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資的性別歧視問題, 一直是勞動經濟學者所關心的議題, 一但存在薪資上的性別歧視, 將會影響到勞動市場的有效運作。 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市場中, 受雇於類似工作, 而且生產力類似的工人, 應得到類似的工資。 但我們發現在現實生活中, 因為性別不同而造成勞動市場普遍存在著同工不同酬的情況, 我們稱為薪資的性別歧視。 在台灣, 已經有很多實證研究利用橫斷面的資料來證實台灣的勞動市場存在著性別歧視的現象。 但是似乎較少相關文獻使用追蹤資料 ( Panel data ) 來做類似的研究, 主要原因可能是國內目前尚缺乏完整的追蹤資料庫可供使用, 因為追蹤資料的形成極耗費時間及成本。 不過, 追蹤資料的使用價值極為豐富, 除了可以得到經濟個體的跨時選擇行為的資訊, 而且使用追蹤資料可以控制個人不隨時間變動且無法被觀察到的特性。 本論文使用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所製作的台灣擬追蹤調查資料庫 ( Taiwan Quasi Longitudinal Data Archive ) 中的人力運用擬 - 追蹤調查資料庫 ( 年資料 ), 由於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資料庫的產生, 使得用追蹤資料來分析的研究變的可行, 故本論文嘗試使用此擬追蹤資料庫, 來探討薪資的性別歧視問題。 本論文透過薪資差異分解方程式, 了解不同性別之間的薪資差異中, 可解釋的部分是受到本身教育程度、工作經驗、居住地區、職業別、行業別的差異所造成, 其餘不可解釋的部分則歸因於勞動市場的性別歧視。 本論文發現台灣自1979年到2000年, 男性平均薪資所得較女性為高, 兩性薪資差異有逐漸縮小的趨勢, 但性別歧視的問題卻越來越嚴重, 且造成台灣男女薪資差異縮小的原因, 可能為男女生產力差異的縮小, 而非性別歧視的減輕。

跨國公司台灣與巴拿馬員工文化差異對管理影響之研究─以巴拿馬台商為例 /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has provoked the drain of companies venturing into cross borders. It is vitally decisive to consider facts before encountering any major problems. Corporations constructed by talented people dedicate the time to study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taxatio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other investment dimensions. And nowadays, considered more important, the management of cross culture. This thesis measured the 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Panamanian and Taiwanese in a Taiwanese company established in Panama. The use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surveys was important for collect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data. Local staff and Taiwanese managers transferred to Panama were interviewed; using a questionnaire structured using 5 (five) cultural dimensions discovered by Professor Geert Hofstede during his study in IBM, and studying the two constructs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style). Research Findings depicted that Taiwanese and Panamanians are more culturally similar than differ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hallenges to face in this scenario. Some of these challenges for Taiwanese managers are to broaden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staff, so local staff can fully enjoyed and receive a coaching style. Also, a challenge for local staff is their low uncertainty avoidance, which denotes a lack of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produce efficiently. Despite the challenges that have to be faced by the two parties, findings concluded that in this interaction,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Also, conclusion provided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aiwanese managers and other companies planning to establish in Panama. Those recommendations were as mentioned before, adapt their Taiwanese working style into the local staff considering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and use rewards for motivating staff. This study could also be used by Taiwanese Corporations planning to invest in Panama, and for any other country used as a reference to consider in advanc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eeking to nurture knowledge regarding to culture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organizations.

