象總數共計8人，均為現服務於法務部及所屬各機關之公務人員，夫妻其中一方或雙方曾經因法務部之工作輪調，造成兩地夫妻，且當時兩地婚姻的狀態至少持續6個月以上並育有1個以上子女。 經分析訪談資料後，研究發現綜述如下： 一、雖有準備、有異其他家庭：因法務部暨所屬機關工作之特殊性而設有輪調制度，雖然對於將來有可能會成為兩地家庭的情形已有心理準備，但兩地家庭與其他類型家庭生活的不同，包括平日溝通無法見面，只能依賴電話聯繫、無法陪伴配偶、子女等。 二、適應與否、有賴內外支持：分隔兩地的夫妻雙方對於生活適應程度與是否有內在、外在支援有關係，因本研究訪談對象大部分分隔兩地家庭的子女年齡均較小，且多為學齡前兒童，因此由夫妻其中一方要獨力負起照顧幼兒的責任，負擔是相當重的。 三、工作繁重、另一半亦心憂：如果同時還有工作，照顧小孩更是分身術，另一方在異地工作也會擔心家中的情況。 四、時空乖隔、噓寒問暖不易：分隔兩地對於配偶和子女未能朝夕相處，減少感情聯繫，多了疏離感。 依據本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建議： 一多加溝通：建議在進入分隔兩地的生活前，應該充分和家人溝通和討論，降低分隔兩地對家庭的衝擊。 二接受支援：本研究建議適時接受內在、外在的支援可以減輕兩地家庭的生活壓力。 三常保聯繫：因此建議保持聯繫、常常溝通、定期相聚，強化夫妻關係以及和子女的關係。 四有賴有司：因工作性質特殊，同仁需配合工作歷練而調動造成的兩地家庭，建議機關可以提供住宿、交通費補貼、彈性請假制度、調動時尊重個人意願等協助，幫助同仁及其家人早日適應兩地生活，減輕壓力，讓同仁無後顧之憂。 /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s created great impact and change on life, including wider disparity between wealth and poor and emergence of M-shaped society. To earn a living, it is more and more common to seek job opportunities in other places or for both spouses to be in work, which is the cause of two-location families that are more and more prevailing and have become a new family trend in Taiwan.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wo-location families to emerge – the rotation system of particular occupations – which researchers consider less optional for the party involved and their families. For example, compared with other occupations, being civil servants is a relatively permanent career; that is, once being a civil servant, the majority stay until they retire. No matter they are voluntary or not, most civil servants have to accept the change of rotational relocation in their position. However, for those who have families, rotational relocation will lead to two-location families and it can't be neglected how the phenomenon will impact family relationship, spousal relationship,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what problem will therefore occur. In-depth inter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adopted in this study. The interview subjects are 8 civil servants currently employed in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the subordinating agencies and one or both of each couple was once rotationally relocated due to work, causing l two-location families that lasted for at least 6 months and raised at least 1 child. After the interview data are analyzed, findings discovered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Even though likelihood of two-location family due to particularity of the rotation system in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the subordinating agencies has been expected, two-location family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types of family, including relying only on telephone but not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or not being able to accompany the spouse or children. So, sufficient communication and discussion with family members are recommended before living separately to reduce impact on the family. 2.Is internal or external support related with how long-distance spouses get accustomed to life? Because most interview subjects in this study have relatively young children in two-location families, most of whom are pre-school kids, it is a rather heavy burden for one spouse to shoulder responsible alone to take care of young children, to say nothing of being torn between looking after them and work. Besides, the spouse working in the other place will be worried about the family. So, it is recommended in this research that appropriately accepting internal or external support can relieve life pressure of being a two-location family. 3.Long distance causes alienation between spouses and children so it is recommended to stay in contact, frequently communicate and regularly gather together to strengthen spousal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4.Due to particularity of work, fellow employees have to be relocated based on work experiences, which leads to two-location families.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can provide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subsidies and a flexible system for taking leaves as well as respect personal choice for relocation to help fellow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to get accustomed to living in two places and relieve pressure. Also, it can help fellow workers devote themselves to work without any further concern.

