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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之進步，智慧財產訴訟，特別是專利案件，常涉及跨領域之技術專業問題，我國智慧財產專業法院參考外國法制後引進技術審查官之制度，提升專業法庭程序運作主體之法律外專業知能，如何使技術審查官能發揮最大功效係為十分重要的課題。技術審查官乃熟習專利知識之專業技術人員，輔助法官於專利訴訟中進行相關技術問題之判斷，技術資料之蒐集、分析及提供技術之意見，並依法參與訴訟程序。然而，技術審查官制度運作於我國智慧財產訴訟程序之現行規定仍有許多爭議。例如，技術審查官之技術報告一律不公開是否合適，法院不公開心證有無改革必要，技術審查官與法官見解不一致如何處理，技術審查官迴避制度等問題，本文透過比較法學研究、法理探討及檢視司法實踐之情形，俾以瞭解審理新制之設計是否確已解決既往訴訟缺失，檢視相關爭議問題並嘗試提出可能配套措施之建議，最後就技術審查官制度在我國智慧財產訴訟之運作提出結論與建議，以期對於智慧財產權之保護更加周延，法制更加完備。 /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often involving interdisciplinary issues of technical expertise, particularly patent case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has referenced the legal systems of various nations and set up the technical examination officer. To promote technical expertise of the court, and to max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chnical examination officer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The technical examination officers assist judges to judge the relevant technical issues, gather technical information, analyze and sort the arguments based on the expertis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ssues, and furnish references pertaining to patent and technical specialty in patent litigation. However, there are many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institution of technical examination officer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tigation in Taiwan. For example, the technical examination officer non-disclosure of technical reports, the court non-disclosure of moral conviction, legal opinio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echnical examination officer and the court, and the technical examination officer shall not perform the duties if there is any legal recusal cause in the case.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method, jurisprudential inquiry, judicial verdicts review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and the controversies in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technical examination officer system.Finally, the article presents possible proposal for dealing with controversies of the technical examination officer on the performa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 Adjudication Act to provide informative reference for further legal research and patent practice.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Law

於實務上，共同訴訟係占民事訴訟案件之大宗。而對於某種訴訟形態應該認定其屬於何種類型之共同訴訟，將影響著訴訟程序之進行方式及確定判決效力之影響範圍，因此，就共同訴訟之問題，實值得思考與研究。 本文將實務、學說上常就其共同訴訟類型產生爭議之訴訟分別為討論，分別為：債權人代位訴訟、共有人回復請求訴訟、準公同共有人債權之行使訴訟、數連帶債務人之共同訴訟、數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之共同訴訟、確認訴訟、以主債務人及保證人為共同被告之訴訟、強制執行法上之第三人異議之訴。於觀察實務、學說及日本實務、學說對於此等爭議訴訟所採取之共同訴訟類型之見解後，分析各見解所著重之價值，歸納出較為妥適之價值取捨，並對於各種訴訟應採取何種共同訴訟類型較為恰當提出結論。

