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主題主要是在探討組織型態對工作生活品質與組織承諾的影響，研究者將重心置於不同組織及組織型態對二個組織行為之影響力，由於大部分研究皆將工作生活品質視為是組織承諾的影響因素，本研究與其它研究最大的差異點在於將工作生活品質視為依變項，而非自變項，據此，本研究提出組織型態如管理風格、集權化、制式化、層級化等變項才是影響工作生活品質及組織承諾的重要因素，並將組織信任作為控制變項。 經由因素分析，工作生活品質分成升遷滿意度、同事關係、及工作績效三個細項；組織承諾分成情感承諾、規範承諾、及持續承諾三個細項；管理風格分成民主程度及績效評估標準二個細項；集權化分成低授權管理及低規則管理二個細項；制式化及組織信任之因素分析都只得出一個主成份，不再細分。 透過迴歸分析，本研究發現「管理風格」之二個細項：民主程度及績效評估標準在工作生活品質上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愈民主且績效評估標準愈明確的管理者，愈可促成員工有良好的同事關係及工作績效。同時，績效評估標準亦對組織承諾產生不小的影響力，當績效評估標準愈精準時，員工的情感承諾及規範承諾愈正向。因此，要強化員工的工作生活品質及組織承諾，管理者需具備高度民主素養及客觀胸懷的績效評估標準，才能凝聚員工之歸屬感。 低授權管理對於組織承諾有負面影響，權力集中的情形顯示上級未能充分信任下屬，員工可能覺得缺乏被重視感，因而使得組織承諾下降。組織信任對於升遷滿意度及情感承諾同樣有高度影響力，本研究之組織信任事實上係由主管支持信任及組織制度信任所建構而成，這也呼應了民主的管理風格及客觀的績效評估標準，表示一個組織的管理者應重視員工前述面向的感知，方能整體提昇組織效能，打造堅實的組織競爭優勢。

組織行為的經營管理，主要包含有三個部分，即瞭解個體、團體與組織的行為模式，預測不同的管理活動可以導引出怎麼樣的行為反應，以及運用這些瞭解與預測來達到控制的目的。但是，無論是瞭解行為、預測反應抑或達到控制的目的，最基礎的工作是瞭解員工的主觀認知與工作生活經驗為何，亦即何者是員工所重視的，員工的需求為何，瞭解員工心理的認知，方能成就後續的管理作為，此就支薪員工是如此，即便對象是不支薪的志願服務人員，亦復如此。基此，本論文乃藉由相關文獻的蒐集整合，透過實證調查，決定志工之工作生活品質核心構面，並探討人口統計變項及志工參與類型對志工工作生活品質的態度。 從研究發現，志工工作生活品質計有八項核心構面，它們是「組織認同」、「福利獎酬」、「人際關係」、「督導狀況」、「工作內容」、「個人成長」、「學習機會」與「工作影響」等。其次，在人口統計變項對工作生活品質的態度，發現女性志工對於「督導狀況」的重視程度高於男性志工；中年志工對整體工作生活品質的重視程度低於非中年志工，對「個人成長」與「學習機會」的重視程度，中年志工亦顯著的低於非中年志工；未婚的志工對於「學習機會」的重視程度高於已婚的志工；退休人員對於「督導狀況」的重視程度低於家庭主婦，對於「學習機會」的重視程度則低於學生與其他職業者；在本機構擔任志工的年資未滿一年者，較任職為一年以上志工不重視「人際關係」；擔任志工的總年資較為資深的志工，對「工作影響」的重視程度高於較資淺的志工。此外，在志工參與類型對工作生活品質的態度，猶豫型、積極型、責任型與奉獻型等四種參與類型，對「個人成長」的重視程度有顯著差異存在，且積極型高於猶豫型與奉獻型。而在人口統計變項與志工參與類型交互作用下對整體工作生活品質的態度，則發現達顯著差異水準的有職業一項，其餘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宗教信仰、在本機構擔任志工的年資及擔任志工總年資等，則未有顯著差異。 在探討志工工作生活品質相關內涵後，本論文建議志願服務機構：1瞭解志工的工作生活品質需求，是有效志工管理的前提。2提昇志工工作生活品質，充分運用志工人力。3考量志工的人口特性與參與類型，分別提供適當的管理作為。4對志工及志願服務應有正確的認知，俾以發展專業的志工管理作為。建議志工：1、主動瞭解機構的宗旨與運作狀況，並勇於提供建言。2、尊重志工督導人員的職責，正確認知志工的角色。3、積極的參與，快樂的學習。4、珍惜志願工作的機會，開拓自己的人際關係。5、體驗志願工作的樂趣，不斷的自我成長。並對後續的研究，建議從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廣度以及研究深度等方面，加以改善、發展與努力。

我國壽險業自民國五十一年開放經營以來，歷經二十餘年之發展，著實對社會。國家 之貢獻匪淺。壽險投保不僅使大多數國民經濟生活之安定獲致確保，且保費累積所匯 集而成之長期資金乃為一股龐大的財力，帶動整個社會經濟之發展與繁榮，無可諱言 ，過去我國壽險業之經營已建立了輝煌之成就，然與歐美等保險先進國家本較，不論 壽險商品之開發或承保技術等方面，實仍相距甚遠。近年來，我國由於社號會工業化 與都市化之結果，自殺或謀財害命以詐領保險金等道德危險問題時有所聞，此乃由於 一方面我國人民生活品質未見提昇、保險知識缺乏，另一方面壽險業本身之招攪及核 保技術不夠健全所致。因此，吾人認為保險知識及壽險核保技術實有普及和改進之必 要。歐美各壽險公司目前所採之核保方式 乃以醫務核保及財務狀況核保兼顧並期以財務狀況之核保補醫務核保之不足。此一方 式較之目前我國壽險業之核保仍著重於醫務上之考量而忽視財務狀況評估之作法，實 可作為參考之情境，因而乃有本論文之撰方述。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方第二章探討壽險危險選擇及財務狀況核保之重要性，第 三章乃京財務狀況核保之意義，分析程序及所須使用之資料加以闡釋；第四章及第五 章乃將財務狀況核保之分析方法應用於投保壽險之各類目的中，最後並京投保時整體 保額之限制針對各種需要目的加以比較說明，第六早乃綜合前述之精華，針對我國壽 險核保所面臨之問題及改進方式提出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計壹冊，分五章二十節，約五萬言。第一章緒論，說明近年來歐美企業對主要 資源－「人」的看法，引申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研究架構；第二章文獻探討，對於 工作生活品質的相關理論基礎及歷史文獻作一評述，主要探討範圍有；工作生活品質 的定義、相關構面、以及影響工作生活品質的因素等；第三章研究設計，說明本研究 之設計、執行及分析過程。本研究以染整業為研究對象，抽取不同自動化程度高、中 、低之廠商予以比較分析。分析內容主要有：透過因素分析，萃取出衡量工作生活品 質的可行構面，再針對不同自動化程度之企業，比較其員工在工作生活品質各構面滿 足狀況之差異，以及其他相關變項之差異分析；第四章研究結果，將分析結果做一整 體說明，並解釋造成上述差異之可能原因。第六章結論及建議，綜合上述結果，提出 增進工作生活品質的可行做法及相關建議。

