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高素質的人力須經由教育培養。然我國憲法明定教育事務乃屬縣(市)立法並執行之事項，但我國各級政府之財政分配以中央政府最為寬裕，地方政府困窘貧瘠，不同地區的民眾，似乎未能均等地享受到合理的教育資源分配。而財政狀況各異之縣市間，教育機會是否存有差異？為本文研究動機。 本研究之目的有四： 1. 了解我國二十年來國民教育階段教育機會是否存在縣市差異。 2. 了解我國二十年來國民教育階段之教育機會跨時演變情形與意義。 3. 建立評估教育資源分配均等之可行性指標。 4. 歸納研究結果，對未來政策提出建議。 本研究以官方次級資料分析探究台灣地區國民教育機會之縣市差異。教育機會之內涵包含輸入、過程、輸出三面向，本研究選取「教育輸入」與「教育過程」面向為分析內容，並分別以「教育資源」與「教學品質」為兩者之主要內涵。「教育資源」下有人力資源之五項指標、財力資源之六項指標與空間資源之二項指標，「教學品質」下有三項指標，本研究共計採用十六項指標。並以水平公平原則測量縣市差異。 本研究之結果可綜合歸納為四點： 一、 整體而言，二十年來縣市教育機會差異減少，但於人力資源之「碩士學位教師比」與「合格教師比」、財力資源之「扣除經常門每生教科文支出」的投資性支出佔教科文比例、空間資源之學生就學機會「每千生學校數」上之差異日增。 二、 高都市化縣市享有優渥教師素質、每校享有職員數目與財力資源也較高，教育資本門投入較高。 三、 偏遠縣市學生享有較高之師生互動，但教師素質貧瘠，每校之職員人數與財力資源困窘，整體學習環境與教育機會低落。 偏遠縣市每生單位成本多屬高資源，但教育支出以經常門支出最高，可見每生單位成本雖高，但多用於人事費等經常性、消費性支出，無餘額投入資本的投資性支出，長期以往不利學生整體教育機會提昇。

從價與從量此二種出口政策之福利比較的文獻，並沒有將本國廠商間成本的差異納入考量。因而本文延伸楊雅博 (2005) 一文之假設，將該模型擴展至本國廠商的家數不只一家的情況。本論文的主要發現是，不管有沒有考慮出口政策造成的社會成本問題，在本國廠商的生產成本存在差異的情況下，若本國的出口政策為對出口品補貼時，則從量補貼政策下的福利水準會較高，反之，若本國的出口政策為對出口品課稅時，則從價補貼政策下的福利水準會較高。值得一提的是，當本國廠商的家數等於1，抑或是本國廠商的成本相同時，本文的結論將退化為楊雅博 (2005)與Hwang et. al (1997) 的結果；因而該二文可視為本論文的一個特例。

為了因應國內外競爭的日益加劇，台灣企業紛紛採取購併策略，但在外在環境快速變化、整合失當及文化差異等諸多變數下，可能面臨購併無法達到預期成效的困境，甚至必須付出巨額損失，喪失原有領導地位的代價。在無法避免採用購併策略且購併策略不一定存在成效的風險下，了解導致購併成敗的可能因素，據此審慎研擬事前評估規劃，就顯得十分重要。故本研究希冀藉由分析台灣企業的跨國購併案例來探討影響企業跨國購併成敗的可能關鍵因素，希望可以藉此協助企業瞭解若需利用跨國購併活動追求綜效時，應優先考量哪些重要因素。 藉由個案研究可知，企業在考量購併時，必須對其面對的產品/服務市場的供需作審慎的評估。因為當產業的進入障礙不高時、潛在進入者可以利用活絡的全球資本市場快速募集資金進入該產品/服務市場，雖然該產品/服務市場需求穩定成長，但供給卻急劇提升，造成血流成河的競價態勢。此外，在進行購併時，文化差異也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企業進行跨國購併時，常會遭遇當地風土民俗/組織文化與該企業不同的困難，如果沒有妥善處理，極有可能在未來成為營運上的絆腳石。如果在評估上述因素後自認無法克服，企業就不應採行購併（尤其是跨國購併），而應採用其他成長策略達成永續經營的目的。 回顧目前國內討論購併績效的研究，大部份仍強調利用主併公司的財務面及股價來衡量購併績效，但主併公司在進行購併時，並不只是考量短期的財務面績效，而是希冀能藉由購併達成其策略目的，像是增加品牌價值、取得通路優勢等，若是一昧用獲利率及股價表現等財務指標來衡量購併是否成功，會造成企業購併動機及企業績效衡量間無法有效聯結。以本研究個案為例，若以當初購併的目的來看(非財務面)，執行此購併案的確部份達到當初設定的目標，雖然承受財務損失，但個案公司的高階管理者仍然認為當時的購併決策是正確的。