「訴訟條件（Prozesvoraussetzung）」，乃德國民事訴訟法學者Oskar Bulow於一八六八年，在所謂「訴訟法律關係說」之相關論題下所提倡之訴訟法概念，嗣經德國Von Kries於一八八五年將其引入刑事訴訟法理論中，如今已然被廣泛地承認為民、刑事訴訟法學之共通財產。 自從Bulow於一八六八年創立「訴訟條件」後，訴訟條件在德國刑事法學界，隨著對「訴訟」本身性質之論爭，先後有「訴訟法律關係成立條件說」、「實體裁判條件說」、「實體審判條件說」、「全訴訟的許容性條件說」之出現，其發展可認為針對訴訟條件之「訴訟」要素，作了精密之考察與界定。該等理論先後引入日本後，與日本實定法上原先沿襲自法國之形式裁判立法發展（即有關公訴權消滅、免訴事由、公訴駁回事由以及管轄錯誤之立法，該等條文與事由之沿革與修訂，可認為在是訴訟條件之「條件」因素上進行類型化之工作）產生了一連串的交會、碰撞，進而導致密切之結合。表現此結合，最具代表性的是團藤博士之「公訴權理論否認論」、免訴裁判之「實體關係的形式裁判說」以及「形式訴訟條件與實體訴訟條件」之區分，「公訴權理論否認論」解釋了「公訴權消滅」相關條文之刪除，並使公訴權理論成為訴訟條件理論之一個面向；後二者，則使「免訴」與「不受理」判決之區別獲得理論基礎，並將法定形式裁判之事由，內化為訴訟條件之事由。在這樣的訴訟條件蓬勃氣象下，日本因戰敗，刑事訴訟法在承繼前開法、德大陸法之下，又強迫性地繼受了美國之當事人進行主義。在當事人進行主義之下，「當事人」凸顯為訴訟法之焦點，影響之下，檢察官之公訴權重獲重視（但重點在於抑制公訴而非強化公訴），被告之保障成為首要之考量，訴訟條件乃朝向「『起訴』條件說」發展，其表現則有「公訴權理論之復活」（引發「公訴權濫用論」之出現）、「訴訟條件之實質化與擴大化」（包括將訴訟條件之「訴訟」概念擴及「起訴」，「條件」概念則擴大成「超法規」）。我國由於刑事訴訟法主要繼受日本之大正刑事訴訟法，目前又有朝向當事人進行主義修法之種種提議與動向，有關訴訟條件之相關見解可認為是站在日本舊法發展之高點上（此所以學者多採團藤教授之見解），觀望日本新法之新動向（此所以平野、高田、青柳、松尾、田宮等教授之見解，日漸受到重視）。 本篇論文主要係以刑事訴訟上「訴訟條件」之相關課題作為研究對象與範圍。因此，方法上在確定相關問題點之後，即先嘗試回顧「訴訟條件」之理論構成與沿革，藉以重現訴訟條件之原始意涵與變革脈絡，期能有效掌握訴訟條件之理論基礎，以作為訴訟條件概念之思考基準；隨後則分析學者對訴訟條件之定義、分類以及類似概念之比較，並就訴訟條件之本質、機能及範圍加以檢討，以便界定訴訟條件之概念與地位，俾供往後相關課題討論之所本。此即【第二章 訴訟條件理論之歷史沿革】與【第三章 訴訟條件概念之掌握與界定】。至於【第四章 法定的訴訟條件】、【第五章 超法規的訴訟條件】，則透過分析訴訟條件與「判決」、「起訴」之關係，藉以釐清實定法上免訴、不受理、管轄錯誤以及絕對不起訴處分之事由與訴訟條件之關連，並進而明瞭超法規的訴訟條件事由之生成、內涵及發展動向。【第六章 訴訟條件在訴訟上之處理】則依據第二章、第三章之基準與前提，針對訴訟條件事由在刑事訴訟適用上所面臨之種種問題作個別之討論；至於【第七章 結論】，則為本論文報告之研究所得整理。

我國稅務訴訟案件繫屬於行政法院，並佔行政法院約四成左右。因此若能達成稅務訴訟案件訴訟經濟之效果，對行政法院或訴訟代理人而言均相當重要。惟欲使法官清楚訴訟代理人對稅務案件的陳述重點需要某程度的訴訟技巧，才能配合法院達成訴訟經濟，並且達到會計事務所替當事人妥適處理個案的目標。本論文藉由重要議題之問卷訪問，尋求訴訟代理人律師及會計師與法官間順利溝通的平臺。本論文以法院行政救濟實務為主要討論架構，篩選數個重要議題，例如稅務訴訟案件個案須認定與查證何事項（包含會影響法官形成心證之因素、稅務訴訟案件之舉證責任及稅務訴訟案件法律適用與法律解釋方式等），並針對個案內容訴狀之撰寫方式，依照法院審究重點方向，以理則學的邏輯論述方式，討論稅務訴訟案件之形式與實體應著重之內涵，目的在提供實務界行政訴訟之訴訟代理人參考，以利進行稅務訴訟案件。 本文文末另對稅務行政訴訟制度提出改革建議，諸如：增設訴訟輔導科以便利人民行使訴訟權；並為達成訴訟經濟，法官與稅務訴訟代理人均加強稅法會計知識之專業訓練課程；建議設置專業稅務訴訟法院與研議專家參審制等，作為改進稅務行政訴訟制度之參考。 / Tax litigation is in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in Taiwan, and occupies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approximately about 40%. If we can achieve effect of the tax affairs lawsuit economy, it is quite important to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or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including lawyer and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We wants to achieve the lawsuit economy, and achieves the goal of the Public accounting firms for the litigant case, must let judges clear legal representative statements’ key point of the tax cases, those need lawsuit skill. This essay aim to those important topic to design questionnaire, By judges、attorney at law and accountant fill in the questionnaire, seeks between legal representative (attorney at law and accountant) and judge th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The thesis select several important topics, discuss composition in view of the case content, as well as the court investigates the key direction and how to using the logical elaboration way to describe dispute issues. In order to help judge and legal representative carries on the tax litigation case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proposal of tax administrative lawsuit legal system, such as: establishment Tax administrative lawsuit counseling branch, specialist training curriculum of Tax and accounting, the suggestion establishment specialized lawsuit court, the expert participates in the trial……etc.

