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入華一千三百多年來，其顯著的適應性與適應能力在歷史進程中獲得彰明。其一為其對於他文化—中國文化的適應力，中國穆斯林成為中國儒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雙重載體，於此乃擴充了伊斯蘭於中國發展延續的可能時空。其二為其振聾發聵的適應動能，每當伊斯蘭勢衰受挫時，中國穆斯林總會發起文化復興運動以振衰起敝。中國穆斯林文化復興運動與伊斯蘭教的適應性實為一體兩面，欲深究中國伊斯蘭教或穆斯林史，此議題不能不探。 迄今為止，中國伊斯蘭教／穆斯林史上曾出現三波穆斯林文化復興運動的高潮—第一波為明末清初「學人寥落、經文匱乏」、「慨道不大著、教恐中湮」之際所起的回回「文藝復興」；第二波為清末民初國勢不振，民族自信低沈之時，作為中國新文化運動一環所起的「穆斯林新文化運動」；第三波為一九七Ο與八○年代之際飽經反封建鬥爭與文革宗教壓抑後的宗教低迷氣氛中所起的「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筆者所稱）。值得留意的是，此三波文化復興運動均藉由改良式伊斯蘭教育為途徑與內涵以竟其功—第一波：經堂教育，第二波：新式回民教育，第三波：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筆者所稱）。其中第三波由當代回族主導、正方興未艾推進中的「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事關中國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少數民族未來發展前景，但學界卻尚未有人深入探究，因此筆者乃率先投入此十分重要且有幸躬逢其時的課題研究中，並以位居當代中國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核心且居領導地位的蘭州地區作為研究場域。 「文化復振／復興運動（revitalization movement）」乃指文化在不斷適應其境遇的變遷歷程中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動理現象。最早提出「復振運動」一詞的安東尼．華萊士（Anthony Wallace）為其所下定義是「社會成員的一種蓄意的、有組織的、有意識的努力以建構更滿意的文化」； 並指出復振運動非罕見現象，而是人類歷史上反覆出現的特徵，同時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當代蘭州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即符合上述定義與界說，並且屬於復興運動中的「本土運動」類型。在林頓（Ralph Linton）的定義中，本土運動乃指兩個文化接觸時，某一文化的部分成員因外來文化的壓力，企圖保存或恢復其傳統文化的若干形相之有意的及有組織的行動。 易言之，本土運動即為文化接觸變遷衝擊下所產生的一種重整反應；此種反應則常因接觸的屬性、不同的文化結構與特殊的處境而有各種不同的表現，而這些不同的表現乃是藉以瞭解文化歷程最重要的材料。 以伊斯蘭文化為本的穆斯林社會可說是中國大社會中的小社會，以「本土運動」的視角，研究「社會中社會」及其文化對外來文化的重整反應，自具有重要而特殊的現實意義與學術意義。 本論文乃以蘭州市為經，以當代「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為緯，以回族伊斯蘭教育（即復振運動的主要路徑與內涵）—為觀察核心，自民族學視閾來探究回族伊斯蘭教育多元變遷與發展的特色和意義，並自其展變遞演中分析回族的社會文化適應問題，並以此為視窗進而分析西北都市回族「族」、「教」邊界消長、族群意識與認同之動態變遷與內在意涵—從中釐清與詮釋當代蘭州穆斯林文化復振運動與回族伊斯蘭教育之間的互動理路與意義及其前景；也再一次梳理伊斯蘭與穆斯林民族在中國社會中的適應機制、功能與角色。 伊斯蘭教育積極尋求適應不斷變遷的社會文化場景的主要目的，往往在於促進穆斯林文化的振興，進而促進族群意識的強化、鞏固族群內部的認同，並進而促進穆斯林族群的發展。回族主導的蘭州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跨越不同性別、年齡、職業、階層與地域，帶動了當地穆斯林文化復興的熱潮，而其若與歷史上的經堂教育、新式回民教育相較，則明顯掌握了新優勢—其型式、途徑、內涵與參與者均更為多元，也擁有新條件（回族的族、教雙重身分、意識與認同）與新資源（新科技與新媒體），但卻也存在威脅與隱憂—穆斯林群體內部的衝突、官方對宗教發展的疑慮以及復振運動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等。此外，從歷史視角進一步觀察蘭州回族伊斯蘭教育的變遷，可發現其呈現「與時遷移，應『境』變化」的適應意義；歷史上與當代的蘭州穆斯林在不同歷史階段中不同「身分」的轉換與變遷（回回／回民／回族）下所開展的伊斯蘭教育均為結合了「傳統內涵」與「當代特色」的文化適應的產物。 在今日蘭州回族新時期多元化伊斯蘭教育的各個場域—伊斯蘭教經學院、新式經堂教育、伊斯蘭精銳與基層女學、各類社區阿文教育班、民族幼兒園、穆斯林民辦刊物、穆斯林網站與穆斯林圖書館等均可見伊斯蘭與穆斯林民族再一次展現文化復興、振衰起敝的適應企圖與能力，而筆者試圖釐清的不僅是穆斯林文化復振前景的走向，更重要的是，從中歸納分析「本土運動」視角下回族等穆斯林族群的文化變遷與重整動能、機制、歷程與社會文化適應機轉。