為因應激烈之市場競爭，企業需提供更優質之服務以滿足顧客需求，而CRM及顧客資本為一有效工具，能協助企業提升競爭力。惟面對不同之顧客型態，可能亦應發展出不同之顧客資本累積及CRM活動設計，以滿足顧客真實需求。故本研究在了解因顧客型態不同所導致之顧客資本及CRM活動重點各為何及是否有所差異。 本研究藉由深度訪談個案公司熟知行銷相關活動之高階主管，了解其針對不同型態顧客所設計之顧客資本指標重點及主要CRM活動，分析其異同做一探討，並輔以問卷發放，做為個案公司相關人員對於顧客資本指標的重要性認知之佐證。 研究結果驗證：(1)企業面對不同顧客型態所共同重視之顧客資本有八個因素構面，然其重要性程度略有差異，因素構面重要性程度達顯著差異者有三項。(2)企業所關注之顧客資本重點不同，會進一步影響其CRM活動重點及資源投入程度，而產生差異。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China’s regional disparity during 1997-2006 by adopting Keng’s (2004)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China’s 31 provinces are divided into ten regions. The intra- and inter regional disparity as well as the Effective Regional Disparity (ERD) are all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Based on ample quantitative findings, in 2006, the largest intra-regional disparity existed in the Coastal North while the smallest intra-regional disparity existed in the Inner West. The largest inter-regional disparity existed between the Coastal East and the Inner South not between the richest region (the Coastal North) and the poorest region (the Inner West). This study also uses the Effective Regional Disparity (ERD) to understand the magnitude of an individual province’s contribution to the overall regional disparity. The top five on the ERD ranking of China’s 21 lower income provinces in 2006 were Henan, Sichuan, Anhui, Hebei, and Hunan. Henc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egional disparity,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needs to focus on the heavily populated provinces in the Inner area rather than in the West.

近年來世人注目的焦點已從金融風暴議題，轉向了地球暖化、氣候劇變等問題，世界環境變遷造成人類巨大的傷害，已是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施政重點。在1997年12月於日本召開UNFCCC COP3，通過旨在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其中排放交易是指已開發國家間的合作，普遍被認為最具有成本效率性。 近年全球對於環境保護意識已有大幅提升，各國降低碳排放之手段可區分為技術面以及經濟面。本文以後者為主要探討重點，亦即透過經濟手段以促進減碳科技廣泛的應用。減碳的技術同時具備外部性及公共財的特性，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對環境之效益並無法排除他人享受，因此若碳價波動過度劇烈將影響企業減碳投資意願時，政府須介入管制碳價格。本文先探討究竟影響碳價波動的主因為何，以利後續研究碳權價格波動和價格管制間，權衡對減碳投資與減碳成效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歐洲地區如北歐、東歐及南歐夏日氣候差異大，以及歐洲地區處於溫帶氣候因素使得極熱變數對碳價波動影響不顯著，但不保證其它地區有相同結論；能源價格對碳權價格有重大之影響，尤其原油最為明顯；由於匯率會影響能源價格，因此連帶影響碳價；極寒氣候對碳價有顯著影響，其先影響能源之供需，間接影響碳價之波動；SP之落後期在phase 2有縮短之趨勢，即天然氣與煤炭間之價差對碳價影響越來越大；進行碳價格之實證分析必須區分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否則會造成估計上之不準確。不僅能源價格本身對碳價會有直接之影響，影響能源價格之變數亦間接影響碳價之波動，如氣候以及匯率，先經由透過能源價格變動再傳導至碳權價格。

