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題目定為「戈巴契夫亞太外交政策研究」，著重研究蘇聯領袖戈巴契夫自一九八 五年三月上台以來所制定的亞太外交政策。由於戈巴契夫自上任出起，即大力提倡「 新思維」(New Thinking)，在國內標榜「重建」(Perestroika) 與開放(Glasnost)， 大幅改革蘇聯政、經、社會結構，在國際上則大事更張蘇聯過去的黷武作風及強權姿 態，不僅多次倡導裁武（核武及傳統武力），也戮力提倡國際與區域和平，並身體力 行，結果竟獲得一九九○年諾貝爾和平獎榮譽。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在歐洲導致東 歐歷史上全盤民主大變革，然而，在詭譎多變的亞太地區政治環境中，是否也能掀起 類似的大變動，誠為專家學者所矚目，而這也正是本論文研究的主要動機與重點。另 外，本論文也將探討蘇聯外交政策的持續及轉變，以及蘇聯新亞太外交政策之背景與 內涵。最後，論文將探討亞太諸國對戈巴契夫亞太外交政策的回應，並展望戈巴契夫 亞太外交政策的前景。 論文將包括六部份：第一章，導論；第二章，蘇聯亞太外交政策之回顧；第三章，戈 巴契夫外交新思維之探討；第四章，戈巴契夫亞太外交政策之內涵；第五章，戈巴契 夫亞太外交政策之評估；第六章，結論。

本文研究目的旨在分析「自１９８５年３月戈巴契夫繼任蘇聯俄共中央總書記之后， 以迄于１９８９年５月，中蘇共雙方在北京召開高峰會議，宣布雙方關系正常化。」 的四年期間，莫斯科和北京的外交互動過程。并希望藉此研究驗證：中共的「獨立自 主外交政策」以及蘇聯的「新思維外交」，在施之于對彼此的關系上，所表現出的內 涵及實質的聯系情況。本文的結構分述如下： 第一章 前言、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研究限制。 第二章 中蘇共關系的歷史回顧，描述從中共建立政權直到１９７９年之間，與蘇聯 曾經歷經過的的從親密友至于相互敵對，再到謀求關系正常化３０年當中，分合的原 因、經緯。以及八○年代初期雙方進行關系正常化的情況。 第三章 蘇聯在戈巴契夫執政后，和中共改善關系的發展，以及高峰會議召開所象徵 的意義，并說明雙方關系正常化所獲致的「成就」。 第四章 剖析中共對于關系正常化的認知以及政策。 第五章 陳述蘇聯對于關系正常化的認知以及政策。 第六章 結論。中蘇共在八○年代后半期，將雙方關系的發展的結果，歸納成三個特 性：（一）交好不同盟。（二）瞻前不顧後。(三)同意互相不同意的立場。并且在和 平共處五原則，以及黨際關系四原則之下，給予雙邊關系新規範，同時戈巴契夫也以 三個贊成來回應中共歷年來對蘇政策的立場，并且給予總評。