伊斯蘭世界的婦女問題在當代學術研究中佔有相當重要地位，其中一個因素乃西方的研究者不滿伊斯蘭世界對待女性的方式。自十三世紀以降，伊斯蘭世界在西方人的眼中一直是一個象徵神秘的境域，也是西方國家亟欲瞭解的地區。西方人對伊斯蘭世界探討之目的多半是希望對其進行思想與宗教文化上的侵略。穆斯林婦女蒙著面紗的景像總是不斷出現在旅行者的日記、記錄之中，而西方研究者對這些地區進行的調查亦呈現如此一般的印像，並將之視為伊斯蘭壓迫女性的例證。然而，事實是否確實如此？從其他角度觀之，伊斯蘭所欲呈現的面貌與其真實性似乎與過去西方學者所理解的面向有出入。西方思想脈絡下女性主義思想之興起與發展，或許為人類數千年來的兩性關係提供反省、思考之新方式，但是人類亦為此一思想潮流付出不少代價。性別研究的概念固然根源於西方文化的價值觀，也就是「人權」（human rights）的觀點，但是「人權」的觀點卻是人類對父權社會（Patriarchy）體制思想的一種反省。「平等」（equality）與「平權」（公平的權利，equity）並不完全相等同，女性主義者（feminists）追求的是一個「平等」的社會制度，強調的是站在相同起點的兩性觀，而伊斯蘭強調的是一種「平權」的兩性觀，主張男性與女性在此世有其各司之職務，兩性地位並不會因為此一職務性質上做作高低的區分，而導致不對等的情況出現。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兩者之間明顯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 父權體制之源起與宗教信仰、思想、實踐息息相關，人類社會並非一開始即已是完全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生活形態，考古學的證據亦告訴我們，母系社會體制之存在是無庸置疑，阿拉伯世界在伊斯蘭建立之前，半島上即有些許部族實行的是以母系（Matriarchy）氏族結構為主的社會制度。就像其他的人類社會一般，在這些母系社會中，女性的確享有較多的權利以及較少的義務。不過，此一論述的標準乃是以其與父權制度的社會情況相比較而得出的結果。當個人在檢視伊斯蘭發展史之研究著作，以及對伊斯蘭經典的研讀中發現，雖然伊斯蘭世界深受許多不同的社會結構思想之背景所影響，但是從歷史的角度觀之，伊斯蘭世界的性別議題及其發展，確實有別於西方女性主義思想之論述，兩者亦不可相提並論，或是任意地以其中一方的觀點來概括另一方的思想文化。西方女性主義者的「平等觀」與伊斯蘭世界的「平權觀」二者之間的差異性，以及古蘭經呈現的觀點似乎與現實世界中穆斯林的認知、實踐有明顯的落差等現象，均是促使個人欲對此作更深入研究的動機。本論文雖旨在闡釋穆斯林的婦女觀，但是亦希望對上述二者之間的異質性作一初步論述。 本論文第一章主要說明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本研究之限制以及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第二章則從伊斯蘭社會發展的背景著手，說明伊斯蘭建立之前的阿拉伯半島地區之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信仰型態以及兩性的社會地位、互動關係等，透過婚姻制度、財產繼承、男性與女性的活動方式等面向，闡明此一時期的社會特徵，接著探討伊斯蘭建立之後，對阿拉伯半島地區的居民所作的改變，包括伊斯蘭如何看待兩性社會地位，賦予女性相關的婚姻保障、財產繼承權利、以及廢止活埋女嬰等舊慣習俗之改革，以說明伊斯蘭對待女性的方式。第三章則以古蘭經為分析的主要對象，一方面對古蘭經中關於女性的經文詳加分析，另一方面則整理了傳統宗教學者對這些經文的解讀與詮釋，除了以此作為思想上的對比之外，更希望從這些不同學派的觀點中，瞭解古蘭經詮釋之背景以及對穆斯林生活上的影響。 第四章是以聖訓為主，首先對聖訓中關於女性之條文作一整理，並整合不同學派的分析觀點，尋求一個更為普遍合理的說明。第五章則在說明伊斯蘭現代主義思想興起的背景，在經歷中世紀的洗禮之後，伊斯蘭思想產生的重大變革，以及伊斯蘭復興所帶動的改革浪潮，不僅促使傳統的宗教學者重新思考自身的論述立場，保守主義、現代主義、伊斯蘭主義思想的興起，更是為伊斯蘭世界掀起一股更大的反省力量，保守主義者堅守伊斯蘭基本教義之信念，摒除了伊斯蘭接受現代化思想的可能性；現代主義者強調現代化之於伊斯蘭世界的重要性，甚至不惜犧牲自身的傳統文化，以配合現代化的發展進程，而伊斯蘭主義者雖然也強調伊斯蘭世界現代化的重要性，但是他們更注重伊斯蘭世界在此一現代化的過程中，應該要「伊斯蘭化」（Islamization）或是「再伊斯蘭化」（re-Islamization）。伊斯蘭主義者的理念對穆斯林而言是不難理解的，亦即，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不應當失去伊斯蘭的傳統價值與道德倫理觀，只是在實際運作的層面上，卻出現更多有待釐清的問題。在此一發展過程中，女性便成了伊斯蘭主義者訴求保存伊斯蘭傳統文化的重要角色。至此，女性議題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宗教或是文化上的討論，更加入了濃厚的政治性色彩，亦使得婦女研究更為複雜。本論文亦試圖透過對比現代主義思想與古典伊斯蘭思想的內涵，指出一存在於伊斯蘭世界中難以解決的問題，亦即有關兩性地位的爭論。古蘭經與聖訓對相同議題的詮釋並非總是一致，其間已經存在許多相互矛盾之處。此外，宗教學者對經典的詮釋又有許多不同的意見與觀點，均是促成此一問題的原因，也是本論文欲處理的重點。 / The Studies of Woman in Islam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Islamic researches since the 15th century, whatever of the Occident or the Orient world. The major theme of the former concerned about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 from every dimension of human life, such as workplace, rights to elections, and rights to education, etc. However, of the later,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 one; scholars of Islam primarily discussed not only the emancipation from some kind of limitation or discrimination but also the status and value both of male and female in the Islamic Ummah. Islam, emerged and established in the 7th century by the Prophet Muhammad, has already developed an institutional and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e world. During the one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 years, Islam has also merged many kinds of thought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into its own world. Therefore, while we start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of women in Islamic world, we have to take a look at the whole history of Islam first, then, we could hold a proper and just attitude to the woman in Islam. My thesis is concerning about the images and descriptions of Muslim Women, which were represented in the Quran, the most sacred book in Islam, and the Hadith, the sayings and behaviors of the Prophet Muhammad, recorded and edited by the Companions of the Prophet and some other religious experts after the death of Muhammad. Most important of all, I attempt to figure out what is the most initial and primordial concept of woman in Islam, and, the way how it is explained, and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concepts. In addition, I also examine several sorts of schools of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Muslim women and Islam, including the Islamic traditionists, and modernists. Meanwhile, I juxtapose these two different sides of thought of woman and Islam, and try to give a much clearer picture of this scene between what we called conflict and convergence, whatever of peacefully or militantly. Through this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 Quran, Hadith, Islamic traditionists and Islamic modernists, we could understand better the relationships of woman and Islam, or Islam and religion, or religion and woman, etc. Finally, I also try to point out the possibly real problems of woman issues encountered nowadays within the Islamic world.