國際私法之最終目標在於統一國際私法，以達成判決一致之理想，此在夫妻財產制之問題上，尤有探究實益。蓋夫妻財產制受其身分法性質之影響，多富有民族色彩，今日各國不僅在實質法上存有不同立法例之差異，甚至在相同制度間，其內容之細目規定也未必相同，若國際私法不能統一，裁判上可能存在極大之差異，因而導致夫妻一方為了財產清算上之利益，而任擇訴訟地之情形。再者，由於一國對於涉外案件管轄權之主張，一般認為亦含有本國當事人合法權益與國家利益之意義，從而各國多試圖賦予內國法院較廣之管轄權，因此上述實質法之差異，配合各國寬鬆的國際裁判管轄權，更可能助長這種法院逛尋（Forum Shopping）的現象。另一方面，除了上述影響夫妻間財產上之利益外，夫妻財產制亦有明示夫妻之財產關係，以保護交易安全及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如就夫妻財產制問題，在不同法院起訴，會得出不一致之判決結果，也容易使得第三人無所適從，有害於交易安全。因此，在今日各國夫妻財產制群立之狀態下，退而求其次，透過國際私法選法規則之統一，期待同一案件不論在何國起訴，均係適用同一國之實質法規範，對於判決一致理想之追求，當有助益。本文即以此為目標，對於國際私法上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相關問題予以探討。 首先，本文探討夫妻財產制準據法之立法主義，並以一九七八年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公約及各國立法例為據，檢討我國現行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十三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五十四條、以及修正草案之相關規定。其次，關於夫妻財產制之適用範圍，本文試以分析比較之角度，綜合比較其他國家的法制，探討例如當事人之締約能力、家庭生活費用負擔等等問題，是否應依夫妻財產制準據法決定。又，夫妻財產制與其他制度之間，在實質法上往往難以分割，如於具體個案中，因定性不一致而造成法規欠缺或法規重複之情形，本文乃探討如何透過適應問題積極地予以調整。最後，關於夫妻財產制應否適用反致之問題上，此在現行法固無疑問，但在修正草案卻會產生若干問題，本文謹提供拙見以供參考，以期使夫妻財產制準據法能與其他條文相互配合。

2008年釋字第647號公布，針對稅法上未賦予「事實上夫妻」法律上配偶相同待遇，是否牴觸憲法做出解釋。其理由書謂無配偶之人相互間主觀上具有如婚姻之共同生活意思，客觀上亦有共同生活事實之異性伴侶，雖不具法律上婚姻關係，但既與法律上婚姻關係之配偶極為相似，如亦有長期共同家計之事實者，因具婚姻關係配偶之相似性，立法機關得在無損於婚姻制度或其他相關公益之前提下，給予適度之法律保障。之前於2007年通過民法修正，將婚姻制度由過去「儀式婚」改為「登記婚」，不過社會上迎娶的習俗並未改變，男女只踐行婚禮而未為結婚登記者，其法律地位如何。而各國同居人口不斷增加，各國法制莫不積極因應，據調查國內目前同居人口亦高達44萬人以上，因此外國法制確有參考的實益。礙於篇幅及文獻限制，僅就人民往來頻仍之美國、率先以民法典規範之法國、以裁判先例處理之日本、文化背景近似之中國大陸等地介紹之。 　　本論文分六章，第一章介紹研究動機及研究方法，研究之動機主要是大法官釋字第647號解釋之立法指示、2008年結婚方式修正後預立補強之道。其研究方法係以法解釋學為基礎，透過文義、體系、立法、目的及合憲解釋等方法認識各國法制，再進行法制間的比較、歸納、演繹等分析，期能借鑑最適我國情之法制。第二章為各國事實婚之用語、規範類型與發展介紹。以較宏觀的角度檢視各國事實婚法制，包括其用語、規範的方式及發展背景，各國對於事實婚的表達未必一致，如何擷取具有參考價值的法制，成為研究事實婚的第一個課題。其次規範的方式各國間亦不相同，有以成文法規範之，亦有以裁判先例處理之，甚至解決的重心亦不相同；而各國事實婚形成的背景，更是研究外國法制所不可或缺者。第三章討論事實婚保護之法理，一般認為事實婚的保護，將有害婚姻憲法權威地位，承認事實婚之地位必須具有強而有力的理由。目前雖然沒有事實婚的國際條約，不過婚姻自由、家庭保護、平等不歧視、兒童保護等國際法上普世原則的尊重，亦間接保護事實婚。而已進行事實婚保障之國家，其調整憲法上婚姻地位獨尊的論述，亦值得參考。第四章、第五章則具體分析美、法、日、中國大陸等地關於事實婚之規定，包括美國法律協會的家庭解消建議、法國民法Pacs制度、日本內緣關係、中國大陸之（非法）同居關係等，同時分析我國司法實務的判決。 　　第六章為結論，本論文肯定事實婚保護之必要性，強調共同生活事項類推婚姻法效果的合理性，並根據此結論提出建議，包括援引外國立法例的調整、國內實務解釋的改進、立法雛議與男女共同生活契約範本的提出，期能增進男女地位的公平與弱勢伴侶之保護。 / The reasoning of J. Y. Interpretation no.647 has pointed out ”Those unmarried companions of opposite sex with a subjective intent to live together like a married couple and the objective fact of cohabitation do not have a matrimonial relation in la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very much similar to the relationship of legally married husband and wife, and the provision at issue, which does not provide for gift tax exemption for mutual gifts between such companions, would seem susceptible to a doubt of violating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provided that there is in addition a fact of longtime sharing of the livelihood between such couples. As for those cohabited companions with similarity to a legal marriage, the Legislature ma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s th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people as well as changes in the social condi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give them adequate legal protection to the extent not disparaging marriage institution and other public interests.” Though the formal requirement of validity of marriage in Civil Law in Taiwan has changed from ceremony to registration since 2007, it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a