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強調以國家中心論的觀點 並從新國家主義的研究途徑 分析臺灣地區國家與勞工之間關係 運用該新國家主義的兩個概念 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 以之比較臺灣地區不同勞工政策在自主性及能力之高低演變本論文參考諾丁傑的國家自主性類型觀點 並約化為兩個重點 一國家偏好如何強化進而取代社會導向 導向公共政策 二當前述兩者偏好不一致時 國家如何轉化社會偏好?透過國家與勞工團體對事業單位關場歇業政策及引進外勞政策兩項勞工政策偏好做論證以取得國家自主性程度評估 並進而與國家能力做關連性比較 是否國家自主性高低與國家能力強弱有必然關係 而最主要不同於以往研究論點 在不能忽略國家中心論者的論點亦即必須觀察國家在政策上的自主性 以及其執行政策的能力 避免僅以社會中心論的單面向研究途徑 而獲致對研究議題更正確及深刻的了解

成立區域經濟聯盟除因政治因素之需要外，主要係因會員國可藉由經濟統合，消除彼此間貿易及競爭之障礙，而獲致經濟利益。經濟聯盟會員國間稅制之差異及差別課稅待遇亦會形咸貿易及競爭之障礙，因此有加以調和之必要。一般之經濟聯盟由於統合程度較低，僅有將關稅等間接稅加以調和，而歐洲共同體因致力於建立一個無內部邊界之單一市場，確保貨物、人員、勞務及資本之自由移動，其統合程度較高，故對直接稅亦加以調和。其調和直接稅之立論根據及處理情形，頗值其他區域經濟聯盟之參考，為本文之研究重點。 　　本文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則先就經濟統合之型式及利益加以介紹，為獲致這些利益，租稅所形成之障礙有必要加以消除。其次，對調和租稅之一般理論，按租稅調和之性質、方法、原則及動態等面加以說明。最後分析直接稅各別稅目之調和理論。在公司所得稅方面，分析不同之課稅主權主義對國際間效率面之影響，及其租稅調和之效果。在個人所得稅方面，資本所得課稅之效果與公司所得稅相同，勤勞所得部分，為兔租稅影響人民工作地點之選擇，各國之薪工稅應予一致，並採屬人主義課稅。不論就公司稅或個人稅，屬人主義在效率面之效果均優於屬地主義，惟因人民之國外所得不易掌握課稅，及聯盟內人員之跨國流動性提高，屬人主義下仍有其缺點，而有必要進行租稅調和。至於其他之直接稅，因多係對不動產加以課稅，稅基較不具流動性，扭曲效果較小，故其調和較不具迫切性。 　　歐體之直接稅應否調和，在其會員國問一直存在爭議，主要係因在經濟面，直接稅差異之扭曲效果及福利成本不易估計，故不易說服會員國採行調和法案。另在法律面，調和直接稅之法律依據亦不若間接稅明確。本文第三章就歐體公司稅之扭曲情形及共同體法之規定加以討論，以瞭解歐體調和直接稅之立論根據，並介紹直接稅調和之主要演進情形。 　　第四章則就歐體實務面調和直接稅之法案加以介紹，包括已獲採行及提案中之法案，分為與公司有關之直接稅調和、所得稅之稽徵業務、個人所得稅及其他直接稅、相關改革等四個部分加以說明。 　　第五章就歐體直接稅調和之現況加以評估，討論未來以租稅條約取代調和指令之可行性，及歐體會員國租稅條約應有之政策。因租稅條約尚無法完全取代調和指令，歐體直接稅採指令加以調和仍有必要。由於歐體直接稅調和尚在發展當中，其未來進一步調和的空間仍大。惟直接稅調和受歐體其他方面未來統合進展之影響頗大，故就其未來受經濟面、政治面、法律面、理論面影響之因素加以分析。並介紹歐體未來調和直接稅之計劃，以對直接稅調和有有一整體性之瞭解。 　　最後於第六章對本文做一結論，並就我國稅法之規定、對我國公司之影響及對國際組織之態度等方面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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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政策是屬於社會保險，早期在推行健保時決策模式是傾向國家主義，然而隨著民主化時代的來臨，人民權利意識抬頭，各種利害關係團體相應而生，因此民主治理變成重要的課題。在重要政策參與中各個利害關係人皆希望能夠被納入決策。我國目前健保政策體制內的參與管道最主要為費用協定委員會及監理委員會，主要監督及決定健保預算分配，這兩會在2013年整併為健保會。不論整併前後，委員會基本上是以統合主義的精神運作，邀進行決議，最大的優點在於能夠藉由與多方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溝通，凝聚社會共識。然而哪些團體能夠代表參與政府制定決策的過程，參與的代表能否充分表達團體的意見？因此代表性正是統合主義中最具爭議的，故如何找出遴選團體的標準是刻不容緩的。 　　本文嘗試以社會統合主義的觀點，套用在健保會運作上。然而社會統合主義要運作的良好，基本上必須要在水平及垂直方面的機制建構完善，垂直層面必須要各級組織匯集各級團體的意見，並由代表進入水平的平臺進行協商；而在水平溝通平臺上也需要各方代表皆能有平等及有效的決策。本文最主要了解的是垂直面的整合情形，亦即這些被派入健保會的政策利害關係團體代表是否有充分的被賦權，在會中討論的結果能否充分落實，因此要衡量團體內部本身的治理。本文欲透過專家座談建構組織內部運作的指標，建構指標測量健保會內部實際運作情況，對於好的健保會參與組織建構初探性的評估。希望未來能夠作為健保會遴選組織進入委員會的參考依據。 /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 policy is a part of social insurance in Taiwa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program, the pattern of decision-making tended to be based on a Statist model, but as Taiwan democratizes, citizens and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ware of their rights. Therefore,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policy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as stakeholder groups all hope to be included in the NHI’s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n Taiwan, the two main participation channels within the system are the Medical Expenditure Negotiation Committee and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 The main missions of these two committees are to control health care costs and to allocate medical resources. In 2013, these two committees were merged to form a singl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ommittee. Whichever their merger status is, the committees basically functio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Corporatism, whereby peak-level organizations are invited to take part of the committee’s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The biggest advantage of the merger is that the committee would be able to achieve social cohe-sion and consensus through its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various policy stakeholder groups. But the problem with this arrangement is the following: Which group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Can the representatives fully express the views of their respective groups inside the committee? 