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的主要內容在探討中共拓展對外貿易所運用之策略。就中共輸入規劃之策略而 言，中共採取「量出為進」的原則，將進口數量擴張到進口能力的水平。除此之外 ，輸入尚須與經濟發展相配合。就出口增加的策略而言，中共強調發展生產，節約 消費，致力於海外市場旳開拓，以利其出口。 毛死後，中共更加大力拓展對外貿易。因此，我們將不可避免地會面臨與中共的競 爭，我們應如何未雨綢繆，及早作周全肆應之措施是非常重要的。於是本文便提出 因應對策，以供決策參考。 #2810462 #2810462

民國四年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是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劃分一個時代 的刊物。本論文係先敘明陳獨秀發行該刊時的歷史背景、時代思潮、和演變經過， 再對「新青年」的作品內容，分為新文學運動、民主科學與傳統、西方沁潮的引介 ，三個專題來分析，並強調該刊發行主旨和方向的改變，最後成為中共機關宣傳刊 物，另對該刊作者言論暨作品亦做一統計分析，最後對「新青年」帶給近代中國思 想上、文學上、社會上、政治上的影響，做一客觀探討，以了解「新青年」所追求 旳目標、方向和所產生的影響。

本論文研究目的乃在探討七○年代蘇聯在遠東的基本戰略構想及戰略部署。 本論文第一章為戰略釋義，目的在選擇一較適當之戰略界說。第二章為核子時代蘇 聯戰略思想之探討。第三章則為七○年代蘇聯遠東戰略設計的基本構想，分五節來 探討，分別是：1.強化「北方基地」之目的，2.以海軍力量壓制中共，3.包圍日中 （共）戰略構想，4.企圖截斷日美關係之戰略，5.包圍遠東地域之南北基地。第四 章為七○年代蘇聯在遠東的戰略部署及其限度，分析蘇聯在東北亞及印度洋之軍力 擴張與戰略部署，並從遠東之戰略態勢、各大國之軍力與蘇聯遠東地理上之缺陷， 論蘇聯擴張之限度。第五章為結論，比較「戰略攻勢」與「戰略守勢」之說法，並 總結蘇聯在遠東之戰略構想與戰略部署，基本上是屬於攻勢性質的。 本論文在分析過程中，儘量予以條理化，並採用社會科學及國際政治的基本理論， 如嚇阻理論、棋奕理論、權力平衡理論，以期對蘇聯戰略作合理化的分析，並得到 較確實的論證。 #2810470 #2810470

因為對「台灣有成為神明的日本人。」──一事感到意外與稀奇，所以提到日本人神明的情況大多與宗教無關。在日本，日本人神明主要被當作「日本人在殖民地台灣時受尊敬而成為神明」的根據，而在台灣，日本人神明往往成為「什麼都要拜的奇妙民間信仰」的例子。然而，台灣的日本人神明並不是政治事物，也不是憑空捏造的奇妙東西，更不是單純的尊敬對象。而是循著台灣民間信仰法則的自然信仰活動裡面所產生的信仰對象。本論文由民族學觀點，透過文獻研究及田野調查來印證此事。本研究為讓宗教回歸於宗教，在消除對於日本人神明誤解的同時，透過日本人神明，再探討傳承延續至現代的漢人民間信仰傳統，並提出對陌生新神明有所輕視的問題意識。 本論文除緒論與結論之外，共分為五章。 緒論中為日本人神明下定義，並回顧曾提到過日本人神明的文獻，還介紹本研究所沒有調查過的東部案例。而且，舉出未成神的日本人案例，與日本人神明的性質做明顯的對比。 第一章整理台灣民間信仰的神明概念，掌握其宇宙觀的概要，同時點出神明概念中的模糊性。而且，借由在台灣民間信仰中占有很重要位置的「人神」概念，試圖提供跨越主觀的「鬼」與「神明」二分法觀點。 第二章提到在日本人神明中歷史最久且發展最興盛的義愛公，論述其人物簡歷、成神過程、祖廟與分廟的祭祀實況並做分析。 第三章介紹台灣各地的日本人神明，論述其成神過程與祭祀狀況。 第四章由宗教觀點與歷史觀點分析台灣的日本人神明。而且，試圖分析各個日本人神明的性質。 第五章試圖與日本的人神崇拜作初步比較。首先介紹日本的人神崇拜概況，讓讀者認識日本民間信仰，同時對台灣人神提供了新的觀點。而且，最後以案例研究中所提到的「增田神社」，來與台灣人神崇拜做比較。

