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一九九O年代起所展開階段式、議題切割式的修憲進程，不論在實質議題或修憲程序上，都引起廣泛辯論與質疑。事實上，台灣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獨特的國家認同與代表性的困境，相對應的在憲法變遷的策略擇取上也呈現獨特性。面對台灣社會將憲法變遷的主軸置於政治部門的角力，憲法學者亦開始關切釋憲機制在引導國家發展與社會變遷的功能定位。究竟民主轉型國家憲法變遷的主軸應是以政治部門為決策中心，抑是釋憲機能也是不可或缺的主導者，與政治部門共同形塑憲法變遷的內涵，是本文研究的初始動機。 一般論及民主憲政之運作與憲法變遷理論，往往以美國為典範。但在民主素養深厚的公民社會所發展的憲法變遷理論，是否適合不曾具有民主經驗的轉型國家，就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就此而言，東歐民主化歷程，即提供全球憲法學者研究憲法變遷理論另一個思考點。隨著1989年代共黨政權的解體，在政治、經濟與社會轉型的壓力下，東歐面臨劇烈而根本的憲法變遷歷程。若欲全盤套用西方式民主憲政理論，勢必面臨嚴重挑戰，而有適度修正與重新詮釋的必要。在此前提下，東歐各國對全新建立的憲法法院，期待其承載何種轉型功能，而在實際運作結果其又發揮何種轉型功能，是本文所提出之第一個問題。其次，從東歐憲法法院的運作經驗，提供釋憲機能在引導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可能性或必要性。若肯認其與政治部門立於同等地位，皆是憲法變遷的決策機制，則要如何回應來自當代憲政主義的質疑—即司法反民主多數決之困境，是本文所提出之第二個問題。最後，對照東歐各國憲法法院的運作經驗，台灣釋憲機能有何獨特之處、有何值得向東歐借鏡之處，為本文提出之第三個問題。 就本文結構而言，首先在第二章進行理論建構，可分為三個主軸：其一，說明民主與憲政主義之一般意涵，及二者間的關聯性。其二，則是說明民主轉型與憲法變遷的關聯性，並提出憲法變遷的途徑。建立在前二者的理解下，說明憲法解釋作為憲法變遷途徑之一的功能與侷限。在第三章則提出東歐民主轉型與憲政改革的獨特處。首先概述東歐民主轉型的動力與憲政改革的策略，其次則說明轉型任務與所遭遇的挑戰、憲政改革內容與憲政主義規範要求的契合與背離，最後則嘗試重新詮釋憲政主義在東歐所具有的意涵。在第四章整理東歐憲法法院的制度與議題因應，先指出東歐憲法法院之制度功能取向，再進一步觀察東歐憲法法院如何回應第三章所提出之轉型議題，提出其所建構之憲政主義。在第五章則進一步評析東歐憲法法院對民主轉型與鞏固所能發揮之功能，並檢視其得以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積極建構憲政主義之因素。最後回應第一章所建構之理論，重新思考民主轉型國家之釋憲機能，在引導憲法變遷之可能性或必要性，及其與民主的關聯性。最後在第六章結論部分，提出研究發現並反思我國的釋憲機能。 就本文論點而言，針對第一個問題，本文認為東歐各國大多重視憲法法院此一機制，且為因應民主轉型之需求，憲法法院之制度功能取向並非全然偏重於權利保障之面向，毋寧更著重於政治運作之合憲性控制。而觀察憲法法院對轉型議題之回應，更加證明僅就政治部門之運作來理解憲政主義在東歐民主轉型之意義，的確有所不足。回顧過去威權統治時代之憲法僅是紙上之宣示或壓迫之工具，憲法法院經由建構法治主義而彰顯憲法保障人權之實效性，形塑朝向未來之憲政主義。本文發現憲法法院對東歐民主轉型與鞏固，可發揮以下功能：(1)引導新憲政秩序之功能；(2) 權力分立之制衡功能；(3)抵制議會之派系政治與維持議會整合之功能；(4)有助於市民社會形成之功能。 其次就第二個問題，雖然在學者間雖存在兩種極端的評價：有主張東歐憲法法院應更為謹慎與自制，始有助於東歐民主之健全與鞏固；反之，則是認為就東歐憲法法院實際的運作，已彌補憲法正當性之不足。本文認為應立於轉型的觀點，肯認東歐憲法法院在引導民主轉型與鞏固的積極性角色，其在建構法治主義、保障人權之同時，亦在解決政治爭議並彌補政治運作之缺失。立於當代憲政主義之觀點，認為司法應較為被動與消極的主張，並不適合於政治劇烈變動的東歐民主轉型國家。 最後就第三個問題，本文認為相較於全新建立的東歐憲法法院以社會高度期待作為正當性基礎，大法官背負沈重的歷史包袱，本身即是改革對象、亦處於轉型過程。雖然如此，大法官逐案修正過去不合時宜的解釋，其實已逐步建立其解釋權威並重新塑造釋憲機關的形象。大法官實應正視其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可發揮之功能，適時為政治運作劃下憲法界限，不但有助於彰顯憲法的規範性質，並且正是我國民主轉型的重要進程。 第一章 緒 論 1 1. 研究動機 1 2. 問題提出 4 3. 研究範圍與方法 5 3.1. 研究範圍之界定 5 3.2. 研究方法之說明 7 4. 本文論點 8 5. 本文結構 9 第二章 基本理論的建構 13 1. 民主與憲政主義 13 1.1. 民主的概念 13 1.2. 憲政主義的內涵 15 1.2.1. 古典憲政主義 15 1.2.2. 當代憲政主義 17 1.3. 憲政民主：衝突或調和？ 21 2. 民主轉型與憲法變遷 22 2.1. 民主轉型與憲法變遷的互動 23 2.1.1. 民主轉型促動憲法變遷 24 2.1.2. 憲法變遷引導民主轉型並鞏固民主成果 25 2.2. 憲法變遷的理論模型 26 2.2.1. 理論的緣起 26 2.2.2. 模型的建構 28 2.2.3. 憲法解釋作為憲法變遷的途徑 32 3. 憲法解釋的功能與侷限 32 3.1. 司法審查之功能 36 3.1.1. 保存人民意志 36 3.1.2. 完善民主程序 37 3.1.3. 