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Kishimoto(2004)提出之延伸樹法(ET Method)結合Hull-White利率三元樹建構出一節點未重合之三元樹(Non-Recombining Trinomial Tree)，利用此三元樹對CMO中之序列還本類組(Sequential Pay)、純本金/純利息類組(PO/IO)、計畫性還本類組(PAC)之各分券進行評價，並進行各分券價格對各參數之敏感度分析。 我們發現除了純利息類組(IO)外，外在提前還款率上升使得CMO各分券之價格上升；此外，期初零息債券殖利率曲線水平往上移動使得CMO中除了純利息類組(IO)外，其他分券價格皆下降；至於利率均數回歸係數變大則主要使得除純本金類組(PO)外之CMO大部分分券價格上升；最後，即期利率波動度變大使得除了純本金類組(PO)之外的CMO各分券價格皆下降。

2008年以來，台灣證券交易所大力推動海外企業來台發行台灣存託憑證（TDR），除促進台灣股票市場的國際化外，也希望提供海外台商有更多、更便利的籌資管道，致使這兩年來在台發行存託憑證之公司家數急遽上升，使TDR的發行造成話題。 因此本研究以TDR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台灣股市與亞太地區主要市場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以及因果關係，並且進一步檢視國外公司來台發行存託憑證是否對標的股的股價造成異常報酬。採用的研究方式為利用單根檢定、共整合以及誤差修正模型來檢視兩市場間的因果關係和影響方向；並利用事件研究法探討原上市市場的投資人是否對公司在台發行存託憑證給予正面反應。 結果發現TDR股價與原標的股股價之間大多存在共整合，兩市場間有一長期均衡。另採用誤差修正模型測試發現，大多數標的股股價對TDR股價具有影響，存在單向因果關係，反之則不然。投資人可利用原上市市場的股價及相關訊息來做為投資TDR的參考依據，惟必須注意兩市場間重大訊息發佈時間的不一致所造成的資訊不對稱風險。 另外，利用事件研究法來探討公司發行台灣存託憑證是否產生異常報酬，結果顯示原上市市場的投資人對於企業來台發行存託憑證多持正面看法，即表示對台灣股票市場具有一定的信心和信任。

企業籌措資金之管道，由傳統的發行普通股、公司債或是向金融機構借貸，而逐漸延伸至海外市場，選擇工具以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與海外存託憑證為主；企業海外籌資熱潮形成，顯示出國內企業財務結構及資訊透明度改善，而使本業績效表現漸漸受國外投資人所肯定；再者，在證券市場全球化的趨勢下，海外籌資有助於國內企業資金調度國際化與多元化，並提高公司知名度，有助於國際業務之推展。 本研究就以下問題作探討分析： 一、探討企業海外募集資金之動機，依策略目標、成本結構、籌資效果、執行過程、專業人才及維護成本等方面討論。 二、分析企業籌措資金工具之選擇，例如與股權連結的公司債、全球存託憑證、美國存託憑證，海外控股公司國外掛牌、借殼上市等方式，探討其優缺點及適合利用之時機。 三、取消閉鎖期對海外存託憑證發行之影響。 探討GDR不當套利之防範，以同步釋股及配銷名單等方法為建議。

