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自覺觀念」已成為後人理解六朝文學的重要基石，它代表著前人進行探索六朝文學的真實腳印，有其真歷史、真感情不容抹殺。正因為其獨特性與重要性，因而本論文希望透過此觀念的檢視與爬梳，更進一步了解六朝文學。用意不在推翻此觀念對於六朝文學研究的功能與價值，而是希望對於這長久以來用於中國文學史、六朝文學史中描述六朝文學之重要觀念，提供更具可信的檢驗過程與推理說明；同時，更在六朝文學研究成果層出遞嬗之餘，本文也期待能鬆動對於六朝文學此一主體的「既定認知」——自覺，為後來的研究者開啟另種構築六朝文學理解的窗口。 本論文題為「六朝文學自覺觀念研究」，是以「觀念」為主的研究，但其終極目標並不止於觀念上的探討，更希望透過對「文學自覺觀念」的深入了解，檢驗其影響力，最後能有助於研究者深化其「六朝文學研究」。眾所周知，在探討知識的途中，為了討論時便於順利達到某種「共識」，或者教育後輩時得到一種籠統的印象，以及在著書立說方面，獲得「通貫的條理」以順理成章地申述下來，我們總免不了對於文學史、思想史等範圍龐大、線索零散的研究對象，以特定「觀念」（即某種「統一的眼光」）加以聯綴這眾多紛繁的材料。在此過程中，「觀念」所扮演的角色，若打個比方來說，就像是人們為了接近真相、著書立說途中，而設立出來的一個又一個的「驛站」。 不過，「觀念」固然可以階段性、暫時性地幫助人們在理解事物上發揮一定的效果，但是，誠如驛站絕非是足供長久休憩的處所，頂多只能提供短時間的歇息，觀念也只是研究中的暫時總結與凝聚，如果停靠久了，依賴久了，有時不知不覺誤將「驛站」當「終點」，到最後很可能遺失了「向前探索的動力」與「冒險般好奇的眼光」。又，假設我們認可研究的本質即是「永無止盡的探索」和「重新挖掘未知的意義」，那麼，我們無論如何絕不能義無反顧地習於一種「定於一尊」的成見，更無法人云亦云地重覆著熟悉的論調。 所以，本論文以探討「文學自覺觀念」為基石，是看到了「文學自覺觀念」目前已經成為「研究六朝文學之重要預設」，但是，可惜此一預設長久以來，一直都被理所當然地看作「六朝文學的本質」、「六朝文學的文學史實」，而並不被視為一種「人為的觀念」，此一落差為研究六朝文學造成了莫大的、根深蒂固的影響，且此一影響的鉅大，尚未見到有人將之清楚明白的揭露出來。 因此，有鑑於「文學自覺觀念」在六朝文學、中國文學史上隱而不見的主導權，本論文於各章脈絡當中，一直將此觀念的獨立化，視為最重要的課題，並透過論述此觀念的形成與運用等，期望能使大家正視將「文學自覺」視為觀念的重要性，並繼而能將此觀念從六朝文學的認識中獨立出來。 如果說我們已經確認了「文學自覺」乃是一種「人為的觀念」，而並不一定為純粹客觀之「文學史實」，也就是說，即便「文學自覺」是確有其事，然而「文學自覺」的提出，在本質上而言，仍是文學研究領域中的「觀念預設」；又或者說我們在聽慣了「文學自覺」口號式的發抒之後，發現它只是指出漢魏之際文學的某個面向或特徵，而非全貌，且察覺這時期的文學種種現象其實未必都與「自覺」的呼應相合。 那麼，不難想像的是，借助觀念來了解事物必然有其侷限，有其不足之處，因此我們不能使用此觀念卻對這些毫無知悉，就像我們發現了「文學自覺觀念」的大量引用，已經使得大家對它與「六朝文學」兩者之間的認識，達到水乳交融，你我不分的狀態，這種融合固然可見此觀念對於六朝文學研究上取得領導式的獨特地位；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這也是值得警惕、留意的現象。 因此，當我們對於觀念的了解越深入，才越能夠有一種方法和態度上的自覺。要說明的是，本論文固然以探討「文學自覺觀念」為主，但是其目的絕不是為了「抹煞」或「解構」了「文學自覺」這個在六朝文學史上有里程碑意義的觀念，因為，一個觀念既然行之久遠，且為大家所廣泛接受，並運用甚廣，其本身必然存在著不斐的價值，及揭示出某種程度的真理。同時，真要說「解構」的話，「解構」也是為了更深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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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初發生了許多重大的金融弊案，除了美國政府修訂沙賓法案來設立防範制度與監督商業行為之外，產業、政府、學者也都開始探討現今普遍的商業思維是否需要改變。其中，影響商業思維甚深的資本主義也被從多個角度重新檢視。此研究採用文獻分析與個案分析，透過自覺資本主義的框架來檢視個案企業的組織特性與經營精神。自覺資本主義是一種具備研究基礎的綜合性商業思維，企業除了創造經濟、社會、環境價值之外，還必須致力於替多方創造人文精神價值。目前尚未有為自覺企業量身打造的評量機構，但是可以透過參考許多不同的評量機構，以不同的評量指標衡量企業的結果，來產生一個綜合評比，藉此發現有哪些企業符合自覺企業的條件並加以研究。因此本研究透過綜合財星（營業額評量）、最佳職場研究所（工作環境評量）、蓋洛普（員工工作涉入程度評量）、Glassdoor（內部員工自我評量）、Ethisphere（道德評量）等指標來篩選出三間符合自覺經營理念的企業，分別為：Google（谷歌）、Amazon（亞馬遜）以及Starbucks（星巴克）。 由於自覺企業涉及企業經營的所有面向，因此必須由組織的最高領導人所帶動。要啟動企業的正向循環是一個不斷進行的流程，企業必須先鞏固自己的核心能力，透過不斷與投資人、顧客、供應商、政府等多方利害關係人溝通，建立與教育自覺意識，成為一個產業的領導者，不斷地透過公司的活動擴大企業的影響力，並為多發利害關係人帶來利益。由於員工花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在企業內，所以企業領導人能透過企業宗旨、制度及文化，來影響員工的想法、動機和行為。擁有高涉入程度的員工，是啟動正向循環的第一步，企業應把所有利害關係人納入系統性的考量與價值創造中。但是，如果要產生正向循環，則企業必須執行與企業理念相符，以及與顧客理念相符的活動來連結多方利害關係人。自覺企業不著重於單一利害關係人，而是思考如何能讓所有利害關係人長期獲利。若是無法同時滿足短期績效以及長期價值時，應以長期價值為最終考量。