解釋憲法原則 39 3.2. 司法審查之侷限 40 3.2.1. 阻礙民主程序之運作 41 3.2.2. 欠缺改革之有效性 43 3.2.3. 司法制度本質上之限制 44 3.3. 釋憲者之態度 45 4. 小結 47 第三章 東歐民主轉型與憲政主義 51 1. 東歐民主轉型的動力與憲政改革策略 52 1.1. 民主轉型動力 52 1.1.1. 外來壓力 52 1.1.2. 內在需求 54 1.2. 憲政改革策略 55 1.2.1. 圓桌會談與大選 56 1.2.2. 漸進式修憲與全新制憲 57 2. 民主轉型的任務與挑戰 59 2.1. 議會民主與代表性不足的困境 60 2.2. 處理過去：與過去的決裂或延續 62 2.2.1. 懲罰過去不義的行為 62 2.2.2. 回復過去不當徵收的財產 66 2.3. 市民社會的欠缺與建構 68 3. 憲政改革的內容 69 3.1. 修憲程序 70 3.2. 權力分立 71 3.3. 基本人權 73 4. 轉型的憲政主義 75 4.1. 以漸進式修憲來解決議會代表性不足的困境 75 4.2. 以轉型正義來劃分舊威權時代與新民主時代 77 4.3. 以社會權的憲法整合功能來提供市民社會的形成基礎 80 4.4. 小結 82 第四章 東歐憲法法院的建制與議題因應 85 1. 程序建制 86 1.1. 制度特色 86 1.1.1. 集中型與抽象審查 86 1.1.2. 法官代表性與獨立性的折衝 90 1.1.3. 權限廣泛 92 1.1.4. 聲請途徑有限 95 1.2. 功能取向 97 2. 議題因應 99 2.1. 權限爭議之仲裁 100 2.1.1. 中央權力部門之權限爭議 100 2.1.2. 中央與地方權限之衝突 102 2.2. 轉型正義與法治主義之調和 103 2.2.1. 法安定性原則之確立 103 2.2.2. 平等原則之確立 108 2.3. 基本權之保障與社會權之可司法性 112 2.3.1. 少數民族政治參與權之確保 112 2.3.2. 社會福利立法與既得權之保障 113 2.4. 小結：形塑朝向未來之憲政主義 117 第五章 東歐憲法法院之功能評析 121 1. 憲法法院在民主轉型與鞏固之功能 121 1.1. 新憲政秩序的引導功能 122 1.2. 權力分立的制衡功能 124 1.3. 派系政治的抵制與維持功能 126 1.3.1. 抵制功能 126 1.3.2. 維持功能 127 1.4. 市民社會的形成功能 129 1.5. 小結 131 2. 因素分析 135 2.1. 憲法層面 135 2.1.1. 修憲程序 135 2.1.2. 社會權與公私領域劃分 137 2.1.3. 國際法的憲法化 138 2.2. 程序層面 140 2.2.1. 權限、聲請途徑與議題承載 140 2.2.2. 憲法解釋的拘束力 142 2.3. 釋憲者層面 144 2.4. 社會層面 145 2.5. 小結 146 3. 司法積極：鞏固民主或削弱民主？ 147 3.1. 對司法積極的質疑 148 3.1.1. 憲法正當性薄弱而有司法謹慎的必要 148 3.1.2. 議會民主強化的需求而有弱化司法的必要 148 3.2. 對司法積極的肯認 150 3.2.1. 彌補憲法正當性薄弱之缺失 150 3.2.2. 制衡議會民主之弊病 151 3.3. 轉型觀點：憲法法院之階段性功能 152 第六章 結論 157 1. 研究發現 157 2. 對我國釋憲機制的反思 161 2.1. 憲改議題之概述 161 2.2. 釋憲機能之評析 164 3. 結語 169 附錄﹔東歐憲法法院選任制度與權限一覽表 171 參考文獻 175

前言 第一章 緒論：研究目的、方法及範圍。 第二章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與外貿體制改革：蘇、東歐國家在五、六十年代經濟體 制改革的背景和特點及外貿上的變化。 第三章 中共社會主義現代化與經濟體制改革：中共經濟體制改革的背景、演變、問 題、原則等。 第四章 中共外貿體制改革的內容：外貿體制改革的原則、實際（組織、機構、號措 施、做法上變化）及問題點。 第五章 外貿利用和技術引進：利用外資及引進技術上之新變化、經濟特區、合資經 營等新措施的現況。 第六章 體制改革以後，貿易趨勢及商品結構上變化：貿易額、貿易對象國、商品結 構等的變化。 第七章 結論：外貿體制改革實施五年之中的成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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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中東歐政局發生重大變化，波蘭、匈牙利與捷克斯洛伐克共黨在社會團體與民運人士大規模抗議下交出政權，結束此區域長久以來的共黨統治。1991年斯洛維尼亞正式脫離南斯拉夫，波海三國亦獲獨立，中東歐新興國家開始民主轉型。本文首先探討促成1989年中東歐民主革命的外部因素，如較和緩的國際情勢、蘇共自由化政策、美國及國際組織援助等，接著以捷克為個案，分析外部因素對絲絨革命及民主化之作用。 赫爾辛基最後議定書等關於民主與人權的文件，鼓舞了七七憲章之草擬；波蘭與匈牙利的政局變化，對捷克斯洛伐克產生示範作用，異議人士、環保團體或宗教力量跨國串連，輔以西方媒體作用，是絲絨革命動員的契機。與1968年受華約軍隊鎮壓的布拉格之春相比，絲絨革命得以成功，蘇共總書記Mikhail Gorbachev (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ёв)放棄干涉中東歐國家內政是重要關鍵，強硬的捷共政府因而失去壓制國內民主訴求的正當性。 此後捷克「回歸歐洲」外交走向，使歐安組織、歐洲理事會與美國運用民主、人權規範及各項援助，深化其轉型程度。