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representation i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 in Corporatist theory, and it is imperative to develop the proper criteria by which major interest or corporatist groups are selecte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observe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ommitt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rporatism. For social corporatism to function well in society, basically both it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mechanisms have to work perfectly. Vertically, groups must be able to amass and integrate the views of their sub-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horizontally, the group’s representatives must all have equal capacity to make effective decision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understanding the ver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corporatism, which means ask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Can/do the representatives fully and adequately represent their group? And whether the outcomes discussed at the committee meetings are fully implemented?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it is thereby necessary to measure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of the groups themselves.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various internal operating indicators developed through experts’ panel discussions, with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determining good committee participation measures. It is hop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internal governance indicators will serve as the criteria by which future corporatist groups or stakeholder organizations are selected into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ommittee

所謂工會，係一種由勞動者為勞動條件之維持與改善，以及經濟地位向上之目的，依民主原則所組織的永久性團體。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工會必須發揮組織的功能，並依賴其成員來執行組織的各種事務。不過，由於我國多數工會是以廠場為主要的組織範圍，在保有勞雇關係方得成為廠場工會會員的條件下，當工會需要於正常工作時間來運作時，即需要讓工會會員於工作時間內請假來執行會務，或者由工會自行聘僱專職會務人員來處理會務。然而，我國尚有中小企業林立的特殊環境，故廠場工會多不具規模，且經費嚴重不足，難以聘僱專職會務人員來處理會務。也因此，我國工會組織需要特別的制度來保障其存續與發展，而所謂的會務假制度，正是用來協助工會組織達到前述目的之工具，特別是對以廠場工會為主要組織範圍的我國而言，更為重要。目前我國的會務假制度，規定在工會法第36條中，其規範內涵為，工會有於工作時間內執行會務的需求時，由工會與雇主約定相關事宜，並由工會的代表作為執行者，於工作時間內向雇主請假執行工會事務。而我國現階段的會務假，多以「公假」的形式為主要模式，且實務上會務假制度確實廣為我國工會組織所用，甚至發展出所謂的「全日駐會」模式。 然而，會務假制度雖對於工會組織的存續與發展有所幫助，我國以「公假」為主的執行方式卻會讓會務假制度產生侵害工會自主性的疑慮。蓋因會務假到底係基於何種立法政策或理由，讓本質上與工會對立之資方，必須依法給付工會幹部在工作期間內辦理工會事務與從事工會活動之薪資，不無疑義。尤其當勞資關係進入緊張時期，因會務假終究必須向雇主申請，此時的該制度的主導權即容易掌握於資方手中，並藉此介入工會的內部事務，動搖工會的自主性。故本研究的核心，在於探討會務假這種看似方便，卻在論理基礎上存有瑕疵的制度，所可能衍生的各種問題，以及尋求解決之道。 因此，本文先從會務假的起源，以及司法、裁決、行政機關發展出的實務見解進行研究，抓出會務假制度的主要核心問題。再從工會活動權的本質進入討論，並認為會務假制度應作為工會活動權之一部分而受到保護。其後，針對會務假的執行形式進行檢討，並釐清工會活動權利與雇主經營管理權利的界限。最後，以外國法制與經驗為借鏡，並輔以實務訪查我國會務假的執行概況，點出現行制度下我國制度得以改善的空間，並指出我國會務假法制未來得以進行修正的方向，來確保工會組織的自主性。故本文結合我國法制，外國法制與經驗，以及實務面作的訪查結果綜合分析後，最後分別從我國法制層面與工會經營策略層面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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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討論地方黨政機構對當地社會組織的治理動機及治理行為，以「統合主義」結合「國家能力」作為理論工具，觀察中國現階段地方黨政機構與社會組織互動的實質情況。本文認為，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目前處於國家統合主義的大架構下，地方黨政機構及官員在對經濟性中介組織進行治理時，其主要理性來自於「幹部責任制」 ，官員為確保自身政治前途，而會極力設法達到上級政府訂定的經濟指標──如「經濟增長」及「財政收入」──因而會產生「增強治理能力」和「延伸治理邊界」兩種動機，對合乎其要求的社會組織進行選擇性的治理行動，即「組織改造」或「組織創造」。文本同時提出，在地方層級，「黨」與「政府」的角色有所分化，地方政府會基於「增強治理能力」的動機，選擇是否創造一個社會組織；而地方黨組織則會基於「延伸治理邊界」的動機，決定是否將已存在的社會組織納入管制範圍，其前者是經濟性的動機，而後者則是政治性的動機，二者分別決定了政府部門與黨組織的行動方式。至於受到選擇的社會組織，因處於國家統合主義的制度環境下，通常會與政府合作作為交換利益的方式，而雙方互動的方式則是以社會資本為媒介進行的組織資源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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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理学) / 甲第22296号 / 理博第4610号 / 新制||理||1661(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理学研究科生物科学専攻 / (主査)教授 中村 克樹, 教授 高田 昌彦, 教授 濱田 穣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F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