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之問題意識在於觀察台灣的總統選舉，是否如西方已發展國家，產生投票中的「性別差距」現象，以及台灣在地性別差距現象之樣貌為何。本研究採用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進行之民意調查資料，以次級調查資料分析法為主，進行台灣1996年、2000年與2004年三次總統選舉之性別差距研究。 本研究所探討的面向主要包含政黨屬性、投票取向、人口背景變項三者與性別差距間的關係。其中以政黨屬性的分佈與演變來觀察台灣投票中性別差距之樣貌；而投票取向的部分則由選民之政黨認同、議題偏好、候選人取向及關係取向等四大取向，分析台灣選民在些投票取向上是否有性別差距現象；人口變項的分析則得以觀察教育程度、個人背景、社經地位、媒介使用程度與性別差距的關係，以及這十年間台灣男女在社經程度上的距離是否有所變化。 在研究發現上，以性別差距公式計算發現，台灣2004年的總統選舉首度出現女性較男性支持泛綠陣營的性別差距現象，先前兩次選舉則無。在人口變項上，男女在「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業有無」、「個人收入高低」與「媒介使用」等變項上皆有顯著的性別差距，顯示台灣社會中男女在社經地位上仍有出入；而女性無論在「媒介使用頻次」或「媒介注意程度」，其平均分數都低於男性且有顯著的性別差距。投票取向的部分，本研究亦發現「政黨認同」變項確實會影響台灣選民的投票抉擇；對「議題立場」及「議題偏好」的分析也發現存有性別差距現象，例如在統獨立場上，女性贊成保持現狀的比例皆遠高於男性，甚至逐年增加。在「候選人取向」上亦有明顯的性別差距。另外，分析台灣投票行為研究中特殊的「關係取向」，發現女性選民特別重視「私人關係」的政治意見，男性選民則明顯重視「社會關係」與「政黨關係」。而男女在「投票自主性」也有差距，這樣的性別差距並不因女性選民高教育程度與就業的比例增長而縮減，但「自己決定」投票抉擇的女性已佔大多數。 由本研究的結果得以瞭解，如同西方蓬勃的性別差距研究，台灣男性與女性在政治意見與態度的不同面向上確實存有差距，也有不同於西方之樣貌。希望經由本研究對台灣三次總統選舉中性別差距現象之探討與發現，能做為後續更精確探討性別差距樣貌與所在之研究的出發點。 關鍵詞：性別差距、政黨屬性、投票取向、媒介使用、總統選舉

  本研究在研究期間正好適逢2004年總統大選，藉此選舉，以民意調查瞭解當人們使用錯誤資訊時，很容易產生誤知意見氣候的情形，形成不同的感知意見形式，例如多數無知和看鏡效果等。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希望再次探究沈默螺旋是否在選舉議題上發酵。   研究者選取「總統選舉的投票取向」、「選民對前總統李登輝的喜好程度」、「是否贊成320廢票運動」以及「是否贊成320公投和大選一起舉辦」四項議題作為初探民意資訊性和規範性影響的觀察議題。 Price & Oshagan(1995)從社會心理學觀點指出，感知意見氣候對人們有兩種功能：規範性(normative)和資訊性(informational)功能。 從社會總體層次來說，Price & Oshagan(1995)和Noelle-Neumann認為民意具有整合規範功能，因為害怕孤立或者想得到社會認可的肯定，人會不斷感知意見和瞭解主流意見為何，以確定自己符合主流價值。如果認為自己的意見和主流意見不同，會趨於沈默，反之則樂於發言，這種現象後來稱為沈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此為民意規範效果。 然而Price & Oshagan(1995)強調，並不是每項議題都有清楚的主流意見，特別在團體對於何謂主流意見的紛歧情形下，對民意的不確定程度，使得民意的資訊功能發揮作用。為了瞭解當前的混亂的意見趨勢，人會藉著不斷溝通和蒐集資訊，以瞭解社會環境和感知他人意見，作為形成自己意見的參考，此稱為民意的資訊性功能，像是多數無知、看鏡效果，。 本文藉著分析分析在「總統選舉的投票取向」、「選民對前總統李登輝的喜好程度」、「是否贊成320廢票運動」以及「是否贊成320公投和大選一起舉辦」四項議題的瞭解民意規範性和資訊性效果，如何在這些議題中運作。 研究發現選民看鏡效果、教育程度高低會影響選民對於議題的意見，此外，選民的意見強度、對議題關心程度、年齡都會影響其意見表達意願，並部分支持沈默螺旋假設。