過去有許多實證研究探討了公司治理特性對於公司經營績效的影響，特別是關於股權結構及管理階層薪酬方面，而在董事會特性對經營績效的影響上卻未獲致一致性的結論。近年來開始有研究探討董事會特性對於企業的經營策略，乃至於經營績效的關係。本研究參考Baysinger and Robert（1990）及He and Joseph（2006）等人提出之理論架構，針對國內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特性、經營策略選擇以及績效表現之關連性進行實證上之研究，研究之主要目的係在瞭解台灣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特性對於企業策略選擇之影響，並延伸過往研究，對公司治理特性、企業績效表現，以及不同的策略選擇三者間的關連性，提出實證研究上之證據。 本研究除印證過去文獻所指出董事會特性與股權結構對公司績效具有顯著影響及企業績效顯著受到策略行為影響外，並發現企業的差異化策略強度顯著受到公司治理特性影響。而將差異化策略強度依強弱程度作組別劃分時，差異化策略強度亦與公司治理特性同為影響企業績效的因素；另外，在不同差異化策略強度下，差異化策略強度為董事長雙元性、董事會持股、經理人持股影響企業績效的中介因子。本研究的結果支持Baysinger and Robert（1990）及He and Joseph（2006）等人所提出的理論架構，在探討公司治理特性影響企業績效時，或應將企業的策略行為納入考量。 / Formerly, there were many researchs discussed how corporation governance, equity structure and managerial remuneration especially, effects business performance. But, there were not consistent conclution in how the board attributes effects performance. Recently, there were some researchs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rporation governance,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performance. This research dicuss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rporation governance,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performance in listed company in Taiwan, and referred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dvanced by Baysinger and Robert（1990）and He and Joseph（2006）. This research not only proved the performance effected by the board attributes equity structure and strategic behavior observably, but also discovered that the strength of difference strategy effected by corporation governance noteworthily. In the different degree of strength of difference strategy, the strength of difference strategy was the mediator to corporation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This research argued that the strategic behavior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research how corporation governance effect performance.

台灣的證券市場在兩岸三地間，近幾年來屬發展最慢的市場。相對的，台灣的企業在兩岸三地間，成功地造就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台商的資金在香港運籌也間接造就香港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這種相對比關係，其實無法充分顯現台灣證券市場的經濟櫥窗角色。本論文從經濟櫥窗的角度，探討我國證券市場的國際競爭力問題，進而提出相關建議。 若從台商企業全球布局與獲利狀況而言，以資金提供者角色的台灣證券市場不應只有目前的發展結果。中國由於證券市場的緣故發展成為世界工廠，印度也因此成為電腦軟體代工的世界主角。我國產業雖具製造的優勢，但是這個優勢與特色並沒有充分展現在證券市場中，其中包括西進的台商企業一直無法有效利用台灣證券市場籌資。此外，我國證券市場本身至少在兩岸三地間，並非交易成本最低，法規環境最自由。例如，除台灣50指數等ETF成份股外，其餘股票平盤以下仍不能放空。所以，從證券交易所的角度來看，我國的證券市場要提升競爭力，至少必須豐富化上市的產品，應充分與台灣產業與經濟發展直接關聯。其次，我國證券市場應多思考自由化與活絡性問題。第三，我國證券市場應當搭配產業政策的發展，共同發展具有區域經濟特色的直接籌資平台。 據此，本文研究結果顯示，台灣若能落實台灣產業發展融資平台的基本意義、降低政府干擾證券交易平台的效率性，讓證券交易所能夠回歸與國際其他證券交易平台類似的具效率性的上市與交易機制，根據台灣過往輝煌的證券市場發展經驗、台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將可以與台灣特色產業相互為用，創造區域經濟中的特色證券交易所。

八十年代，隨著總體經濟的失衡，國內之出口結構也起了重大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中間產品以及機器設備比重的增加，以及非耐久消費財比重的減少。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民國七十年到八十二年我國製造業的出口情形，觀察出口結構與出口品質的變化，根據Falvey(1981)與Flam & Helpman(1987)建立實證模型，分別估計這些模型並進行Non-nested之假設。本研究的結論如下：一、在出口結構方面高勞動密集財之出口有逐年下降之趨勢，而高資本與高技術密集財則有逐年上升之趨勢，顯示我國之出口結構已慢慢轉向資本與技術密集。二、出口結構之決定因素勞動密集財出口比例之變化與國內要素稟賦，如固定資本、人力資本以及勞動的關係較為密切；資本密集財的出口因素用Ricardian理論或H-O理論來解釋都不是很完全；而技術密集財的出口決定因素則與相對成本和技術變動的關係較為密切，這些我國出口情形的實證結果與過去之文獻結果恰可以相呼應。三、在出口品質方面我國製造業的出口品質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其主要決定因素為相對勞動成本之上升，以及技術之變動，而與要素稟賦之關係較不密切。