在法人格獨立之原則下，公司對董事、監察人是否提起訴訟，原則上應由公司之意思機關決定，並由公司之代表人代表公司進行。然而，當公司內部機關失靈，代表人怠於為公司行使權利時，我國公司法在第214條以下訂立少數股東例外情形下可代位公司對不法之董事提起訴訟之代表訴訟制度。但我國現行公司法下之股東代表訴訟制度，存有起訴之門檻過高、起訴股東負擔之訴訟風險與成本過大之重大缺失，導致實務上甚少股東代表訴訟之實際案例。因此，立法者於民國98年增訂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第10條之1，使財團法人證券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心)可以自己名義為公司提起代表訴訟，不受公司法起訴門檻之限制。探究增定投保法第10條之1之背景可能係考量目前環境仍不適合全面免除少數股東提起代表訴訟之起訴門檻，以避免股東濫行起訴而影響公司正常經營。故立法者藉由具有公益性質之投保中心，在主管機關之監理下，於投資人保護法限制之範圍內對公司之不法董事或監察人提起代表訴訟，以追求小股東權益之維護與公司經營利益與董事、監察人負擔責任三者間最大平衡。 然而，立法者於公司法之外，另於投保法制訂股東代表訴訟之制度，將產生投保中心提起之股東代表訴訟在雙軌制度下是否回歸適用公司法規定之爭議。又股東代表訴訟制度於投保法修法後仍存有許多爭議，投保法第10條之1之規定僅解決起訴誘因不足之問題。縱透過投保中心依投保法規定代位公司起訴，投保中心提起之代表訴訟亦存有維護公司利益與維護公益之內涵是否一致之爭議。又投保中心提起之股東代表訴訟常遇到證據偏在造成舉證困難之問題，縱以刑事附帶民事程序方式提起訴訟，仍存有訴訟程序進度緩慢，且刑事判決認定之結果難以解決民事求償程序中具體判斷公司之損害現今是否仍然存在、損害範圍為何及有無重大性之問題。是本文除在第五章介紹投保法現行規範及實務運作之狀況外，另於第六章透過英美法制之比較，針對股東代表訴訟中當事人之範圍、其他股東之程序保障、內部救濟程序先行之效力三大爭議進行我國現行股東代表訴訟制度之檢討，冀希能作為未來股東代表訴訟修法方向之參考。

關於違法確認訴訟，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於第六條第一項後段，德國行政法院法則規定於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句。惟二者間無論係體系架構，抑或是條文規定內容，均有著特徵上之重大差異性。因此，雖我國行政訴訟制度基本上係繼受自德國法，但基於前述之根本差異，對於違法確認訴訟，自法律性質之爭議，乃至於可得適用之案件類型，以及應如何適用，究竟屬於直接適用或類推適用（甚至是雙重類推適用），應使用訴訟變更抑或訴訟轉換，均應有獨立於德國之本土化思考與討論。而關於本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在國內學說中亦較少受到關注，且對於本訴訟法律性質之定性，無論係在德國或我國之學說與實務中，亦仍處於欠缺定論之窘境。則因本訴訟法律性質定性之爭論，更進一步地肇致其實體判決要件之不穩定性，尤其是在直接獨立提起違法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中，是否應先踐行訴願程序，以及是否受有起訴期間之限制，爭議最大。因此，本文欲嘗試掌握我國與德國間關於違法確認訴訟於規範上之根本性差異，逐一釐清本訴訟之法律性質、案件類型、適用方式以及其實體判決要件與有理由性要件。又德國之「（統一）行政訴訟法草案」（EVwPO）第六十七條第一項，在體系架構與內容上，即已近似於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因此，德國學說以及實務關於本訴訟之發展，亦為我國確認違法訴訟本土化過程中，值得參考之重要依據。 德國學說上之所以對於違法確認訴訟之法律性質產生疑慮，乃肇因於行政法院法將本訴訟規定於第一一三條第一項之中。該條項乃關於撤銷判決之內容與方式之規定，且亦明文限於用以「接續」已不合法之撤銷訴訟。但我國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卻正好迴避了上述爭議之發生。且本文認為，雖違法確認訴訟之訴之聲明與訴訟標的，與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間具有重疊與包含關係，但仍不可僅單純地以此作為訴訟類型歸類之唯一依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無論自體系架構或條文內容觀察，均應認為屬於「特別形式之確認訴訟」，而為一獨立之訴訟類型。無論就「基本訴訟類型」抑或「法定訴訟類型」而言，均應可得出上述結論。 再者，就違法確認訴訟所得涵蓋之案件類型，應自德國基本法第十九條第四項之權利保護確保原則，以及我國憲法第十六條之訴訟權保障之目的性觀點出發，兩國間對於「完整且有效權利救濟」之要求應屬相同，則關於違法確認訴訟之應用可能性，亦應相去不遠。尤其是行政處分或人民之申請是否了結以及何時了結，對於原告而言，往往取決於偶然。此種偶然因素，實不應成為「訴訟可能性」之決定性關鍵。惟縱使可得適用之案件類型相同，但基於二者體系架構與規範內容間之差異性，其適用方式亦可能有所不同。例如直接獨立提起違法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在德國法上必須透過類推適用之方式為之，但在我國卻屬於直接適用之範疇。又在接續已不合法或無理由之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之續行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中，在德國法上，原告得透過行政法院法第一七三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六四條第二、三款，以「訴訟轉換」之方式，必然合法地變更或縮減其聲明，而使初始訴訟轉變成為續行確認訴訟。並藉由此種「非訴之變更」之訴訟轉換，迴避行政法院法第九十一條以及第一四二條第一項前段之限制。