北約和歐盟以會籍作為條件設定，直接或間接散播民主規範，並透過捷克當地政治菁英及政黨，歐盟外部治理成功使人民對歐洲化及歐盟產生認同。2003年入盟公投通過後，歐盟外部治理有了民意基礎，影響力更為強化，主導捷克民主發展。 / In 1989 the unexpected enormous democratic revolu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led to the crash of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s in Poland, Hungary and Czechoslovakia. Two years later, officially departing from Yugoslavia, Slovenia started its own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the Baltic states also attained independence from the Soviet Union. First of all, we would like to discuss the external factors trigge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s in this area in 1989, such as the less tense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the liberal reform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ssistance from the US and the relat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n the discussion goes further to the case of the Czech Republic to make it clear how external factors affected the Velvet Revolution and how democratic values were promoted in the Czech Republic. The Helsinki Final Act, announced for democracy and the human rights in 1975, inspired the publication of Charter 77. The political change in Poland and Hungary turned into demonstration effect on Czech politics. Besides, the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 of dissidents or the religion groups, and the western media both facilitated the mobilization for a democratic regime. Compared to the Prague Spring of 1968, crushed by the invading Soviet troops, the success of the Velvet Revolution was largely contributed by Mikhail Gorbachev’s decision not to interfer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in this area. Thus, the Czech communist government lost its legitimacy to suppress democratic campaigns. With the slogan “Return to Europe,” Czech Republic had made it possible for international activists including OSCE, COE and the US to impose their influences on Czech’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the accession process to the EU/ NATO, western activists spread democracy norms into the Czech Republic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conditionality. Through local political elites and political parties, the EU successfully built Czech people’s identity toward EU by its external governance. Meanwhile, the positive result of Czech’s EU entry referendum in 2003 even strengthened EU’s influence as a leading external role in Czech’s democratization after the Velvet Revolution.