中國近年來經濟的快速成長，受到舉世的矚目。但由於中國之經濟改革，乃是以試點的方式進行，也使得不同地區有著不同的發展命運。故「富而不均，則不免於爭」的問題，是未來中國所必須正視的問題。所以，研究中國地區間勞動所得差異的情形，包括其背景、近況與影響因素等，即為本文之研究目的。 　　本文先整理勞動經濟學理論中影響工資的因素，以及探討中國工資或區域經濟發展差異之既有文獻，以作為實證分析之基石。接著先將中國勞動市場的發展過程，作詳細的背景說明。並利用中國統計年鑑、中國勞動統計年鑑及中國人口統計年鑑所提供的一九九三至二０００年中國二十九個省市的官方資料。研究結果發現，地區間勞動所得不均的問題確實存在於中國，並有逐漸惡化的趨勢。若將整個中國所有省市以不同的分類方法區分為東、中、西部地區及沿海與內陸地區，經變異數分析(ANOVA)的結果證明，勞動所得不均的結論依然成立。 　　接著，本文經Chow test檢定發現使用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估計較為合適，故以固定效果模型對相關因素進行實證估計。結果發現，勞動生產力及時間因素，對中國各省市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力，而城鄉二元體系的縮小，有可以顯著的提高該地區的勞動所得。並且，除了將中國全部省市一起估計之外，也分別以沿海內陸地區及東中西部地區分別估計。結果發現，勞動生產力無論在東部、中部或西部，對勞動所得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力，而三資企業比的提高，則明顯地有助於西部地區省市勞動所得的提高，而中部地區省市的城鄉二元體系若能縮小，也能顯著地提升該地區的勞動所得。 　　最後，本論文便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政策建議。本文認為，要進一步提高各省市的勞動所得，除了提高本身的勞動生產力，消除城鄉二元差異也是有效的方式。並且，就內陸地區而言，城鄉二元差異的縮小以及三資企業的發展，都有助於提高內陸各省市的勞動所得。尤其是西部地區，發展三資企業不但可以有效的提高該地區的人民所得，也可縮小與沿海地區的勞動所得差異。這個結論，也可以印證中國近年來所一直強調的西部大開發，確實能改善西部地區人民的生活。 　　當然，不論是根據理論或本文的研究結果，都顯示勞動生產力是影響勞動所得的重要決定因素。不過，由於將資源投注於沿海地區提升勞動生產力，可以更有效率的提升其勞動所得，但卻會使沿海及內陸的勞動所得差距進一步的拉大；若將資源挹注於內陸地區來提升勞動生產力，可以拉近沿海與內陸勞動所得的差距，但卻必須忍受相對較差的效率。這可能也是中國政府想要提昇人民勞動所得時，效率與公平兩難的地方。

本研究利用2007年經濟部統計處「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之廠商問卷資料，以978 家對外投資採水平分工模式廠商作為實證對象，分別由廠商特性、產業特性及投資特性等3方面，探討影響其產品差異化之決定因素。本研究運用Stata軟體進行計量分析，建立Prob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由實證結果發現，當對外投資採水平分工模式廠商決定以其自身所擁有之「技術來源」優勢，及利用國外勞動市場具備「價廉充沛勞工」之利基進行生產時，會傾向採取「產品不同」之生產方式；另一方面，若廠商重視「對外投資地區」之地域特性，及利用國外消費市場「發展潛力大」之利基進行生產時，會傾向採取「產品相同」之生產方式。