台灣發展過程中，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物質生活上雖有所提升，但在生活品質上卻未有同等之成效，生活品質亦常在追求經濟成長過程中被忽略或犧牲。政府有其存在目的與功能，所進行之公共活動，與一地區之居民生活息息相關，政府除在公共建設外，對於公共設施與公共服務水準維持上，同時扮演重要角色，反應在生活品質層面上，多所影響。地方政府為維持運作需要足夠財源，財源的多寡影響到該區之公共建設及公共服務品質，透過地方財政的改善可有效促進生活品質。本研究對兩者關係進行探討，以釐清台灣地區生活品質之內涵與地方財政之課題。 生活品質概念包含層面很廣，本研究對生活品質定義為「一個人於一段時間內，對個人居住於實質空間各種需求之滿足程度」，而影響生活品質的項目為「人口特性與健康、教育、社會安全、文化休閒、居住環境、都市計畫與公共建設、社會福利、醫療資源、經濟與生活水準等」。本研究採用因子分析對台灣地區之生活品質進行探討，找出其潛在結構，發現有四個綜合性因子具有較顯著的意義，分別是：生活便利性、生活水準、公共設施服務面積、居住環境。並以因子分析所得之因子分數進行集群分析與相關分析，發現生活品質與地方財政及地方公共支出水準具正向關係。綜合來說，本研究重要結論如下： 1. 在現行財政制度與相關法令限制下，各縣市間財政狀況普遍存在差異，且仰賴補助金比重高，許多縣市財政自主能力不足。 2. 台灣地區生活品質之內涵，深受城鄕發展差異影響，都市化及其提供便利性之優點決定了該縣市之生活品質。此外，醫療資源的提供上，各縣市間並未達到一個滿足基本需求的水準，公共設施的提供在服務面積上則是縣市間差異不大，教育資源的提供上則是已滿足基本需求，應以教育品質的提升及高等教育普及為目標。 3. 地方公共支出水準與財政自主性對於生活品質皆具有影響力，故兩者須同時考量。在兩者對生活品質影響程度上比較，地方財政自主性的優劣比實際公共支出水準更具影響力。 4. 由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現行補助金制度在改善生活品質上並未發揮明顯效果，地方政府如只是透過補助款以提高公共支出水準，並無法有效提供地方建設財源及改善生活品質。自有財源之開拓，才能提供穩定之建設財源及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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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為使用個人化生活品質評量表直接權重版(SEIQoL-DW)，評估國內血液透析患者的個人化生活品質，探討對其特別重要的生活品質向度與相關影響因素，此外，並以Locke(1969, 1976)(引自Wu & Yao,2006b)的「情感間距假設」、Calman(1984)的期望理論與Wu(2009)提出的移轉傾向指標為基礎，探討SEIQoL-DW重要性評估程序的應用價值與潛在臨床應用指標。研究對象以立意取樣，自台北市松山區某私人洗腎中心募集57名血液透析患者、以及台北市文山區一般社區成人60名，研究工具包含SEIQoL-DW、生活滿意度量表、焦慮與憂鬱評量表、自編人口背景/疾病變項問卷，統計方法含描述性統計、卡方檢定、相關分析、平均數差異檢定與迴歸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血液透析患者最常列舉的重要生活向度為健康(77%)，其次依序為家庭(72%)、經濟(65%)、人際關係(53%)、休閒活動(49%)、因應/正向態度(23%)、工作/學業(21%)、心理健康(16%)、生活條件(16%)、靈性/信仰(9%)、角色功能(9%)、其他(9%)，血液透析患者在各向度提名百分比與一般成人組未有顯著差異，但血液透析患者對健康向度的現況評比顯著較低，對健康的現況-期望落差也顯著較高，共病數與血液透析患者個人化生活品質指標有顯著負相關；而SEIQoL-DW項目重要性對項目現況分數與整體滿意度之間的關係不具調節效果，SEIQoL-DW的權重程序未能提升對整體滿意度的解釋力，此外，自項目重要性與現況-想望落差所得移轉傾向指標，和整體生活滿意度、SEIQoL-DW現況平均數亦未有一致的相關性或獨特解釋力。儘管本研究不支持SEIQoL-DW權重程序或衍生指標的助益，但若從個人脈絡來看，向度重要性仍可協助探索個案生活目標重要順序，有其臨床醫療應用價值；最後，SEIQoL-DW個人現況-想望落差分數、現況平均數、以及整體生活滿意度、負向情緒彼此有顯著關聯性與解釋力，在個案生活滿意度、負向情緒評估或介入方案中，具有成為臨床應用指標的潛力。 /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thesis was using the Schedule for the Evaluation of Individual Quality of Life-Direct Weighting (SEIQoL-DW) to explore hemodialysis patients’ Individual Quality of Life and relative determinants. And further using affect-range hypothesis (Locke, 1969, 1976), expection theory (Calman,1984) and shifting tendency Index(Wu, 2009) as framework to evaluate SEIQoL-DW weighting procedure’s efficiency and potential clinical application variables. 57 hemodialysis patients and 60 counterparts was recruited from Taipei city, IQoL was assessed by SEIQoL-DW, the general life satisfaction and anxiety /depression statement was chosen as criterian variables. In the analysis, twelve quality of life domains were identified. Health(77%), family(72%), finance(65%), relations(53%) and leisure time(49%) were the most prominent quality of life domains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although the domains nominated percentage and importance rating didn’t differ between groups, hemodialysis patients’ health domain status and have-want discrepancy were worse than the counterparts. Among the investgated variables, only the comorbidity had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hemodialysis patients’ IQoL. The result didn’t support the SEIQoL-DW’s weighting procedure and shifting tendency Index had significant efficiency, but the weighing information could still be useful in personal profile context. Finally, the personal have-want discrepancy, satus average, general life satisfaction and anxiety/depression statement have significant relations with each other, thus could be the potential clinical application variables in negative emotion or life satisfaction intervention programs.