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利政策之選擇攸關公司資金成本效益與投資者權益，投資者依據公司未來股利發生時點、金額與不確定性等因素來判斷公司的內涵價值（intrinsic value），亦即股利的配發是公司管理當局與股東利益間的抵換。本論文將考量我國企業實務上股利支付內容，將股利形式細分為無股利分配及有股利配發，包含單一股利政策－現金股利、盈餘配股、公積配股，複合股利政策－現金股利搭配盈餘配股、現金股利搭配公積配股、盈餘配股搭配公積配股及綜合股利政策（現金股利、盈餘配股、公積配股三者兼發）之發放模式，共計有八種股利支付類型。 　　共同基金乃證券市場中連接有價證券與投資者間之專業投資管道，由於基金收益直接進行再投資產生之租稅規避濾網（tax-free filter）效果，藉以探討公司選擇股利政策時之顧客效應。同時將影響股利政策制定之構面因素－公司的股利配發來源、獲利性狀況、資金融通與債務償還能力、企業未來投資成長機會、產業類別與租稅改革制度等一併納入分析檢證。 　　本論文採用實證模型分析為主，文獻檢閱分析為輔，以1995- 2000年我國上市公司曾被國內股票型投信基金選為投資標的者，運用Mutinomial logit model及股利政策相關文獻，建構本研究實證模型；在政策意涵上，股利稅制的規劃與共同基金租稅課徵問題亦一併討論，以檢討我國現行稅制環境是否健全。 　　本研究所獲結論歸納如下： 　　(1) 共同基金持股比重變動對股利政策影響存在明顯差異 　　　　股票型基金持股比重大小對現金股利搭配盈餘配股與盈餘配股搭配公積配股選擇皆有顯著正效果，但是否基於股東特性而論則難以斷定。現行我國共同基金持股率占公司股權結構比重不大、透過除權日規避股利發放及大股東利用共同基金進行投信交叉持股等問題，皆是造成實證結果與預期相左之可能原因。 　　(2) 租稅制度改革對股利配發內容的選擇扮演要角 　　　　兩稅合一制度實施後，總股利支付率較實施前為高，主要在於規避保留盈餘加徵10﹪的稅負及股利的發放具有抵稅權，使公司不再傾向保留盈餘而提高發放股利之意願。 　　(3) 股利配發形式選擇 　　　　◎支持股利配發來源與股利政策的關係 　　　　◎公司舉債程度高低與現金股利配發機率呈負相關 　　　　◎公司獲利性狀況攸關股利發放與否 　　　　◎未來成長機會與現金股利配發呈反向關係 　　　　◎股利政策具有產業差異性，高科技產業傾向選擇股票股利偏 高之股利組合政策 　　以公司立場而言，宜需定期評估經營利基與股利政策選擇因素，建立一套合理之股利預測分析模式，並考量平衡股利政策（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搭配）模式，以減緩我國企業普遍採股票股利配發造成股權過度膨脹及盈餘稀釋之弊。從投資者角度來看，共同基金係專業化投資管道，藉由大眾資金匯集之規模效益，能使資金有效配置（或風險分散）並提升國內專業法人比重，減緩市場投機風氣。然共同基金投資相關法令之設立仍需更臻完備，稅制環境對公司股利決策具重要影響性，對追求租稅中立目標而言，證券交易所得是否復徵所得稅，亦是政府單位需審慎考量的議題。

為分析長期與短期公司避稅行為之決定因素以及相關產業效果，本文以實證 方法檢視租稅規避行為之決定因素，並以現金有效稅率及調整後財稅差異作避稅 指標，研究對象為 2002 年至 2012 年之台灣上市櫃公司，同時排除性質特殊之金融業以及臺灣存託憑證(TDR)。 首先，本文採固定效果模型進行短期避稅行為之分析，其實證結果顯示當企 業知名度較高、研發投資較多、負債資產比較高、投資損失較多及關係企業設立 在租稅天堂時，企業積極從事避稅行為的可能性較低。另一方面，結果顯示當企 業持有固定資產較多、投資利益較多、獲利較多及有前期淨營業損失時，企業積 極從事避稅行為的可能性較高。 其次，本文採普通最小平方法模型進行長期避稅行為之分析，其實證結果顯 示當企業長期知名度較高、負債較多、投資損失較多及獲利較多時，企業積極從 事長期避稅行為的可能性較低。另一方面，結果顯示企業長期固定資產較多、研 發投資較多及投資利益較多時，企業積極從事長期避稅行為的可能性較高。 最後，為觀察個別產業之避稅行為，本研究進行平均值差異數 T 檢定、長期 普通最小平方法回歸結果以及 F 檢定，結果顯示：半導體業、建材營造業等產業 積極從事避稅行為的可能性較高。另一方面，觀光事業、油電燃氣等產業積極從 事避稅行為的可能性較低。