本文研究的是公司的所有權結構對於合併關係的影響，衡量是否在雙方銀行持股結構差異較大時，雙方合併的綜效或風險會因此而增加。本研究的另一項重點，在於試圖對一些在股權結構上的傳統認知提出挑戰。我們往往認為政府持股比率越高時，企業整體的營運會趨於無效率化；而當法人或金融機構持股比率較高時，這些公司較能夠用公正的立場來監督董事會或是企業經營的成果；而家族持股比率部分，說法則正反不一。本部分研究與其他類似研究的最大不同點，是挑選了台灣近年蓬勃發展的銀行業，希望能在此高度受到管制的行業當中，找出證據證明或是反駁上述的刻板印象。 經過研究與分析之後我們發現，家族以及政府機關持股比率對銀行的發展存在不良影響，然而我們卻缺乏顯著證據證明金融機構持股比率將有利於銀行合併。最後，在本研究中代表部分文化差異的持股結構差異變數，對於銀行在合併前後的提列呆帳準備、稅前淨利以及營運成本有顯著的不良影響，符合本研究的基本假設。 /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mergers & acquisitions, and to comprehend whether the “Ownership Distance” will affect the synergy or the risk during corporate mergers & acquisitions. Moreover, we study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Traditionally, we are usually accepted the idea that government controlling companies will result in operating inefficiency, and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s are more impartial auditors. First, our results in sample of Taiwan banking industry indicate that the family and government shareholders are harmful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resul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s is uncertain. Second, we find evidence that the “Ownership Distance” which roughly describes culture distance between merger companies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several income statement components such as “provisions”, “earning before tax”, and “overhead cost”. The result is cohered with our hypothesis.

傳統探討策略性出口貿易政策的文獻忽略了租稅以及租稅逃漏等議題對貿易政策的影響，因此本文主要的目的是探討當政府對廠商課利潤稅，且廠商可藉浮報成本的方式逃漏稅額的情況下，考慮逃漏稅問題對傳統貿易理論所造成的影響。本文第二章發現：在三國兩廠商的出口貿易模型下，最適的出口補貼率與浮報比例、利潤稅稅率呈負相關，所以最適的出口補貼率會較傳統結果低，當浮報比例或是利潤稅稅率相當高的時候，最適的出口貿易政策可能由出口補貼變為課徵出口稅；此外由於本國國內廠商僅有一家，最適的出口貿易政策即為第一優的政策，所以本國的社會福利並不受本國的利潤稅稅率及逃漏稅比例的影響。本文第三章發現：兩國間的最適出口補貼率差距決定於成本差異與租稅逃漏差異兩種效果，傳統低成本高補貼的結論應該視兩種效果的大小而定，特別當租稅逃漏差異效果相當大時，會讓成本較低的國家給予廠商較高的補貼，使得低成本高補貼的結論產生反轉。本文第四章將模型延伸到多家廠商的情況，文中發現：如果本國廠商家數比外國廠商家數多上大於一家的數量，則最適的出口政策仍為對廠商課徵出口稅，且稅率會比傳統的結果高；如果本國廠商的家數少於外國廠商家數加上一家的數量時，此時必須視租稅逃漏的效果大小而定，當租稅逃漏的效果相當大時，最適的出口政策將反轉為課徵出口稅。此外在多家廠商之下，由於利潤稅稅率與逃漏稅比例的增加，會使產業集中度降低，因而讓社會福利下降。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實際了解家中有0-4歲嬰幼兒的台灣雙薪家庭父母親之親職分工及其親職行為的比較。研究結果發現，就整體而言，台灣雙薪家庭父母親的親職分工仍由母親負責較多的親職照顧，此外，母親與嬰幼兒的情感連結亦較為緊密。在檢視父母親教養信念之後，發現無論父母所持為何種教養觀，皆由母親負責較多的親職責任；另一方面，在基本照顧及情感支持的向度上，父母親的親職行為皆會因教養信念不同而展現差異，其中較為特別的是有關父親的部份，持現代教養觀的父親在基本照顧及情感支持的親職向度，皆較持傳統教養觀的父親參與更多。至於在其他親職向度（常規教導、親子遊戲及身體接觸），父母親則未因教養信念不同而展現親職施為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