但在我國行政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中，因欠缺如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六四條「非訴之變更」之明文，且聲明之縮減在我國訴訟法制中，亦屬於變更類型之一，致使續行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似乎難以脫免於「變更」二字的枷鎖，而仍受行政訴訟法第二三八條第二項之羈絆。由以上說明可知，德國法上之訴訟轉換，在我國訴訟法制上如何運用，亦屬需要解決之課題。 在本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部分，爭議最大者，當係是否須經「續行確認訴願」或「違法確認訴願」？是否受有起訴期間之限制？期間多長、何時起算？本文認為，縱使德國行政法院法以及我國訴願法、行政訴訟法並未對此有明文規定，但學說上所討論「類推適用」之可能性，是否確有其必要，本文亦抱持懷疑的態度。而在確認利益部分，學說上一般均承認「預防重覆危險」、「恢復名譽」以及「國家賠償之準備」三種類型，惟在此之外「典型之隨即迅速了結之行政處分」以及「強烈之基本權干預」，本文認為並不得作為證立違法確認訴訟確認利益之唯一依據，至多僅屬於一種輔助標準或佐證而已。至於原告以「國家賠償之準備」為由，向行政法院請求確認行政處分或拒絕、不作為之違法性，德國學說與實務大多認為，僅有在接續初始訴訟之續行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中，基於「訴訟成果維持」之觀點，而承認其確認利益之存在。若為直接獨立提起違法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時，則應否認確認利益之存在，而由負責審理國家賠償之普通法院自行判斷處分之違法性。本文基本上贊同上述結論，且認為如此區分並未違背「第一次權利保護優先原則」之精神。 我國司法院提出之行政訴訟法修正草案，其中第六條第一後段修正為：「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一九六條則增列第二項之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高等行政法院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得依其聲請，確認行政處分為違法。」本文認為，第六條第一項後段之修正，至多僅為行政處分「了結」之定義性、概念性說明，並不影響違法確認訴訟之解釋與適用。至於第一九六條第二項之增訂，本文則認為第六條第一項雖屬於一種法定訴訟類型之規定，但接續初始訴訟之續行確認訴訟，亦應屬於可涵蓋之案件類型。況且，本文認為草案第一九六條第二項，未必能作為「訴訟轉換」之依據。因此，對於該條項之增訂，似仍有再商榷之餘地。德國聯邦眾議院曾一讀通過之「（統一）行政訴訟法草案」，將違法確認訴訟規定於草案第六十七條第一項，在體系架構上乃與一般確認訴訟並列，在規定內容上亦與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相近似。則我國司法院行政訴訟法修正草案是否真有必要模仿德國現行行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句之規定，而於第一九六條增列第二項，更顯疑問。

如何使企業經營者善盡其責任，為公司治理之重要一環。在此議題上，除建立明確之責任規範，令企業經營者有所遵循外，在其違反法令侵害投資人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時，尚需建構一套健全有效之責任追究機制，始能克盡全功。 　　本論文基於上述之緣由，從董事與公司間之委任關係為出發，探討董事對內（公司）之責任，就其應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加以討論介紹。繼而探討董事對外之責任，以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為核心，論究其規範性質為侵權行為責任或法定責任，並討論其適用範圍。又證券交易法於95年1月11日修正增訂第14條之2至第14條之5關於獨立董事之規定，獨立董事之責任與一般董事之責任，有無差異，其責任有無減輕或免除之必要，本論文併加予探討。所謂「防止重於追究」，在董事發生違法行為時，如何能有效的予以制止，應為重要之課題。公司法第194條規定之股東制止請求權，同法第218條之2第2項規定之監察人制止請求權，為重要之規定。董事未聽勸阻，仍繼續違反法令及章程之行為，或董事之行為，已嚴重公司之權益，依公司法第212條規定股東會得決議，對其提起訴訟，依同法第213條規定除股東會另選代表之人外，由監察人代表公司提起。然而股東會多為大股東所把持，董事、監察人多為大股東所支持之人，欲令股東會決議對董事提起訴訟，有實際上之困難。因此，公司法第214條規定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東，得請求監察人對董事提起訴訟，監察人於受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時，請求之股東得為公司提起訴訟，此即為股東代表訴訟。但在我國實務上，股東代表訴訟寥寥可數，究其原因為制度上有重大之缺陷，本論文就此綜合各家學說，並參酌外國立法例，加以分析比較之。 　　自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投資保護法於92年1月1日施行以來，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依該法提起之團體訴訟，蓬勃發展。稍後民事訴訟法於92年2月7日亦修正公布，除修正選定當事人之規定外，並增定第44條之1至第44條之4關於多數人訴訟程序之規定。上開二法制，使同一事件之多數受害人，得利用同一訴訟程序對於加害者進行求償。惟該二法之規定，是否臻於完善，能否達其立法目的，又該二法規定上差異，當事人於程序上如何選擇與交錯運用，本論文試加以分析探討。 　　公司法之股東代表訴訟、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之團體訴訟及民事訴訟法之多數人訴訟程序之規定，建構對公司董事求償之機制。