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檢視現今戶政機關的生態吾人當可發現戶政人員的流動性高，無法留任優秀之人才，此間接地影響了為民服務的品質與效率。若能藉由瞭解戶政人員對工作生活品質的知覺為何，進而瞭解其與組織承諾的關聯性，並採取相關的管理作為，必能強化戶政機關人力資源運用的效能。為求創造高品質的服務態度，以順應顧客導向的潮流，打造充滿活力與競爭力的戶政機關，故進行本研究。 本研究係以臺北市政府所屬各區戶政事務所之在職人員為問卷調查對象。除應用文獻探討法，建構本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並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內容包含工作生活品質量表、組織承諾量表與戶政人員基本資料等三部分之問卷為研究工具，採普查方式實施問卷測試，問卷總共發出679份，實際回收542份，問卷回收率為80％，有效問卷為480份。分別以描述性統計分析、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方法，敘寫分析結果與結果驗證，據以提出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在工作生活品質方面：以「人際關係及參與感」、「工作內容及尊榮感」等構面的知覺滿意度最高；在組織承諾方面：以「努力承諾」構面的程度最高；在個人屬性方面：對於工作生活品質的滿意度與組織承諾的程度上，男性均高於女性；已婚者均高於未婚者；薦任職務編制者均高於委任職務編制者；行政人員均高於後線業務人員及櫃檯服務人員；主管人員均高於非主管人員。工作生活品質及其「人際關係及參與感」、「公平性」、「工作內容及尊榮感」、「工作環境」、「俸給福利」等五個構面均與組織承諾有顯著相關性。對於組織承諾的預測方面，一般而言，以「工作內容及尊榮感」的預測力最佳，其次依序為「工作環境」、「人際關係及參與感」及「俸給福利」。 戶政人員的工作生活品質確實會影響其對組織之承諾，且工作生活品質滿足感與組織承諾呈正向關係，即工作生活品質滿足感愈高者，其組織承諾亦愈高。因此，建議戶政機關採取適當的管理作為，藉由提升工作生活品質知覺程度，使戶政人員認為在戶政機關服務是一項正確選擇，值得為戶政機關付出心力，且以身為戶政人員的一份子為榮，願意繼續留在戶政機關服務。 / Examining the environment of today’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we concluded that the turnover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rs has effects on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civil service indirectly. If we can underst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rs’ perception of the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we will be able to comprehend its connection to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take relevant management actions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human resources efficiency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For creating high quality service attitude to customers and following the customer-oriented tren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a dynamic and competitiv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were employees in ever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s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 Besides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to construct research framework and hypotheses, this study adopted survey techniques as a research tool with questionnaire that contained scales of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basic informatio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rs. With the method of general census, 679 copies of questionnaire were mailed; after retrieving 542 copies, we had a return rate of 80% with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of 480 copi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t- test, one-way ANOVA, two-way 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for analyzing the data, verifying the results and consequently addressing th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This study found that employees perceived the most satisfaction in the aspect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participation” and “job description and sense of honor” in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and exhibited the highest level in the aspect of “hard-working promises” i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s to personal attributes: for the satisfaction of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and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males were higher than females; married were higher than unmarried; the ones with recommended appointment position were higher than with ordinary appointment position; administrative staffs were higher than duty executives and staffs at counters; managers were higher than non-management personnel. There a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among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and five aspect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participation”, “fairness”, “job description and sense of honor”, “work environment”, “wage and benefits”. As to the projection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 general, “job description and sense of honor” ranks the first, followed with “work environ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participation” and “wage and benefits”.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fo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rs indeed has effects on their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moreover,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hat is, the more they are satisfied with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the more they make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 Thus, we recommend tha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shall adopt appropriate management actions by promoting the perception of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to convinc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rs that their decision to work here is a wise one; to encourage them it is worthy of devoting time and energy on the job; to assure them it is a privilege as part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rs and finally keep and retain them i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本研究旨在探討猝睡症患者生活品質受症狀變化及神經認知功能改變的影響情況，以及不同層次影響因素對患者生活品質的初始狀態及後續變化軌跡的影響效果。 本研究於北部一所醫學中心睡眠障礙科及兒童心智科募集確診為猝睡症之患者，經同意後進行為期五年的長期研究，募集總人數168人，完成五年資料收集人數85人。本研究使用睡眠多項檢驗（polysomnography, PSG）、多段入睡測試（multiple sleep latency test, MSLT）、人類白血球抗原檢驗（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為基本檢驗工具，以電腦化第二版康氏持續注意力測驗（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 II）及威斯康辛卡片分類測驗（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為檢測神經認知功能之工具，以自填艾普渥斯嗜睡程度量表（Epworth sleepiness scale, ESS）、史丹佛睡眠問卷（Stanford sleep inventory, SSI）及簡式生活品質量表（short from-36 items of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SF-36）做為症狀嚴重度及生活品質的依據。資料分析以描述統計及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 HLM）統計方法進行。主要結果如下： 一、 猝睡症患者生活品質分為生理與心理兩個層面，患者生理層面在五年期間維持相對穩定沒有顯著變化；心理層面中之不同向度則有不同變化趨勢，心理健康與活力向度隨時間有逐漸提高的趨勢，患者此二向度生活品質接受治療後有穩定上升的趨勢，而社會功能及情緒角色限制則呈現二次方曲線變化，以及呈現先增後減的發展軌跡，患者此二向度接受治療後顯著上升，第三年後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二、 患者嗜睡程度及猝倒嚴重度變化隨時間有顯著成長軌跡，呈二次方曲線發展，轉折點在第三年，接受治療前三年症狀呈現穩定降低的軌跡，但自第三年起逐年增加，此結果與藥物治療初期症狀獲得顯著改善，後期改善幅度相對減少，及藥物效果具有關聯。 三、 個體間層次變項僅疾病持續時間、HLA對患者生活品質具顯著解釋力，其中疾病持續時間越長，患者可能發展因應症狀之策略，從而降低疾病對生活品質之衝擊。而HLA則對症狀有不同影響，HLA陽性患者初始嗜睡程度較陰性者為低，且接受治療後改善效果較陰性者顯著，猝倒嚴重度起始值較陰性者高，且接受治療後的趕善幅度較陰性者小。 四、 疾病嚴重度變化對生活品質具顯著影響，完整模式分析中，時間主效應未達顯著，但可由症狀變化及神經認知功能改變進行更佳的解釋。嗜睡程度變化僅對身體疼痛向度變化不具有解釋力外，對其餘七個向度均具顯著影響；猝倒影響層面不及嗜睡程度，但亦可解釋生理量表、生理角色限制、心理量表、心理健康、情緒角色限制、活力等向度上的變化。 