本論文旨在探討2004年5月1日加入歐盟10個國家中的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8個中、東歐國家。自1989年東歐劇變，中、東歐國家就提出了回歸歐洲的口號，具體而言就是申請加入歐洲聯盟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並依1993年6月歐盟訂下的「哥本哈根標準」，實施政治經濟改革，從此中、東歐國家就開始踏上了漫長的入盟之旅。 歐洲的整合有其歷史的淵源，除了在政治、經濟及地理上的考量，最重要的還是基於安全上的因素。希望藉由整合謀求歐洲的永久和平，所以進行制度上、理念上的改革與嘗試，從經濟的合作到有關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內政與司法的合作，使歐洲的關係愈來愈緊密的結合，藉由整合理論分析歐盟深化與廣化的進程中，所採取不同的整合概念與內部機制運作的變化；並以歐盟四次擴大經驗的成就與影響，作為研究第五次擴大脈絡之依據。 中、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最廣受世人矚目者，莫過於極權統治的共黨政權，竟然出現和平演變，轉型成為新興民主國家。經過了十五年的改革，各國政局和社會相對穩定，多黨議會體制已基本成型，黨派間的鬥爭雖仍相當激烈，但基本上能按憲政架構所建立的議會民主制度執行，成為共同合法化的政治規則。經濟發展已漸趨好轉，少數國家甚至已超過或接近劇變前的水準。目前，中、東歐各國現在仍處於過渡時期，要完全成為西方所要求的「民主體制」式的國家和市場經濟社會，對大多數國家來說，仍要走相當一段路程。 歐盟抓住冷戰結束後的天賜良機，向中、東歐國家擴張，實現了大歐洲夢想的第一步。就歐盟方面而言，所有成員國都認為整個歐洲的穩定、安全和繁榮是符合自己的利益的，東擴乃是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雙重選擇的結果。東擴對歐盟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同時，東擴是歐盟穩定周邊局勢的最佳選擇。此次擴大所接納的新成員國與歐盟原成員國間存在著巨大的經濟發展差距，歐盟新、舊成員國間將有面臨一個艱難的磨合時期。同時藉擴大的契機，能找出一個能平衡各方利益的解決方案；而在調整權力結構和提昇機構運行效率方面，如何使機制運作與政策之執行能順遂，都是歐盟當前最重要的課題。另歐盟最後的邊界在何處？可接納成員國的能量範圍？歐洲防務的自主與整合？都是後續值得關注的議題。

中國經濟現形於中歐與東歐近期備受關注。16+1合作機制在四年前開始發起，號召增進雙方經濟交流往往被視為中國藉由經濟管道，嘗試提升其在歐洲的政治力量。媒體報導，特定歐盟代表以及研究學者有意識到中國在此地區的投資計畫。然而，OFDI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抑或中國的動機和其他國家的投資者有所不同? 這篇研究會透過相關分析，試著分析中國決定在這個地區投資的最重要決定因素，同時解讀結果。這些結果也會和其他同行研究做深入探討，來駁斥或是證明現今中國FDI的理論；還有比較中國的投資CEE的基本原則和其投資其他地區的動機。 / Chinese economic presence in the reg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as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recentl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 called 16+1 initiative four years ago, calling on increase of mutual economic exchange is often believed to be a Chinese bid to increase its political power in Europe by economic means. Media coverage, certain EU representatives and researchers became rather aware of Chinese investment projects in this region. However, what are the real aims this OFDI? Does the rationale to invest in CEE differ from motivations to invest elsewhere? Or are Chinese motivations different from investor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is work will try to analyze the most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decision to invest in this region by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while interpreting the results, those will also be investigated along with other peer studies to dis/prove current theories on China’s FDI; and to compare China’s rationale to invest in CEE with motivations to invest elsewhere.