本論文試綜合各家學說、實務之見解及他國立法例，提出修正建議，期供將來修法及實務運作之參考。 / How to make the enterprise directors fulfill the duty is a significant issue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Other than building transparent principles for directors to follow, it’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pluperfect and efficient mechanism for responsibility enquiry when the director violates the interest of investors or stakeholders in order to accomplish 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 　　Based on above reasons, this thesis introduces the internal responsibility of directors and discusses the good faith and due diligence for directors. Also, this thesis presents the external responsibility of director and discusses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regulation, i.e. legal responsibility or tort, in light of Article 23 section II.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 revised the Article 14-2 to Article14-5 on January.11, 2006. These articles stipulat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ependent director and other directors. This thesis further discusses whether there i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ependent director and other directors, or the necessity to mitigate or exempt the duty of independent director.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 Act Article 194, in cas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decide, by resolution, to commit any act in violation of any law, ordinance or the company's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any shareholder who has continuously held the shares of the company for a period of one year or longer may reques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o discontinue such act. Article 218-2 stipulated, in cas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any director commits any act, in carrying out the business operations of the company, in a manner in violation of the laws, regulations, the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r the resolutions of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the supervisors shall forthwith advise, by a notice,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 the director, as the case may be, to cease such act. These two articles are important statutes for efficiently deterring the illegal conduct of director.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 Act Article 212,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shall resolve to institute an action against a director when the director continues illegal conduct. In case of a lawsuit between the company and a director, the supervisor shall act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law; and the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may also appoint