馬來西亞位於東南亞南部，由西馬和東馬兩部份組成，共有十三個州和三個直轄區(布特拉再也、吉隆坡、納閩特區)組成。屬熱帶地區，雨量豐沛，宜植物生長，全國森林占總面積的75%，有「綠色王國」之美稱。面積近33. 67萬平方公里，人口26,664,000人(2006年) 馬來西亞華人總人口數為6,215,400人，佔馬來西亞總人口數23.31%，馬來人佔68.52%(包含其他土著)，印度人佔6.97%，其他佔1.2%。華人信仰伊斯蘭教，佔華人總人口數不及1%，佔馬來西亞總人口數的也只有 0.25%，人數很少，儘管如此，它還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族群。 馬來西亞官方語言為馬來語，馬來語、英語是通用語言。宗教以伊斯蘭教為國教。十六世紀初，馬來西亞先後被葡萄牙、荷蘭、英國統治，二次大戰期間淪為日本屬地。1957年馬來西亞宣告獨立，1963年馬來西亞建國成功，因為馬來人對華人始終心懷疑懼，把華人占多數的新加坡，於1965年逐出馬來西亞。如此，馬來族便成為馬來西亞境內的最大民族，其次為華族、印度族。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與宗教。其宗教信仰方面有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以及民間信仰。在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馬來西亞，不僅內部存在著民族問題，也存在著嚴重的宗教問題。 由於馬來人文化和華人文化有許多不同，甚至相對立的地方。在華人的觀念裡，誤以為伊斯蘭教等於馬來教，穆斯林等於馬來人，伊斯蘭教文化等於馬來文化。對皈依伊斯蘭教的華人，華人也有所謂「進番」的說詞，意即成為「馬來人」或「番仔」。華人皈依伊斯蘭教必須捨棄過去的宗教信仰，改變原有的生活習慣。但是皈依後的華人穆斯林，有些已經符合馬來西亞《憲法》第160條的「馬來人」的規定，甚至馬來化，但是他們仍被馬來西亞政府歸屬為「華族」。 自視甚高的華人，極為擔心會被他們輕視的馬來人所同化，並不喜歡華人信仰伊斯蘭教，甚至對皈依的華人穆斯林加以排斥。但是，皈依後的華人也必須面對許多的困難，首先在文化上和生活上立即遭遇雙重的壓力，而且還要面對社會適應的問題，以及來自國家政策的壓力。他們處在這樣的環境下，文化勢必有融合有衝撞。筆者從2001年到2008年，共七次到馬來西亞田野調查，將所蒐集的專書論著、報章、宗教機構出版品，以及對101位受訪者作深度訪談的一手資料，針對馬華穆斯林的問題，從皈依的原因，皈依後的文化變遷、社會適應的情形，以瞭解馬華穆斯林所處的，所謂五大「文明」，究竟是「文明」抑或「文化」的問題？以及是「衝撞」、「矛盾」、「融合」，或者……的問題？

伊朗自進入二十世紀遭受西方帝國的殖民後，穆斯林婦女的穿著問題一直成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討論的焦點。本文以「後殖民」理論學者Gayatri C. Spivak所認為主體與政治的關係，說明女性在歷史、文化論述之中所居「賤民」地位，實與知識暴力、文化霸權等議題相連結，從而影響女性地位的說法，試圖由伊朗在巴勒維時期過渡至伊斯蘭共和國此階段歷史（1953-1989）中對於穆斯林婦女穿著(hijab)論述，商榷或討論Spivak理論與實際上存有的差異。 巴勒維國王延續其父改革意志，並欲以「白色革命」帶領伊朗進入現代之林，利用一系列現代化計畫與執行全國的波斯化鞏固其王權。其所提出的女性政策中，為朝向「偉大文明」之國發展，要求婦女為增加建設、擺脫國家落後形象、投入公共領域而脫下hijab。 左派知識份子如Jalal Al- I Ahmad、Ali Shariati，以及宗教學者Murtaza Mutahhari等人，分別以「中西毒」概念，聖女法蒂瑪形象，以及伊斯蘭公、私領域的概念，批判時下盲目西化的人們，藉此釐清社會現象背後的帝國症狀，與有心人士摧毀伊斯蘭的詭計，他們共同指出復興伊朗的唯一途徑即在於伊斯蘭。 經過其他知識份子的理念鋪陳，何梅尼所建構的「伊斯蘭政府」，其重心在於神聖的律法與合法的統治者，配合精神聖戰的呼籲，扭轉什葉派傳統權威者限制，將治國權威交付通曉伊斯蘭法、且具正義感的教法學者。順利推翻巴勒維政權、確立其個人無可取代領導地位的何梅尼所認定婦女於該理想國度的職責、行為舉止，皆必須與伊斯蘭共和國對於虔信、道德等訴求互為表裡。 本文以殖民者與賤民史家對於女性的論述個別分析，並以何梅尼所建構的「教法學者權威」(wilayat al- faqih)作為「女性賤民可否發言？」此提問的重點，探視伊朗革命的發生，與女性參與此中所指涉的意涵。在後殖民研究的脈絡裡，由宗教角度的分析，能更清晰地描繪出在帝國主義與傳統父權勢力雙方交織下的個別論述，使婦女之聲顯得微弱的現實。 / The attire of Islamic women has been the point of concern for the colonist and the colonized since Iran has been colonized by Western Imperialism. Departing from the Postcolonial theorist Gayatri C. Spivak’s concer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politics, this thesis intends to explicate that the issue of women as the subaltern 