valid marriage should be done on the basis of a marriage ceremony, by which a gap between citizen’s perception and legal norms has come out and the commence of de facto marriage becomes inevitable. Furthermore, the amounts of cohabit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increased constantly so that the legislation of long-term de facto marriage has more or less been made in these countries. In contrast, though the amounts of cohabitation in Taiwan is estimated to exceed 0.4 million, the judicial practices for the legal issue of cohabitation are not coherent among cases in courts. Accordingly,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 of legislation for de facto marriage among several countrie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law making and judicial practice in Taiwan. Firstly, the motivation and methodologies are introduced in chapter one. As to methodologies, this thesis starts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w; and comparative, inductive and deductive approaches are used for the research of legal systems in some countries. Secondly, this thesis analyses the terminology, types of legis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e facto marriage in chapter two. Inter alia, it includes the definition of de facto marriage made by Chinese, Japanese and English-speaking scholars and the models of legisl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de facto marriage in some countries. In addition, it elaborates the background of de facto marriage and its evolution of legal reg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Japan and China. In chapter three, it deliberates the legal basis of de facto marriage. It commences from the stip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in particula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judicial practice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ssues of freedom of marriage, protection of family rights, non-discrimination and the best benefits for children. It then compares the pros and c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de facto marriage so that its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could be established at the constitutional level. In chapter four, this thesis elaborates the requirements of de facto marriage in United States, France, Japan and China, for instance, the Recommendations of Family Dissolution made by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ALI), the Pacs in France, “Nai En” system in Japan and the (illegal) cohabitation in China. Furthermore, it also analyses Taiwan’s legal system of de facto marriage. This thesis then discusses in chapter five the legal effects of de facto marri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Japan and China, and their impact on Taiwan’s related legislation. Finally, it concludes in chapter six by recognizing the necessity to protect de facto marriage and the legitimacy to analogize the legal effect of marriage law to common life matters. Accordingly, this thesis suggests that foreign legislations be ushered in for the amendment of domestic law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domestic judicial practices be made, and model contract for cohabitation be propos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fair statu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and the protection for the weaker one of the couple.