五、 神經認知功能改變與否對患者生活品質具有加成效果，分析顯示患者神經認知功能改善時，其生活品質提升速率較未改善者高，影響較顯著的包括注意力、警覺度及概念反應，此結果與下視丘泌素參與的維持注意力及前額葉功能有關。 本研究依據分析結果提出猝睡症患者生活品質受嗜睡症狀及猝倒嚴重度改變直接影響，同時受人類白血球抗原屬性及神經認知功能改變調節之假設模型，作為未來研究參考依據。並根據研究結果與限制，提出對臨床實務的應用與心理介入的建議，並對未來提升猝睡症患者生活品質相關研究提供建議。 / The current study aims to: (1) examine the change of eight domains of quality of life in narcoleptics within five years, (2)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change of symptom severity on different dimension of quality of life,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associated with the change of neuro-cognitive function. There were 168 participants recruited from a medical center in northern Taiwan. 85 of them completed the 5-year annual follow-up data collection. During the follow-ups, polysomnography (PSG), multiple sleep latency test (MSLT) and 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 test were conducted. Computerized neuropsychological tests of Conners’ 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 II (CPT-II) and 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 were also administered to obtain atten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 data. The short from-36 items of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SF-36), Stanford sleep inventory (SSI) and Epworth sleepiness scale were applied to assess quality of life and symptom severit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were appli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main results were: 1. The quality of life was divided into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omains. The physical domain kept relatively stable during the 5-year follow up as opposed to the psychological domain. In psychological domain, the vitality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showed increasing tendency overtime. However,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role functioning-emotion increased during the first 3 years then declined afterward. 2. The symptom severity also showed a tendency corresponded to quadratic curve. The daytime sleepiness together with cataplexy severity reduced immediately after treatment but rose after the third year. 3. The variable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hat showed significant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were disease duration and HLA type. The longer the duration, the better quality of life one had. Positive HLA typing seemed to be a protective factor on severity of sleepiness. It also predicted better treatment outcomes, but worsen the severity of cataplexy and treatment effects. 4. The symptom severity could be a good explanation as a variable of quality of life. The daytime sleepiness altered all domain of SF-36 expect body pain. Cataplexy affected only psychological domain of SF-36. 5. The neuro-cognitive function was also found to affect quality of life. Those who improved in atten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 test got greater improvement on SF-36 as well. The vigilance on CPT-II and conceptualized response on WCST had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I proposed a model of change of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narcolepsy based on the results obtained. Several suggestions were also proposed for clinical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narcolepsy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