some other person to act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in a lawsuit. Article 214 also stipulate, shareholder(s) who has/have been continuously holding 3% or mor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outstanding shares of the company over one year may request in writing the supervisors of the company to institute, for the company, an action against a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In case the supervisors fails to institute an action within 30 days after having received the request, then the shareholders shall file such request may institute the action for the company. However, the cases filed by shareholder are very rare in our courts. The thesis will analyze foreign legislation to resolve the deficiency of our system. After the Securities Investors and Futures Traders Protection Act became effective on January 1, 2003,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vestors Protection Center filed many class actions on behalf of investors. The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amended and promulgated on February 7, 2003. The amendment revised the party selection clause and added Article 44-1 to 44-4 which is related to class action. The above amendments provide class action for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whose cases involve common questions of law and/or fact.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bove amendments and examine whether the legislative goal will be achieved by those statues. The statutes about class action instituted by representative of shareholders、 Securities Investors and Futures Traders Protection Center or other people set up the mechanism responsibility enquiry of director. This thesis analyzes various theories, case law and legislative regulation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amending our law in future.

訴訟程序上，原告、被告或兩造均有二人以上當事人之訴訟型態，即共同訴訟，亦稱為主觀訴之合併。在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六條之架構下，共同訴訟依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是否必須合一確定，可區分為普通共同訴訟及必要共同訴訟；此外，傳統學說與實務於法無明文規定之情形下，更將必要共同訴訟再細分為共同訴訟人全體應一同起訴、被訴，否則當事人適格即有欠缺之固有必要共同訴訟，與縱其中僅一人起訴、被訴，依法律之規定判決效力仍將及於他共同訴訟人之類似必要共同訴訟。 然而，隨著個案類型與特徵之多樣化，上開共同訴訟之類型區分及相關規定之解釋適用，於現今之審判實務上已然陷入困境，尤其聚焦於下列問題。首先，在何等情形，共同訴訟人全體應一同起訴、被訴而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全體當事人客觀上無從一同起訴、被訴者，應如何使其透過訴訟程序解決紛爭？再者，類似必要共同訴訟之適用範圍應否擴大認定？又必要共同訴訟人間如就該訴訟之利害關係並非一致，宜否一律令其彼此間毫無彈性地受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之牽制？除此之外，普通共同訴訟中，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共同訴訟人獨立原則須否有其適用之界限？ 本文先針對共同訴訟之制度沿革為簡介，次而探討其發生原因與要件，再分就必要共同訴訟及普通共同訴訟，以上開問題為核心進行論述，最後則基於平衡兼顧當事人程序主體權之保障、訴訟外第三人之程序保障、紛爭解決一次性、訴訟經濟、裁判一致等程序法上基本要求，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機能之立場，針對相關爭議案例為研究，盼能為日後審判實務之處理及相關法規之修正提供參考與建議。