股東願意與經理人分享經營成果，是希望能激勵經理人創造更多的利潤，於是股票分紅制度的採用與實行，使得經理人也可以兼具股東身份，共享經營成效。使用股票分紅制度的確為資訊電子產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功不可沒的貢獻，但是也引發了種種問題，例如員工的流動性高，公司無法阻止員工的跳槽，以及股東與經理人的利益分配不均等，在股東會上爭論不休的新聞時有所聞。鑒於股票分紅制度的缺點，有許多公司開始施行認股權憑證制度來彌補。臺灣施行認股權憑證制度，從2001年開始，至今已經超過五年，但是因為認股權憑證含有閉鎖期，需至少持有兩年才能實際轉換成報酬，所以在臺灣的實證研究中，尚無法顯示出效果。 在本研究中以複迴歸模型，使用Black-Scholes公式來評價認股權憑證的價值，藉以探討認股權憑證是否能激勵經理人，並且考慮了各種閉鎖期的年度，是否能造成影響，實證結果顯示： 1.發放認股權憑證給經理人，可以顯著提升公司未來的績效 2.發放閉鎖期年度長短不同的認股權憑證，會對公司的績效造成影響 3.研究發展費用可以顯著提升公司未來的績效 本研究將認股權憑證的價值，以認股權憑證所具有的閉鎖年度作為區分，希望能了解不同期間的閉鎖年度影響稅後淨利的大小，結果指出發行閉鎖期較長的認股權憑證能較增加公司的績效，如果公司決定要發放認股權憑證，則建議發放閉鎖期五年以上的認股權憑證。

本研究主要之目的在利用海外存託憑證此種與普通股表彰國內相同資產的有價證券，探討在考慮匯率變動的影響下，海外存託憑證價格與其國內對應普通股股票價格之間的訊息傳遞效果。本論文希望藉由將海外存託憑證組合成一投資組合（Protfolio），與其對應之國內普通股所形成的投資組合進行實證研究，檢定二者之間是否有因果關係存在，並藉此對整體現象做一說明；此外，在針對整體做探後，本文將取海外存託憑證流動性較高的臺積電及旺宏電子兩家公司做個別公司的探討，希望對達到見樹又見林的效果，並說明整體與個案不同之因。 本文先以單根檢定（Unit Root Test）檢定時間序列的穩定，再以共整合檢定（Cointegration Test）檢定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係，並進一步以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Granger Causality Test）探究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之長、短期間的因果關係。研究結論如下： 1.海外存託憑證價格與國內普通股價格皆呈現隨機漫步的現象，表示海外存託憑證市場與國內普通股市場皆為弱勢效率市場。 2.長期而言，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間存在均衡的關係，代表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長期間的走勢相同，意味國際資本市場間存在著共整合的現象。 3.對整體市場而言，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之間的關係只存在著「海外存託憑證報酬率受國內普通股報酬率影響」的單向關係，符合Garbade and Silber（1979）的「支配－跟隨市場假說」；但對臺積電及旺宏而言，其海外存託憑證與普通股之間存在著雙向回饋的關係。 4.樣本投資組合與旺宏電子的普通股對海外存託憑證存在短期的影響，但國內發射出的訊息在短期無法使國外市場完全調整，故仍須遞延到後期漸漸加以調整；但海外存託憑證對普通股的影響則僅存在於長期間，短期間的影響並不顯著。 5.臺積電海外存託憑證在長期間仍對普通股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影響；但普通股對海外存託憑證所發射出的價格訊息，海外存託憑證在短期間即可反應。 6.臺積電普通股對海外存託憑證所發出的價格訊息，有某一部份可快速反應，但在短期無法達成均衡，仍有部分的影響必須留待後期加以反應。

經由本研究的實證結果顯示，獲得以下七大結論： 1.有意願發行海外存 託憑證之公司佔30.8% ；有意願發行海外可轉換公司債之公司佔46.2% 。 2.發行動機主要可分成五大類：ぇ增加資金籌募彈性(56.2%)。 え提 昇國際知名度(43.7%) 。ぉ國內市場胃納量有限(37.5%) 。お發行價格較 高 (31.3%) 。か資金成本低(31.3%) 。 3.有意願採用海外存託憑證及無 意願採用海外存託憑證的兩群上市公司，在產資總額、海外投資額等構面 上有顯著的差異，顯示公司規模及海外投資額較大者，有較高的發行意願 ；在產業別上則無顯著差異，原因為很多公司紛紛進行多角化，使各產業 間的差別並不那麼明顯，並且國際貿易為多項產業的重心，均對外資有相 當的需求，加上樣本數不足等原因，使發行意願在各產業間並不明顯。 4.選擇海外存託憑證與海外可轉換公司債的兩種公司，在負債比率、獲利 能力、成長率、發行額上皆無顯著差異。再根據深度訪談發現，決策者與 主要股東的心態、現行法令、資金用途的性質、國際資金市場之榮枯、其 他籌資工具特性等多項變數，皆綜合影響企業海外籌資決策。 5.在最合 宜的兌回設計上，有75% 的公司認為以退回現金最好，另有56.2 % 的公 司認為兌回部份不用再發行，總合而言，有43.7% 的公司認為現行的做法 很好。 6.發行海外存託憑證能取得較高發行價格的原因，主要有三：ぇ 國內外承銷制度的不同，使能獲得較高的發行價格。え提供國際投資者交 易的便利性。ぉ看好台灣股市發展。 7.訂價時主要的考慮因素，有75% 的公司認為現行股價最重要。