本論文除在第一章緒論介紹研究動機、主旨和方法論之外，第二章將追溯「發達社會 主義」意識形態形成的背景。遠因將涉及馬克思對於共產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見解， 以及列寧、史達林及赫魯雪夫基於這個見解，對蘇聯社會主義發展性質所作的定位。 近因探討布里滋涅夫時期的內社會環境與外社會環境，對「發達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形成的影響。 第三章將討論「發達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特征，並進一步探討它和布里滋涅夫時期 的政策之間的關聯性。企圖探討蘇聯意識形態在蘇聯政策上的意涵。 第四章將討論布里滋涅夫之後，「發達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歷經安德洛波夫及契爾年 科時期的演變，以至戈巴契夫將此意識形態揚棄的過程。 第五章結論：共產主義運動並沒有在馬克思、恩格斯兩人所預測的資本主義高度發達 的國家取得勝利，反而在以農民為主體、工業不發達的俄國最先取得勝利，這個非馬 克思心目中理想的邁向共產主義國度，在朝向共產主義前進時，其「體質」之不良可 想而知，雖然馬克思對於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區分，保留了相當的模糊性，可是，蘇 聯執政者還是必須面對共產主義何時降臨的問題。 雖然赫魯雪夫冒然宣布蘇聯可在一九八○年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然而，布里滋涅夫為 了規避這個時間上的壓力並在政策上與赫魯雪夫有所區別，因此，發達社會主義意識 形態巧妙地規避了赫魯雪夫留下的難題，而且發達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內涵上也兼具 了保守與改革的色彩，相當具彈性與包容性。 可是，發達社會主義之後還是得面對共產主義降臨的難題，因此，戈巴契夫以「加速 蘇聯社會、經濟發展」為政策的重心，對於發達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則避口不談。 可見，蘇聯從一個非馬克思所預言的起點出發要達到他所預言的終點可說是遙遙無期 。

擁有廣闊領土且豐富資源的俄羅斯在帝俄及蘇聯時期曾經在歐洲和世界政治社會中扮演著主要角色，左右世界的走向。而其保守與激進相融的風格，對人類歷史文明亦造成深遠的影響。 所以俄羅斯聯邦繼承了蘇聯，雖然國力不如從前，仍具有世界大國的條件，再加上經濟、政治日趨穩定；但是今年（二○○三年）十二月國家杜馬選舉的結果；及選前起訴媒體大亨及逮捕石油大亨的種種事情，對於俄羅斯政治制度重返共產專制，不免有很大的想像空間，所以會關心莫斯科軍對亞太地區軍事安全戰略的形成與未來發展趨勢，因為克里姆林宮的政策走向，勢必會對亞太地區產生決定性和根本性的改變。 筆者是從有限理性決策模式的途徑來從事研究，並從決策中歸納出俄羅斯軍事安全思想具體內容。全文區分軍事安全思想形成與亞太軍事安全戰略核心價值和目標及對亞太地區影響等三大部分。 經研究後獲致其軍事安全核心價值為維護主權、疆界完整不容侵犯和控制周邊領域確保安全及提昇國際地位與聲望等三項，因而產生亞太安全目標為亞太大國地位的塑造與鞏固、和平穩定週邊環境的創造與維護、保持具備足夠防衛能力的軍事武力、營造多邊與雙邊兼容的安全機制等四個目標。並就與亞太國家交往和區域在安全、經濟合作等二部分來說明其影響所在。 研究發現有：俄羅斯具有亞太大國的必要條件。二、經濟因素對俄羅斯軍事安全戰略舉足輕重的影響。三、善用集體安全機制來達成安全目標。四、中國崛起對俄羅斯構成相當程度的心理威脅等四點。同時預測俄羅斯聯邦軍事安全戰略未來發展為：仍將把列為國家政策的重要地位。普京會繼續維持現有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以軍事為經濟發展服務，伺其國力恢復強盛，先成為亞太大國，再向世界大國目標邁進。而莫斯科政局穩定性、國內經濟發展情況、與美國或中國的關係發展情況、國際情勢將影響未來發展走勢。