本文在整理文獻研究之後，將1.候選人角色；2.大選時間因素；3.廣告類型與廣告表現三者做為切入研究問題的起始點，並據之發展相關研究假設與應用之統計方法。另外，研究方法則採用內容分析法，以了解負面競選廣告的使用情形和趨勢，文中並依相關統計方法與規則進行前測檢定與分析，務求符合客觀一致之精神。 本文研究結果發現與建議如下： 1．候選人角色(現任者/挑戰者)並非完全有效衡量或測定負面競選廣告的參考指標，「三里不同風、五里不同俗」，美國的政治生態、選舉制度和廣告文化與台灣本地情形都有一定程度的差異，而且台灣總統選舉並不存在候選人角色的基本假定，本文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將「民調」結果納入考量，民調可能才是候選人與其幕僚決定負面競選廣告基調的來源，但此點須由後續研究加以證實。 2．大選時期是了解負面競選廣告表現的重要的指標，研究發現愈接近大選中後期，廣告量就會愈接近高峰，另外情感式廣告也更傾向於在大選中後期中現身，顯現在大選情勢緊繃之下，負面競選廣告的任務主要是鼓動選民的涉入感與情緒熱潮，而非學者希冀的冷靜比較或攸關公共政策辯論的廣告。 3．某些負面競選廣告的概念在未經嚴格驗證的情形之下，已經有了誤用之虞，本文研究發現某些「理所當然」的廣告表現反而出現逆轉式結局，本文建議未來應將負面競選廣告的概念細緻化，例如「廣告類型」「廣告內容主題」「訴求類型」應將三者予以區分，當可對負面競選廣告得到更為全面的了解。 負面競選廣告的研究潛力十足，但環顧文獻後可以學者們努力於各自的研究結果，卻鮮少激盪出研究共識，雖然Johnson-Cartee和Copeland兩人大力倡導負面競選廣告的初步分類，但不時還是發現某些學者以各自定義、各據山頭的方式研究負面競選廣告，本文建議將來研究可試圖建立統合性、整合式、系統式的負面競選廣告概念。

本論文是以1996年俄羅斯總統選舉為分析主體，並從葉爾欽政府現狀、媒體經營者的利益、媒體本身的作為和俄羅斯選民的態度等四個面向來探討俄羅斯媒體自由化的轉變。按此，本論文共分成五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同時整理分析相關文獻。1996年總統選舉是俄羅斯媒體參與最深的一次選舉活動，媒體大亨為了保障自身利益，紛紛透過傳播媒體製造輿論，協助葉爾欽步上連任之路。由於，此時的俄羅斯選民，同時被民主制度的自由和共產主義的穩定所吸引。因此，媒體傾力幫助葉爾欽重新灌輸民眾--這次的總統選舉不是在選候選人，而是在選擇兩個根本不同的體系和生活型態。第二章首先對蘇聯時期和俄羅斯聯邦的媒體生態作一概論性介紹，並且深入探討媒體自由化、市場化和集團化對整個媒體產業和俄羅斯民眾的影響。第三章開始介紹1996年總統選舉各個候選人的背景、民調支持率和選舉結果。第四章則針對俄羅斯聯邦法律有關媒體在選舉活動中的規範，以及各個總統候選人與電視媒體的合作關係，分析媒體影響選舉過程和結果的操作手法。第五章為結論，透過1996年的總統選舉個案與媒體運作模式的分析，揭示俄羅斯媒體自公開性之後的媒體自由化現象。透過選舉的合法過程和媒體的幫助，導致俄羅斯政治家和金融寡頭們更加忽視人民的利益和態度，相信選舉結果關鍵不在於民衆的態度，而在於誰的資金雄厚，誰對媒體控制得更緊。電視螢幕沒有呈現人民的需要與聲音，公民意見無法體現，反倒成為政治人物與媒體寡頭意見集中體現與爭執的地方。這些紛爭導致政府績效不佳，社會問題加劇，媒體自由化程度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