美國於安隆事件爆發後，其仔細審視國內立法環境，發現外部審計缺乏獨立性、監督會計師的法令缺乏有效性、缺乏公司治理的標準以及證券分析師的利益衝突嚴重。後來又陸續發生了許多企業弊案，如WorldCom、Xerox等，更使股市重挫連連，令美國社會及廣大的投資者飽受打擊，對財務報表嚴重失去信心。 美國立法院在強大壓力之下，在短短八個月通過沙賓法案，此法案堪稱是美國自1930年代證券交易法規制定以來的最大改革，除了加重民事、刑事責任外，對公司負責人、董事會、白領階級的責任更在法條中詳加規定，明確劃分各管理階層之責任，希望能透過完整、嚴格的法令規範來降低弊案再度發生的可能性。所有在美國上市公司包括外國在美國上市公司（Foreign Private Issuer：FPI）必須遵守該法令之要求，期望該法令透過建置一會計監督委員會提供對會計相關產業必要且嚴格的管理架構，取代過去已被證明失敗的自律方式，並讓美國SEC也有更多資源去聘請的更多人員去強化技術架構，以重建投資人重建對資本市場的信心。 然而，當沙賓法案通過之後，不僅對美國本土上市公司造成重大衝擊，同時也對外國企業在美上市的公司造成震撼教育。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在遵循沙賓法案第404條坎及美國公開發行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的要求上，所產生的遵循成本及外部審計等費用，無疑是相當幅度的負擔。 實質上，在國際資本市場中美國股市是許多外國企業最大的資金籌措來源，企業可透由發行美國存託憑證(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s, ADR)募集到所需的資金；但近幾年來由新信託憑證的發行，無論是就數量或發行金額來觀察，均顯示美國證券市場正在流失其競爭優勢的地位。 在2006年共發行139種新的存託憑證，其中以金磚四國(印度、中國、蘇聯及巴西)最多，佔全體總數約49%，然而以其發行種類來區分，GDR的發行數量為90件，佔全體的65%，詳如圖1.1 所示。不禁讓人感到訝異的是，全世界證券市場不是在美國市場嗎？無論是以資金的籌措迅速性及流動性或提高公司的知名度而言，美國的證券市場應是首選才對，但為何新興國家們選擇發行全球信託憑證而不是美國信託憑證？ 本研究期望先就瞭解存託憑發行市場的狀況，從而對美國存託憑證(ADR)及全球存託憑證(GDR)進行探討及比較其間的異同，以及瞭解沙賓法案制度面、法規面等規範，進一步探討沙賓法案與存託憑發行公司的影響，期望藉由本研究提供國內企業赴美國市場發行信託憑證應需考量的因素，並進而提供一些結論及建議參考。