本論文主要在探討俄羅斯東正教政教關係之演變。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依據”政教關係”的理論以及相關的文獻分析來進行之。本文的架構以教會過去的歷史、俄羅斯官方的意識型態以及政府的宗教政策之演變為主軸，據此來探討一九九一年底之後，俄羅斯政教關係之變化。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說明本文之研究方法與架構。第二章則將帝俄時期至一九八五年以前的俄羅斯政教關係的歷史背景作一簡單的敘述。一九一七年以前，東正教一直是俄羅斯的國教。與其他的教派相比，東正教會享有許多特權，例如，它得以免除稅務以及公民應盡之義務。在蘇聯時期，東正教會喪失原來獨享之特權並且遭受到殘酷之宗教迫害；不過這種情況到戈巴契夫上台以後有了轉變。 本文第三章首先題到戈巴契夫在蘇聯境內實行政治與經濟領域之革新，這些政策伴隨官方意識型態之轉變，導致政府宗教政策的大幅修正，政教關係也因此有所突破。此時俄羅斯東正教會再度受到重視，並且可以進行它的復興工作。在蘇聯解體之後，東正教在俄羅斯的政治上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第四章裏我們將探討教會與俄羅斯政府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第五章將對本文作一個總結，並討論俄羅斯政教關係可能的發展方向，以及俄羅斯東正教之未來前景。 /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ssian government and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The methodology for this thesis is based on the “Politics-Religion Mutuality”Theory and the analysis of documents pertaining to the two related parties. The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is based upon three essential topics: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ideology and the religious policies of Russian government.Analyzing these three topics we may find out how the Russia politics-religion relationship changes after the end of 1991. There are five parts to this thesis. Each part has a chapter devoted specifically to it. In chapter one the methodology and the framework of this dissertation will be expounded. In chapter two the author gives an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church. Before 1917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was the state church of Russia. Being the official church,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had many privileges as compared with other denominations, for example, it was exempt from assessments and civic obligations.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lost its monopolistic power and suffered brutal religious persecution. This, however changed when M. Gorbachev headed the government. Chapter three, the turning point, shows the new policies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omains within the USSR enacted enforced by Gorbachev. These changes to the official ideology also led to large-scale changed in religious policy. At this time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became highly regarded again in the USSR and could proceed with its own revival.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USSR,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was still highly regarded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ussia's politics. In chapter four we investigate how the church and the government influenced each other. In chapter five we conclude with a summery,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mutuality between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prospects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80年代, 蘇聯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改革, 其所引發的效應立刻席捲了東歐 其他國家, 而其廣度與深度均超過前期的改革。特別是戈巴契夫任蘇聯總 書記時期, 他提出新思維的改革方向, 並使「改革」、「重建」成為全蘇 聯社會的行進目標。戈巴契夫大刀闊斧的經改革措施不但使蘇聯經濟體質 起了根本變化, 更對世界經濟聯繫關係產生巨大的衝擊。本文研究的動機 即在於以蘇聯經濟改革特別是戈巴契夫在位時推動之經濟改革內容為研究 主題, 此一主題研究有助於瞭解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建設過程中所發生 的經濟問題, 且戈巴契夫發動的改革措施對社會主義經棸擉t發生何種影 嚮; 而蘇聯經濟狀況又將產生何種演變趨勢。

人類歷史上有著許多偉大的政治體制改革者。中國與俄國千年來，皆是帝王專制的政治體制，直到二十世紀初葉，兩國的帝王專制體制先後被推翻，蘇聯邁向共黨一黨專政的蘇維埃政治體制；中國則因連年戰亂，中華民國政府來台初期亦採取威權統治，直到八零年代蔣經國主政，全力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同一時間蘇聯亦在戈巴契夫的主政下，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而戈巴契夫與蔣經國兩人對當代兩國政治發展亦影響深遠。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於探討蔣經國與戈巴契夫兩人在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台蘇的政治體制；改革環境；以及改革者，戈巴契夫與蔣經國二人的人格特質、政治理念與改革實踐的比較。 / Look backward at the human history, there were many political institution reformers. In China and Russia, the regime had been always authoritarianism and controlled by emperors till the start of twentieth century. Both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hese two countries were overthrown one after another. Russia went toward the road of Soviet institution; China (ROC) also adopted authoritarian regime since the successive insurrection in the initial years. This kind of regime did not end until the 1980s due to the political reform Chang Chin-Gwo initiated .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orbachev,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reform has been started. This thesis puts emphasis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reform of Chiang and Gorbachev in terms of political environments, characters of the leaders, political values, and the practices of the reforms.

No description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