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courses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epistemic violence and cultural hegemony and this has greatly affected the status of women in Iran. I will then go to the discourses of Muslim women’s attire, hijab, from transitional Pahlavi regime to the Islamic Republic（1953-1989）to discuss Spivak’s theory and the actual condition. Mohammed Riza Pahlavi, King of Pahlavi regime, followed in his father’s footprints and led the White Revolution to modernize Iran. To consolidate his power, Pahlavi employed a series of modernization programs and carried out persianization. In terms of his policies toward women, he wanted women to take off their hijab and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so that they can help establish the State of Great Civilization. Leftists such as Jalal Al- I Ahmad, Ali Shariati and the ulama Murtaza Mutahhari applied the concept of occidentosis, the image of Saint Fatima,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in Islam to critique people’s blind westernization. They intended to uncover the Imperialist symptoms behind social phenomena and pro-westernizers’ schemes to destroy Islam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only way to revive Iran lies in Islam. Through the theories the various intellectuals proposed, the Islamic government propounded by Khomeini focuses on Divine Laws and legal rulers and through appeals to the spiritual jihad, he maintains that the power should be consigned to the al-faqih (jurist) who has not only excellent knowledge of Islamic law but also a sense of justice. After overthrowing the Pahlavi regime and establishing himself as political authority, Khomeini holds that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the duty a woman needs to fulfill is to act according to what this ideal state requires: to be moral as well as pious. In this thesis, I will analyze respectively discourses on women from colonists and subaltern studies theorists and concentrate on Khomeini’s wilayat al- faqih (the governance of the jurist)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Can the Female Subaltern Speak? Therefore, we can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eruption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a religious perspective can help us see even more clearly that women can hardly speak for themselves between Imperialism and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powers.