本論文以「魏晉文學自覺論題」為研究主題，試圖站在一個總結的立場上，統括歷來關於文學自覺論題的研究，並分析其中的內容與理據，將之分判成若干詮釋範型。繼則以此為起點，反省前人研究的不足，建立一套以「創作主體」為詮釋進路，以「主體化」、「個體化」、「內在化」、「抒情化」、「審美化」等「五化」為理論判準的詮釋架構，試圖來重新詮說魏晉文學的自覺化表現，及其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所具有的理論意義，為「魏晉文學自覺論題」提供一個具有明確概念定義、內在邏輯推演一致、理論與對象具有高度契合性的解釋體系以及可供參考的視角。

周芬伶以「塑造一個女性的世代」為職志，用書寫反思傳統性別文化，透過「可以完全逍遙法外」的小說，讀者可以窺見周芬伶悖德背後的真誠；從女性自覺的角度切入，有助於調整讀者對歷史的認識和對傳統的印象，更開放女性未來定位的可能性，為道德的重構尋找出路，是一種實踐、辯證的過程。本論文以「論周芬伶小說的女性自覺」為題，研究架構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其次回顧前人的研究成果，最後劃出研究範圍並提出研究方法。 第二章從女性在愛情、婚姻、母職中變遷的處境探討周芬伶小說女性意識的覺醒，周芬伶有意地從性別覺察的角度剖析筆下人物的內心世界，喚醒掙扎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性，並進而探索拋棄傳統包袱的可能性。 第三章歸納出周芬伶小說中具有女性自覺的人物典型，童女類型的女性透過身體逾越的形式和內涵，達到建構自我主體的開端，白雪公主呈現被弱化的女性，人魚代表被污名化的女性，賢妻扮裝的仙女暴露父權話語的漏洞，白蛇捍衛愛情，勇敢挑戰禮教。「惡女」呈現出女性在生存中更多元的風貌，心靈生病的女性則揭露、批判社會對女性主體意識的壓抑。 第四章以周芬伶小說的書寫策略為分析的焦點，周芬伶以複調手法行使自我的話語權，夢境書寫與魔幻寫實創造出內心的自主空間，身體書寫展現強大的言述權力，是生命力與創造力的出口，女性情誼與花園裡的樂園能對抗殘破的現實，反應宇宙的和諧秩序，重新整合女性的身與心。 第五章總結周芬伶小說女性自覺的五項特點：觀照新舊價值碰撞中的女性經驗、塑造更真實的女性角色、由內而外顛覆婚姻愛情的神話、營造掙脫束縛的多元空間、用身體敘述在父權想像中突圍。

1980、90年代是台灣原住民族自覺的關鍵，亦是台灣「民族化」運動的開端。長達20年的時間脈絡下，台灣原住民族知識份子藉著政策反思而批判時政；控訴社會歧視而喚起民族運動；為維護山林生態而力抗強權；更為延續民族文化而重現主體。如此的發展明顯呈現出「第四世界」原住民族的自覺意識。 本論文試著透過「民族自覺」的代表性素材—「民族文學」，結合國家發展政策演變與歷史演進之脈絡，以「國家政策—民族自覺—民族文學—民族運動」多層關係探討台灣原住民族的民族自覺脈絡、基本自覺模式、影響層面與自覺「實踐」強度等，並試圖建構其理論，進而分析台灣原住民族與其他民族相異同之處。 本論文章節安排除緒論與結論以外，共分為五章。第一章著重於研究素材之討論，定義與界定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學特色與創作風格。第二章探討「民族自覺」的背景因素，醞釀自覺之因，以及黨外運動所扮演的角色等。第三章分別就時代下的文學特色，探討民族權益自覺萌芽的諸面向與其脈絡，並試圖理出民族自覺的模式雛形。第四章著重探討民族文化、歷史、語言等權益還「原」的現象，分析此時自覺意識所代表之時代意義。第五章則分別理出「族語書寫文學」、女性覺醒意識以及重建部落等的主體復「原」意識，並針對此時自覺意識之發展論述其意義與特殊性。 本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原住民族的民族自覺脈絡呈現出「社會反思」、「權益抗爭」、「根基還『原』」與「主體再現」四項過程。其模式包括「受刺激」、「事件反思」、「文字抒發」、「自覺實踐」與「自覺目的」此五項因素，彼此間不斷進行循環的發展。此外，自覺的位置可發現由城市逐漸移往部落，自覺的意識也由1980年代的個體（知識份子）自覺逐漸發展至1990年代以後的整體（原住民族）覺醒。至於，民族自覺的關鍵則是分析出與國府政策、政府回應、文學輿論、民族運動有關，其中國家政策扮演刺激民族自覺出現之主因，而民族自覺則是化作帶動國家政策發展之源頭。本論文的主要研究貢獻在於為台灣原住民族自覺建構理論化之論述，並初步理出民族自覺的基本模式。