本文採用制度途徑為分析工具，比較歐洲地區的後社會主義國家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國內外不同的政治力量如何運作。從政治背景和金融發展兩個層面來看，後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區分為三類：中東歐、波羅的海及獨立國協，因為資料和能力所及的緣故，本文選擇了波蘭、愛沙尼亞與烏克蘭作為比較的個案。 任何形式的改革皆會有阻力與助力，而在金融自由化之前需先做到經濟穩定化和國營部門私有化，這就要國內的既得利益階級犧牲部分利益，才能讓改革繼續下去，既得利益階級不甘利益受損，於是團結起來抵制改革，或對國會遊說、施壓，或藉由選舉進入國會、掌握國家機器，保持舊制度；此時，西方國際組織(歐盟、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歐洲復興與開發銀行等)扮演著改革助力角色，利用貸款、加入國際組織條件從外部制度協助後社會主義國家維繫改革動能和抗拒既得利益階級。 本文研究發現，朝野主要政黨能夠遵照新制度而行的國家，往往是經濟改革和金融自由化較為優異的國家，這些國家的既得利益階級和國內對立情況相當較弱者，又有加入歐盟的改革誘因，才能順利推動改革，如波蘭及愛沙尼亞；烏克蘭陷於東西對立，既得利益階級強盛，國會屢屢修改制度，造成金融自由化落後。結論是制度和行為者都很重要，行為者制訂制度，制度提供行為者遊戲規則，行為者要遵守制度而行。

本論文重要的目的，瞭解捷克轉型正義的特色與淨化法的施行。捷克轉型正義，發生在蘇聯解體、中東歐國家政治、經濟轉型的脈絡下。去共化和處理過去共遺緒問題，是中東歐國家轉型正義的重要任務，淨化法在如此政治環境下產生。捷克的淨化政策，由於國內政治非制度淨化，加上民主選舉過程，導致黑函滿天飛，所造成嚴重的政治問題，因而訂定的立法規範。這樣的背景下，淨化政策是一種特殊、臨時的政策工具。反映出當時轉型政治所面臨的困難，以及共黨政治轉型到民主政治之間，體系轉換的矛盾。此外，淨化政策也代表，當時捷克政治環境危機的解決方式。回到歷史的脈絡下來看，淨化政策是一種人事改革的手段，也是推動整體改革的基礎。解構舊有的權力結構，讓新民主有機會發展。 淨化政策在施行上，仍有許多爭議，包括可能侵害個人政治權力，以及被認為是一種對於共黨的報復手段，但淨化政策最重要的目標，是為建立特殊時期的改革基礎，也沒有具體的資料顯示，淨化政策會造成政治民主發展的傷害，相反的，淨化政策的施行得當，對於新民主的發展是有助益。 / The most important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zech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Lustration Law. The Czech, as a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ransitional justice occurred in the Post-Soviet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context. Both "de-communism" and "the dealing with the past" is important task of the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Lustration Law implement in this background. Czech Lustration Law is result from wild lustration, because of democratic electoral system, leading to blackmail over the place, caused a serious political problem. Therefore, the legislators decided to make the law. Based on the above, the Lustration Law is a special, temporary policy tool. The situation reflects the challenges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transition to a democratic system, is facing tremendous contradiction. In addition, the Lustration policy also represents a solution choice of the Czech political environment crisis. Lustration policy is a kind of a personnel reform policy, and promotes the overall reform. Destroy the former power structure, so that the new democracy has a chance to develop. Examining the Lustration policy, there is a lot of controversy. Including it may infringe the personal political right, and it’s considered as retaliation to the former political elite. However, the Lustration policies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is to establish the basis of a special period of reform. There is no specific evidence to show that Lustration Law will result in damag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democracy. On the other hand, lustration policy is implemented appropriately; it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