近年來隨著經濟與科技的發展，社會型態的轉變，犯罪手法與型態已日趨科技化與國際化，藉由查訪證人或被害人，以掌握犯罪證據之困難度日益提高，復以偵查中保持緘默的犯罪嫌疑人逐漸增加，基於此種偵查環境的改變，傳統上「以人查證」甚或「押人取證」之偵查方法應轉換為「以證追人」或「以證服人」的科學辦案方式，方能於廢除連續犯改採一罪一罰下，讓犯罪嫌疑人俯首認罪。 由於「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致以物證鑑驗連結犯罪嫌疑人、證明犯罪之刑事鑑定，於證據調查或定罪科刑上日顯重要，從案件發現之時起，蒐集並提供犯罪線索，至證明犯罪之各階段，已逐漸取代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自白，扮演著訴訟程序之核心角色。此亦使鑑定人博得「科學審判官」之雅號。 本論文希望藉由日本刑事鑑定流程之介紹，引進該國刑事法院囑託鑑定程序，將彙整歸納後之鑑定流程分成三大部分：首先是「法院囑託鑑定之程序」，其次是「鑑定人實施鑑定之程序」，最後是「評價鑑定證據之程序」。並將論文架構配置如下： 一、緒論(第一章) 二、鑑定與鑑定人(第二章) 三、囑託鑑定之法院程序(第三章) 四、鑑定人之鑑定活動(第四章) 五、鑑定報告之性質及其證據評價(第五章) 六、結論(第六章) 將所蒐集之日本文獻，依上述流程架構，依序彙整學者及實務見解，同時整理出法律爭點，並將我國現行法制適時補充對照於註釋中，最後歸納出本論文綜合性之結論。由於日本刑事訴訟法內容與囑託鑑定程序，與國內不盡相同，為便於閱讀本論文及理解日本制度，特別將該國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規則等相關規定譯成中文附錄於文末，俾使本文內容得與法律規範相互參照。基於相同之理念，自當事人聲請鑑定開始，經過法院選任鑑定人與鑑定人實施鑑定之程序，最後鑑定人提出報告並經法院評價鑑定證據為止之鑑定流程，特繪製成「刑事法院囑託鑑定流程圖」供對照。 訴訟法上之鑑定領域，可說法律與科學交匯與融合之處，由於鑑定人屬於證據方法之一，隨著對科學證據的信賴，凡事講求證據、依賴證據，強調讓「證據說話」，鑑定(人)之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語，惟從法院調查證據開始，至最後評價證據之過程涉及許多證據法基本原則，此部分鑑定人多涉獵未深，又因鑑定人常欠缺法學背景，對訴訟程序與法律規範及法庭運作方式較感陌生，致有時會出現無法符合法院期待之鑑定方式；而鑑定本身又是認定事實之重要方法，鑑定人常運用科學儀器與技術來分析檢驗物證，並以專業術語呈現，由於涉及較多科學知識之專業背景，致陳述內容與鑑定報告較不易為習文者之法律人士所理解與閱讀，甚或無法判讀鑑定報告，而影響如何評價鑑定證據。 刑事鑑定對國內之職業法官、檢察官、辯護人及專業鑑定人四方，均有學習成長之空間，不僅鑑定(報告)書內容應朝容易理解、簡潔淺顯的方向努力，法律專家為評價證據、詰問鑑定人，亦應盡可能充實刑事鑑定相關之基礎科學知識，而二者或可透過鑑定人交互詰問之制度、專家參審之設計或參酌國外先進國家之法制與運作方式，縮短彼此於科技與法律間背景知識上之差距，在評價證據、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上，將法律專業與鑑定科技作有效之結合。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鑑於日本刑事訴訟法與我國刑事訴訟法在繼受德國法上之淵源，希望本論文所引介之日本刑事法院囑託鑑定程序，在選任鑑定人、命付鑑定與再鑑定、鑑定處分與鑑定留置、詰問鑑定人、或是評價鑑定結果與法官自由心證等議題上，能對國內法律學者專家或對日本鑑定制度有興趣者，提供在理論研究或實務運作上之參考。 關鍵辭：刑事鑑定 鑑定程序 鑑定人 鑑定 日本刑事訴訟法