本篇論文旨在探討譚恩美小說《接骨師的女兒》中女性自覺與 不可說的特性之間的相互關係。書中三位女主角都面臨各自的言語困難，然而，他們卻透過另類的語言方式，例如鬼魂的糾纏、阿茲海默氏症的副作用、沙盤上的書寫、甚且是保持沉默等管道，來為自己發聲。這些另類的發聲方式，說明了意義的展現是無法被永遠壓抑的，儘管是沉默無聲，也是語言的一種面向之呈現。書中女主角經由另類的語言方式，以及自傳式的書寫，三代不同時空中的兩段破碎母女關係，得以修補並縫合，並在發聲過程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女性自覺。 / This dissertation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emale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unspeakability” in Amy Tan’s The Bonesetter’s Daughter. All of the three heroines in the novel have their own difficulty in speech acts: the grandmother is mute and later becomes a ghost; the mother is facing language gaps and is suffered from Alzheimer’s disease; the daughter has no direct access to Chinese language, so that makes her alienate from her mother. Suffered by their own linguistic problems, the three heroines thus develop their own alternative methods of articulation: the ghost haunts the living ones, and articulates through sand-tray writing with the help of her granddaughter; the by-effects of dementia allow the mother to speak the truth of the past; remaining silent makes the daughter hear her true intentions and reevaluate the difficulty that she is facing. Finally, the three heroines all dedicate themselves to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for it is the only way to make the truth known and last. Through the help of alternative ways of articulation an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the three women have opportunity to reexamine themselves and reshape their own self-consciousness.

自覺運動之所以在1960年代引起風潮，並非僅是公德心的議題，而是肇因國族主義因素所致。自覺運動是一個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與道德重整運動，這種心理來自於戰後國民黨政府的民族精神教育，以及反共戰爭宣傳所致。民族精神教育塑造中國國族認同，反攻戰爭宣傳凝聚全面戰爭氛圍，個人的行為被上綱到國家興亡的關鍵，形成一種國家至上的心態，自覺運動就在這種脈絡下登上歷史舞台。 自覺運動主要有兩條發展路線，一為台大的《新希望》，一為救國團輔導的自覺運動推行會。《新希望》是推廣自覺運動的刊物，在運動退燒後，轉變為知識啟蒙為主，介紹民主、科學思想，最後因刊登殷海光的文章，以及羅素的反戰和平思想，觸犯政治禁忌，遭到停刊。 戒嚴時期自覺會得以跨校串連，係由救國團協助、輔導之故。之後，自覺會的規模日增，會務執行更加嫻熟，推行各種社服活動、響應愛國運動。隨著分支機構的增設，中學生逐漸成為會裡的多數，憂心於國家當前困境，讓部分會員開始有激烈行為出現，引起當局警戒。於是，救國團切斷總會跟各校中學會員的連結，停止補助，收回辦公室。缺乏政治、經濟力量的學生難以為繼，自覺會從此式微。 自覺會沒落之際，許席圖等人在澎湖發起統中會，自行發展組織，更打算涉入政治，觸犯禁忌。即使統中會人數不過數十人，也未有武裝叛亂意圖，政府依然雷厲風行的鎮壓，成為白色恐怖下的犧牲者。

電子化民主強調公民參與的重要性，政府亦積極投入推動的工作，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就政府所設置的電子化民主機制而言，民眾在使用上的觀感和意願可能是重要的，本研究想要了解對於已使用過的民眾而言，哪些因素會影響他們持續使用該機制的意願？本研究以計畫行為理論為研究架構之基礎，並依據文獻整合假設自覺風險性對態度、持續使用意願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有二：一是透過文獻探討以了解電子化民主起源與實行目標，並藉此了解電子化民主對民眾而言，扮演何種角色與提供哪些功能和效益。二是透過實證研究來對計畫行為理論進行模式檢測，檢視該理論是否適用於解釋持續使用意願的影響因素，並藉此了解影響民眾持續使用意願的因素。 