本論文從跨國穆斯林教育改革運動與宗教文化對話之角度，研究社會衝突及其可能的解決之道。無論是西方社會，抑或東方社會，都存在著社會衝突及社會缺乏凝聚力等現象，此等現象現在成為公共辯論的核心議題。近年來，這些議題也被認為與穆斯林及其宗教活動相關。面對這類指控與社會問題，伊斯蘭世界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做出回應。深受土耳其穆斯林思想家法圖拉‧菊稜(M. Fethullah Gülen)之思想及教誨而啟發，發展出的Hizmet全球公民社會運動，即提出了解決前述問題的實務做法，此係本論文內容所研究之主題。 在多元化的社會中，有各種不同的溝通架構與方法可解決衝突。Hizmet運動提倡在不同種族與信仰的環境之間建立新的教育體系與對話管道，並藉此邁向全球和平。Hizmet運動認為，唯有透過教育與對話，不同的社會群體間才有可能發展及維繫其社會的凝聚力，並能由此修補曾引發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分裂的社會分歧。 本論文探討了在哈薩克的Hizmet運動，呈現出在哈薩克國家發展的進程中，一小群Hizmet運動的追隨者是如何成功地為國家的發展帶來和諧。並特別研究在後殖民時代的哈薩克，Hizmet運動所設立之學校對教育改革與社會轉型方面所造成的影響。研究顯示，Hizmet運動不僅參與了哈薩克的國家教育計畫，也間接促進了土耳其人與哈薩克人之間的相互了解。土耳其人與當地的哈薩克人，為建立和平共存與文明交集這些目標而共同努力，而在攜手合作的過程中，他們也能更加認識彼此。 本論文有助於對伊斯蘭在中亞突厥語係國家發展之研究，尤其針對自前蘇聯獨立出來之突厥語係國家的改革議題有所助益。除此之外，本論文探討了與教育改革及宗教文化對話之關係，在研究如Hizmet運動般之跨國伊斯蘭運動的同時，也為跨國伊斯蘭運動之研究拓展了新的研究面向。 / The thesis researches on social conflicts and suggests the possible sol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lim transnational movement through educational reform and religio-cultural dialogue.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conflicts and the lack of social cohesion are the core themes of many public debates in both Western and Eastern societies. In recent years these issues have often been linked to Muslim communities and their religious activities. The Islamic response to these allegations and social problems is in various ways. Nevertheless this study concerns the solutions proposed and practiced by the Hizmet Movement, a global civil society inspired by the teachings of Fethullah Gülen, a great contemporary Turkish Muslim thinker. In the pluralistic societies there are different communicational structures and ways of resolution to conflicts. The Hizmet Movement proposes that new education system and dialogues between different races and faiths can establish the bridge to attain global peace, and it suggests only through education and dialogue different societies or communities will maintain social cohesion and mend the social cleavages that divide Muslims and non-Muslims.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Hizmet Movement in Kazakhstan. It reflects how a small group of Hizmet followers successfully bring harmony into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Kazakhstan. It especially investigates the role and impact of Hizmet schools in educational reform and social transmutation of Kazakhstan in the post-colonial period. It also endeavors to show that Hizmet Movement is not only engaged in Kazakhstan n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s, but also indirectly fosters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urkish people and the local Kazakhs in order to work together towards a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 The thesi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Islam in Central Asia’s Turkic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reformation after their independence from the former Soviet-Union. Besides, it brings out a new research dimension of Transnational Islamic movement such as the Hizmet, in the aspect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religio-cultural dialogues.