自1990年開始，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重視類別學習表現的個別差異，即不同的受試者為何會在相同的分類作業中使用不同的策略。在過去，我們透過知識分化的現象去瞭解人們個別差異的分別，個別差異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人與人之間的變異性與獨特性，然而，隨著這方面的研究逐漸增多，個別差異因素對於心理歷程的重要性不斷的被放大，但在過去類別學習的研究中對於個別差異的分析仍然一直沒有太深入的探討，主要是因為個別差異的分析結果，充滿了太多的不確定性以及未知可能性。在上述的狀況下，使用過去研究常用的分類方法，如非階層群聚分析中的k-means群聚分析法，必須先設定要分類組別數情狀下，未知可能性的組別可能就會被忽略，甚至被硬性併到其他組別，不但導致整體資料的遺失，嚴重的情況下還會使研究的效果無法突出。 為了避免過去分類時分析方法的缺點，所以本研究使用潛在剖面分析幫助分類學習中知識分化的分組，潛在剖面分析並不像K-Means聚類法與階層式聚類法一開始就要決定組別數目，而是取決於不同的組數數目時誰有最佳的適合度統計量。 相信使用潛在剖面分析可以避免知識分化中未知可能性組別的遺失，此點已在本研究的三個分析中可以得到證實。 本研究分別對於幾種不同類型的類別學習作業進行潛在剖面分析，透過研究中的四個實驗，以期開發出一套適合分析分類策略對於個別差異影響的方法。企圖證明在不同類型的實驗結構下，依然能使用潛在剖面分析來分類，且分類的結果可以找出適當的分組以及發現實驗未預期的組別。並結合結構方程混合模型，進一步去釐清在知識分化現象中，影響分類策略選擇的因子。

蘋果電腦從2010年3月發行iPad平板電腦不過才一年的時間就出貨了1500萬台，隨即又以更犀利的價格與更新穎規格宣布iPad2之發行，全年度出貨量上看3500萬台。這波快速成長的新市場對於以製造見長的ODM廠商而言，究竟是新的商品機會來提高自身獲利率或是下一個低毛利風險讓自身更受制於品牌廠商尚未有定論。不過從iPad系列銷售的業績與定價策略，過去熟稔的品牌PC廠商似乎很難在此競爭態勢下找到切入定位點，然而從價值鏈的分析中，又可以看到幾個不同於過去電腦銷售方式的新利基點。從下表可知若將蘋果iPad置於價值鏈中心，向上有因而受惠的電子媒體與硬體開發商，向下有開發軟體與電信營運商，左右也有可以整合應用的家電電器商，可以說是受惠良多的組合。 歸納因為iPad銷售而受惠的上下游廠商： 1. 軟體開發商 2. 硬體周邊開發商 3. 電信營運商 4. 電子媒體書籍出版社 5. 家庭電器電視品牌製造商 如何從ODM製造與研發專長，來協助有差異價值的客戶，又能有效建立區隔競爭廠商的進入障礙，是本篇論文研討的目標。藉由麥可波特的價值鏈傳遞定位可以合作的對象，再藉由五力分析尋找有差異性服務的機會，最後使用策略選擇具有差異化策略的機會，希望台灣的產業可以改變全球競爭版圖的規則，提高自身價值的附加能力，維持競爭優勢。 / Apple Computer swamped the market with its iPad tablet PC at a 15,000,000 units shipment for the first year launched on March, 2010. Without leaving much chance and room for its competitors, Apple announced a newer version – iPad2 in March, 2011 with a more aggressive price and latest specification. The iPad2 is estimated to hit an annual shipment of 35,000,000 units worldwide. Is such a fast moving trend implying an opportunity for the ODM to improve its profit margin on new business growth or another vicious cycle of lower profit margin due to severe competition among the branded customers ? From the market price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y adopted by Apple, renowned PC brand makers may find it hard to compete in the retailing market but from the analysis of value chain it is observed several new opportunitie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PC category. By comparative analogy to Apple’s value chain several potential links available for the ODM’s collaboration can be identified as follows - 1. S/W developer 2. H/W peripheral developer 3. Tel-com operator 4. Publication firm with digital contents 5. Home appliance brand manufacturer The aim of this thesis is to study from Apple’s success story and uprising mobility paradigm, to eliminate inferior strategic approach and traditional EMS / OEM operation, by replacing with a better margin, highly differentiative value propositon with unique customer links. By the strong R&D and manufacturing skills possessed by the ODM to align with new customer group and at the meantime, building up a barrier to defend competitor from getting in the ring. Expecting Taiwan’s industry can learn from proper strategy maneuver to change the competition map by improving add-on value on its core strength, to maintain its competiveness. Thus the thesis can serve its function not only for academic study, but also for a real business practice.