本論文想要探討，自西元1894年中日大戰，清廷慘敗後與日本訂定的「馬關條約」割臺的荒謬，把原住民祖傳的土地，就在不相干的中、日兩國政權，私相授受下犧牲，凸顯其不尊重與欠缺正當’性。後又加之日本殖民政府不當的強制收繳布農族賴以為生，以及榮譽象徵的獵槍時，結果引爆了布農族抗日的導火線，才會發生指標性的「大分事件」，並激出日本眼中頑強最末歸順的布農族英雄Dahu-ali的長期抗日的決心。留下了日本人理蕃工作最不光彩的紀錄，讓日本殖民政府得到應理解與尊重布農族的歷史教訓。 / 本論文核心內容，希望呈現對比現代科技與價值觀相當歧異的異民族接觸時，產生的衝突、不滿與無奈，進而予自詡文明優越的大和民族一個省思，也給予現在21世紀台灣其他所謂文明民族看待原住民族時，要有人道關懷的胸襟，勿為偏狹的「種族主義」所矇蔽，不然族群關係將處於緊崩狀態。 爰此，本論文共分五章循序鋪陳，第一章緒論，第二章布農族與日本殖民政府接觸的情形，第三章布農族抵抗外來政權的歷史事件，第四章布農族英雄dahu-ali（拉荷‧阿雷）及其家族，第五章結論。 / The intention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explor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ignorance of their lands being exchanged privately and secretly by China and Japan after the Shinmonoseki Treaty（1895）was signed in 1894. While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cracked down the armed rebellion of Han people, its focus turned into central mountain areas of Bunun tribe, where people had been living peacefully and quietly. Also. The government’s improper and forced collection of Bunun people’s shotguns pulled the trigger of future revolution. The Da-fen incident, which was held by the Bunun hero Dahu-ali’, was the prelude of Bunun revolution against the government. Not only had the incident left the Japan colonial government a dishonorable page of dealing with Bunun people, but also given the government a lesson of how to treat them with sincerity and honesty. / The core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express the rise of conflict and dissatisfaction while indigenous peoples facing modernized scientific technology and values so as to give the mainstream society a chance of reflection with humanity. Especially in the era of 21 century, ethnic relationships should not be in tension by racism. Thus, 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es the general background; the second is the introduction of contact between Bunun tribe and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the third is the Da-fen incident; the fourth is the hero dahu-ali and his family; the last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

