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問題之處理具有多面向，本文首先認為應以憲法保障人民之環境基本權，而為落實環境保護之目的，立法者在法制上，將環境案件分別以環境行政法與環境刑法規範，故產生環境行政案件與環境刑事案件。 本文之研究動機始於筆者參與環保實務工作所面臨之問題，研究發現環境刑事案件中行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關係，錯綜複雜，不論在學理上或實務上均為難題。本文除分別論述環境刑事案件中行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法理與調查程序之進行外，並詳細說明檢察機關、警察機關、環保行政機關間合作之理由與運作之實務。 同時，本文嘗試以法院判決之實務案例，建立多種調查模式，包括：環保行政機關發動調查模式、警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檢察機關發動調查模式、多數機關參與調查模式（又分為：環保行政機關與警察機關共同行政調查後轉為刑事偵查模式、環保行政機關參與檢察機關之刑事偵查模式），並藉由分析各種模式之調查程序與界限、多數案件類型、調查法律依據，發現：行政機關參與刑事偵查之依據、警察之雙重身分導致界限不明、程序單一或程序並行等均為問題所在。 最後，本文認為在環境刑事案件中行政調查與刑事偵查之交界，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尤其應遵守令狀原則，以保障被調查者之基本權利，故建議應於環境法中明文規範。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主要是分析在寡佔市場結構下，環境政策對國內外廠商品質與數量決策的影響。從簡單的模型假設中可以得知，環境政策對競爭廠商生產行為的影響端視廠商在原先產品品質的生產上究竟為高品質生產者或是低品質生產者而定。 由本文得知，在本國為生產高品質產品，國外廠商生產低品質產品時，無論是污染排放標準的管制或是環境稅的課徵，均使得本國的產量減少、品質提升，而外國廠商的產量增加且提升其產品的品質。 在另一情況，本國廠商為低品質生產者，而國外廠商為高品質產品製造者，嚴格的環境管制亦使得本國的產量減少、品質提升，然而進口品的數量雖然增加，但卻降低其產品的品質。 再由福利的觀點觀之，除了傳統的福利考量下，政府在考慮生產活動對環境的衝擊之後，最適環境政策的寬鬆與否端視本國高品質產品製造商利潤降低的幅度，與國內高低品質消費者剩餘增加及環境改善總和淨效果而定。同時亦可發現，政府若同時關心本國與進口品的品質，將會比不關心產品品質（即品質為外生變數）時訂定更為嚴格的環境標準。

每個企業都各代表著一位創業家的創業歷程，隨時間、環境、產業與創業者背景及資源的不同，所採取的策略與面臨的問題也會有很大的差異。本研究的目的就在從產業環境（規模經濟、技術、文化、社會）的觀點探討創業動機、個人背景、創業行為相互配合之關係，並找出其創業成功的關鍵因素。 因為本研究欲分析產業環境與創業者的經營型態及績效的影響，所以採用個案研究法來架構本研究的問題，並以兒童電腦教學產業作為研究主題。個案則選擇創業僅一年半但目前已經成為最多加盟分校的電腦家族為訪問對象。 研究結果發現個案對象採取雖然不是第一進入市場者，但是採取的策略如教學研發、專業品牌、價格策略，有效的吸引加盟者的進入，並且明顯創造出產品特色與規模經濟，造成其他業者成長的威脅。而其創業者本身的資訊背景與充沛的人脈，正是採取這些策略的關鍵因素。這些策略在這種時機之下正好符合當時產業的需求，種種因素環環相扣，證明其創業成功絕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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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環境權」一詞，之於我國而言，既為熟悉，又為陌生；勞工熟悉的是，知道自身「工作環境」的重要性，但陌生的是，勞工常常忽略自己的「工作環境權」，且更是對於「工作環境權」一知半解，其實「工作環境權」並非是一個新穎的觀念，早在19世紀，瑞典便已提出「工作環境權」之觀念，且更進一步將該國的勞工保護法，修正為工作環境權法，將狹義的工作廠所之安全衛生觀念，延伸至勞工生理、心理的舒適感，使得所有的勞工能得到最高規格的安全衛生保護以及最舒適之心理環境，且亦重視人因工程之發展。 基此，世界各新進諸國，如英國、美國、日本等皆以此觀念加以修正該國之安全衛生法規，以及提倡「工作環境權」觀念之實踐，也紛紛復與勞工參與安全衛生之「勞工參與權」，而「勞工參與」之所以重要，乃係因勞工本身對於自身之工作環境最為了解與熟悉，經由勞工參與安全衛生事務之決策，可以使工作環境之改善更加徹底，也因為有勞工自身參與決策，使得工作環境可以達到讓勞工身心舒適之狀態，而「工作環境權」之內容變首重在於「勞工參與」，因此「勞工參與」變為整各勞工「工作環境權」實踐之核心。 世界先進諸國，如英國、美國、日本以及瑞典來看，對於「工作環境權」之實踐，已慢慢的從國家一手主導（法令之制定）轉而與勞資雙方進行「社會對話」之模式，而國際組織如國際勞工組織、歐洲聯盟也訂定出相之工作環境權「社會對話」模式，如國際勞工組織155號公約、歐盟的89/391架構指令；每一個國家、國際組織在「工作環境權」發展之模式不盡相同，且各有各的特色，但其共同目標皆為發展出工作環境權「社會對話」之實施，而此更為我國所長期缺乏之模式，我國之勞資關係係國家統合型態，勞資雙方之間之權利義務皆由國家加以立法規範，加上工會力量功能長期不彰、力量薄弱，因此工作環境權之「社會對話」模式變難以實踐，基此「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國際組織，以及近諸國之相關規範、模式，是值得我國去效法，由於我國普遍「工作環境權」觀念薄弱，因此，在執行勞工「工作環境權」之實踐，需費工夫，故應由事業單位先實踐勞工「工作環境權」，使勞工參與安全衛生事務，再進一步進行勞資政三方之社會對話，真正的傾聽勞工內心的聲音，重視勞工於工作環境中的諸多壓力、不滿，方能使得勞工有一個屬於自己真正舒適的「工作環境」。

国立情報学研究所で電子化したコンテンツを使用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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