中國西北甘寧青一帶是穆斯林在中國內地較為集中之處，該地區穆斯林因宗教生活之殊異而裂解為數個派別，這些並存的派別分別是：7世紀伊斯蘭進入中國以來歷經千餘年在地化而形成的「格底木」、17世紀末蘇非教團由西亞阿拉伯世界帶入中國的各個「門宦」、19世紀末受到伊斯蘭中土宗教復興運動影響而產生的「伊赫瓦尼」、20世紀30年代從伊赫瓦尼分支而出的「賽萊非耶」、以及20世紀初中國穆斯林創建的「西道堂」。穆斯林社會的脈動與宗教派別的運作與互動牽連甚深，筆者在歷經三年的參與觀察與分析研究之後，將西北穆斯林地區分陳並列的各個派別定名為中國伊斯蘭教的「宗派」。這些宗派各擁信眾，彼此關係微妙，形塑出中國西北穆斯林的宗教多元樣貌。 臨夏回族自治州古稱「河州」，因其穆斯林人口眾多且集中、宗教氣息濃厚，又是引領中國伊斯蘭思潮的重鎮，而享有「中國的小麥加」之美名。本論文以臨夏為主要核心進行穆斯林宗派多元現象研究，論述範圍涵蓋宗派多元化形成之歷史縱深以及伊斯蘭傳播途徑與在地化歷程，當代的現象觀察與分析則以臨夏為主要田野場域，透過民族學研究方法將歷史與當代現象交織的中國穆斯林宗派多元議題完整呈現，並提出該議題的研究定位與建構當代西北穆斯林社會的觀察視野及宗派多元之研究模式。 / The Northwestern China, including Kansu, Ningxia and Qinhai, is the region with rather heavy concentration of Chinese Muslims inhabitation. In this region, because of the varying religious practices, Muslims are segmented into several concurrent denominations, namely, the Qadim, which was developed through the localization ove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since the Islam was first preached in China in the 7th Century, the Menhuan, which was brought about by the Sufi Orders in the late 17th Century from west Arabic world, the Ikhwani, which was developed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the Islamic heart land revivalism during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Salafiyya, which was branched out from the Ikhwani in the 30th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Sidaotang, which was built up by Chinese Muslim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momentum of the Muslim Society is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the operations and interactions of these denominations. After having spent three years in intensive observations and analyses, the author has come to term these various segments of the Muslim Society as “Denominations”. Each of these denominations has its own follower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enominations are delicate. All of these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religious pluralism in the Northwestern Chinese Muslims. The Linxia Hui Autonomous Prefecture was formerly called “River State” (Ho Chou). It is renowned for the populous Muslims, rich of religious aura, and being a place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pioneering the Islamic thoughts in China. As a result, Linxia is reputed as the “Miniature of Mecca in China”. This study took Linxia as a focal point to explore the issues of multi-denomination of Muslims. Field studies were conducted in Linxia to observe and analyze current phenomena of Muslim Society.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trace back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denominations, to investigate the dissemination route and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Islam in China, and to apply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ethnology to present comprehensively the multi-denomination issues arising from interweaving history with current phenomena. This study proposed a research position for these issues and construct an observation eyeshot of the modern Muslim Society in the Northwestern China and a research model for the multi-denomination of Muslims.