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年代夫妻權力關係之影響因素及改變情形。研究者採用家庭決策模式為指標，以「子女管教及教養」、「家用支出分配」、「購買高價家庭用品」作為重要的測量變項。根據資源論、交換論以及文化規範理論觀點，討論之焦點包括：1.夫妻資源是否影響夫妻權力關係之運作？2.兩性的性別角色態度是否影響夫妻權力關係之運作？並比較兩個年度之差異。 研究者利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三期第二次家庭組（1996年）及第五期第二次（2006年）家庭組之研究問卷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1. 家庭決策模式之樣貌：三項家庭決策大多以「共同決定」為主要之模式。然在性別比例及兩個年度比例分配上仍有些微差異。 2. 資源差異對夫妻權力關係之影響：已婚兩性之資源差異對家庭決策有部份達到顯著。整體來說，擁有較高資源者，會有助於「決策權力」的增加。 3. 性別角色態度對夫妻權力關係之影響：分析檢定結果顯示性別角色態度對於家庭決策模式之作用獲得證實。性別角色態度較傳統者，家庭決策會傾向傳統父權之思維。反之，態度越現代者，家庭決策模式會傾向較平權之模式。 4. 1996年及2006年影響夫妻權力關係因素之轉變：夫妻資源之高低以及性別角色態度在兩個年度對家庭決策模式皆有重要的影響力。最大的差異在於2006年女性負責更多的子女管教及教養之決策權，特別反應在高等教育成程度者。在態度方面1996年已婚兩性之態度皆有其影響性，但2006年只有女性的態度對家庭決策模式有作用。 最後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建議，研究者認為除了在鉅視層面持續耕耘兩性平權觀念推廣及宣導外，在職場上真正落實兩性工作平等法保障婦女就業實為重要。 /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including the factors and the transition during 1996-2006. Researcher adopts family decision-making as an important index. “Children disciplining”, “family expenditure”, and “buying expensive house wares” are the measuring variables. Base on the Resources Theory, the Exchange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Resources in Cultural Context, the main quest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1. Do the resources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influence their power relationships? 2. Do the attitude of gender role effects the power relationships of husbands and wives? 3. Is there any transition from 1996 to 2006?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1.Most proportions in 3 items of family decision-making are the Common decision-making model. 2. The resources difference between married both sexes are significant to the family decision-making. The more resources one has, the more power in making decision one has. 3. The attitude of gender role effect the family decision-making. The sex role attitude is more traditional, the family decision-making will favor thought of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y. Otherwise, the attitude is more modern, the family decision model will favor compares pattern of the equal rights. 4. Both the resources difference and the attitude of gender role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1996 and 2006.Compair with 1996, the high level of education female have more power in “Children disciplining” decision-making, and female’s attitude of gender role are more important to family decision-making in 2006.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researcher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本研究試圖通過實證研究來一探夫妻家庭生活中權力關係的樣貌，並試圖釐清究竟是哪些重要因素影響了這些權力的結果。在蒐集過去相關文獻後，我們認為夫妻的權力關係展現，可以重大家務決策和家務分工作為檢視的代表性指標。過去的相關研究也發現，個人所擁有的資源以及性別角色態度將會影響重大家務決策的權力運作；而在考量夫妻權力關係的另一個指標 － 家務分工時，因家務工作為耗費時間的活動，因此也必須將個人從事家務工作的時間可得性納入討論。此外，本研究也特別針對個人的性別角色態度做多樣化的討論，希望能對性別角色態度在夫妻權力關係中的作用有進一步的了解。 在夫妻權力關係中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是，夫妻間權力關係的平等由分享家中決策權力開始，妻子參與家中重要家務決策的機會愈來愈增加；然而在家務分工上，仍無法脫離傳統規範的束縛。本研究所得結果顯示，夫妻間的權力關係除了受到個人資源的影響之外，性別角色態度的影響也不容小覷。個人在婚姻關係中的權力除了來自個人資源作為交換之外，個人的態度也對其行為發揮影響力。社會傳統觀念對於性別角色的種種期待，雖透過社會化的機制內化至個人心中，然而隨著社會文化、經濟與家庭結構的變遷，使得原本規範丈夫與妻子權利義務的界線逐漸模糊，已婚男性與已婚女性的性別角色態度在面對實際家庭生活面向時，逐漸趨向彼此認同、諒解而愈來愈平等。但從家務分工的研究結果裡，似乎可以觀察到已婚男性的態度、意向在目前仍不平等的家務分工上有較決定性的影響。這樣的結果也顯示出，婚姻關係中男性仍是較有權力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