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影響民眾持續使用網路公共論壇意願的因素為態度和認知行為控制，僅主觀規範較無顯著影響。由此可知，計畫行為理論並不能完全解釋「持續使用意願」的影響因素，但仍有部分論點可以適用於解釋「持續使用意願」的影響因素。再者，對民眾持續使用網路公共論壇之意願的影響力最大為民眾對使用論壇的態度。此外，本研究發現在網路公共論壇使用上，由於個人資料外洩或侵犯隱私的機率低，故對已使用過的民眾而言，風險問題可能並無影響，故自覺風險性對「網路公共論壇持續使用意願」的影響並不顯著。 / Issues concerning e-Democracy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wide invest much in pushing e-Democracy. Specifically, citizens’ attitude and intention are crucial for e-Democracy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s. The central theme in this research is: which factors will affect their continuance usage intention for citizens who have been using online public forums? The research model based 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supposes that attitude and continuance usage intention will be affect by perceived risk. There are two purposes in this research. Firstly, it attempts to realize the origin and the goal of e-Democracy according to some related literatures. Secondly, it also conducts a model-testing to examin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theory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dicated that citizens’ continuing usage intention of online public forums is affected by the attitude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Further, subjective norm didn’t have any obvious influence. These largely show that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based model is partly suitable to explain the factors of the citizens’usage intention. Overall, the most crucial factor affecting citizens’usage intention is their attitude toward using online public forums. In addition, perceived risk had no obvious influence on the usage intention as expected. This may be due to lower probabilities that individual data or privacy being damaged in online public forums.

本研究旨在重建弗雷勒的批判意識概念，重建工作計有四個部份，六項步驟。首先是問題意識之釐析，藉由整理國內外學界關於弗雷勒思想的反省與爭議，指出弗雷勒思想的既有侷限與問題，以說明重建之必要與方向。第二部份則依據「人—世界」關係取向之詮釋框架，將弗雷勒批判意識概念，重建為三個基本向度：1.以批判性的自我覺察為前提，2.對於存在處境的整體性反思，3.超越界限處境以朝向人性化的越界行動。第三部份的兩項步驟，則分別藉助世界現象學、哲學詮釋學和批判理論、女性主義等當代主要哲學、社會、政治思想，來釐清並豐富這個概念架構所涉及的思想內涵，建立起一個更能處理當代核心問題的概念架構。第四部份亦分為兩項步驟，首先以此重建後的概念架構，反思台灣社區大學運動之知識解放理念，並透過一門課程的實踐經驗，詳細解析有助於學習者發展批判意識之課程結構、教材選擇以及教學方法；第二項步驟則是將批判意識概念三個基本向度，及其重建後的概念內涵，融入於「聆聽」這個人與自身以及世界的批判性互動，以提供一個發展批判意識的一般性實踐方案，如此方能從社大辦學整體的層次，探究有哪些重要的學習經驗，有助於學習者與自己以及與世界的關係的連結與深化，以說明就社大辦學的整體而言，其批判意識之實踐的方向與可能性。 / This study is aiming 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Freire’s idea of critical consciousness. There have been four parts and six steps in this reconstruction. In the first part, some fundamental limitations of Freire’s thought have been identified, and the need of this reconstruction work and its orientation are thereby clarified. In the next, Freire’s idea of critical consciousness is reconstructed as three basic dimension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human-world relation as follows: 1. presupposed with critical self-awareness. 2. reflection of the totality of the existing situations. 3. limit-actions to transcend the limit-situations in order toward humanization. In the third part, there are two steps to discuss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such as the phenomenology of worl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critical theory and feminism, for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meaning involved in this reconstructed framework of critical consciousness. The last part also has two steps. At first, the dispute regarding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Taiwan’s community university movement--emancipation of knowledge, is reviewed and settled via the reconstructed framework of critical consciousness. Based on this review, the practice of a curriculum--“Taiwan’s colonial experiences during Japan period”, is analyzed to demonstrate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for the design of curriculum, the se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 and the teaching method for the learner to develop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t last, the three basic dimensions of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re combined into a critical way of human-world interaction—listening, as a general guideline for the practice in the community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is general guideline, there are some learning experiences which are helpful to foster learner’s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can be created in all curriculum and learning activity.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for the community university to develop the critical consciousness in all their practices and this reconstruction work has provided clear eluci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