本篇論文是以中國大陸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的州治所在臨夏市為主要的田調場域，研究對象是臨夏市穆斯林社群的婦女們，研究切入的時間點正值西部大開發帶動臨夏社會經濟現代化的契機，此地的穆斯林因應此變化被迫必要調整其傳統倫理規範對婦女們的制約，讓婦女走出家庭、甚至走出河州，解放其勞動力，隨其知識獨立經濟獨立後，藉此良機提升地位，並對社會做更大的貢獻。 臨夏市的穆斯林社群是傳統華夏社會的縮影，惟因位處邊緣加上歷史因素，其社群相對封閉而變化較緩，婦女地位低下仍是目前社群內部普遍存在的問題。搭乘大開發的列車，為呈現穆斯林女性地位已出現或可能有的變化，在章節的安排上，第一章、第二章針對回回婦女集體歷史記錄的失落，企圖利用有限的文獻材料，重構此邊緣族群婦女的歷史圖像，順勢彰顯華夏社會“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根深柢固的傳統與臨夏穆斯林社群的婦女地位問題相對應的關係，特別是在複合文化交疊、異例突出的邊緣地帶；為釐清外界對伊斯蘭教與回回社群的誤解，特別在第三章釐清這個複合規範的內涵，分從儒家的道德綱常、伊斯蘭的倫理觀與西北特殊的風俗民情三部分論述，時至今日臨夏穆斯林婦女所承受的規範制約，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調整或必要革新，或許在地的穆斯林也並不是那麼清楚所謂的傳統，究竟是舊封建社會的遺緒，抑或是伊斯蘭教教義、教法使然，不願人云亦云、積非成是地全歸咎於伊斯蘭的宗教特性，對照歷史軌跡尋繹，從理性認知解放臨夏穆斯林婦女，自覺、自尊方能由此建立。 筆者如此關注臨夏穆斯林婦女地位的問題，乃因在臨夏調研時的實際觀察，仍見臨夏穆斯林社群婦女很傳統的生活面向，故在第四章介紹傳統規約下的婦女生活，從婦女的婚姻、家庭生活、勞務分工與宗教規箴對女學的影響等方面提供一些民族誌的觀察。由於社會調查有其普遍採樣的困難和限制，加上臨夏正處在社會經濟變遷的過渡階段，多元、多樣正是此階段的特色，故選擇口訪對象盡可能是在一定的社會高度，有較廣泛見聞以及能理性陳述的對象，不乏公部門幹部、老師、醫師和律師，藉之強化此民族誌觀察的可信度與說服力。 本篇論文的第五章則談論臨夏經濟發展人力需求的趨勢，而穆斯林婦女所須具備的競爭條件，而從臨夏婦女接受義務教育的現實問題、宗教女學蓬勃發展的利弊以及婦女法律認知、制度配套與人為因素致使婦女權利在實踐上出現相當的落差，於田調實察所得數據和資料來說明社群內部有待改變、革新之處。現代化的潮流和進程難以阻擋，臨夏市在現代化社會的轉型過程，舊價值與新發展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性無可避免，婦女地位提升已成為社會整體進步的關鍵，也漸成為穆斯林社群的共識；包括臨夏面對都市化的衝擊，伊斯蘭Jamaat內部可能面臨的文化危機，保守的宗教體制內是否應該與時俱進地賦予女學新定位、新任務，促使婦女在族教邊界的維繫上發揮固基的力量，故在第六章仍以民族誌的觀察為主，介紹臨夏部分穆斯林女性在宗教、學術、經濟與政治等領域不凡的表現，她們衝破既有族教藩籬與限制，力爭上游，成為在地穆斯林婦女效法的標竿。總之，改善不利於穆斯林婦女發展的負向指標，提升她們的地位，在推動臨夏社會經濟進步極具現實價值，是本論文的研究旨趣所在。 任何社群只要存在兩性的差異，婦女學與兩性研究就有存在下去的理由。過往少數民族婦女議題歸屬學術研究的邊陲，本篇論文就學術價值而言，其貢獻有二：一則，為社會科學研究婦女民族誌開闢了新領域，強化女性文化的基礎；二則，選擇邊緣穆斯林族群的婦女議題，除了釐清對伊斯蘭教在中國西北世俗化過程的許多誤解，也使穆斯林婦女在現代婦女史與婦女民族誌中不再留白，或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