本文全篇的架構將採用歷史分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將吉田茂的對華政策分期加以研究，亦即從三個時期分章加以探討，除了前言之外，第二章是探討吉田茂戰前對華政策形成的過程。第一節將探討日本帝國主義形成後，吉田茂到中國的滿洲出任外交官後，如何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體制服務，同時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尤其關於中國問題的華盛頓體制建立後，吉田茂對華政策發展的歷程；第二節將探討吉田茂的對華政策逐漸成型為英美日天下三分的對華政策之後，吉田茂對滿洲與中國本土的不同看法，同時基於英美協調的概念開始與軍部帝國主義分道揚鏢的過程；第三節則是吉田茂非主流對華政策遭遇推折的時期，由於日本國內逐漸由軍部掌握了政治權力，而吉田茂的理念與軍部有所不同，因此其對華政策並未獲得重視，不過吉田茂並未放棄宣揚其個人的理念，是以本節將探討滿洲事變後其透過國際聯盟改造中國的主張，以及出任駐英大使之後努力重建英日同盟政策的過程。 第三章是戰後吉田茂繼承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體制，開始與美、英、蘇、中共、國府交涉的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列強的勢力有了新的重組，共產陣營與民主陣營的對立逐漸形成，而日本身為戰敗國只能在美國的佔領之下進行重建日本的工作，其中與中國重建外交的問題，是戰後開始掌握政治權力的吉田茂必須面臨的課題之一，此時吉田茂如何面對身為戰勝國的中國，對戰後處於內戰局勢的中國，抱有怎樣的基本態度與立場，同時對於重建日本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吉田茂又如何因應中國對日的經濟政策，將是本章探討的重點。 第四章是吉田茂參加舊金山和會，與國府簽定中日和約確立日本和國共關係的時期。日本與中國重建外交的問題，由於中國的分裂使得吉田茂不得不面對兩個自稱代表全中國的政府，舊金山和會將所謂的兩個中國排除在外，卻加速了吉田茂面臨在兩個中國間選擇和談對象的難題，因此本章第一節將探討吉田茂如何解決國內輿論的壓力，先參加舊金山和會取得國家獨立的地位，之後又如何在美國的壓力下發表〈吉田書簡〉選擇國民政府為和談的對象的過程；第二節將進一分析吉田茂如何在不得不的抉擇下，於中日和談的過程中以限定承認的方式，表達日本政府的立場，同時保留了將來與中共進行經濟交流的期待，並也將從吉田茂如何分析中蘇共的關係，及其對英美中國政策的看法，探討中國分裂後其對華政策的調整與形成。第三節則將分析1954年吉田茂結束首相的工作之後，隔年日本史上所謂的1955年體制形成，在這個體制之下首先在鳩山一郎內閣時期，開始試圖調整吉田茂的對華政策，此後日本與中共之間又不斷有爭議性的問題發生，如為了與中共進行貿易的四次民間通商協定，1958年的長崎國旗事件，1962年的LT貿易協定，1963的維尼龍資匪案以及周鴻慶事件 ，這個問題都在在挑戰吉田茂所立下與台灣國民政府建交的官方關係，因此1964年吉田茂再度出馬親自訪問台灣，並且發表了二次吉田書簡，以其大老的身份暫時穩住其吉田學校子弟兵池田勇人內閣的對華政策，才使得日本與國民政策間的外交關係得以延續，吉田茂此時如何再度發揮影響其對華政策的影響力，將是本節探討的焦點。

在歷來台灣文學的研究當中，討論到日本人作家的台灣書寫時，浮現在腦海中的，往往是佐藤春夫、中村地平等一脈相承的浪漫耽美系譜，以及深受其影響的西川滿與其《文藝台灣》集團同人。事實上，有別於此一路線，與三○年代台灣左翼文學運動關係最為緊密的日本左翼文壇，對於當時台灣文壇更是產生過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例如楊逵以〈送報伕〉入選一九三四年《文學評論》雜誌徵文第二名，得到左翼作家德永直等人的好評便是一例。此外，更有並非耽美派作家所寫下的、呈現出台灣做為殖民地的多元面向之作品。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當屬身為「勞農藝術家連盟」一員，秉持左翼立場的伊藤永之介筆下取材自殖民地台灣的作品──〈總督府模範竹林〉及〈平地蕃人〉。 一來作者伊藤永之介的左翼色彩在殖民地書寫上產生怎樣的效用使人感到好奇，二來不具台灣經驗的作者如何呈現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亦使人產生興趣。本論文即針對伊藤永之介上述兩篇以台灣為背景的小說進行討論，除了逐一釐清小說外部的歷史背景與社會脈絡，同時分析小說內部的文本性格，進一步探勘作者的書寫策略與其寫作意圖。 伊藤永之介一方面透過在地風物的描寫以及語言的混用，突出殖民地台灣的地方色彩與混雜的台灣印象。另一方面，〈總督府模範竹林〉以渲染性或煽動性的字眼取代嘆願書中平直的文字，意圖達到挑撥讀者同理心與同情心的目的；〈平地蕃人〉結局則停留在主角最終的反擊，同樣表達了強烈的反抗意識。並且藉由生命的消逝、生活的崩潰來強調殖民地無產階級的困苦，而相同的書寫手法在另一篇殖民地作品〈萬寶山〉中更是表露無遺，不只透過文獻資料灌注其對殖民地的想像，同時筆下的殖民地面貌往往是平面而刻板的，呈現出左翼文學作家一貫公式化與類型化的傾向。 但不論是公式化的書寫，抑或藉由資料想像未曾謀面的台灣，都正代表著作家觀看台灣的角度，前者源自於左翼文學作家的背景，後者則是由於未曾涉足台灣的緣故，伊藤永之介在此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視點，使日本人筆下的台灣不再只是耽美浪漫的單一面向，而閱讀三○年代的殖民地台灣，於是有了更多的選擇。