本文旨在探討經理人性別差異與自願性盈餘預測之關聯性，即公司經理人性別是否會對其自願性盈餘預測偏差性及自願性盈餘預測準確度造成影響。由過去有關性別差異之研究可發現女性具有規避風險、保守行事…等特點，故本研究欲探討經理人性別差異對自願性盈餘預測之影響。實證結果發現：女性經理人進行自願性盈餘預測時，盈餘預測值較保守。相反的，男性經理人進行自願性盈餘預測時，盈餘預測值則較具樂觀性。再者，當公司經理人性別為女性時，自願性盈餘預測準確度較高。 / In this thesis, I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ender differences and the management earnings forecasts. Prior studies show that, in general, women are more risk adverse and act more ethically than man. Therefore, I examine whether the gender of management affects the bias and accuracy of management earnings forecasts. Consistent with my predic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emale CEOs release more conservative forecasts than their male CEOs counterparts. Moreover, I also find that female CEOs issue less accurate earnings forecasts compared to male CEOs. Overall, this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that there a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difference and the bias of management earnings forecasts.

本文的目的在於了解南北對立的想像是如何出現在台灣社會，又是如何成為爭議的焦點。筆者從論述分析的角度出發，一方面考察南北對立想像論述出現時空與背景，另一方面則從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遷的角度，探討隱藏在論述背後的結構力量。 研究發現，當代台灣有兩股力量，都以「南／北」二元分類方式來認知台灣社會，一股是基於南部的弱勢感受，控訴資源配置不公的重北輕南論述；另一股則是為了區隔選民所產生的南北差異論述。 促使「重北輕南」感受的結構因素，遠因來自於清末日治時代台北逐漸成為台灣政經中心；近因則是1957年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之後，所獲得的財政優勢，導致其他縣市與台北市資源的落差。在高雄市改制為直轄市之後，高雄市的政治菁英漸漸感受到雖位於相同行政層級，但資源卻不如台北市，因此開始將這種狀況批評為「重北輕南」。到了1990年代，相關論述更因北高市長直選的競爭壓力而浮出檯面，成為公共議題。而相關論述之所以能獲得民眾呼應且持續受到討論，則與1980年代以來台灣產業結構轉型，導致勞力遷徙模式南北分流轉為向北部單向集中，及其引發的各種效應有關。 南北差異論述起因於國民黨內部的省籍鬥爭。以外省人為主的新國民黨連線，為了淡化本身及支持者的省籍特性，試圖將其與國民黨主流派的省籍差異包裝成地域差異，以「台北都會中產階級選民／中南部鄉村選民」的劃分方式取代「外省人／本省人」。這套原本基於政治鬥爭而出現的論述，後來隨著政黨競爭，漸漸在各項選舉中被討論與強調。2000年後更因「北藍南綠」說法的出現，而使南部人與北部人的差異廣泛被論述。 本文歸結，台灣南北爭議的發生混雜多重因素，既是族群問題的延伸，又牽涉財政分配制度，同時也與台灣產業結構變遷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