極端之租稅規避活動可能導致較高之受查、受罰與聲譽風險。又由一企業之經營策略，可觀察該企業決定如何於選定市場中競爭，且部分上展現了該企業承擔風險與不確定性之意願。因此企業願意承受之風險越高，可能亦較願意從事較激進之租稅規避活動。亦即研究一企業之策略決策，就某種程度而言應可反映企業之租稅規避程度。此外，企業之治理單位，例如：董事會，於企業策略選擇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分析組織之公司治理特性亦應有助於解釋其租稅規避程度之高低。 針對2001至2011年台灣上市櫃公司實證結果，本研究得到以下結論：(1) 相對於採攻擊者策略之企業，採防禦者策略之企業之有效稅率偏高，表示其從事較低程度之租稅規避活動。(2) 組織之帳面有效稅率顯著受到董監席次控制比例、董監持股比率及經理人持股等三項本研究所採董事會特性為主之公司治理變數所影響。 / A firm’s choice of business-level strategy are likely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tax avoidance because the firm strategies are, in part, based on a firm’s willingness to deal with risk and uncertainty. In addition, a firm’s board of directors is influential toward a firm’s major business strategies. Since a firm’s strategies are based on its intent to deal with risks, the choice made by the firm may be able to represent its governance unit’s willingness to bear risks. Therefore, this paper examines to what extent a Taiwanese firm’s business-level strateg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affect its level of tax avoidance. This paper finds that defender firms tend to engage in less tax avoidance than prospector firms, as demonstrated by higher book effective tax rates. This paper also finds that firms with higher voting power hold by the ultimate controlling owner withi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tend to have higher book effective tax rates, which suggests lower level of tax avoidance activities. On the contrast, those firms with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managers holding more share interests tend to have a lower book effective tax rate, which indicates the firm engages in more tax avoidance activities.

本論文主要目的係探討政府持股與企業避稅間之關係。本文以2005年至2014年台灣公開發行以上公司為樣本，分析政府持股比例、代表政府董監事席次比例對租稅規避的影響，並檢視公股主導企業之避稅程度。 實證結果顯示，政府持股比例對企業避稅無顯著影響，然而，當代表政府的董監事席次比例愈高，企業會減少避稅行為。此外，研究結果亦指出公股主導之企業相對於家族企業，其避稅程度較低。進一步分析公股主導之企業和雙權偏離互動對企業避稅之影響。實證分析發現，當股份盈餘偏離程度愈大，公股主導之企業相對於家族企業，其避稅程度較高，隱含公股主導之企業會透過避稅行為將財富移轉至企業本身；反之，當席次盈餘偏離程度愈大，公股主導之企業相對於家族企業，其避稅程度較低，表示政府掌握董事會席次時，能有效監督企業遵循稅法規定，採用較保守的租稅政策。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shareholding and tax avoidance. This study uses the data of Taiwan public companies from 2005 to 2014 to analyze whether government shareholding percentage and the ratio of directors held by the government have impact on tax avoidance, and investigate the level of tax avoidance of government-controlled compan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government shareholding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However, when the ratio of directors held by the government increases, companies would reduce the level of tax avoidance.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government-controlled companies are less tax avoidance compared with family-controlled companies. This study conducts further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action of government-controlled companies and the deviation between control rights and cash flow rights on tax avoid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the deviation between voting rights and cash flow right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tax avoidance of government-controlled companies than family-controlled companies. It implies that government-controlled companies might transfer fund to themselves through tax avoidance. On the contrary, when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ratio of controlled board seats and cash flow rights increases, the government-controlled companies engage in less tax avoidance than family-controlled companies. It represents that whe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it could effectively supervise the company to comply with tax regulations, and the company would adopt conservative tax strategies.

租稅規避是行為人採取稅法規範文義所不能涵蓋的法律形式，實現稅法所欲掌握的經濟狀態，藉以減輕或免除租稅負擔的行為，本質上屬於稅法規範目的與規範文義間的不一致，亦即法律漏洞的利用。 由於租稅規避在我國法上，欠缺類似德國租稅通則第42條的概括否認規定，有學者認為依據租稅法定原則，應禁止以類推適用或目的性限縮創設或加重人民的租稅負擔，因此除非有法律明文規定，否則不得否認規避行為的租稅效果。不過本文認為，雖然稅法條文是唯一可合理要求人民有所認識的對象，基於信賴保護原則，稅法原則上不得作不利於人民的類推適用，不過在租稅規避，由於行為人對於稅法漏洞的存在已有認識、具有主觀的規避意圖，其信賴不值得保護，應例外允許以類推適用否認規避行為的租稅效果。 多數見解認為租稅規避的構成，應以存在法律形成可能性的濫用為要件，少數見解則認為租稅規避的否認，即是稅法解釋與適用的問題，因此是否構成租稅規避，應回歸各稅法的規範目的，判斷其所欲掌握的經濟狀態是否實現，不以濫用為要件。本文認為，由於租稅規避的否認是稅法類推禁止原則的例外，為避免人民遭受不可預測的損害，租稅規避的否認，應以行為人客觀上採取不相當的法律形式，及主觀上具有規避意圖為要件。由於濫用或不相當的法律形式，屬於抽象、不明確的概念，因此在判斷是否構成租稅規避時，得以行為人是否具有值得注意的非租稅理由作為輔助。 雖然規避行為的租稅效果應予否認，不過規避行為是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的行使，本身不具可罰性；且稅捐稽徵法第41條的處罰，以作為犯為限，因此租稅規避僅限於行為人在稽徵機關調查事實時，有故意虛構或隱匿事實的情況，始得依稅捐稽徵法第41條的規定處罰。至於規避行為能否以各稅法有關漏稅罰的規定處罰，應視各稅法的處罰要件而定，不能一概而論。