由於學華語的風潮興起，將華語列為外語能力選擇的人與日俱增。據教育部統計，來臺學華語人數及其國別，日本來臺人數幾乎是逐年穩定成長，人數總量排名總名列前茅，這突顯對日華語教學市場的重要性與發展性。 　　近年因各國學華語人數日益增加，學者開始致力推廣華語教材國別化，希望藉著加強教材針對性以提高學生學習效果。但目前臺灣所使用的華語教材仍以通用性教材為主，或較多針對具英語背景國家的華語學習者而寫的教材，就日本學生而言，其實無法符合其需求。另在相關研究方面，臺灣針對華語教材的研究亦不多，有鑒於此，本研究首就編寫原則評析日本當地華語教材，對象為日本具代表性之早稻田大學漢語課程初級華語教材，以及日本當地大學所使用的市售華語教材郁文堂《ゆうゆう中國語》與好文出版社《初級中國語課本》。並與目前臺灣華語教材《當代中文課程》第一冊及《これで大丈夫! 中国語--日常生活で使える中国語》比照分析，評析其優缺及特點，並以此結果設計教材，最後再以問卷調查及自評表評析自編教材，以期提供臺灣發展對日華語教材編寫些許參考，希冀對臺灣在國別化華語教材領域的發展上有一貢獻。

1992年台灣正式成為GATT的觀察員，而工業局在1994年表示為因應加入GATT，小汽車的關稅要降低5%，另外要增加對包括日本等14國的汽車配額。面臨更多汽車品牌進入台灣市場，國內的汽車廠商面對更劇烈的競爭應如何提升本身的品牌權益？本研究主要是以消費者觀點來探討三種品牌車主認為那些決定因素對品牌權益有顯著的影響，以提供廠商做為提升品牌權益的參考依據。 　　經過品牌權益、來源國效果、以及汽車品牌相關文獻的回顧，接著進行國內五大車廠之銷售人員或經理的訪談，然後進行二場焦點團體，建立理論架構並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到台灣四個縣市（台北縣、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的豐田車主44份問卷、克萊斯勒車主47份問卷、以及裕隆車主36份問卷的資料，試圖了解產品品質、服務品質、來源國效果、知覺風險、必及品牌忠誠度等五個決定因素，是否對汽車品牌權益有顯著的影響。另外，也探討人口統計變數的車主是否會造成對不同品牌有不同品牌權益。 　　本研究之重要結論有以下幾點： 　　1. 消費者觀點的決定因素對品牌權益的影響力和解釋力，為產品品質最高、其餘依次為服務品質、知覺風險、品牌忠誠度、而以來源國效果最低。 　　2. 豐田汽車與克萊斯勒汽車的品牌權益並無顯著差異，但豐田汽車和克萊斯勒汽車均高於裕隆汽車的品牌權益。 　　3. 行銷學者在提出品牌權益的觀念架構都沒提到知覺風險，但經過汽車品牌相關文獻的探討、汽車銷售人員訪談、以及焦點團體發現知覺風險可能對品牌權益有所影響。而經由研究發現知覺風險確實是汽車品牌權益的決定因素之一，例如：豐田汽車與克萊斯勒汽車均比裕隆汽車有較低的社會風險。 　　4. 某一汽車品牌的廠商可針對特定汽車品牌，進行某項決定因素的訴求或改善，以增加本身的品牌權益。例如，豐田汽車的行銷策略可以針對克萊斯勒汽車，可訴求豐田汽車在產品品質的低故障性和耐用性優於克萊斯勒汽車，而增加豐田對克萊斯勒的品牌權益。 　　5. 不同的人口統計變數會造成不同的品牌權益，但只存在特定品牌車主針對某一品牌的汽車。例如，婚姻狀態會造成不同的品牌權益，只有發生在裕隆車主對豐田汽車，未婚的裕隆車主認為豐田汽車和裕隆汽車的品牌權益差異較大；已婚的裕隆車主認為豐田汽車和裕隆汽車的品牌權益差異較小，彼此的看法有顯著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