自2007年爆發次級房貸風暴後，造成許多原本信用良好的企業出現財務危機，甚至倒閉，引發一連串公司間違約傳染的連鎖效應。因此，公司間或是產業間之榮枯是相互關聯的，且均會受到違約傳染和總體經濟因素的影響。另外，近年來新型態的信用衍生性商品逐漸發展起來，例如：遠期生效擔保債權憑證、擔保債權憑證選擇權等，這些商品與以往不同的地方，是與時間有著強烈的相關性，而以往評價常用的單因子相關模型，因其無法描述損失分配的期間結構，造成無法評價與時間高度相關的信用衍生性商品。是以，許多學者開始研究動態的信用違約模型，藉此描述損失分配的期間結構。因此，本研究結合違約傳染效果與動態信用違約模型，假設個別公司存活機率之對數轉換服從跳躍過程，並將資產池內的資產分為傳染公司與被傳染公司，發展出容易執行與從市場資料校準參數的動態違約傳染模型。之後利用市場上的資料校準模型參數，並說明次級房貸風暴發生前後，參數改變的結果。 結果反應出發生次級房貸風暴後，傳染效果與總體經濟因素的變數明顯的變大，且損失分配的重心明顯的向右方移動，與事實一致。除此之外，利用校準出的參數評價遠期生效擔保債權憑證與擔保債權憑證選擇權，並分析參數改變對於擔保債權憑證選擇權的變化，發現傳染效果和跳躍高度與擔保債權憑證選擇權是反向關係，而回復率與擔保債權憑證選擇權是正向關係。最後計算擔保債權憑證選擇權之避險參數，提供避險者避險決策的依據。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國內公告台灣上市（櫃）公司之盈餘資訊時，海外存託憑證投資人是否也和國內投資人一樣對此訊息有所反應，致使存託憑證的報酬受到國內盈餘資訊公告之影響，以及不同的產業其存託憑證報酬受到國內盈餘公告之影響程度是否有所不同。以國內上市（櫃）公司至1999年年底為止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且流通在外者為樣本，研究1999年盈餘資訊於國內媒體報導及交易所公告之資訊內涵，採用Bootstrapping Method進行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1）『國內媒體公告』和『四月底前向台灣交易所申報公告』之會計盈餘資訊中，稅後盈餘資訊的公告並沒有顯著影響海外存託憑證的價格變動，但是稅前盈餘資訊的公告則顯著地影響海外存託憑證的價格變動。（2）國內媒體公告日的盈餘資訊內涵較高，而國內交易所公告日之盈餘資訊內涵較低。（3）『國內媒體公告日』之電子產業存託憑證價格對於盈餘資訊的反應程度，顯著低於非電子產業之存託憑證價格對於盈餘資訊的反應程度，而『交易所公告日』之電子產業存託憑證價格對於盈餘資訊的反應與非電子產業之存託憑證價格對於盈餘資訊的反應，兩者在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本文在條件獨立假設下，考慮資產間違約相互傳染的效果，並建構結果傳染因子效果之單因子連繫結構，利用Hull and White (2004)所提出的機率勺斗法則(probability bucketing method)建構合成型擔保債權憑證債權群組的損失分配，進而求得各分券之價差，並求算各分券之風險特徵以及避險參數，做為避險策略之參考。研究發現，加入傳染效果後，使得各分券的價差均明顯提高，且隨著傳染效果增強，分券信用價差也會隨之增加。而我們在計算分券的風險特徵時發現，加入傳染效果後，會使得資產連帶受其他資產違約而產生間接違約損失的情形增加，而權益分券率先承擔資產組合之違約損失，在契約初期的風險較高，且發生違約的公司多為評等較低的公司，因此多屬於直接違約，因此傳染效果對權益分券風險影響較小，因此次償分券隨著時間的經過風險逐漸上升，且隨著傳染效果增強，風險也會隨之增加。而由於先償分券承擔損失的最後順位，因此其風險主要來自契約後期，當加入傳染效果後會擴大間接違約的風險，使得後期發生損失不確定性的情況大增，因此先償分券會因傳染效果而擴大其風險。最後我們根據分券價值會因標的信用違約交換價差變動而產生市場風險，並將傳染效果考慮進來，求算擔保債權憑證之分券避險參數，並進行避險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