我國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實質課稅原則】規定自立法迄今仍爭議不斷，故為求於稅捐爭訟案件中妥當適用實質課稅原則，有必要對於實質課稅原則之適用前提、定位、解釋及適用界限等議題進行分析，特別係指明實質課稅原則應有之適用界限，避免稅捐稽徵機關過度擴張適用，俾保障納稅義務人之合法權益。特別是我國立法院於105年12月28日制定公布【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訂於106年12月28日生效施行，為我國納稅者權利保護邁出一大步，而此專法之通過，對於稅捐稽徵機關及行政法院適用實質課稅原則時，應有何種程度之影響亦值探討，俾能發揮納稅者權利保護之立法目的與意旨。本研究以法學方法論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意旨為分析方法，提出實質課稅原則之適用前提及界限，並選擇納稅義務人進行租稅規劃時常用租稅工具（包括信託、保險、土地交易、所得性質）之相關行政法院判決，進行評析驗證，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供納稅義務人、稅捐主管機關及行政法院參考。

現行有關逃漏稅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無論在理論推導或實證分析上，多集 中於非法的租稅逃漏（tax evasion）上，而忽略了另一種合法的減少稅 負的方法：租稅規避（tax avoidance）。本文乃將 Falkinger & Walther (1991) 獎懲並行的制度與傳統的租稅逃避（tax aversion）理 論相結合，而以較嚴謹的方式分析聯合的個人租稅逃漏與租稅規避的選擇 行為，即所謂的租稅逃避行為。本文共分為四章十節，略述如下：第一章 為緒論，分為三節，分別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及章節安 排。第二章為文獻回顧，分為三節，以國、內外文獻為探討單元，分別依 時間順序及研究範圍與方法，針對租稅逃漏、租稅規避與租稅逃避聯合決 策行為等三個領域的文獻作假設分析與結論整理，最後則做一小結。第三 章為獎懲並行的租稅逃避理論（ A Mixed Penalty- Reward Tax Aversion Theory ），分為三節，第一節介紹獎懲並行的租稅逃避理論， 主要分成基本假設、模型設立、比較靜態分析和加入獎勵因素後的影響四 部份來討論。第二節乃以獎懲並行的租稅逃避模型與前章中所述較具代表 性的逃、避稅理論模型加以比較。最後則作一小結。第四章為結論，僅一 節。由於另一租稅減少途徑──租稅規避──的存在改變了許多僅討論租 稅逃漏文獻的結論。本文主要的結論是，除了查獲率和邊際懲罰率的變動 對申報所得和避稅所得佔總逃避所得的份額有明確的正向影響外，其他相 關變數如總所得、邊際稅率和邊際避稅成本的變動所造成的影響均不明確 ；而邊際獎勵率的變動對申報所得的影響亦無法確定，然其對避稅所得佔 總逃避稅所得的份額卻造成（反直觀的）負面的效果。此外，提高獎勵率 是否提高或降低其他變數變動的效果，其答案亦無法肯定。這些發現表 示 Falkinger & Walther (1991) 對於採用獎勵制度的優點似乎有誇大之 嫌。

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國際分工不可避免地成為跨國公司運作的趨勢。2013年2月，OECD發布《處理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的報告表示，跨國公司利潤移轉策略的採取被認為是稅基侵蝕的主要原因。基於BEPS已經成為各國非常重視的議題，世界各國也為了保全稅基及防杜利潤移出，紛紛訂出反制措施。這些反制措施是否能遏制利潤不當的移動，是一個值得重視議題。惟目前學術文獻上並未有一篇全面盤點這些反制措施及地主國租稅制度對利潤移轉的影響。 故本篇研究以2005年至2012年台灣電子工業作為研究對象，利用橫斷面及時間序列的追蹤資料 (panel data) 之隨機模型做估計，探討台灣跨國公司之電子業海外子公司的利潤移轉是否會受到租稅規避行為的影響。結果顯示，利潤移轉會受到以下四種國際租稅規避工具所影響，分別是地主國是否有移轉訂價的規範、是否有預先移轉訂價規範、是否有反資本弱化條款以及地主國是否為租稅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