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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旨在就美國對日半導體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偏好的形成，以及決策的行為者與部門間的互動，解釋影響國家角色變遷的因素；並從霸權式微後的美國國家角色看貿易體制的轉型。第一章導論。旨在說明研究的動機、方法、範圍與分析架構。第二章理論分析。旨在說明國際貿易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趨勢。並特別從公共部門民間部門兩個層面釐清國家與社會間的關係，進而賦予國家角色一個運作式的定義。第三章半導體產業與部門利益。旨在說明產業特性與部門偏好與利益的形成。第四章美國半導體產業競爭對策。旨在從國內層面分析政策形成的背景；以及主要行為者如何影響政策的形成。第五章美日半導體貿易。旨在從國際層面分析國際系統結構如何影響美日策略貿易與貿易體制的形成。第六章國家角色變遷與半導體貿易體制。旨在歸納影響國家角色變遷的四大基本變項：國際系統、全球化市場、公共部門與民間部門。並借以說明國家研究途徑在分析美國經貿政策時，仍有其解釋上的局限性。

相對於西方之個人行道德律，中日都被認為是屬於關係性道德律的文化。然而中日的關係性應有其本土性的差異。本研究先以開放性的問卷收集中日大學生對父、母、手足、朋友與同事等關係性對象在日常生活中做了那些利他的行為及做這些行為的理由。經濃縮後編成正式的量表，施測於335位台灣大學生與284個日本學生，結果發現，兩個文化之受試者對不同的對象，其利他行為與利他動機的因素結果異同互見。不管是甚麼對象，日本受試者的利他行為項目普遍地少於台灣受試者。就幾個具特殊涵義的因素項目做中日比較，發現台灣表現有規範性的利父母行為，日本若有規範性利他行為，其對象是朋友或同事而非家人。中日的利他都以「內團體之親」為主要的利他動機，但中國的內團體之親以血緣為中心，日本的內團體之親則以共享生活空間與經驗的互動者為對象，朋友與同事為優先順位。就總量來看，兩文化的受試者表現最多利他行為的對象均是朋友，而非家人。這應與本研究所觀測的是成本低的日常利他行為而非緊急情境的利他行為有關。朋友之間的日常利他行為可以說是人情性的利他行為，是維持友誼的必要條件。

對外援助(foreign aid)是一項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拉鋸，深具爭議性的政策工具，可為學術研究帶來挑戰性。對外援助多從理論面或個別國家研究，殊少採比較研究設計。筆者對世界前兩大援助國美日的外援政策實施系統性比較，採用比較外交政策大師羅斯諾(James N. Rosenau)所述“從事外交政策的比較分析首須建立比較的標準，並賦予二分的(dichotomous)次變化，方能起碼地比較與推論某一現象的存在或不存在”的方法。本論文觀察與比較的標的包括：國際因素、內在動機、決策設計、援助類型、對象選擇等五種變項。首先推論美日外援政策的型態與取向；次則歸納其異同性；再運用「援外分佈理論」解釋差異原因；進而驗證美日外援政策型態命題之精確性；最後，並以建立外援政策型態的評估模式為本論文之預期成果。 在國際因素與內在動機方面，美日外援政策具有相似性。美國基於冷戰終結與911事件因素的刺激，對外援政策分別做出冷卻或強化的決定，係屬於一種自主的性質，甚至影響到絕大多數的援助國隨美國調整外援政策。冷戰終結與911事件因素引起的外部衝擊，並未使日本的外援額度隨國際主流趨勢增減，甚至採行的是一種相反的政策。美國在跨世紀階段的政策文件及數據，顯示秉持運用外援達成政經外交目標的動機，具有工具性質。日本則反應出從強調獲取經貿利得的動機，轉向運用外援配合追求政治戰略目標，亦屬工具性質。美國外交部門在外援決策具主導性；日本在2001年省廳改制後，外務省成為外援協調與決策的權責機構，但短期內不易排除財經系統既存影響力。美國傾向雙邊外援與高贈與比例，透過外援來達成政經外交目標；日本傾向雙邊外援與低贈與比例，塑造對稱互惠的雙邊環境，在經貿利益上不願過度讓步。美國外援地理分佈具有全球均衡與彈性選擇的特質；日本則具集中亞洲的區域慣性，無法顯現出全球性的均衡格局。 由於日本在決策設計上的變革，加上與政治議題連結的傾向，日本外援政策的本質極可能在數年內產生較大變化，有待追蹤瞭解。反觀美國，各種國內外因素將使其外援政策型態較具有持續性與穩定性。從研究成果顯示，本論文之推論與比較模式，對於評估兩援助國外援政策型態的取向，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行性；應有助於對其他援助國外援政策型態的觀察、比較與認識。 關鍵詞：美國、日本、對外援助、經濟援助、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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